民俗研究者眼中的“谣言”

槐下牵牛郎

前天池州某县，打了一个响雷，据说一个哑巴被雷打死。哑巴临死之时，竟然开口讲话了（难道这个现象科学不能解释吗？），他让人们赶快去放鞭炮，烧黄裱，还要烧三炷香，这样就可避邪消灾（我实在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好之处）。结果，下午哑巴死了，晚上此说就流传到数百年之外（可见俗众是多么狂热，为什么？谁对“费改税”的问题有这种热情？）。晚上十点多钟，我母亲从老家打来电话，说已有好几个亲戚打电话通知她赶快行动起来。她已按要求做了，并告诉我，不用担心，我家灾害不会降临了。


[ 本帖由 槐下牵牛郎 于 2004-3-17 05:12 最后编辑 ]

720418杨杨

言之有理，听之有味！沉默的大多数人，沉默，不是被剥夺了话语权，而是历史上“替他们说话的”太多，“替他们行道的”太多。想起文革时，不是没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没有不说话的权利。所以只有沉默，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从未沉默过，只是被高人们忽略不计罢了。即使在光明的地方，我们也向往着黑暗。

6181210

    现代社会的迷信概念是一个比较政治化的概念，凡是政治排斥的并有碍行政“形象”的事情就被政客们简单而盲目地视为迷信。多数政客们只讲功利而没有素质。每次政治上遇见了麻烦就首先拿民间信仰开刀，这不是民主化的政治选择。
   现在缺少的是信，信到痴迷的境界更是稀罕，介乎信与不信之间的民间信仰算不上迷信。它是丰富民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延历史记忆的重要内涵。所以应该有重新界定和审查迷信这个概念之必要。政客们请听听学者们的声音。迷信现在是一个公认的贬义词，有人主张用俗信，这就比较好。政客们又没有更大的高招吸引民众，而民众有自己独特的民间表达，官员多数是在这样的民间表达的土壤中成长的。而有了既得利益之后，就开始背叛民间、对抗民间。在如今这样一个时代，官与民之间加强沟通是极其必要的。但是官方能以民之智、民之俗乃至民之谣言以治国治民，才是真正的为人民谋福利。古代的史官、宫廷的采诗官员、乐府官员，都是官场为了解民情而设的组织。而今许多官员连这点雕虫小技也不懂。
   无风不起浪，有了突发事件只要不违法，应该允许民众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诠释。有风而不起浪才是真正的反常。起浪有起浪自身的规则，在民间这是民俗的规则。如果官方怒不可遏地进行取缔、打击，就是不尊重民众，就是转移政治无能与失败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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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间宗教经卷中的劫灾说及其流布

梁景之

http://www.3miao.com/anthropology/paper/jingjuan.htm
  
【摘要】 经卷中所描述的人间劫难即所谓的末劫之灾，是现实生活中天灾人祸在民间宗教领域的曲折反映。天灾人祸是劫灾说的现实来源，经卷是劫灾说的神圣载体，民间宗教的布教者则是将劫灾说推向社会，广为流布的行为主体。
关键词： 民间宗教   劫灾   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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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卷中所见天灾人祸

在清代流传的民间宗教经卷中有不少关于劫难灾祸的预言性描述，如无为教《叹世无为卷》“慈悲水忏品第三”：“将来到了下元甲子，百姓要遭水火风三灾”。长生教《众喜宝卷》卷二“劝敬日月三十”也讲：“大三灾，火烧水淹风刮；小三灾，刀兵疫痢饥谨”。再如圆顿教《龙华经》“末劫众生品第十八”：“下元甲子灾劫，到了辛巳年，饥荒旱涝，又不收成，山东人民人吃人年，人人扶墙而死，夫妻不顾，父子分离，来在北直，又遇饥谨而死。”“壬午年好，复能好过，又遇灾劫，劳病年成，山摇地动，黄河水潮，淹死人民。蝗虫荒乱，阴雨连绵，房倒屋塌，无处安身”。“若到癸未年间，又遇瘟疾流行”。该经“地水火风品第二十二”又云：


