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为啥欲辞去“国学大师”等三项桂冠？

一事无成

季羡林为啥欲辞去“国学大师”等三项桂冠？

强国博客光明行  
　　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了一则《季羡林出书欲辞去“国学大师”等三项桂冠》的消息，读来很是令人深思。

　　欲辞掉三项桂冠这一想法是季羡林先生在新近出版的《病榻杂记》一书中透露的。

　　欲辞的第一项桂冠是“国学大师”。据季羡林先生说，这项桂冠缘于十几二十年前，一次关于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的一个什么会。当时有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五位教授都发了言，从此，这五位教授就被称为“国学大师”。季先生说，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接着，他进一步说明了自己坚辞“国学大师”桂冠的理由：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欲辞的第二项桂冠是学界(术)泰斗。一个是教育界的，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他说，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十年，在国内五十七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欲辞的第三项桂冠是“国宝”。季先生说，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博客对季羡林先生的作品了解甚少，但其在中国学界的名声早就如雷贯耳。温家宝总理与季羡林先生交往甚深，在2006年文代会期间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温总理说，“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〇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可见，温总理是将季羡林先生视为大师和国宝的。

　　然而，季羡林先生却把自己满头的光环，视为累赘，视为与自己身上的病痛一样的折磨，在自己暮年的时候，欲坚决辞掉这些震耳的名号，其中包含着深深的自省，自省后的谦虚谨慎，充分表现了他做为治学严谨的学者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图虚名、淡泊名利的崇高境界，心底无私、忘掉自我的博大胸怀。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举世公认，他所获得的殊荣众望所归，饮誉海内外，然而，在这样颠峰的时刻，他却感到了“高处不胜寒”，欲辞去三项桂完，这是为什么？这是他深刻认识到了中国学界的弊端，深刻认识到了华而不实的学风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学术研究负责，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这种严格要求自己，崇拜真理，尊重科学的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对季羡林先生的高风亮节，我们应该表示崇高敬意！

　　但是，反观当今社会，却充满了浮燥之风，虚荣之气，被称为象牙之塔的神圣的学术殿堂，也变成了丑陋无耻的名利场，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道德堕落，丧失人格，为追名逐利，不惜采取各种卑劣手段，造假、剽窃等学术丑闻时有发生，学术领域被搞的乌烟瘴气，有的人脑袋上官衔、职称以及这个“家“那个“者”的光环戴了一大串，而很少见有什么叫得硬的学术成果，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界的耻辱和悲哀！

　　面对季羡林先生对待三项桂冠的态度，心术不正的专家学者们，你们是不是应该深刻反省，会不会感到羞耻汗颜，能不能洗心革面，把心思真正用在做学问上，拿出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什么“家”呢？

爱好者

专访李敖：季羡林三顶桂冠都不及格(图)
特约记者 陈婉容 发自台北

　　编者按

　　2007年的李敖，这位中文圈子的明星学者、台湾政坛的老顽童，似乎要谢幕了，继他高调参选台北市长一无所获之后，在凤凰卫视开设了两年的《李敖有话说》节目也宣告停播，有网友说，李敖已经“廉颇老矣”、“江郎才尽”。然而，李敖不会退出江湖，他表示，“决定在我的余生里面再次维护中华文学的尊严，去整理一些中国好的文字方面的东西。”英雄迟暮，壮怀不已。日前，李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起华语文化界，李敖不改狂狷本色，语言依然泼辣呛人。

　　我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五百年来，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您自己，现在您还坚持这个看法吗？

　　李敖：可以稍微客气一点，不讲500年，490年也可以！(哈哈)

　　南都周刊：在您的比较范围内，是否包括大陆的作家学者？

　　李敖：大陆的学者分为两类，一个是走科学的路子的，这就比较单纯，比较符合世界水准的。一个是走文学、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这条路的，这一批人，除了考古一部分的之外，头脑都不聪明。“文革”以后，大陆出现了所谓“伤痕文学”，“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所以一涉及这方面，越来越糟糕，因为老的还有“文革”情结。

　　南都周刊：您认为中文圈子里，还有没有文化大师？

　　李敖：有！我要照镜子就出现了！

　　南都周刊：您可以评价一下大陆的文化名流吗？

　　李敖：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们有时候会逃避现实！出现一些畅销书的作者，也许会有。可是那个在我眼里看起来不算。他们可能因此赚到一些钱，可是不能算是(文化名流)。像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在我看来大陆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

　　南都周刊：最近大陆的季羡林老先生，在最近面世的《病榻杂记》中辞谢“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您认为季老算不算文化大师？

　　李敖：他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中国有句老话：“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可是廖化后来怎么样？廖化投降了！你看三国志，70岁以后，阿斗先投降，先锋也投降了。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南都周刊：您头上的高帽子也挺多的，是不是想有一天也表示要“脱帽”？

