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戈兰

《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2007-03-30    王锷    经济史2007．1    点击: 15

《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王锷



经济史2007．1





    摘要：《月令》是《礼记》第六篇，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基本相同，主要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天象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是一篇中国古代农业研究史上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从而影响了它的价值。通过考查，《月令》当成篇于战国末期。

关键词：月令／礼记／十二纪／时则训



    《月令》是《礼记》第六篇，该篇记载一年十二月，每月天文、气候如何，根据天文、气候的变化，王者应该发布适合的时令，安排农业生产，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故名“月令”。

郑玄《三礼目录》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①《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郑玄曰：“令，谓时禁也。”②“和令”即宣布禁令。

《月令》计4339字③。该篇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具体阐述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的天文、历象、物候等自然现象，从而说明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方面应遵守的有关规定，为顺应气候，天子应率领三公九卿在宗庙举行祭祀，并发布礼乐征伐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如果违背时令④，将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

    依据五行学说，春季属木，阳气渐盛，是万物生养的季节。因此，天子的政令应当以宽厚仁恩为宗旨，禁止杀伐伤生。天子当劝勉农桑，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抚恤幼孤，赈灾济贫，演习乐舞，修订祭典，顺应季节的变化。夏季属火，是万物继续繁荣生长的时期，因此，天子发布政令应以宽厚为主，可以举荐贤良，封授爵禄，劝勉农民，不要失时，不许大兴土木、起兵动众。秋季属金，是万物成熟凋落的季节，秋德肃杀，天子发布政令，应以惩治罪恶、征伐不义为主，即严刑峻法，杀戮有罪。此时，农事已毕，可以兴建城郭宫室。秋季天气逐渐寒冷，应保存民力。冬季属水，是万物收敛闭藏的季节，天子发布政令必须顺应冬阴闭藏之气，即积聚粮食，修葺要塞关卡，制作各种器物。天子举行盛大的宴饮活动，向日月星辰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并命令将帅讲习武事，比试体力。其实，《月令》只是作者构想的一篇施政纲领，有不切合实际者，如杀伐岂有只在秋季举行之理?举荐人才、演习乐舞，何时不可?

    《月令》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如果以四季为纲来排列，它们之间的关系配合如下：



    这种配合关系，可举两条旧注来说明。《礼记·月令》郑玄注：“春气和，则角声调。”⑤所以角配春。《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角，木也；位在东方。”⑥所以角配木，配东。其余类推。其实，这种解释是没有根据的。古人对于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如此配合，也影响了古代文学作品。欧阳修《秋声赋》之所以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就是因为古人以秋季、商音和西方相配的缘故。又说：“夷则为七月之律。”夷则和七月的联系要从十二律和十二月的配合来说明。

    先秦时期，人们把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今依照《礼记·月令》，将一年十二月和相关天象、尊崇帝王、敬奉之神、五虫、五声、律吕、五味、五臭、五祀、五脏等对应关系列表如下表。



    孟春之月，即农历一月，从中原观测，太阳运行的位置在营室星宿，即室宿。黄昏时，参星位于南方天空正中：拂晓时，尾星位于南方天空正中。春季的吉日是甲日和乙日，于五行属木。尊崇的天帝是以木德王的太皞，敬奉的地神是木官勾芒。动物中与木相配的是鳞虫。五声中与木相配的是角声，与一月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太蔟。与木相配的成数是八，与木相配的五味是酸，五臭是膻。一月要祭祀户神，祭品中以脾脏为尊。一月，春风吹起，冰雪解冻，蛰伏土中的动物开始苏醒，鸿雁从南方飞来。立春之日，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的祭祀活动。一月第一个辛日，天子要祭祀上帝，祈求五谷丰登；第一个亥日，天子躬耕藉田。同时，天子命令全国开展农业生产劳动，主管农事的官员田唆亲自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教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整修田地、沟洫，因地制宜，规定标准，以防止农民迷惑。一月，禁止砍伐树木，不许捕杀幼虫、幼鸟和小兽。为了保证春耕，不许招集农民从事修建城郭宫殿活动，更不允许主动发起战争，一切以农业生产为重。如若违反天时，将会受到瘟疫、暴风雨和水旱灾、雪霜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其它月政令大致类似。








    《月令》又说：“中央土⒇，其日戊己。其帝黄帝[21]，其神后土[22]，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昧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意思是：四时的中间属土，中间的吉日是戊日和己日。尊崇的帝是以土德王的黄帝，敬奉的神是土官后土。与土相配的动物是倮虫。与土相匹配的五声是宫，相应的音律是黄钟之宫。土的生数是五。与土相配的五味是甘，五臭是香，五祀中祭祀中雷，祭品中以心脏为尊。

    所谓“律中”，即“律应”。“律应”的征验则凭“吹灰”。吹灰是古人候气[23]的方法，将葭莩的灰塞在律管里，某月份到了，和它相应的律管里的葭莩灰就飞动起来了。欧阳修的“夷则为七月之律”，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也成了典故。陶潜《自祭文》说“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是指季秋九月。由于古人把十二月和十二律相配，后世作家常喜欢用十二律的名称代表时令月份。曹丕的《与吴质书》：“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就是指仲夏五月[24]。

