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一篇：告别浪漫主义

吕微

旧文一篇，写于何时，发表于何处，或者就没有发表，一直存在电脑中？都不记得了。文中所说民俗学的现代转换需要个案研究的支撑，如今也已是一番新景象，如晓春的客家文化研究。吕微，5月14日


告别浪漫主义：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换
──“民族民俗文化与当代生活”学术座谈会述评

一

　　４月１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在北京召开了以“民族民俗文化与当代生活”为题的学术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艺研究》和《民间文学论坛》杂志等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界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座谈会上，学者们就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就民俗学当前正在发生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

　　中国民俗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是与２０世纪同龄的学术门类。与当前其它学科的“世纪之交的回顾”一样，中国民俗学也在深刻地反思自己所走过的百年之路。反思在世纪之交，不仅是年代上的巧合，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俗学正在告别自己的古典时代而完成其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研究者们发现：以往所惯常使用的一些仿佛是自明的民俗学基本概念（内涵及外延），今天的学者在使用时正在发生愈来愈多的分歧。如什么是民俗？民俗之“民”是否即是下层（过去所说的“民间”）之“民”？民俗之“俗”是否只是传统风俗？概念上的辨析当然不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因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延用经典民俗学的概念体系把握变化了的研究对象（社会现实）的时侯，就需要对经典概念本身重新加以解释和界定。一方面，学者们希望民俗学理论上的抽象达到更准确、更明晰的程度；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试图通过使用与民间、日常性、生活化等相对应的概念如官方、专业性、理念化等把握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以期为民俗学者划定一个相对宽泛的研究范围。但有些学者也主张，暂时悬置概念上的讨论，把主要力量放在对具体民俗事象的研究实践上，以达到学者之间的存异求同。
　　经典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都以无文字社会为研究对象，但它们之间有习惯延袭的分工默契：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当代的原始民族、原始社会的文化；而民俗学则研究文明民族、文明社会中的下层──民间文化，主要是农村、农民的文化。由于文明社会的民间文化（民俗）曾经被认为是原始文化的现代残存──遗留物，因此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在研究方法上有近似之处；又由于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仅存在于人们的语言和行为中的无文字文本，因此都重视田野调查──作业（当然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但是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城市化，无文字社会（包括农民社会）的生存空间愈来愈小，因此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正在日益失去其传统的研究对象。
　　人类学、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学科危机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与此同时，这些学科也都开始了它们的现代转换。如今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都已将其视野扩大到现代民族和现代社会，这就使得这些学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当代学问。如果说在完成学科现代转换以前的民俗学只是这门学科的前史，那么在完成了其现代转换之后，民俗学才能说自己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换方面，“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之父”钟敬文及其学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钟敬文先生以九十岁高龄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思考民俗学的现代转换，做出了较之早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俗学更为重要的贡献。由于理论上的最新进展，当代中国的民俗学者们已经可以断然地指出：民俗学所说的“民”是生活于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全体居民；而“俗”已经是“全民”的所有模式化行为方式（参见高丙中的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民俗的这种现代理解使中国理论民俗学在世界民俗学界处于领先的地位。

三

　　理论民俗学方面的新进展是引人注目的，当然也不否认这一进展也还刚刚开始。中国理论民俗学在概念的准确性、明晰性以及概念之间相互支持的程度（体系化）方面也都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但目前民俗研究中的一个最为重要，同时也是最为有趣的现象则是：一方面在理论上初步完成了学科的现代转换；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个案研究中仍然贯彻传统的学术思想，即仍然把传统的民俗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而很少涉及那些现代民俗。这说明中国民俗学关注现代生活的理念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没有进入到个案研究的实践层面。而民俗学的个案研究作为民俗学的研究主体，与理论研究携手构成了民俗学奋起的双翼。但是，如果中国民俗学迟迟不能对当代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有所回应，始终沉溺于传统民俗之中，中国民俗学就不能说最终完成了其现代转换。面对这一现状，中国民俗学者应当反思自己的百年学术传统，学者们不得不考虑造成现代转换之艰难的原因，是否由某种“学术情结”所致？
　　与人类学、民族学的起源与殖民主义有不解之缘类似，民俗学的起源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亦有不解之缘，即在起源上与某种特定的人文思潮相关联。这就是说，特定的人文关怀是这些学科缘起的酵素。如所周知，德国格林兄弟对民间童话的搜集、整理是企图从中发现德意志的民族精神，民族主义于是成为德国民俗学的起源背景。而中国“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则是企图从传统的民间歌谣中发现千百年来被儒家正统文化所压制的民主精神。德国和中国民俗学兴起的背景尽管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不同，但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则是息息相通的。浪漫主义的人文思潮将价值追求的取向定位于无文字社会的原始──民间文化，企图通过民俗文化重建其价值理想，这正是具有浪漫思想的民俗学者总是锺情于传统民俗的终极原因。浪漫主义是民俗学胎生的原始情结，浪漫主义曾经催生过民俗学；但是民俗学欲进一步长成现代学科，浪漫主义已经成为其成长道路上的羁绊。
　　自从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还原，在哲学中掀起现象学革命之后，我们已经了然：“回到事实本身”是对现代科学最起码的学术要求。社会学者可以兼为人文学者，这种双重身分是许多现代学者的理想职业──人格结构，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注意区别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和社会生活中的人文态度（价值关怀）。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应采取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尽可能地“悬置”主观的人文倾向，庶几社会科学包括民俗学方能登堂入室，进入现代科学的殿堂。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文以载道”的上千年大传统和数十年小传统的社会，民俗学者走出浪漫主义情结的缠身有着更为切近的现实意义，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两方面直接关系着民俗学的学科生命。目前仍然有许多学者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从事民俗研究，这是他们难以超越早年民俗学大师们的学理根源。
　　自从顾颉刚、闻一多以来，中国民俗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传统是以不同学术流派的组合构成的。但无论哪一流派的学术大师，都在研究过程尽可能地悬置主观的人文倾向，这是中国民俗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朦胧的现代意识，从而成为中国民俗学在其早年就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的基本保证，即使如顾颉刚抱有强烈的企图用民间文化救世的热情，他也清醒地知道，学术的功用正在于其“无用之大用”。从“五四”歌谣运动至今，中国的民俗学在经历了她的第一个百年华诞之际，正在迎来她的真正的“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为”，这无疑是中国民俗学的节日。
　　　　　　　　　　　　　　　　　　　　　　　　　　　　　　（一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