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星：民间文化的可能性：公共性与国民文化

淇园之竹

中国民间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处于几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话语系统的夹缝之中，其地位尴尬而又形象暧昧。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论说中，它既可能是革命的群众文化的一部分，往往被利用来作为社会动员的形式（延安的革命文艺），或被用来针对上层、贵族及士大夫们的（主要是文字形态的）文化，也可能成为激进革命的对象或阶级斗争所试图革除的旧时代的残留（文化大革命的破旧立新）。在“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谱系的论说中，中国民间文化往往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科学”的对立面和“迷信”的代名词；然而，当“（多）民族国家”的凝聚、认同和团结迫切需要国民文化的实现予以支撑时，它又会被看作是中国文明或中华文化的根基与源泉。至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和为数不少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只是把它当作个人创作的启迪或依据；而那个“移风易俗”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简单二分法（精华与糟粕）的逻辑，依旧持续有效地左右着官方对民间文化的判断和媒体的公共话语（以风水为例）。
现在，“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念被执政党的“和谐社会”理念所取代；经济高速成长导致小康社会雏形初现，一方面，继“革命”之后，市场经济那只“手”再次把硕果仅存的民间文化推向危机，另一方面，初步富裕社会的“价值”缺失又亟需从“传统”汲取滋养、获得补给；支撑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的农村已经和正在大面积、大规模地都市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家家有电视，村村通公路，都市型生活方式普及）；少数民族或地域的以及其他各种族群的“华化”（并非单向的汉化）进程日益深刻化；标准语言和普世性国民文化的成长和扩张有目共睹；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的文化交流不断地输入着新的文化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界说等），并刺激着中国国民的文化自觉（例如，针对和服、韩服的“汉服运动”，针对“洋节”泛滥的传统节庆复兴等）等等，所有这些全新的社会与文化格局，都终于使得民间文化在现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中获得了被重新定义和界说的机会。
中国大陆政府的文化政策调整（文化体制改革）和着力推动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运作，极大地缓解了国家和民间文化之间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张力关系（以鞭炮解禁为例），使得民间文化在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中重新登堂入室，并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堂堂正正的合法性。与此同时，这也就非常自然地要求中国民俗学界把“国家”与“民俗”（民间文化）的关系这一焦点问题，提到其学术关注的重要议事日程。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在具备草根民间性的同时，其社会公共性（自然首先是地域和族群的公共性）的特质也日渐凸现出来。在国家持续不断地界说、规范、采借和渗透中，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极尽变通和适应之能事，其新的生成、建构、延展和创新，往往以“民俗主义”的各种不同形态（例如，北京“东岳庙会”、各地传统手工艺的旅游产品化、春节联欢晚会等）而不断地展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民间文化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格局中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乃是经由其地域和族群的公共性（亦即作为地方性的公共文化，如屈原故里的“龙舟竞渡”、南宁民歌节等）而延伸为国民文化的累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对民间文化的征用，意味着将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通过地域或族群公共性的中介而提升至国民文化的高度，与此同时，国家在申报“世界遗产”或“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中，则更进一步使民间文化获得“国家名牌”和“（中华）民族身份”的属性。
中国民俗学历来所固执的“民俗观”（残留说、追求“本真性”、重视“原生态”、强调‘“纯粹性”等）和近似于八股的学科框架（“概论”、“概说”、“原理”），果真能够适应于如今“民俗主义”盛行于世并已成为常态的时代吗？民俗学研究如何面对现当代中国之民间文化的全面复兴以及和大众文化、国民文化密切互动的全新状态？笔者认为，中国民俗学只有努力扩展自己的学科解释力，并把翔实的田野调查与“公共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等新的学科方向相结合，同时，积极参鉴社会学和人类学之“文化研究”的研究经验，方能做出无愧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期待。

淇园之竹

周星，男，1957年8月生人。民族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主要著译编述有《现代文化人类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合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合译）、《史前史与考古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边区开发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合著）、《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合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1998，合编）、《汉族的民俗宗教——社会人类学的考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译著）、《境界与象征：桥和民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