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研究

戈兰

晚清“经世文编”现象研究

李鹏程


经世文编,即“经世济时”文章的汇编。从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及其后的补编、续编、新编,到民国三年的《民国经世文编》,计有16种之多,近3000万字。从1826年到1914年,历经整个晚清时代,经世文编一部接一部,连绵不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我们将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之为“经世文编”现象。纵观16部经世文编,从选文内容而言,都是以经世致用为逻辑起点,以实用为价值标准的。这反映了经世致用思想对编辑经世文编的影响；同时,经世文编的连续编辑,对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经世文编所采用的时务文章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反映了时代前进的轨迹,体现了这一文化现象所具有的特质。这一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内涵,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动因,这也决定了其特殊的研究内容和特殊的研究意义。



一、“经世文编”现象的历史背景



从“经世文编”现象延续的时间来看,社会转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对其发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嘉庆、道光时期,清朝封建统治已经走到了末世,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一些有识之士,如陶澍、贺长龄、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都认识到了这种危机,对清朝腐败深感不满,要求改变现状。当他们探究清朝统治衰落的原因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便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汉学。对于汉学的抨击,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他们揭露和鞭挞封建统治的腐败,寻求挽救清朝统治的药方。他们虽然抨击汉学,讲究经学,但并不迷恋往古,而服膺今文经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正是为了“经世致用”,他们开始注重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盐务、漕运、河工等实用之学。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统治阶级立场的认识,当时身为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才有了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想法,以便为清朝统治者提供参考和资鉴,促其改革弊政,以挽救统治危机。1826年,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于次年刊行。后来陕人张鹏飞,基于魏书“详东南,略西北”的缺点,于1849年辑成《皇朝经世文编补》120卷。

当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们在震惊之余,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一是清朝文武官员的无能与军队的腐败；二是英国的船坚炮利与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因此,他们主观上愤恨腐败,痛恨英国侵略,也想在反侵略战争中有所建树,但由于长期以来他们只知四书五经,醉心考据,善作八股,却于世界历史、地理知识茫然无知。面对英国的侵略,他们开始从专心训诂考据、义理词章转而去探求火攻奇袭,提出“御敌”之策。虽然这只不过是在战败的刺激和惊恐之中从封建思想武库中摭拾来的一些陈旧武器,但却说明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什么汉学、八股词章,而是怎样对付侵略者。鸦片战争的失败也促进了思想文化界的变化,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一方面认为民心可用,另一方面又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林则徐的《四洲志》是最早较全面地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地理书,后来,魏源又在此书的基础上,编成了《海国图志》,开始把学术问题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做到学术经世。在此影响下,一大批研究边疆地理和国外地理、历史的书籍出现,如姚莹的《康輶纪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他们真正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开始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复兴。为了搜集鸦片战争前后至洋务运动时期的经世文论,为统治阶级提供服务,饶玉成于1882年编成第一部《皇朝经世文续编》4卷,葛士濬于1888年编成第二部《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1897年盛康、盛宣怀父子又编辑了第三部《皇朝经世文续编》120卷。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面对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给清政府提供“资鉴”,仿效《皇朝经世文编》体例,收集大量的为时人关注的军政大事的文章,续编经世文多部,以“挽狂澜于即倒,维中华之全局”①。而面对危机,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和清政府的新政,又为经世文编的编辑提供了更多更适于时势的文章。一时之间,经世文编连续编辑,此起彼伏,计有求是斋主人的《时务经世文续编》32卷,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80卷,甘韩的《皇朝经世文三编》48卷,麦中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21卷,自强斋主人的《皇朝经济文编》128卷,宜今室主人的《皇朝经济文新编》62卷,邵之棠的《皇朝经世文统编》107卷,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21卷和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52卷等。

由上观之,在社会转型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不仅仅反映在政治领域,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抬起头,举起了史学经世、学术经世的旗帜,他们接连不断地编辑经世文编就是一个例证。在这里,他们不仅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资政”服务,更重要的是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新的生产关系及其阶级利益服务。



二、“经世文编”现象的文化动因



经世致用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孔子著《春秋》首开经世致用之风,到封建社会,经世致用思想不断发展,渐趋完善。司马迁的《史记》,“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疑者传疑”,“疑者缺焉”,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②的做法,以期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诬事实,近于至公”,“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③,向封建统治阶级提供历史经验教训,以为求治之资。这说明,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明显的现实价值,经世致用又是中国传统的文化选择。特别是当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阶级的统治无法维持下去的时候,经世致用思想往往在这个时候复兴和发展,成为主要的社会思潮。

