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授谈春节（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施爱东

说不完的春节道不完的年

主持人

杨 凯

嘉宾

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所教授）

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杨凯：眼见就到腊月三十，要过年了。我记得自己的童年时代每逢过春节很兴奋，因为可以放鞭炮。不过，我一直有个问题不太明白，这“春节”为什么这么重要？

陈连山：有一首儿歌是这么唱的，“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过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儿晚上熬一宿。”这说的就是北京地区过年的准备过程。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说法。为一个节日，准备时间这么长，那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这么重视它？因为它是我国传统历法的第一天，是一年的开端。春节在古代其实一直叫“年”。我们古代用农历，农历正月初一就是新年。老百姓叫它“大年初一”，文人学士叫它“元旦”、“元日”。可是，辛亥革命之后引进公历，于是公历１月１日抢走了“元旦”的名字，没办法，农历新年只好叫“春节”了。虽然丢了名字，但是春节依然是我们最大的节日。就连属相也总是从春节开始算起，没有从公历算的。

萧放：没错。春节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随着海外华人群体影响的扩大，春节也逐渐成为世界人民所知晓、欣赏的华族节日。但是春节又不是简单的节日，它的身上负载着多重文化意义，它是民族的文化符号与象征，中国人通过春节表达了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看法。

虽然如今年夜饭的丰盛不再是人们注意的中心，但我们还要吃它，还要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围坐，我们的餐桌上还应该摆上具有象征意味的鱼（年年有余）、丸子（团团圆圆）、萝卜白菜（青青白白）等，我们还要给不能回家过年的亲人留下座位，让他们在精神上与家人团聚，家族的亲情与伦理仍然是我们民族的核心观念。

杨凯：不过，最近这些年，大家好像都有个共同的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我不知道，几位老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陈连山：这确实是个问题。我个人感受也是如此：做小孩的时候，总是善于幻想，喜欢热闹，对于春节的故事和年画信以为真；而且，那时候一切过年的准备都是父母亲做，我们纯粹享受。可是长大了，自己做父母了，幻想早没了，还得自己动手忙春节，那种感觉当然比不了小时候的感觉了。

而且，从社会大环境来说，这２０多年中国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了。鸡鸭鱼肉天天吃，虾米螃蟹也常有。所以，原本春节才能吃上的东西，平时已经吃腻，春节时候的感觉自然就平淡了。再说穿新衣。过去穷困时代，难得有新衣服穿。可是现在多数家庭的柜子里都是“衣满为患”，春节穿新衣带来的感觉自然也平淡下去。

陈泳超：连山刚才说的有道理。年味的淡泊是客观现象，但不一定都是负面的。比如对于穿新衣吃好东西的向往淡泊了，不是表示社会进步吗？我看没什么不好。

其实，任何一项民俗都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调整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俗。我们经常说民俗是一条河，贯穿历史的长河，那肯定是活水不是死水。我个人觉得，对于民俗变化，最好抱着“花开花落两由之”的态度，这不是说放弃责任感，而是充分相信民俗自身的调节机制，它的变动显示的是活力，只有缺乏活力的东西，才需要外力来干预，比如“抢救”之类。

杨凯：您说到“抢救”，我倒想起来，最近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有人提出：春节也要“申遗”，还有一些口号，比如“保卫春节”之类——这个口号好像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几位老师都是民俗方面的专家，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陈连山：讲“保卫”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为春节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可能是受端午节申遗的影响。我看现在网上也吵得十分热闹，有人支持叫好，也有人指责它“缺乏文化自信心”。这些倡议者对春节的重视，我非常支持。但是，申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实际，因为申报条件有一条：“濒危性”，不濒危的项目不批准。可是春节在全国依然是最大节日，农村地区也非常热闹，明显不符合申办条件嘛。

萧放：将春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确实是有点忧心太过。不过，提出“申遗”的人，也有他的道理，我们的春节的节日气氛毕竟不如从前。原因虽然复杂，但总体上看这与我们从前的春节内涵有一定关系。

我们传统的春节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周期性物质生活满足，二是周期性的家庭伦理亲情意识的强化。在当代社会，这两点已经显得不如以前重要了，我们对年夜饭大餐，没有强烈的渴望；我们对家庭的依赖也明显减少，家族关系明显松懈。所以当代春节地位的下降有其内在的原因。

陈泳超：这个问题上，看来我们几个意见倒是差不多

“干预”的方式有两种，以前是“禁止”，今天禁这个、明天禁那个，比如前几年放鞭炮被视为公害而禁止，过了这么几年，发现问题了，没了鞭炮的响声人们更没有年味，它造成的全民心理失落远大于鞭炮可能带来的生理伤害。现在又逐渐开禁了，这是好事，重点不在于禁，而在于管理嘛。现在的思潮不是“禁止”了，换成了“保卫”、“申遗”，这对于某些濒危事项当然很急需，但对在传统节日系统里至今保持最完好的春节，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没人来入侵，你要保卫什么？申遗成功了会让人们把年过得更好吗？自己的文化实践何必去渴求别人的认可呢？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干预。无论哪种，我觉得都是把自以为高明的想法强加给民俗，实际是对于民俗自足性缺乏信任和尊重。