四大天王不管世，天神放了四风轮，地水火风一齐到，折磨大地苦众生。山摇地动乾坤变，东南角下鼓巽风，水淹三十三天外，火熬世界化灰尘，斗星乱滚森罗坏，日月混沌少光明。天收了五谷民遭难，树木园林作柴薪，前劫家家都好过，末劫人人尽遭瘟，男女老少遭涂炭，刀兵饥谨饿死人，百般苦楚都来到，三灾八难一时侵。万物毁坏时年至，旱涝蝗虫疫病行。

其中 以“言说末劫年，指明卜路”为主旨的龙天教之《家谱宝卷》，对下元甲子之劫、流年之灾更是极尽渲染之能事：


下元甲子，三年五载，百病齐侵，父子逃散，夫妇不能相顾。十三省州城府县，店道乡村，人民都作无头之鬼。人吃人肉，白骨遍地。富贵贫贱，黎民苦中之苦。每年倒有七八十样捐项，说出人民难过。田地抛荒，牛羊死尽。

下甲子，辽阳先劫一次，河南又动，山西在动，山东两直隶都动。……旱涝不收，人民造起涂炭，死去七分，小米子上百钱一斤，盐升上吊钱一斤。……下甲子以后，人死大半。——第八品


提防着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刀兵乱起。在看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天下招慌。壬午、癸未、甲申、乙酉这四年，苦痛伤情，睁睁子母不顾，你东我西，夫妇不能相顾。壬午年，粮米短缺，斗米万千。

戊辰年、己巳岁，流寇作反，天下人，胡谈论，添上乡兵。庚午年，至辛未，人民遭难。壬申年，癸酉岁，人去三分。甲戌年，乙亥春，河南大乱。潼关路，阻隔住，不通北京。丙子年，丁丑岁，达子作反。你不信，看戊寅，都是胡兵。庚辰年，至辛巳，人民难过。人吃人，黄粮贵，斗米千文。——第七品（1）

在另一部流传较广的经卷《末劫真经》、又名《大圣末劫经》中，对末劫灾难也有骇人的描述：

   但看申酉戌亥年，有饭无人吃，有衣无人穿，有路无人走，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耕。至五六月间，恶蛇满地。八九月恶人死尽，尸堆满地。有人改恶从善者，不愁十劫之数耳。

   一愁水火劫，二愁烟火绝灭，三愁昏迷死，四愁夫妻拆散，五愁恶蛇咬人，六愁尸堆满地，七愁刀兵劫杀，八愁昼夜作寒，九愁有家送与别人，十愁不见太平年。路上死人无数，一万之中死九千。恶劫到了，天下五谷少收成。恶风暴雨，恶龙横行，众生有灾。

    还有米价大涨，白银一两，买米五升。……壬戌瘟疫起，癸亥止。人民九死一生。又言人民大难，一遭风劫，二遭火劫，三遭水劫，四遭刀兵劫，五遭伤痨劫，六遭雷火劫，七遭蛇咬劫，八遭难产劫，九遭饥饿劫，十遭人民绝灭劫（2）。

  其他如《天台山五佛菩萨尊经》、《十王宝卷》、《定劫宝卷》、《弥勒出西宝卷》、《鼠疫宝卷》等均有类似的描述，其中《鼠疫宝卷》卷首尚有“广东鼠疫惨状图”、“东三省鼠疫惨状图”等插图若干幅，惨不忍睹。此外，流传于民间的歌谣或歌单中也有许多反映天灾人祸的内容，如：

   一愁天下多兵马，二愁夫妇不到头，三愁有屋无人住，四愁饿死满山头，五愁身中发冷死，

    六愁老少东西流，七愁兵马多疾病，八愁月下虎狼多，九愁水满山崩透，十愁有路无人行。（3）

    五月十一日，有饭无人吃，有路无人行，处处盗贼生，虎狼满山川，大雨狂风降，人间遭水火大难，洪水处处长流，流如浪滚。（4）

    盖世荒盖世荒，我佛哭的泪汪汪。五谷又不收，百病从天降。好个时光好个时光，错过一年落空忙。修一寸落在旱地上，早早找早早找。看看南方祸起了，北方癸水动，中央土星闹，闹闹炒炒水火三灾都来到。叫男女快快逃，死到眼前不知道。（5）

