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对于民俗的压制

槐下牵牛郎

当代中国政治对于民俗的压制

[ 本帖由 槐下牵牛郎 于 2004-3-17 05:07 最后编辑 ]

吕微

槐下先生连续在本栏目张贴了两篇文章，认为理性的科学——政治压制民间的自我表达，同时却又解决不了人们的信仰、情感和对命运的焦虑等等问题，说得在理，可照我说，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有：道德、审美……多了。我记得《中国民俗学1999年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上登过一篇译文，是德国人布雷德尼希为《仙人掌上有蜘蛛──现代都市的传奇故事》一书写的序言（廖辅叔等译），其中布雷德尼希也讲到当代的鬼故事，并且说：“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工业、技术的理性世界受到非理性世界因素的侵蚀。和以前一样，两个世界始终同时并存，因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果最终还是没有能力破坏人对某种超自然领域的信仰”。我想，这对槐下先生是个好消息。真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高歌猛进，似乎谁把科学、理性握在手中，谁就有了颐使气指的权力（现代政治只是科学、理性文化的现实权力）。世界上的各种话语本应都有平等存在的权利，谁僭越此权利谁都会把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乱糟糟。世界上的事情千头万绪，你一种话语只能管一头，因为任何一种话语都不是三头六臂。学者也是如此，自以为科学、理性在手，就可以对任何问题都发表看法吗？所谓研究者也，经常是研究主体视被研究的客体为可宰制之物的最不讲理的行为，好在，这些年来，中国学者当中已有些人开始反省，希望改变以主体自居的傲慢态度，虚怀以待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以便通过平等的身份与“对象”主体相互讨教，借用一句已故导师的话叫做“接受被教育者的再教育”，于是以往的“主——客”关系，就变成了“主——主”关系，西方现代哲学家如胡塞尔最先觉悟，称之为“主体间性”，有良知的学者纷纷点头称是，也许，这正是希望所在吧！吕微，5月12日

刘晓春

槐下先生虽然讨论民俗与当下政治的关系，但涉及到诸多问题。就我所能理解的问题与槐下先生共同探讨。
1、所谓民俗与政治的问题。鄙人以为，我们之所以会将民俗理解为一种与上层文化有着极大区别的、自足的共同体，来自于我们对于民俗文化的片面理解，这与民俗学是西来学有关，也与吕微先生所说的“浪漫主义”原罪有关。可以这样说，中国学者眼中看到的民俗文化与西方人类学家调查研究的异文化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中国是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而西方人类学家所得出的众多理论都是建立在部落文化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所以，英国人类学家Maurice Freedman将非洲部落的宗族理论运用到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研究时，便面临着捉襟见肘的尴尬，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面，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会像部落社会那样，探讨亲属关系就足以了解该部落的整个社会关系。（见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中译本第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02版）中国有一个说法，“礼失求诸野”，大致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对于民间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是复杂的，就资料的丰富性而言，如果能够很好地梳理五·四以来的政治力量与民间文化资源的关系，则有可能从中窥见中国历史演变的许多秘密。当我们面对着日益纳入到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我不知道这个词是否能够恰当表述当下中国的农村社会），如果我们依然将民间文化想象为“原始”、“古老”、“边缘”、“遗留物”、“化石”等等，可能是我们理解民间文化的另一种迷障。（参见萨林斯《甜蜜的悲哀》，中译本第109-141页。三联书店00版）就笔者近几年所作的为数不多的汉族地区的民间信仰的调查个案来看，民间信仰并不是一种纯粹发生在所谓民间的文化现象，它与众多的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当我们面对它的时候，是采取一种所谓的纯粹学术的态度，从想当然的民俗学视野研究民间信仰，还是从现象本身出发，探讨民间信仰与历史传统以及当下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
2、学者关于民间文化的一厢情愿问题。这几年，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在乡下呆一段时间。说实话，面对着农民的生活现状，再反观都市人的生活现状，我们有什么理由剥夺农民在发展理念指引下的发家致富理想？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他们永远居住在古旧的宅屋里，继续生活在文人、学者的梦想之中？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有太多伤感的怀乡情结，无论社会发生多大的变迁，文化总会作为一种象征图式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比如非典时期许多地方发生的所谓迷信活动，正是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所以，民间文化不会因为政治的变迁而不再作为民众生活的语境，当我们剔除其表面的种种”伪装“之后，显现出来的依然是民间文化的历史惯性。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3-5-14 09:41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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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提得好，但是这个问题也非常复杂。低素质欠教养的政客常常按照自己的理解压制民俗，以为如此可以将自己和民众的觉悟区分开了，从中滋生着新的等级意识，民俗虽然一视同仁滋养了他们，但是为了既得利益，他们以牺牲民俗为代价，为了显示政绩和亲民，他们有时扶持老百姓并不欢迎的伪民俗。民俗发展演变有着自身的轨迹，但是自古以来政治和民俗的关系始终扭结不清，其关系也成为民俗演化的重要规则。民俗如何发展、旧俗是否放弃，百姓最有发言权利，不能一相情愿让老百姓维护旧俗或全盘接受新俗，该失去的自然失去，诚如晓春兄所言，没有理由让民众拒绝现代生活，但现代生活绝非官员所理解的那样，也不是学者在书斋里想象的那样，更不是洋人那样，现代与传统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东西，民俗文化的选择自然以自愿为原则。我认为，民俗是层积的，每一种习俗的存在，都有原生和新变的东西混合在里面，学者只要厘清其构成规则和演化规则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对民俗的前景指手画脚、杞人忧天；但是学者应该是有良心的，若一味投官方所好，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就要不得了。所以，在这样的话题中，可贵的还有学者自身的自我反省。

