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
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
黄兴涛 胡文生
讨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其上下限的设定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又与对“学术现代转型”内涵指标的清晰认知紧密相关。应当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论证。虽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者曾提出过值得重视的意见,如陈平原教授认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之果,是“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观点就很有见地,他将转型的上限确定在戊戌时期,下限锁定在1927年左右,[1]也已获得学界同仁相当程度的认可。但他当初在作出此一划分之时,显然尚无意于对此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不仅下线划定之说明语焉未详,其上线的认定更只以“好划”而一笔带过。实际上,将戊戌维新时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上限,并非是一个无须深入论证的结论,它需要追问学术转型何以能够整体萌发于此时,其主要表征和特点究竟如何等等相关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于整体认知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也将是不无裨益的。本文正是想在这一方面,拟承继前贤,作出一较为明确系统的论证来。
一、中国学术现代范型和转型的内涵试说
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就其得以转型的“变量”因素而言,许多因子的积聚,不仅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可以溯源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萌生之时。然而,作为一种“型变”,一种整体性的变革,我们认为它当是萌发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此前,中国传统学术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均不过是量的集聚,并不构成全局性的质的跃进,其整体性的转型过程只有到戊戌时期才获得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从而得以较为全面地启动和加速进行。
要论证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特别是决定其转变性质的“现代学术范型”内涵的理解。陈平原教授在分析中国现代学术范型的基本特征时曾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所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2]另有学者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转型问题时,提出如下四个特征的概括:即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学术形式通俗化。[3]应当说,这两种概括都涉及到了中国学术现代范型的部分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具有创发价值和先导性提示意义。但我们以为,在已有前述概括的基础上,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比如,关于现代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我们觉得只是强调“专门化”(或叫“分途发展”)倾向就远远不够,同时还不能忽略自然科学在这一范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这一范型的定型作用(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虽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但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却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确立为标志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着某种定型意义)。又如,对于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意义,现代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及其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对于这一范型建立的重要性,似乎也应该加以强调。[4]同时,对于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念和逻辑认知基础之上,并逐渐流通于社会知识界的整个现代学术语言,尤其是基本术语体系的形成、流通及其突出功能,也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这一点对于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学术现代化来说,重要性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与此相关,对于支配现代学术的根本理念——“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影响,似乎也不能缺乏应有的揭示和凸显。实际上,没有“进化”和“进步”理念因素的潜在作用,现代学术的确立和最初发展实是难以想象的(尽管我们今天已有从“后现代”角度对此加以深刻反省的必要)。
总之,现代学术范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它包括现代学术的主要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现代学术自身的结构尤其是学科结构特征,现代学术的生产与管理机制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具体组合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就其有机构成的整体性联系的学术特质而言,却又无疑是大体共同的。
这还只是从“现代学术范型或范式”本身来考虑。若从“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微妙之处显然会更多。因为这其中不仅有“型”的问题,还有一个“转”的问题,即存在一个特定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中国学术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既要注视学术客体自身的演变轨迹,也要重视学术主体即转型期学人的反省、自觉与努力程度;既须关注学术内的因素,还要考虑学术外的社会契机和动力机制;就其学术变化的本身而言,不仅需要认知其中国因素与西方、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具体组合关系,也需要了解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复杂互动及转化关系;不仅需要认知其新生长的现代学术门类的突出意义,其体系内各种因子间的逻辑整合关系,更需要注重揭示其彼此间存在的整体性和分别性的实际历史关联。比如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化学等新兴学科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各学科在这一整体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和历史地位就相当不同(历史学以其学科对象本身的广泛性、过往性,其他引入的现代新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对它的必然 “借助性”——先用现代新概念去整理各学科的旧材料,以及它自身在构成现代学科之前就是传统学术中的重镇等特点,在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尤为特殊);而日本对中国这一学术转型所发挥的巨大直接作用,更是别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所不曾出现的众所周知的独特现象。实际上,“转”的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是由于它与各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特征密切相关。也惟其如此,各国实现学术现代转型的道路,才具有了生动复杂、丰富多彩且各自有别的面相和特征。