    以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恐怖惨烈的人间灾难图，从这幅图景中可以看出经卷中天灾人祸的基本规律及其特点。首先，灾祸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下元甲子劫数，此天数之使然。而人类自身十恶不善，业愆积聚、累劫尘牢而招致天谴报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诚如《龙华经》所讲“原来是自作自受”，《众喜宝卷》也说“此皆人自所作，非天之故也”。其次，就天灾即自然灾害而言，致灾因子主要为水、火、风、地震、蝗虫等，由此形成水涝、干旱、地震、蝗虫、大风等几种灾害类型，其中以水涝干旱蝗虫等灾最为严重，这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的一般规律性特点。第三，从“三年五载”、“水火三灾都来到”、“三灾八难一时侵”、“牛羊死尽”、“九死一生”、“人吃人肉”、“十三省州城府县”等表述来看，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高、持续期长、成灾强度大、受灾范围广，其中以山东、河南、直隶等北方各省尤其严重。第四，关联性。不仅表现为自然灾害之间的关联，还表现为自然灾害与人祸即社会灾难、瘟疫之间的关联，如旱灾伴生蝗灾或火灾，蝗灾导致饥谨，饥谨诱发瘟疫刀兵动乱、流离、人口锐减、米价飞涨、盗贼横行、甚至人吃人等等。可以说任何一种灾害都不是孤立地发生，不会仅仅导致一种的结果。

    无疑，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一面镜子，经卷中所描述的人间劫难，即所谓的末劫之灾，可以说是现实生活中天灾人祸在民间宗教领域的曲折反映。事实上，在赈灾体系极不完备且吏治腐败的乡土社会中，每发生一次灾祸、特别是重大灾祸，都会伴随着不同形式、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求神拜佛行为，如打醮念经、游神赛会等等，人们试图借助于这种方式以消弥灾难，而民间宗教正是在此基础上，成功地将现实的灾难抽象并转化为宗教的劫变或劫灾说。诚如《中国民间宗教史》所言，宝卷或歌谣中所描绘的天灾人祸以及对劫难的恐惧正是历代劳动人民的切身体验，因此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它“明白地表现出底层社会的动荡不安与人民群众的危机感”（6）如《家谱宝卷》第七品、第八品中有关劫难与流年之灾的罗列，据信是对明末崇祯年间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等社会状况的写实性描述，“其真实程度足可以补正史之缺失”（7）[vii]。也有的学者认为，《龙华经》“末劫众生品”与“地水火风品”中所言下元甲子之灾、辛巳年饥谨及癸未年瘟疫，是分别指明天启四年（1624年）、崇祯十四年（1641年）与崇祯十六年（1643年）。又明嘉靖三十六年浙江湖州白莲教马祖师倡言“末劫年，地方大灾，太湖水干，金宝出现，洪水泛涨，民变鱼鳖”……这一说法，也是基于当年二月，东南大风，吹太湖东岸水干，水中出现金珠器物及古钱等这一历史事实（8）。而《鼠疫宝卷》成书的背景，则是宣统二年（1910年）东北地区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与大范围蔓延，甚至京津地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之，我们不怀疑经卷中所描述的天灾人祸的历史真实性，同时更愿意将它看作是对整个历史时期人类灾难的一般性、规律性的概括与写照，而不仅仅是对某一特定时期灾祸的具体描述。而这正是民间宗教的劫变说之所以能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乡土社会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历朝历代甚至岁岁年年所发生的任何天灾人祸，都脱不出经卷中对人类劫灾的那种高度概括、规律性描述的范畴，更何况在选择心理的作用下，人们也很容易将现实中所发生的天灾人祸与经卷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于劫难预言的迷信以及对于经卷的盲目崇拜心理和神秘感。

  二、布教者关于劫灾的传言
  
    如果说天灾人祸是劫灾说的现实来源，经卷是劫灾说的神圣依据的话，那么民间宗教的布教者就是将劫灾说推向社会，广为流布的行为主体。在关于劫难灾祸的种种传言中，布教者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一、“谣帖”歌单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方便、有效，它通常并不为自己预设特定的传播对象，而是面向整个社会，所以流布广泛，而且较少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加之由于“谣帖”多不标注日期，不署名，因而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安全性，往往令官方很难追查其来龙去脉。一般而言，“谣帖”的篇幅长短不一，体裁多样，主题是宣扬人间的劫难灾祸，如在山西虞乡县一处庙墙揭得的谣帖：
  