鸦片战争前夕,清代社会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开始由盛转衰。而这一时期,偏重于名物训诂的乾嘉学派,虽然在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往往有其独到之处,但对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他们难免捉襟见肘,无能为力。在社会急剧动荡的形势下,乾嘉学派从其思想内容到治学的方法和形式上,都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关心社会命运的封建士大夫们都在寻找新的救世良方。而此时的世界形势是,欧美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已经确立,资产阶级文化广为传播。中国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自然经济,世代相传的孔孟之道禁锢人们的头脑。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要求改变现状的封建士大夫不可能运用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武器,而不得不求助于传统的思想资料。于是乎,易于阐发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便逐渐替代乾嘉学派而兴起,其表现就是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新的经世致用思潮。也正是在文化传统和文化选择上,为了挽救封建社会的行将崩溃,一些有识之士,从经世致用的传统出发,选择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之路。在这种背景之下,从魏源代贺长龄编辑第一部《皇朝经世文编》起,在近代历史每一发展阶段,为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统治阶级提供“资鉴”,都有一些人仿照《皇朝经世文编》体例,接连不断地编辑经世文编,前后达15部之多。



三、“经世文编”编辑体例的变化



魏源在《皇朝经世文编·五例》中指出了编辑的五项原则,即审取、广存、条理、编校、未刻。在《皇朝经世文编·叙》中提出了“事必本夫心”、“法必本夫人”、“今必本夫古”、“物必本夫我”④的思想。他将《皇朝经世文编》分为8纲65目120卷。八纲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纲下又有若干子目。学术纲分原学、儒行、法语、广论、文学、师友6目；治体纲分为原治、政本、治法、用人、臣职5目；吏政纲分为吏论、铨选、官制、考察、大吏、守令、吏胥、幕友8目；户政纲分为理财、养民、赋役、屯垦、八旗生计、农政、仓储、荒政、漕运、盐课、榷酤、钱币12目；礼政纲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10目；兵政纲分为兵制、吞饷、马政、保甲、兵法、地利、塞防、山防、海防、蛮防、苗防、剿匪12目；刑政纲分为刑论、律例、治狱3目；工政纲分为土木、河防、运河、水利通论、直隶水利、直隶河工、江苏水利、各省水利、海塘9目。该书卷前除有总目外,尚有《姓名总目》3篇,介绍被选录各家的简历、著作等。葛士濬的《皇朝经世文续编》除沿用魏书体例外,另增洋务1纲7目及算学、疆域目,共为9纲73目。盛康、盛宣怀父子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仍把全书分为8纲,但对子目进行了调整,学术纲中增圣学目,户政纲中增建置、厘捐、开矿目,礼政纲中增贡举目,兵政纲中增团练、水师、饷需、台防目而删屯饷、苗防、山防目,工政纲中增江南水利目而删江苏水利目。陈忠倚的《皇朝经世文三编》体例如同葛书,但删除与济世无补之旧目多达49目,又新增变法、约章、聘使、邮政、操练、制造、工程、船政、矿务、外洋、国势等目,共9纲54目(附1目)。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体例同于陈书,改洋务为外部,增加了富强、国债、税则、钞法、银行、赛会、公司、公法、议院、善举、埠政、治道、史传、地志等新子目。

求是斋主人的《时务经世分类文编》则自成体系,共分49目,即叙、富强、学术、学校、书院(附学堂章程)、议院、吏治、兵政、炮台、海军、河工、水利、海防、洋税、厘金、钱粮、农政、工艺、天文、电学、解释、算学、地舆、铁政、矿务、铁路、商务、圆法、银行、国债、船政、轮船、公司、官书局、报馆、驿传、邮政、边事、各国边防、新政论、日本新政论、英俄政策、各国新政论、养民、机器、杂事、策仪、变法。麦中华的《皇朝经世文新编》自创分类立目新体例,全书共分21类,即通论、君德、官制、法律、学校、国用、农政、矿政、工艺、商政、币制、税则、邮政、兵政、交涉、外史、会党、民政、教宗、学术、杂纂。甘韩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仿麦书体例,只是于书删增算数、地学两类。宜今室主人的《皇朝经济文新编》的门类基本同于麦书,没有会党类,新立变法、蚕桑、铁路、电报、筹洋、西医五类。