在我们看来,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体可以从学术自身的价值自觉性、自主性的初步生长;学术内在结构的现代转换;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学术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与认同;学术生产机制的转轨和学术语言载体的显著变化等几个方面来把握。当然,这几个方面之间又是彼此相关、互相制约或促动的。
首先,就学术的地位和存在方式而言。传统中国学术的主体,基本上保持着对于政治和实际伦理生活的高度依附性。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相对说来,现代学术和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则要更显重要,其独立性、自主性也要大得多。就终极目标而言,现代学术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知识世界,这也是波普尓发现并大力提倡的“第三世界”,它欲使知识的生产摆脱政治直接明显的控制和传统宗教伦理的羁绊而获得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5]不过,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虽重要,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却往往不能优先地、整体性地实现,或者确切地说,它一般只能先在某些较基础的层次上部分完成,甚至其最初的启动,还可能恰恰得益于政治救亡的推动,成为政治目标的手段,从而形成某种悖论。但在事实上,由此导致的学术“重要性”认知之社会化的实现,却又必然成为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值得强调的是,在这里,学者相对独立的职业地位的形成和学术价值标准的部分脱“宗教化”和“政治化”趋向的萌生,实乃学术整体性现代转型之关键。一定程度的学术独立自主意识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出现所具有的那种学术转型之风标意义,往往容易被忽视。当然,学者与学术的职业化倾向,也是与现代学术的生产机制的出现紧密相关的。这后一点,我们下文还会专门谈到。
其次,就学术自身所秉承的基本价值理念而言。现代学术遵循的是科学和自由民主的原则,信奉的核心理念是进化论。这与以三代为理想世界,以专制儒学为精神桎梏,以循环论为理论皈依的中国传统学术根本理念格格不入。进化论和科学价值观的结合,制导了现代学术勇于怀疑成见、不断追求因果关系和创新的时代品格。进化论既是学术现代转型的结果之一,又会反过来有力地推动学术的现代进程。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进化论的引入,还往往能够成为学术现代转型的强大理论动力。
第三,就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而言。严复认为,传统中国学术思维模式的特征在于:宗经征圣;“求诸方寸”;短于逻辑(这里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宗经征圣,从教条和本本出发,重因袭而轻创作,迷信权威,甚至为权威可以牺牲事实。[6]求诸方寸,本质上乃是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两个特征:整体统观,缺乏精确;主观臆测,轻视实证。的确,短于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可谓中国传统学术最大的缺陷。形式逻辑思维的不足造成传统学术以下一些弊端:知识不成系统;轻视归纳法的运用;概念含混模糊等。应当说严复对于传统学术的诊断是切中要害的。[7]中国传统思维的这些特征,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逻辑分析、试验方法、归纳法,则成为近代西方科学发达的重要思维武器。因此,如何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课题。这个智识的革命到现在实际也没能彻底完成。
第四,就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而言。中国传统学术(这里指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学术传统)是儒学独尊,是“经学中心”。经史子集四部虽是图书分类,却也集中体现了传统学术结构的显著特点。现代学术的整体结构显然要严密和细致得多。在总体上,它是以强化学术分科为突出表征的各科知识的累积。其典范结构,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是以一系列具体学科构建起来的。可以说,学术分科的细密化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学术一方面向微观纵深发展,表现为学术分科的细化;一方面又向宏观层面延伸,表现为学术研究层次的多维化、研究对象的世界化和内容范围的无限拓展。现代学术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的两极建构中走向深入的。传统学术研究由于宗教和政治的多重限制,其研究的领域禁区重重。现代学术的研究则呈现多元化趋势,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基本上随着学术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长。
在学科自身的结构来说,现代学术的各门具体学科还表现为知识内容从零碎到系统化的转换,有严密的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这也是学术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
第五,就学术生产机制而言。中国古代教育素称发达,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类。对于近代教育影响最大的教育制度是书院制和科举制。书院制兴起于唐宋、繁荣于明清。科举制自隋唐开创后一直延续。唐宋以降至清末,中国学术的发展实有赖于这两大制度的支撑。而现代学术的生产机制是以大学、科研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体系。学术传承的方式主要是学校式的课堂教学。另外,现代学术的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特别的优势是传统学术生产无法想像的。如现代交通的便利,信息的畅通,技术手段的强大,出版机构的发达等等,像现代学报和现代学术文化出版机构,乃至现代稿费、版权制度的出现和运行,就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些外在条件的生成,使得现代学术生产具备了一种全新的形态。这与传统学术生产机制不可同日而语。在新的学术体制下,具有了初步的现代学术知识、视野和研究交流愿望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其精英分子的带领和示范下,获得相对独立生存的空间,得以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最终完成一种现代“学术社会”的建设任务。因此,学术生产机制的变革在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第六,就学术的语言载体而言。值得重视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在清末民初,大量的带有现代学术文化意义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从西方翻译和从日本传播进来,它们不仅成为学术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转型的进程。就学术本身来说,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术语体系,是在清末民初奠定的。它们既为各种新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概念框架,又通过概念的流通作用,为学术的整体转型铺设了公共使用的“术语”平台[8];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言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白话文所取代,这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更牵涉到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变革,甚至影响到民族精神的重塑,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相当深刻。文言文使得文与言分,学问成为士的专利,这不能不影响到学术创造和发展的社会化程度,白话文则显然为这一弊端的克服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变化对于现代学术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与学术的语言载体,即基本学术概念的传播和白话文的逐渐流行紧密相伴的转型因素,还表现为现代科学的最基本知识(如一般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等的现代常识),在一般人至少是普通知识人当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和传播。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学术国度,这种起码的现代科学常识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乃是“学术社会”得以运行、整个学术现代转型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一点上,体现了西方和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
