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篇瑞吉娜·本迪克丝未发表的发言短稿

李扬

以前在美国宾大、现在德国当教授的本迪克丝的会议发言。这里面“expressive culture"
(表达文化？）不知有没有通行的译法。请各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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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夹缝中的民俗学：过去和现在
瑞吉娜·本迪克丝


    尽管我们很难确认民俗研究开始于何时何地，但是可以确切地说，民俗学或表达文化是在现代时期才得以被承认，因此其研究具有现代的特点。在这简短的发言中，我想澄清为什么民俗学没有学科的历史, 而一直游离于学科之间，被一股所谓“整体的热情”所驱动。早在专制主义时代的末期，一些统治者就试图通过控制其臣民的民俗知识以便更有效地实行统治。我们可以从欧洲步入现代时期的阶段开始，卡尔·马克思称之为“所有坚固的东西都随风而去”。大约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这段时期中，酝酿已久的各种运动，包括民主运动、工业化和殖民地扩张，都相继发生。
    通过政治革命，民主化动摇了君主政权的基础，同时还迫使人们通过各民族人民“自然”地联盟来寻求合法政权，而不是凭借皇家贵族的血统。脱颖而出的政权由国民主宰。不过这些国家不仅需要一套新的政治制度，而且还需要新的或者旧的文化基础。而在这段浪漫的民族主义阶段，知识分子从表达文化或民俗的宝藏中探求此基础，这些宝贵的遗产包括歌曲、史诗、民族服装、神话及传说。
    在同一时代，工业化日渐兴盛。它改变了生产方式，疏离了劳动者与产品间的属从关系。它使大批农村人口脱离故土，同时引进了严格的工作时间制度，“闲暇”一词有了新的时间含义。故乡语境和早先生产方式的缺失，引致了对过去和故土的怀念思虑，尽管旧日时光实际上也许并非那么美妙。在新获得的闲暇时间里，在其它活动之余，人们开始重拾古老文化的遗存。社区的歌咏俱乐部、服饰协会和民间学者都在为我们的学科添砖加瓦，也印证了民俗学不仅是学术探讨的领域，亦是社区民众兴趣始终所在。
    在这一时代，殖民主义扩张最终引致欧洲观念、器物的散布，凸现人种、文化和宗教的差异。从理性和心理方面，与“他者”的遭遇可以引发对“自我”的反省。这种潜在但常在的比较，引致欧洲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开始思考自身的文化标识，这些标识可以从语言和民俗中抽取。自我/他者的二分法，由此成为贯穿民俗学史的第三因素，进入了民族主义者民主化的视野。印第安那大学民俗学教授、表演理论的创始人理查德·鲍曼在1971年指出，一种民俗的社会基础是不同的而非共享的。每当我们谈论文化独特性之时，我们都不自觉的调用着其它文化的差异性。
    在更世俗和物质的层面上，殖民使欧洲市场充斥着诸多奇异的事物——带着探险者们所遇到的世界各地人们的特征。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房屋样式和家具上竞相争奇斗艳，搜奇猎珍；在其书架上、抽屉里，古董异珍杂陈其间。在社会变革的风暴里，知识分子们试图对杂芜多元的文化事实进行厘定归类，博古架就是这一意图的物质体现。当时读者甚众的杂志，可谓是“印刷的博古架”，多刊登中世纪手稿新发现、希腊考古珍闻、威尔士农村岁时习俗描述等。
    众所周知，在19世纪早期，文化或人文学科并无清晰的定义，至该世纪末叶，方有学科轮廓的勾画。19世纪早期，为了使文化的考察研究系统化，“民众古习”一词开始用于指称语言、手工制品古俗和节日，它们均是古代生活方式的证物，虽然在上层社会看来颇未开化，但在民众中间却大行其道。在欧洲大陆，上层社会这种对乡间民众古习的兴趣，在政府需求的激励下，纳入了18、19世纪之交业已出现的“人民学”的研究范畴。同样，拿破仑时代已经出现的民风研究，被法国凯尔特研究院进一步发扬光大。在英国，绅士们对古董的闲情逸致始终不减，直到1846年威廉·汤姆斯在《雅典娜神庙》上发表短文，呼吁学者们用“民俗”（folklore）一词来替代拙冗的“民间古习”。
    在“民俗”的名头下，汤姆斯希望有更多系统的习俗研究出现。但英国人虽然接受了这一新词，却未能创立民俗研究的学科。数十年后，民俗学会成立并开始出版自己的刊物。但研究本国文化的学者们并未形成合力来创建民俗学科。在民俗的搜集、存档、研究和教学方面，爱尔兰名列前茅，苏格兰和威尔士紧随其后。然而这些研究的结果如何，怎样命名这一学科？有些学者坚持用“民俗学”（folkloristics）一词，有些则使用涵盖范围不一的“民族学”或“人类文化学”、“口头文学”、“民众生活研究”、“传统文化”等名称。
    与19世纪出现的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社会和政治的要素以及庞大的研究范围。在意识形态上，民俗学与特定的社会公共领域问题深深关联——从浪漫民族主义的源头，到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直至20世纪后期反种族歧视运动。在学术上，用19世纪的名词，民俗学是一门“普遍性”的学科；用今天的词来表述，它是而且将一直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许多19世纪的学术传统最初源于对民俗材料的兴趣。当时颇为强势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其起步阶段，主要研究现实和文献中的民俗材料。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领域渐趋专门化，将其视野从语言起源的宏大问题收缩至更狭窄的知识范畴。
19世纪学术界盛行历时研究，民俗学家希冀通过叙事类型和分布图式来追溯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或如歌谣研究者那样，通过纯粹口头歌谣原型的重建，来探讨中世纪末社会和思想状况。20世纪学界向共时研究转变，民俗学家开始揭示表达文化的创造过程，布拉格语言学学派、形式和深层结构分析、基于民族志的史诗生成研究、如今称之为表演学派的类似研究方法等，都在民俗研究中得到借鉴应用。这一研究框架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从原初和基本的意义上，文化活动是一种交流行为，通过研究其表现的现时形态和历史深度，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掌握和解释人类的行为。亨利·格拉西和本特·霍贝克等民俗学家的研究使得这一研究框架引人注目，成果斐然，广受好评。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在德国、法国和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对这些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持有异议。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在知识界亦有其局限和问题。当民俗学领军人物理查德·道尔逊呼吁尊重民俗研究、给予其学科地位之时，正是民俗学处于最低谷的时期。道尔逊努力试图建立民俗学的方法论体系和理论走向，指明民俗学的跨学科性质，它综合了民族志、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及方法。民俗背后的产生过程，渗透着人类的文学创造和物质文化、社会实践、政治意识乃至信仰系统，等等。
    前面已论及，民俗学最初是在社会政治的框架中开始得以兴起的。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在学界影响公共领域的历史上，民俗学家们功不可没，因为这门学科本身就是在学院和社会之间栖息。民俗学家具备敏锐的眼光，去见证文化对社会政治进程的巨大而独到的影响。如同18、19世纪，人们在自省反思中承认了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民俗学，20世纪末的民俗学家又引致对学术知识成果的反诘姿态，深究穷问，在现有的学科方向间追寻答案。

shi

中间提到的这么多人名，我基本上都不认识，李大官人有空慢慢过招，也好让我辈长点见识。
光是看人名常常眼花了乱，若是能加点大官人自己的评点，当更受用。
[ 本帖由 shi 于 2003-5-16 21:17 最后编辑 ]

李扬

俺也就是马克思瞅着面熟，其他都没见过，个别通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