刘晓春

"政府垄断了话语权，并通过交换关系把这个话语权分了一部分给了我们的“学者”，我们与政府在同一个原则指导下用不同的声音面对被压制的、被剥夺、被恐吓的民间。我们的学者深入民间去“田野作业”时，往往是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的，所以他们的调查报告不仅可以为自己研究之用，同时一字不改地也可以进入当地政府的旅游宣传材料之中。比如刘晓春《1997年的源村曾氏元宵节》的调查就是在人武部头头和村干部的指引下进行的。当然如果不这样几乎就完不成任务。我们在分来的话语权的支撑下，开始了异彩份呈的说教，无论内容多么丰富，有一点是永远也未能摆脱：我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话，我们的话语中充满了批评和判断，可是——是谁让我们这样说话？我们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是政治哲学和科学工具而已。民间的“主体性”又在哪里？"

槐下先生提到鄙人的一篇小文作为讨论的例子，特回应如下：
该文是我在完成毕业论文之后，再回过头来整理四年前的田野笔记写下的田野随笔。文中所提到的源村，并不是毕业论文的重点调查对象，而是因为我重点调查的村落中的游花灯仪式因为两姓的械斗，已经两年没有举行了，只好到附近的源村去现场体验一下游花灯的气氛。
说实话，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进行田野作业，如果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要展开调查工作是无法想象的，我不知道曾经做过调查的朋友是否有同感，我曾经在不同的时期、在五个不同的村落做过调查，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我想我能够比较好地处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我需要他们给我提供村落的基本情况，提供村落文化的代言人，这就足够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掌握的情况肯定比村落绝大多数人要更为全面。在我的调查过程中，我并不感觉到地方政府是我开展调查的障碍，他们给我提供了各种便利，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村落的基本情况，确定自己的调查方案（要知道，在出发前设想的一切调查方案都是理想的方案，面对具体个案的时候，随时要作出修正，我的经验是，我只在调查之前确定自己要调查的民俗事项，至于具体的细节，只有在事项的展演中认真观察、在与对象的访谈中真实、深层次的互动交流，才能得知）。我的调查一般都是第一次由地方政府的成员带领认识一些村民，第二次就不再烦劳他们了，我通过这些村民，跟他们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就可以自由地展开自己的调查活动，从来也不感觉到自己的调查以及在调查资料基础上写作出来的报告是从政府那里分来的一杯话语之羹。
当然，我的这篇小文，可能会引起读者的误解，我将外来的革命风云与村落的家族传统对比起来描述，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历经世代沧桑的村落，有哪些历史可以在村落的记忆中沉积下来，成为村落历久常新的传统？
另外，民俗生活是一回事，“学者”对于民俗生活的阐释是一回事，在鄙人看来，面对民众的生活，学者的阐释永远都是苍白乏力的。以印度历史学家古哈为代表的“贱民研究集团”曾经希望为属下（subaltern）重写历史，希望站在贱民的立场上为贱民说话。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就此提出异议，她认为，属下是不能说话的。当我们标榜自己是为民众说话、代表民众的时候，其实背后的政治实践是“狭义的自我表现”，是在表述我们自己。（参见罗钢等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99-15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版）学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从各自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差异来看，可以说是民族-国家内部的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是一种内部殖民，只不过我们不愿意撩开这块遮羞布而已。同样地，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对于民俗生活的描述，是“学者”的自言自语，不是别的。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3-5-16 00:11 最后编辑 ]

