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人叙述与科学性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剖析了民族志写作的修辞如何源于先前的话语传统,并如何被应用;特别关注个人叙述与非个人学术之间的关联,以便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历史。文中以多内尔的《夏波诺》为文本,展开对于个人叙述与科学话语的讨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会使这本书好评如潮之后,又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一本写作出来的民族志作品,同时具有两种相悖相反的品质么?
个人叙述可谓民俗志的亚体裁,在比较宽容的意义上,也算是传统的民俗志文本序列。但是与正式的、专业性、权威性民族志相对,它通常因自我放纵、琐碎或者标新立异而被规训。个人叙述通常作为常规的开场白出现在民族志的边缘,其作用重要在于,它将民族志书写根植于作者亲历的田野,而这种田野亲历是作品权威性的来源。
但是个人叙述的个人性与科学性之间并不相容,如詹姆斯•克利夫德称,人类学想融合客体与主体实践的企图,不可能实现。在这里,客体、科学与话语的权威被轻易地等同起来,要想获得“科学“,言说和写作的个人必须被绝对抹除,所有人为的痕迹都有碍于科学。其实亲历田野与民族志的写作之间,是个艰难的转化过程。其中作者位置的变化最关键。在田野亲历中,主体被卷入田野的中心,进入看与被看,谈论与被谈论的漩涡中;而民族志的写作要求转变话语立场,要求主体离开田野的中心,在一个空间的边缘,向下或者向内来观察他者。亲历田野需要自我投身(engagement),民族志写作要求自我隐身(self-effacement),这种悖论统统集中到个人叙述上。对个人叙述的处理,要同时圆满两个势同冰炭的倾向。
那么,将个人叙述与客观化描述相结合呢?这个貌似高明的手法不是现代民族志的发明,而是游记的传统写法。直到16世纪,在欧洲的游记中,两种笔法得到严格的区分,只是个人叙述在主导,而客观描述用来堆砌不适合叙述的“剩余信息”。在相互交织的两种叙述中,立场改变的明显标志是对时态以及具体人名、部落名等的转换。
普拉特选择了弗思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作为对两种描述转换分析的文本,且看她对弗思民族志的分析:其中“自我”不被是为一个单一的科学观察这,而是进行参与和观察,并从多方位和不断变化的立场进行书写的多面统一体。这个传奇式主体具有多么强的反思能力,因而能够吸收和传达整个文化的丰富性。可见,在以科学性标榜的民族志文本中,自我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成为言说的主体和引导者,更像是一个先知。
马林诺夫斯基后继者埃文斯-普理查德等接受了系统的训练,理所当然将科学的人类学理想模式引为真理:倡导符码化(codified)的田野调查方法,专业上的客观公正和系统性的详细描绘。异文化中凡是不利于理想模式实施的内容,都被当作是民族志研究的障碍,即使那是异文化中的本来面目的事实。民族志符码化的同时,也带来主观和客观的深重冲突。在游记里相对融和的两种描写,在这里变成僵硬的对峙。而在从马林诺夫斯基到普理查德的民族志中,对于作者所经受磨难的个人叙述,变成了对读者的定位:理解民族志文本的基础。只有经历个人叙述的反乌托邦,才能进入模式乌托邦指导下的田野乌托邦。这是个怪圈,一个以科学性为中心的漩涡。
而新生代的民族志作者如何规避这个怪圈呢?玛乔丽•昆斯塔克的《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及诉求》被作为压轴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初涉此地的田野乌托邦想象之后,当前来拜访的当地人尼萨赞美了她与人类学家之间的商品关系时,她吃惊地发现,与这个被人类学家腐蚀的、退化了的研究世界面面相觑。最后她投降了。她接受了尼萨的驱动和吸引,以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写作方式,集中叙述尼萨的叙述,并插入自己编写的生活史,以民族志的概括和评论作为边缘。这样扭转了民族志作者作为田野工作者、旅行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多重叠合,采用了不统一、不和谐,更为复调的叙述方式。尽管她仍旧在乌托邦的梦想下营造出尽可能和谐的声音,但这种探索可谓意味深长。
普拉特回溯了对昆人描写的历史,并在书写史的传统中对昆斯塔克的书写重新定位。之前的描写者面对着一种撕裂的可能性:一方面,将昆人作为欧洲帝国的幸存者-受害者进行历史化(historicize),一方面又倾向于将之作为未受历史影响的原始人进行自然化和客体化。哪一个才是真实?往往在书写中,不得去处理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昆斯塔克在话语历史的脉络中,以比较尴尬的民俗志书写姿态,进行了延续和反驳。
或许,人类学家应该从先于人类学话语传统的内部和外部将民族志当作写作来审视;也要从接触史的内部和外部来审视。摆脱书写中的修辞既然不可能,那么认清自己的修辞既非自然,也非本学科内在的,或许是条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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