杨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春节的节俗。旧的节俗，要不要保留传统，怎么保留？或者，一些新的节俗方式慢慢也显现出来，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态度呢？

萧放：对家庭的重视与对家庭的回归是中国春节生命力的强力支撑。这样的文化传统我们应该守住。这几年春运高潮正反映了人们春节回家的意识，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道文化奇观。今年春节车票不涨价，是我们政府为百姓办的大好事，鼓励大家春节回家，让大家轻松回家过年，这对于强化春节的文化地位来说是一件实事。

说到“新”，这几年，城市有人到饭店订年夜饭，似乎是新风新俗。我倒觉得这是对春节淡化的一种方式。春节就是要阖家团圆，一家人在家关门团聚，在祖先牌位下品味亲情。如果在饭店，且不说等菜、催菜的麻烦，就是一家人想好好说说心里话，也没有办法实现。大年就是要回家过。即使你一年不在家吃饭，年夜饭也应该回家吃，那吃的就不是一般菜肴，而是亲情滋味。不过，如果是一人只身在海外，没有办法回家，那就不如找几个朋友凑在一起，找一个适宜的地方喝酒聊天，以解乡愁。

陈连山：最近看媒体的报道，人们对于春节的关注实际上越来越多。周围各家各户也很在意这个。过去楼房里很难见到春联和红色的“福”字。因为那种红纸贴上去很难擦下来。现在这个福字多数是用厚厚的硬纸板做的，今年还有“栽绒”的，更厚。怎么贴？不用，直接插进防盗门的网格后面就行，改进了。楼房居民也可以方便地贴福字了。可惜，对联好像还不行。相信以后会更好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有几个春节庙会？现在有几个了？显然增加了很多。它们还做广告，大概也挣了不少钱。

说到底，春节好比是我们的一桩生活艺术。人们重视它了，开始从中发现“美感”，发现“滋味”了，它也就红火了。

陈泳超：关于过年习俗，我一直有个话头想说。过年有很多主题，比如团圆、增进亲友感情、祈求好运、发财等，这些现在还很通行，但是有一个主题多少有点被忽略，那就是祭祖。

按照传统，大年夜的黄昏，要先让故去的祖先回来“吃好喝好”，然后我们这些有幸还活着的人才开始正式的年夜饭，用以表达对先人的感恩和追思。这本来是非常具有人情味的，可是以前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禁止，现在虽然不禁止了，但是长期形成的一种观念伤害，余风犹存。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害怕祭祖，而是根本想不起来要祭祖。我小时候，正赶上“破四旧”，但是家里每年除夕还会偷偷地祭祖，由父亲拿着燃香从门口虚拟地将列祖列宗“请”回来，八仙桌上摆着荤素菜肴、香烛酒饭，俨然团团一桌；他们幽幽地“吃”，我们按照辈分依次磕头，同时焚化纸钱，最后还由父亲手持燃香“送”祖先出门。小时候对这些“地下活动”还有抵触情绪，现在却日益感觉到连山所说的“滋味”和“美感”。

“慎终追远”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多提倡一点纪念祖先的活动是正当的。而祭祖本来就是春节固有的习俗，萧放教授描述春节时说到“一家人在家关门团聚，在祖先牌位下品味亲情”，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家庭是这样做的，我的所见所闻似乎不多，但愿我的见闻只是虚妄；但假如我的见闻还不很虚妄的话，我看应该提倡一下。比如一些电视台就可以采录各地寻常百姓过年的真实习俗，其中当然会采集到祭祖仪式，然后播放出来，有兴致的人看了或许会去模仿，这样不是实实在在地做了点事吗？

萧放：春节是一种文化习惯，这种习惯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传承，我们应该重视春节中许多贴近人性的习俗细节，如春联、鞭炮、烟花、锣鼓、社火、美食、游戏、礼仪等，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最能表达中国人的性格与心情。去年北京的鞭炮又响起来了，这是春节民俗传统的回归，有了声音与色彩的春节，年味儿更浓了。今年我在日本过的公历元旦，看见的是别人过年，没有特别的感觉。但如果是春节，那心境肯定就没有那么淡定。就是说作为一个个体我们有自己的个性，但作为族群的一员，我们又有文化的共性。春节就是这样一个提供我们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机会。我们珍重春节，也就是珍重我们的文化。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7-2-26 13:24 最后编辑 ]

眉间尺533

小时侯的春节在我的心目中就象我的初恋一样，那么美好，但是又那么遥不可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