槐下牵牛郎

刘先生的“回应”对于我来说，则是一种很好的实施民间调查的方法指导，讲得很具体，不仅真实可信，并且很有个性。在下对刘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心仪已久了，曾有幸与刘先生两次“同台演出”呢，一次在1998年第3期《民间文学论坛》上，紧随大作《一个地域神的传说和民众生活世界》其后的便是拙文一篇，后又在《民族艺术》上同台演出过一次呢，也注意到刘先生从湛江到暨南的高迁，现在能与刘先生对面交流，聆听纶音，真是很高兴。

我在前贴中提及大作，只是想说明民间调查的介入性特征，实施调查的主体在感情上、认识与观念上与被调查对象总是有一个不可弥补的间距——否则就不存在你去调查他了。对于调查者而言，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因为没有更好的方法，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在这个认识上，刘先生恰好与我是一致的。然而，我们在“表述我们自己”的后期制作过程中，一定会显现出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与口吻，是“内部殖民”——这个词用得太好了，这时我们不禁扪心自问：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起源于何处？

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来说还有它的特殊性，那就在于民间主体不仅不能“说话”，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已经无“话”可说，要想找到那种符合我们期望和丰富的民间话语，我们不得不到非常偏僻的山区去，为什么？刘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不随机地抽查几个“民间”呢？高丙中先生也是去的高村和大洪村，因为别的地方不叫民间了吗？其实这种选择偏僻的乡村进行调查，是因为研究者心目中横亘着民俗是“遗留物”的观念。窃以为，要进行民间文化的调查，不仅要调查那些古风旧俗保存完好的民间，更应该调查那些民风旧俗遭到严重破坏的民间——因为后者在当今时代才更具有代表性，只有将二者对比研究才能得出更合理的结论，才能看清民间文化破产的案件是多么严重。

我同意刘先生的说法，真正的民间生活与研究者描述中的民间生活有极大的差距，于此，我有一个“不科学”的理想：我觉得只有在不干扰民间生活原生态的前提下观察民间才能真正看见民间的本质，但这个理想在哲学上是不能成立的。我期望我们所研究的民间它是自在的，我们所能见到的民俗与信仰是自为的，不以城市人的口味和科学的、政治的约束而自发生产出来的，就象我们过年时的祭祖活动，是在家庭里完成的，只有一家人关起门来认真的完成仪式，每个人完成仪式时心中只有两个目的：一是出于真正的期望——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向祖先祈福，二是完成一桩神圣的任务——为自己过去的渊源，这是每个后人对于家族的责任。可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怎么才能获得这种被封闭起来的信息呢？只有一种可能：你是那个家庭成员之一，你是那个民俗行为人之一，你才最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之所在。这就象我们讨论作家的创作与他们的生活积累之间的关系时，有一种概念叫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借用康德语），曹雪芹十三年锦衣玉食的贵家生活经历对于《红楼梦》来说是“无目的的”，但只有在这种无目的的尽情生活中才能积累最丰富的生活素材，才能最终达到创作《红楼梦》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完全是生活的产物，那种要求我们以“体验生活”的原则来创作永远不能造就真正的作家。然而这个要求实在太高，无数的研究者都不会同意的。因为如果这样，那么每个人只能研究他曾经“无目的的”生活过的生活内容，至少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只有自已对于“无目的的”生活过的生活内容充满了感情，他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并能采取至少在感情上“平视”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他眼中的民众才可能拥有一定的“主体性”。刘先生其实正符合这样的要求，他从小生活在民间，可以说他能选择民间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种对民间的眷恋之情岂可排除——即如本人对民间的关注也属同理。
[ 本帖由 槐下牵牛郎 于 2004-3-17 05:08 最后编辑 ]

