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慧关于女娲研究答泳超、牛兄及流萤

安德明

关于我的女娲研究及其他
——答陈泳超、“槐下牵牛郎”及流萤诸位
杨利慧

近日“非典”肆虐，人多张惶，京城尤盛。诸位在此情势之下，竟能泰然镇定，潜心研读拙著，探讨神话问题，令我不胜钦佩和感动！
陈泳超兄的文章，我早拜读过，蒙他费心评议拙著，其中对我的女娲研究的一些长处和短处的评论，也比较中肯，说到了问题的要害。“槐下牵牛郎”先生，我虽素未谋面，但既共同爱好神话，又同是川大中文系的“系友”，也使我感到亲切。流萤同学阅读拙著仔细认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问题。我现将三位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及我自己对于神话研究的一些看法，概括回答如下：

第一、关于《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以及“活态神话”的情境（context）研究
我的博士论文选择“女娲神话”为题，原是接受了导师钟敬文先生的建议。我查阅了许多相关的研究材料后，接受了先生的建议，但是觉得做这个题目难度很大。女娲神话是中国神话里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在我之前，已经有无数文人学者，从许多角度，用多种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那么，我能够贡献些什么新东西、并对这个神话研究有推进（哪怕一点点）呢？这个问题我考虑了许久，觉得自己至少可以运用新材料、探讨些新问题。比如大量的现代民间口承神话资料（特别是80年代以后陆续印行的三套集成资料），就是以往的女娲研究少用的（自然主要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而这些新资料中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女娲神话从古代文献到现代民间口承活动中的传承与变异问题，如此等等。当时还没有想到女娲信仰、女娲与民族文化等问题。
后来有机会随张振犁老师的“中原神话调查组”到河南、河北的一些地方考察当地的女娲神话以及信仰习俗，那些老百姓口头上讲述的神话以及他们对女娲娘娘的虔诚信奉，深深地触动了我，仿佛横亘在古老始祖与现代研究者之间的巨大隔阂不再存在，远古与现代的时间界限被打破，僵死的古老文献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彼此互动、一脉相承。我深深地认识到：女娲不仅仅存在于文献里，她广泛地活在人们的口头、行为上和情感、观念里。一句话，女娲不是远古的木乃伊，她是活在现实中的传统，并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我认为以往的女娲研究只关注其神话的考察是有缺陷的，只有在由一系列的信仰观念、礼祀行为、神圣语言、巫术、禁忌等共同构成的信仰背景中，才能更真切、深入地理解女娲的神话及其信仰的实质。正如日本著名神话学家大林太良先生指出的：神话的真实性是只有在传承和讲述的氛围里才让人心领神会的东西。
由此，我的女娲研究才从以往单纯对女娲神话的考据，转向更广大范围里的女娲信仰的考察，而且以为这是更全面、立体、完整地认识女娲及其神话与信仰的有效途径。

第二、 关于《女娲溯源》以及“神话复原”问题的研究
此书是对女娲研究中一个长兴不衰的话题，即“有关女娲的神话与信仰行为最初是从哪里发生和起源的？”进行的专论。说实话，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清楚地明白这将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正如书中所言，“要探讨主要在幻想、情感与口耳相承间存在与流传的上古神灵信仰的起源地，已不免让人产生雾里看花般难以凿实的惶惑，何况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在长期的地域扩布、民族迁徙过程中，已广泛地流播于全国很多地区和几个民族中了呢？……”但是依然勉为其难地做这个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发现南方说已经存在大量的局限和破绽，而因为没有对它的集中批评，它至今依然被当成是权威的定论，似乎这个问题已经是“铁板定钉”，无庸置疑。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研究女娲多年，积累了大量资料，不能有所争辩，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那是自己作为一个专门研究者的失职。而且，我的研究也只是在批判南方说的局限和缺陷的同时，提出可能性的推测，并没有要做什么结论。在起源地的推测上，我是很小心的。
近来陈泳超兄对“神话复原”（这个名词是否妥帖，似尚可斟酌），提出了不少批评，我的系友“牛郎”先生似乎也很赞同。陈兄的许多观点，我也同意，但是觉得“神话复原”的思路与视角自有其价值，不可一概否定。神话推原，始于追溯神话产生的源头和原初的本质和真相，不用说它在人类的认识论和心理上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综观神话学史，以此视角来探询神话真谛而且较有影响的，就有人类学派、神话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神话-仪典学派、心理学派等等，其中产生了无数皇皇巨著。拿中国学者的研究来说，一些学者对嫦娥奔月神话的“复原”（死亡起源神话）、对鲧窃息壤神话的“复原”（潜水神话）等，我以为，都是很有意思的、有启发性的成果。自然，你很难证明这一定就是“真理”（如今谁敢说自己说的就是真理？！），可你也不能就否定说那没有道理。我觉得只要言之成理、能够丰富人们对该神话的认识，就是好的。
神话的研究，钟敬文先生说像“猜谜”。我觉得有道理。（其实不惟神话如此，别的许多文化研究，也都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经常觉得，神话的研究，好比盲人摸象，有人摸着它像柱子，有人摸着它像扇子。孰是孰非，难有定论。只要我们虽然摸着像柱子、但并不咬定这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而听听别人的意见（listen to each other）、改进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批那些“扇子论”者为“子虚乌有”、“一派胡言”，也许，我们才可能接近对于神话本质的认识。

第三、 关于“民俗学方法”
“民俗学方法”的概念，我是沿用了钟敬文先生的概念，但对它又有发展。钟先生原本指的，是将民俗学作为“手段学”，也就是对于民俗学资料和结论、方法的运用（钟敬文《民俗学与民间文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190页）。另外，因为民俗学传统上被认为是“一国民俗学”，所以，钟先生将“运用本民族的现代口头传承去论证古典神话的方法”，称做“民俗学的方法”（钟敬文《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序一》）。我在《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一书中，既沿用了此概念所指的相同情形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把“田野作业方法”纳入到“民俗学方法”的内涵中去。对于这一概念的使用，我在拙著《女娲的神话与信仰》中已有交代和辨析，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四、 关于我的几张地图
流萤同学问得好，我应该在书中交代绘制的依据和过程的。我在研究过程中，搜集了大量有关女娲神话、兄妹婚神话和女娲信仰遗迹的资料，包括古代文献的和现代民间口头流传的（主要是三套集成资料）。绘制地图前，我先将所有这些资料，按照其采集和流传地点、或者时代等（例如，浙江某县采集的女娲补天神话；山东某地发现的东汉墓刻画像等），制成一个表格，再找地理系的同学帮我将它们一一绘制在中国地图上。要问我的感受：真不容易！首先是搜集这些资料，就是件耗时耗力（还耗财！）的工作，然后就是自己不懂电脑如何绘制地图，求人帮忙也不容易。我还记得，在绘制那些地图时，是在师大地理系一间闷热的电脑室里，守在电脑旁，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休息的时候，眼睛都看不见别的东西了。
如今我还是不会自己绘制地图。如果哪位能告诉我有什么简便的办法，那就太感谢了。

流萤

多谢杨老师细心解疑，小辈对女娲神话深感兴趣，日后还要多多请教，不要嫌烦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