    天师传说，今年五谷丰登，人民不安。五月初五日，瘟神下界，察人间善恶。狼虎伤人无数，修帖传于天下，修一章免一身之灾，修十章免一家之罪，修百章免一乡之苦。天师进京，路过山东历城县，知县问曰：人死何也？人要每月初九、十九、二十九沐浴焚香，念佛三声，可免一家之灾。世人难免十愁，一愁畜安人不安，二愁山东归平川，三愁湖广水连天，四愁四川起狼烟，五愁云南民遭难，六愁民人死一半，七愁有饭无人吃，八愁有衣无人穿，九愁有路无人走，十愁难过鼠牛年。有人闯过此两年，便是长生不老仙。善男信人传得去，身体得安然。世人见帖不传者，灾患临身不得安。天师传下四个字，用朱砂书成代在身边，逢凶化吉。不信者，八月中秋吐血而死。（9）

再如，乾隆年间云贵总督爱必达也查抄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谣帖”，帖云：
  
   江西有一人传言千愁之事，有路无人行走，说善男信女非是虚言，张天师占得天下年熟三十七年，但人民多灾难。乃是皇王大帝旨懿，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下凡察看人间善恶，善者多传于人，免得一家灾难。若抄得一张与人免得一家灾难，抄得十张免得十家之灾。如若不信者，你等但看八九十月，人民多死，不计其数。或有早晚空中呼喊，不可答应。凡有人之家，务要早晚提防夺命断魂之鬼遍游门户。张天师占得江南都察院谢进士抄得张天师法言，说许真君降世，差四大天王感应善恶，行恶之人速早回头，若不回头，体骨暴露，一万之中死去九千。如今张天师死了上天，死去七日，听得三元三官大帝所言，见说今天下风调雨顺，但差恶鬼在此收去恶人，行恶之中死九分。善者免得灾难，恶者死绝满门。若不抄传与人，口中吐血；隐藏不收不传与人者，人口一家离死暴露，当遍传天下。诗曰：

   一愁天下多兵马，二愁夫妇不到头，三愁有屋无人住，四愁饿死满山头，五愁身中发冷死，六愁先少东西流，七愁兵马多疾病，八愁月下虎狼多，九愁水满山崩透，十愁有路无人行。（10）

两份谣帖，一份发现于山西，一份查抄于云贵，相隔遥远，但内容却多有雷同之处，均借助张天师的所谓预言，散布“十愁”劫难，劝告人们只要抄传虔信即可免得灾难，由此可见谣帖的流布范围之广。

    此外，与“谣帖”相类似的，还有一种托名“天降碑文”以传播的形式，如嘉庆年间湖南巡抚广厚即曾查获一起传贴天降碑文的案件。经查，“碑文内所载劫数灾难，只以劝人行善，可以免灾，若不信奉行善，必遭劫数，并无悖逆字句”。据当事人尹三益供称，碑文系得自素识之张谷富处，“劝人传贴，可以免灾获福”，并已照抄三十二张给予“因无子嗣，欲行抄传劝世”的李大鸣（11）。无疑，民间宗教的立教之本在于救世度人，而救世度人的前提在于人间的劫难灾祸，因此宣扬或散布劫难就成了民间宗教吸引信徒或信众的惯常方式。老实讲，谣帖这种借助于文字形式的散布方式，对于绝大多数文盲或近乎文盲的乡民而言，未必真能看得懂，但通过能看懂或大概能看懂的人的诠释与解说，特别是由此引发的人们的想象、猜测与传闻，往往很容易酿成一种神秘而恐慌的社会氛围。在相信传闻就是真实，主要以传闻与外界沟通、了解外界的乡村社会，“谣帖”无异于一颗颗精神炸弹，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这种力量不仅不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衰减，相反会借助于传闻而愈益远播流传，无影无踪，却又无所不在，无处不有。诚如嘉庆年间一位官员所讲，“邪教”“或设立名目，或伪造经文，每托为消灾求福之言，群相煽播，而荒僻愚民鲜所知识，一闻祸福之说，信以为真，因而辗转传闻，随声附和”（12。据信，清中期发生的五省白莲教事件中，传闻、特别是关于真主李犬儿及“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经文的传闻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除“谣帖”、“天降碑文”外，编为歌诀或歌词传播也是常见的一种方式，如先天教的歌词、收缘会的《盖世荒》、收元教的《采茶歌》（13）等等。另据调查，在闽北一带至今流传的所谓“刘伯温的谶语”也同样使人联想到“谣帖”或歌词中的有关内容。其谶语为：
  