槐下牵牛郎

再论民间文化的破产
[ 本帖由 槐下牵牛郎 于 2004-3-17 05:10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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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教晓春先生
1学者如何在民俗生活的阐释中避开与官方共谋的嫌疑？
2讨好官或民是否有御用帮腔之嫌疑，批判官或民是否有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狭义的自我表达”倾向？民俗学者独立的学术品格在哪里？
3在官员帮助下的田野工作，价值评判的天平难道不会倒向官员？
4官员引见给你的百姓往往不买官员的帐，官员一走也许就施以攻击，遇到这种情况，学者能否做到在官与民之间保持中立、客位和独立的姿态？或者把双向讨好作为调查“策略”？如何处理夹在官民之间的角色尴尬？
二、请教牵牛郎先生
1政府与学者之间纯粹是各取所需的交换关系吗？政府给课题提供资助、学者根据课题需要而迎合，暗含了学者和官员共同造就的一种学术腐败，难道有无腐败的学术理想吗？
2没有哪一民俗是纯粹的“遗留物”，寻找遗留物常常是某些学者怀旧的情感并获得功名的驱策所致，学者也是人，是“生活的产物”，他们可能有真正纯粹的文化理念吗？
3民间不该是农民的民间，政府和农民对对方有各自的“偏见”，具有人性局限性的学者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或偏见？来自乡土现在在城市研究民俗的学者，对官/民有真正的“平常心”吗？

刘晓春

因为要外出，下星期再回答老兄的问题.不好意思.

吕微

听61先生、槐下先生和晓春兄你一言我一语，多获启发。从民间民俗与政府政治的关系，引发出许多具体的话题，但主要的话题可能仍然集中在学者、政府和民间三者的关系上：
一， 政治是否剥夺民俗或者民俗是否抵抗政治？
二， 学术是否歪曲民俗或者民俗是否欺骗学术？
三， 学术是否迎合政治或者政治是否控制学术？
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大概又都不是单向度的，或者说都不是只有一种样式。即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来说，二者之间有控制与反控制，也有学术对政治的媚俗以及政治对学术独立自主的认可，至少，就中国当前的学术发展来看，在形式上——我是说在形式上——双方对学术的独立自主问题较之多年以前显然已取得了更多的共识，比如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在论坛上相对自由地讨论“共谋关系”了，而在从前我们能这样说吗？但真正的独立自主能否实现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说今后应当那样是理想，说现在仍然这样是理智。即使是学术的独立自主在形式上可能已经相当令人满意的未来，也一定会有人指责学术与政治之间仍然存在着隐蔽的利益交换，否则身在“言论自由”之邦的福柯也就没有必要大声疾呼以警醒学人注意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了。但我以为，学术与政治的共谋关系主要还不在于一些表面的交换比如目前课题制下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共商大计”，更在于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仍然使用着一些共同的概念和命题，而由这些共享词汇所编织的语境之网是使学者和政府在实质上经常发出同一种声音的根本所在，以此，我们才能理解德里达之流为什么要别有用心地生造一些别人不懂的冷僻词汇，他实在是为了逃离这个将所有人都一网打尽的语言的牢笼。与此相关，学者的自我反省则应当主要落实为对自己所使用的学术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的反省（《民间文学：现代中国民众的道德——政治反抗》）。举一反三，学术与民俗，民俗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无不如此，再加上，学者、民间和政府三者之间的距离和领地又是不固定的，因而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更趋复杂，也就是说，谁和谁结盟成为“自己人”是会随着语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学者并不总是政府的帮凶，但也经常会成为政府的帮闲；民间经常视学者为外人，但有时也会真诚地接纳学者为“内人”；民间与官方的关系经常形同水火，但在共同利益的推动下有时也会水乳交融。一切因条件而变化，事在人为，这可能是因为，民间——民俗、学者——学术，甚至政府——政治，本身都不是自明的范畴，谁能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我说我是个学者，但在政府看来，你却是个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你说你是个教师，但在民间说来，你却是个公务员，至少还是个公家人。所以，做事先得自省然后才敢说话或者根本就不敢说话。安德森描述过殖民地国家的“双语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而在我们这个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知识分子“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情况就更普遍了。那么学者的独立话语呢？学者的独立身份呢？我曾经认为，在“后”时代，学者应当放弃为社会提供超验的终极真理的远大抱负了（《民俗学的浪漫主义原罪》），因为“后”时代将是一个话语平等、众声喧哗的“主体间”平等交往的时代，但这决不意味着学者放弃自己的主体性这一维而曲意逢迎任何其他的主体性。知识分子主体在与政治、与民俗更与学术自身对话过程中的独立意识这一维仍然是应当坚持的理想，否则由知识分子提出的主体间的交往理性这一形式合理化的建议以及通过对话形成为主体间共同承认的“后”时代的超越性意义也就永无达成的可能。
吕微，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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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老大的说贴令弟佩服，容我细致思量。