当然,学术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整体的转换是就其联动态势而言的。换言之,其转型的整体萌发,意味着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形成一种互相促动的联动态势,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反映。至于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发展程度,一开始必然是参差不齐的。就拿社科门类新学术的引进来说,“群学”(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表现出某种精英认知突出的优先性,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
与上述几个方面联动相关,我们认为学术转型的整体萌发,还应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那就是社会上出现知识人对于传统学术整体性的不满和批评,出现与这种“整体性”传统相对的对于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象征性事物的一种全方位的肯定、一种热烈的期盼和明确呼唤的学术文化现象。而在此种现象背后,通常还会获得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驱动力往往和民族危机的空前激化有着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上述各方面的联动态势的形成,通常会起到一种加速和整合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这一动力机制,突出地表现为一种逐渐明确、日益强烈的“学战”思潮的提出和强化。
下面,我们就依据上述理解,对戊戌维新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的情形作
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戊戌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之表征
(一)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初步萌生 对学术价值的强烈执着,是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前提。戊戌时期,中国士人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和强调,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时期。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下戊戌维新时期的报刊即可有强烈的体认。不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所谓“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此,张之洞、盛宣怀等所谓“后期洋务派”也是如此。如康有为在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时就强调:“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9]又说:“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0]严复也认为“学术”是西方强大的根本:“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11]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在序文中也是认定泰西人才的众多和国家的强盛,“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正因为普遍认识到学术的重要性,所以戊戌时期,人们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呼吁成立各种分支学会,提倡发展各门科学、“兴学育才”之声于是此起彼伏。
戊戌时期国人对“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是从“开民智”的高度着眼的。“开民智”求富强,可谓当时各派思想人士广泛认同的时代强音。但如何开民智?严复从“尚学问”与“重事功”两者“相资而不可偏废”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回答。但他认为若两者相比,又必须以“尚学问”为基础:“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又莫知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以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源。”[12] 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严复进一步将“学问之用”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专门之用”和“公家之用”。“何为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专门之用”还不是最大的“用”,最大的“用”是所谓“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其炼心制事是也”。[13]即通过学问,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开阔眼界、增长识见,养成良好的素质,终能至人民智慧、国家富强。因此,严复又极力强调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他反复告诫国人:“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之来,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14]
由重视学术,到关注如何成就学术,继而认识到“学问之道,不专不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建议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时,就主张各门学科“分立学堂”,以成“专门之业”。此期唐才常撰写《尊专》一文,在这方面更有代表性。他写道:“学问之道,不专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达忧也。……惟泰西格致之学,及一切公法律例专科,则断不能剽窃绪余,卤莽灭裂,蕲为世用,故往往攻一艺终其身焉……极巧研机。无他,专故也”。[15]
如果说学术“尚专”,尚可代表戊戌时期不少人的共识,那么由此进而主张做学问与做官两相分离,在当时则还只属于极少数个别人的先觉之见。严复就是这样的先觉者。在1898年7月发表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他明确主张:“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6]学术独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正式标举出来。在他看来,“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诚然不错,但“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应该各因其才才对。“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这样,“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17]应当说,将“学术独立”与尊重“民权”之政治体制结合起来,显示出严复思想的超前性。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大势》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等文中,极力讴歌学术的价值,猛烈抨击“学界之奴性”,强调“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明显表现出对于前述戊戌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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