一牛生两尾，铁轿抬尼姑。铁虎满山跑，蟒蛇过大街。有路无人走，有饭无人食。千里不见烟，铁线蛇满路牵。树尾弹琴唱曲，蛤蟆仔满路跳。（14）

显然，从这些谣帖或歌词的风格来看，都是针对乡村普通百姓的状况而编造的，具有朴实、简短、易传抄、易记忆，贴近百姓生活的特点，也就是官方所说的粗俗鄙俚，荒诞不经。然而，也惟有此才能真正打动普通百姓的心。

如果说“谣帖”或歌词主要是作为一种间接的手段，即作为媒介物通过传闻来播散劫难灾祸的话，那么布教者假借经卷散布劫难或捏称灾祸就是一种直接的方式了。据乾隆年间查获的一起弥勒教案，贵州思南府地方民人杨胜佑与朱维上，因“查看风轮经内有子丑动刀兵，寅前卯后黑风黑雨扰乱世界，将符顶在头上可免灾难之语，随商同画符煽惑骗钱”。“又捏称子丑年动刀兵，寅卯年火烧一城，水淹二城，风卷三城，天下人死尽。教主游瑶系罗院菩萨转世，扶助朱维上救度十万八千人，可以为帝等语诱令众人买领符绫，得免灾难。众皆被惑，各向朱维上磕头买领符绫而散”（15）。乾隆四十五年，雷得本因《皇极经》内有无影山可避灾难等句，遂即煽惑，倡立悄悄会名目行教收徒，并抄写经卷，以念经避难为词，招徕百姓，先后入其会者竟有三百余人（16）]。再有乾隆五十九年，据湖广总督毕沅等拿获的“邪教人犯”萧贵供称，因从妻弟处听说同县人宋之清传习西天大乘教，说“将来有五魔下降，水火瘟疫诸劫，必须尊奉弥勒佛，烧香念经，方能躲劫”，于是听信，传习经卷并授徒（17）。同年，湖广总督福宁奏称，收元教王应琥以偈经中有“七日七夜黑风黑雨等语”，遂于乾隆五十七年起意“兴教骗钱”，“妄称弥勒佛转生河南无影山张家，扶助牛八即朱姓起事，百姓要遭水火风三灾，念经可免，向人哄诱”（18）。又据以巫师为业的罗朝富交待：“乾隆七年内有广西算命人王祖先到家，说能画符退鬼挖窖取银子。拿一本抄的小书给小的看，说子丑年天降灾殃，有黑风黑雨冰雹，人马都要死尽，还有老虎狮子出来吃死尸，直待李开花出来才得太平。若把这本书供奉，照式画符，又做青布旗，写了罗平号，便可消灾。”并讲“李开花在广东海岛普陀山住着，到了子丑年若肯顺他，不但银子尽取，官也有得做”（19）。所谓的李开花，是民间传闻中的一位神秘人物，民间宗教的布教者多打着这位莫须有的教主的名号传教授徒，以图张大声势。当然不讳言，在李开花身上寄托着某种普通民众的愿望和期待。另据《临清寇略》记载，清水教王伦起事时，“贼之来也，多挈其妻孥老幼并载牛羊鸡犬，且有劫其戚族俱来者。逞其邪说，谓本乡有黑风劫，遭之者死亡，相继宜出门远避，经七七之期庶可免耳”（20）。道光年间，离卦教教首尹老须也与同教肖滋，捏称将有劫数，“令谢老闻书写传单，载明某年应有黑风劫，某年应有臭风劫，彼时即有妖兽食人，语极荒诞，仍遣韩老吉等转送各处，教中人被其蛊惑，各送数千、数十千，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均经尹老须收用”，以求避劫获福（21）。