刘晓春

1学者如何在民俗生活的阐释中避开与官方共谋的嫌疑？
2讨好官或民是否有御用帮腔之嫌疑，批判官或民是否有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狭义的自我表达”倾向？民俗学者独立的学术品格在哪里？
3在官员帮助下的田野工作，价值评判的天平难道不会倒向官员？
4官员引见给你的百姓往往不买官员的帐，官员一走也许就施以攻击，遇到这种情况，学者能否做到在官与民之间保持中立、客位和独立的姿态？或者把双向讨好作为调查“策略”？如何处理夹在官民之间的角色尴尬？

厦门来的老兄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在挑战民俗调查的合法性。现作答如下：
一、1、2、4问题一并回答。
需要给“官方”一个界定。“官方”是一种意识形态？是某一层级的官僚政府？还是某一个官员？容我一一申辩。
如果说“官方”是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又需要加以细分。意识形态中有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国家意志的部分，也有远离国家意志的部分。其实，在当下中国，什么最能代表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说实话，很惭愧，我还真说不上来，某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不再了。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构成了中国当下复杂的意识形态。所以，我更喜欢用“权力”这个词，因为它能比较贴切地表述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力量。人们可能会说，农民是利益集团吗？当然是，只不过农民在社会利益集团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已，他们的声音非常弱小。
如果“官方”代表着某一层级的官僚政府，在我调查和研究的个案中，还没有碰到担心自己会跟某一政府形成共谋的问题。因为，我调查的问题是独立的，我并没有从某一地方政府领取“卢布”作为课题经费，我的成果无需通过他们的检查。
如果“官方”是某个官员，我会认真地听取这位官员关于某一民俗事项的看法，并把他的看法原封不动地体现在我的调查报告和研究之中。我在宁都富东村调查的时候，看到了村政府与某一神庙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村政府的官员没有一个人公开参与、支持神庙的活动，但是他们却暗中收取神庙年收入的12%作为村政府的开支，他们才是神庙最大的后台和保护伞。村书记当然不会对我说这种事情，他们几乎不跟我说神庙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我代表着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在调查村落的文化，我的成果可能会给地方文化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神庙是迷信）。但我在管理神庙的家族会议记录本上发现了这一秘密。在我离开富东村的时候，村书记叮嘱我好几次，在写入论文中的神庙名称，一定不能按民间的说法（白石仙），而要按照官方的说法（青山寺）。当然，我把村政府及其官员对于神庙的态度如实地写入了我的论文，这并不妨碍我对神庙与乡村社会多种力量之间复杂关系的判断。
官员和乡民之间的关系，是否在很多地方都存在激烈的相互攻击、仇视的倾向？我看未必。在中国乡村的官员与乡民之间，特别是村政府一级的官员，（我的调查更多的通过村政府干部的介绍，再展开自己的调查）更多的是乡邻之间的关系，官员与村民之间肯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对于他们之间关于某一问题的不同看法，需要具体辨证，不能因为二者之间的差异，就一概地认定是两者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产生的不同意见。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作任何的表态，我只会认真地听，想方设法引诱他们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追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看法。因为这正是发现问题的最好时机。
二、“学者”是否有独立的学术品格，问题太大了。说实话，我回答不了。因此，在回答与政治有关的问题时，我不敢称自己为学者，因为我总是在自言自语、总是按照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在说话（从知识财富积累的角度看，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思想是独立的），所以用引号。不过，真正从对象本身出发的“学者”，应该不存在讨好官、民或者“颐指气使”的问题，因为他对事实、现象负责，对自己的知识结构负责，知识结构在支持着他的言说（这点更为重要），而不是官员或者民强迫他言说，或对官员、民负责。
[ 本帖由 刘晓春 于 2003-5-19 00:00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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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晓春兄答疑解惑。
    偶其实也无意于将官/民理解为对抗关系，谁都知道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了各自的利益，合作也许是第一位的。其间的矛盾大概来自于双方的利益冲突，文化冲突必须服从于利益冲突。每个利益集团都在各自权利的掣肘下言说。学者当也如此。兄所谓“自言自语”，也要受知识结构制约，这总比受某些群体支配好，不过学人言说也有可能陷入不对等的权力话语的泥沼，虽然说学人很难保证自己的思想是独立的，但也应尽量避免思想的“附庸”性，避免向权力话语投降缴械，因为附庸必然倒向偏颇。
   

李扬

这个论题很有意思。记得10年前在美国参加民俗学会年会时
就有学者（Harring Lee??）提交“政治民俗学”方面的论文。
若能找到论文提要我会贴上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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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扬斑竹，偶期待着HARRING  LEE的“政治民俗学”早日出贴，麻烦您了，先鞠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