　　李敖：我和他们不是一类的人！他们可能是学者，我不是！我是中国有史以来可以为“臭老九”扬眉吐气的人！哪个臭老九像我那么神气啊？臭老九给人的感觉不是寒酸就是死掉、穷困、投降，都是这些！我是中国有史以来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唯一一个人！没有人像我一样，能够为知识分子爽！我自己心态也好，从来不生闷气，像我的老师殷海光，他是得胃癌死的！得胃癌什么原因呢？很大原因就是心理不愉快！他是哲学家、思想家，结果得了这个病死掉了，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样。这是不对的，他不该得这个病嘛！你当个思想家怎么可以想不通呢？所以我一直都保持一个很快乐的状态。

　　我希望我未来怎么死掉呢？我就想以后自己能够死于别人丈夫的枪下！(哈哈)

　　南都周刊：您在大陆很受欢迎，但也有一些大陆学者对您晚年的表现持批评的态度，这些反差是为什么呢？您自己是否有感受到？

　　李敖：我觉得那都是他们不懂，他们跟不上我的境界。(笑)就像易卜生那个小说(《人民公敌》 ——编者)里的斯多克芒医生一样，他是个先知者，等到你走到斯多克芒医生这个境界的时候，你找不到他了，因为他又往前走了。他比你走得远也比你走得快，这批人跟不上嘛！对我批评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标准，可以鉴定这个人的头脑是属于哪一类的，可以鉴定他的文化水平，由他对我的批评可以做个很好的测验。

　　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

　　南都周刊：您对大陆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怎么看？

　　李敖：“文革”以后的年轻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应该是能够享受到他们从没享受到的安定和发展机会，现在他们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当这个社会越来越上轨道的时候，兴风作浪的机会就愈来愈少。像英国的哲学家罗素说，一个人苦闷的时候要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就是做海盗，海盗也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生活。现代人哪有那么多机会可以自己选择？当整个社会都进入体制化里面，而个人的特色都很难显示出来，都被埋没掉了。

　　南都周刊：您觉得台湾的文化人与大陆的文化人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李敖：所受的遭遇不一样。可是，我认为他们水准都不行，都是一类的。台湾的文化是受了国民党文化的影响，大陆有那种文艺团体由政府来控制，台湾也有中国文艺协会，也是被控制的。这批跟着国民党走的人，我曾经讲他们：“做人成功，做文失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互相捧，你捧我，我捧你，像余光中这些人，余光中还算有些散文写得还好的。

　　可是你不进入这个核心，你就没有机会了！典型的例子，例如：台湾的联合报，联合副刊，过去都被(国民党)政治工作人员所垄断，别人都没有机会，所以台湾这些人在我看来，没有特立独行的人，可是又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是在救国。

　　我的一个好朋友做过国民党时期的台湾“外交部次长”，也是“驻南非大使”，他从南非回来时已经80岁了，他当时送了一个很好的象牙给我，他告诉我，他一直打从心里佩服我，却不敢和我来往，因为得好好做官，但他见我时已经80岁了，他说：“我现在已经不当‘大使’了，所以我要把我对你的崇拜之情(表达出来)，送一个礼物给你！”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分不清自己保护的是国家还是蒋家的天下。他们根本不敢问，问了之后怕自己会很失落。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这五大信念，都没有了！他会失落。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女人不该搞政治，而您最欣赏的女人陈文茜却骄傲地说自己搞政治比您成功，您怎么看呢？

　　李敖：女人搞政治成功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我搞女人成功才有意义！(哈哈)

　　陈文茜他们都算失败的，他们都是靠民进党起家的，她当时做民进党的文宣部长，台湾的“废省”和她是有关系的。当时民进党的党主席许信良和李登辉是有秘密交易的，“夜奔敌营”这个典故就是说她和许信良的。台湾变得沉沦，陈文茜要负一部分责任。

　　台湾没有一个搞政治很优秀的人才！这里面有累积的效果，不像北洋时代那批人，因为他们看过清朝时代的那些官，至少他们有官的样子，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大人物。

　　台湾的官长得都像老鼠一样，我骂国民党的官都是人面兽心，民进党的官都是兽面兽心，长得都和贼一样，样子不成样子。

　　南都周刊：您前年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北大变孬了。依您的意思，并非单单针对北大的领导，而是指向北大背后的某些人。对此，您是否有更详细的说法？

　　李敖：这样说起来，应该说全体都要负责任。那些领导还在领导你，而你又拿他没办法，这就证明你孬嘛！我们要用改变的方法去对抗阻碍我们发展的势力，要有技巧地去对抗它。

　　我很看不惯大陆人有很多人带有那种酸气，孟子说过：“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讲话酸溜溜的还怨天尤人，我觉得这种人是最没出息的。但这种人在大陆比例还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