众所周知，在传统乡土社会，人们不仅对经卷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心理——视经卷如天书，而且对转世下凡、降神附体等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因此，民间宗教的教主、布教者也多利用这种形式，假借神意来传达人间灾难的信息。如道光年间山东潍县添柱教女教头刘金妮，捏说自己是织女星下凡，见过无生老母，“并称上年瘟疫盛行，将来收成还要不好，同遭劫运，凡信从入教者可以免灾的话”（22）。另据河南白莲教信徒朱凤阁供称，教首邢名章自称“通晓天文，不久天降灾祸，劝习白莲教经咒念诵可以免灾”，又自称是治劫祖师、世代习教的老人家——王五保还魂附体，“捏称七月十五有水灾瘟疫，劫数难逃，邢名章有法船三只可载无数的人，可以避劫登仙”云云（23）。收元教教首王会也以所谓的倒背菩萨转世自居，劝化时说将来有水淹地陷的灾，若入了教学习三皈五戒的功夫就可脱灾免难等等。应该说，在一个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些传言的震撼效应是不容低估的。也正因如此，官方在“辟邪教说”、“晓谕邪教改过告示”等文告中，针对“邪教”的劫灾说大加抨击：

谓入教可以造福逃劫。谓某年有瘟疫灾难，须诵某咒帖某符便可消灾避疫。……邪教为此者，止有二意，一曰敛钱，一曰纵淫。（24）

见你们良善百姓，爱之如子，不许兵役丝毫扰累，就是误习邪教，在家守分的人也都令安居乐业，何等快活。听得邪教首犯哄人入教，说是躲劫，到了急难时就有无生老母、观音老母、八大金刚、哪吒揭谛神来搭救，这都是捏造出来的谎话。你们若不信，看那湖北陨阳府学习邪教的人，被士兵一到杀死，贼尸满山遍野，猪拖狗食，血肉淋淋，父母不相见，弟兄妻子离散，何曾有无生老母救他，何曾有观音老母救他，何曾有八大金刚哪吒揭谛神救他，可见都是谎话哄人入教，名为躲劫，实是自己取死。俗语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嗣后，你们务必识破邪教，尽是哄你骗你害你，学不得的。速把邪经烧毁，安分守己，做个正道人，做个好百姓。……倘仍执迷不悟，再敢私自传习，再敢念经打丹，再敢烧香拜灯，……千刀万剐。（25）

   事实上，官方在处理民间宗教问题上，往往习惯于高压的态度和立场，而绝少愿意从教理或教义的角度去真正认识和了解民间宗教本身，当然也就更无从去探究民间宗教赖以存在的社会与心理根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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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763至70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末劫真经》，台湾1951年重刻本。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106卷13号，乾隆14年12月15日云贵总督爱必达折并附照抄黎调元等谣帖。
（4）《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3044卷2号。
（5）《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53卷9号，乾隆22年收缘会歌词。
（6）《中国民间宗教史》第1006页。
（7）《中国民间宗教史》第704页。
（8）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96、9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9）《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992卷，“山西虞乡县谣帖”。
（10）《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106卷13号，乾隆14年12月15日云贵总督爱必达奏折并附照抄黎调元等谣帖。
（11）《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434卷，嘉庆19年7月14日湖南巡抚广厚折。
（12）《军机处录副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968卷，嘉庆17年6月13日刑科掌印给事中叶绍木奎折。
（13）歌云：八月采茶我佛来，睁眼挂起招贤牌。眼观四向刀兵动，鸣锣鸣鼓吓的慌。见《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58卷，乾隆18年8月初5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折。
（14）南平市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南平市分卷》第93页，1991年内部刊印。
（15）国立故宫博物院编：《宫中档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618卷，乾隆33年6月19日贵州巡抚良卿折，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印行，1984年。
（16）《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9071卷，乾隆53年7月18日勒保等折。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182页，中华书局，1983年。
（18）《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208页。
（19）《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106卷12号，乾隆20年罗朝富供词。
（20）俞蛟：《临清寇略》，见《昭代丛书》辛集别编卷十。
（21）《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584卷，道光12年5月9日曹振镛等折。
（22）《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596卷，道光17年3月30日经额布等折并供单。
（23）《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2272卷，道光2年10月初4日孙尔准奏折并供单。
（24）《宫中档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784卷6号，“辟邪教说”。
（25）《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嘉庆元年4月陕甘总督堂宜等“晓谕邪教改过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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