邵之棠的《皇朝经世文统编》是16部经世文编中收文最多、内容最广、子目最细的一部。邵书分10部99目。10部为文教部、地舆部、内政部、外交部、理财部、经武部、考工部、格物部、通论部、杂著部。文教部分学术、经义、史学、诸子、字学、译著、礼乐、学校、书院、藏书、义学、女学、师友、教法、报馆15目；地舆部分地球事势通论、各国志、地利、风俗、水道、水利、河工、田制、农务、屯垦、种植11目；内政部分治术、科举、官制、用人、育才、捐纳、铨选、举劾、臣职、吏胥(附幕友)、议院、养民、八旗生计、正俗、救荒、弥盗、刑律、讼狱、火攻19目；外交部分交涉、通商、谴使、约章、中外联盟、中外和战、各国和战、教案、外史10目；理财部分富国、商务、银行、钱币、蚕桑、茶务、畜牧、公司、国债、厘卡、赋税、漕运、仓储、盐务14目；经武部分武备、武试、各国兵制、中国兵制、练兵、选将、战具、兵法、防备、边防、海防、海军、船政、团练、军饷、裁兵、弭兵17目；考工部分工艺、制造、矿务、铁路、机器、纺织、电报、邮政8目；格物部分格致、算学、天文、地学、医学5目。



四、“经世文编”现象的价值评说



“经世文编”广征博引,收罗广泛,选文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这无疑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可以称之为密集型史料群。对这一史料群的开发、利用,有利于我们把握清代历史特别是晚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从整体上反映清代社会特别是晚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状况,有利于我们对清代特别是晚清工业史、农业史等专门史的研究。从选文涉及的阶层来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基层知识分子；既有中国人的文章,亦有外国人的文章,特别是西方传教士的文章；既有进步势力的议论,也有守旧派的言论。选文是重文而不重人,“未可因人而废论”⑤,容纳各种不同的主张,歧说并存,这有利于我们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通过各派不同的论说,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明了历史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对于王公重臣的文章,有利于我们把握当时清政府的大政方针、内外政策,以及面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他们所作出的抉择,有利于我们对晚清时期清政府的几次自救运动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以促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于基层知识分子文章的被收录,使得这些流传不广的文章得以保存下来,并使之得以流传,从而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他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某些主张,反映了清代社会特别是晚清社会的某些社会问题在全社会已达成的共识,这对于我们研究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提供了帮助。对于各种势力文章的选录,有利于我们依照历史事实区分不同的派别,通过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的不同主张,区分不同的派别和政治思想主张,便于把握清代社会特别是晚清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化。西方传教士的文章,对于传播西方科技文化,介绍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进步,而是为了使中国适应世界大势,以便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其为本国政府服务的目的是明显的。

经世文编虽然并没有真正起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却改变了鸦片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使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使学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是经世致用思想复兴的产物,这一产物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连绵不断,流传极广,“几乎家荆壁而人隋珠矣”⑥。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推动,使经世致用思想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社会思潮,也成为统治阶级应付当时困境的基本思路,对于当时及后世的社会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这一传统思想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不仅仅是在于用传统的经世观去看待社会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求实精神催生了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有利于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和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说,“经世文编”现象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而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和发展,为从传统考据学向维新变法思想的过度架起了一座有益的桥梁。

“经世文编”现象的出现为我们研究清代历史提供了一个庞大而密集的史料群,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它也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经世文编”现象首先是一种史学现象,它的出现是对传统史学的一个挑战,是史学经世的具体体现。鸦片战争以后,史学发展的主流不再是传统的考据,而是向着资产阶级史学方向演化,史学经世也不再是单纯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资鉴”,而是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和新的生产关系及其阶级利益服务,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一些与社会现实有直接关系的课题成为研究的重点。就这一点而言,“经世文编”现象促进了近代史学的发展,为其后的“史界革命”和新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当然,“经世文编”现象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如编辑思想相对保守,与时代合拍者少,多数是滞后于时代的,即使选录了当时先进的文论,但往往并不是出于传播先进思想的本意,这主要是受传统经世观念的影响,编辑者深受这种观念的制约,对于时代发展变化不太敏感。有的选文不注明出处,给检索、利用带来诸多不便。有鉴于此,对各部经世文编进行点校,按科学分类法以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则显得尤为必要。

①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叙》

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第67页。

③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第69页。

④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

⑤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凡例》。

⑥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序》





（资料来源：《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总第1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