    《月令》的这种配合，并不科学，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人们对天象和自然界变化的初步认识，利用这种认识，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现代并未发现乐律与天文有关，但从其取名，似取物候意义。

    《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淮南子·时则训》，大致相同，惟文字略有出入，因此，关于《月令》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综合起来，主要有七种观点：

    1、《月令》是周公所作，或云作于周代，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王肃、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主张此说。

    2、出于《吕氏春秋》说，郑玄、卢植、高诱、梁玉绳、万斯大、王引之、张文虎、任铭善、徐复观等主张此说，这种观点，影响最大。

    3、晋束皙主张夏代说。

    4、隋牛弘主张杂有虞、夏、殷、周法说。

    5、明方以智《通雅》卷12认为，“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吕览》因《月令》，《淮南》因《吕览》，记有异同，非后人笔也。”

    6、汪鋆认为，《月令》是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者。证据一是汉代始有太尉之官；二是《月令》于孟冬命太史衅龟策，与《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不合。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吕纪》、《月令》之五帝，皆刘歆伪窜。

    7、杨宽先生认为，《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是战国时期晋人之作。吕不韦宾客割裂《月令》十二月之文，以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月令》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所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25]。

    对于前六种观点，杨宽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撰《月令考》一文，详加辨论，指出其非。现摘其要点如下：

    第一、《周书·月令》已散佚，无由详考，但其佚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同，若因《周书》有《月令》，遂谓《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及《礼记·月令》亦周世所作，宁非武断!且《逸周书》之《周月解》，亦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相合。

    第二、束皙以《月令》行夏时，而定其为夏代书，实为臆断。“夏正”本为“周正”之后一种新历，《月令》用“夏正”，正足见其晚出，何得据以为夏代之书也?    第三、牛弘以《月令》皆“圣王仁恕之政”，臆断其杂有虞、夏、殷、周法，亦犹蔡邕因《月令》“博衍深远”而谓周公所作也。

    第四、方以智以《夏小正》为夏书，既未审，又以“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遂谓《月令》本周公作，亦臆说也。

    第五、“太尉”之官，秦代已有，岂得据以为汉人笔?《周礼》“周正”、“夏正”杂用，“上春衅龟”用“周正”，《月令》言“孟冬衅龟”用“夏正”，何得以《周礼》为“夏正”，而谓《月令》有错?“夏正”春秋时晋国已用，何得以为非周、秦之时?郡县之制，春秋、战国已有，何得据以为汉制也?至于释菜之礼、受朔之事、封侯之典，究何所据而必以为汉儒之说耶?至于古文家于《月令》中窜入五帝之说，杨宽认为：“古文家既窜人于《吕纪》、《月令》，何以不窜入与《吕纪》、《月令》相同之《淮南·时则训》，反窜之于《淮南·天文训》乎?”诸说实难服人。

    比较诸家的观点，杨宽先生的观点较接近于事实。

    郑玄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针对郑玄和其他人的观点，杨宽先生一一考辨，提出新说。其证据可综述如下：

    第一、“夏正”大概是晋人所创始，以晋本夏墟而名“夏正”。晋国于春秋时已用“夏正”，列国用“夏正”在战国末年。《孟子》全用“周正”，《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

    第二、《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中提到的官职，有太尉、相与将帅、阉尹、七驺、太史、冢宰、工师、四监等。经考证，太尉等官职，与其说是秦制，毋宁说是晋制。

    第三、《月令》季冬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以待来岁之宜。”是用“夏正”之明证。《月令》季秋曰：“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又孟冬曰：“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季秋、孟冬所言来岁、来年，是说受朔、贡税等事，要颁行百县，必须于三月前执行，否则，不能传达于四方。并不是说“季秋”是秦之岁终，“孟冬”是“周正”之末月也。《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当是抄合晋人旧作。

第四、《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以阴阳五行为经纬，举凡天文律历、宗教风俗、生物变化、农桑渔牧及衣食住行等，全部纳入五行学说中，将五行、四方、十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十二律、五数、五味、五臭、五祀、明堂、五色、五谷、五牲等互相配合。这些配合，《左传》、《国语》、《墨子》已有部分记载，《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承袭这些观念，当出于占侯卜筮之学，成书当在战国末期。

第五、《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用晋人“五行相生”说，而《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用《邹子》“五行相胜”说；于《十二纪》首章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于《尊师篇》、《古乐篇》、《谕大篇》等又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可见《吕氏春秋》是杂采群说而成，《十二纪》首章非吕不韦宾客自作。

    第六、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与《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篇》进行比较，发现《音律篇》是据《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改作；《音律篇》有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同者，而与《月令》相类，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和《音律篇》同据一底本，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音律篇》又出自吕氏二宾客之手，非出一人之笔，故不能划一。《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吕不韦宾客割裂十二月以为《十二纪》首章。由《吕氏春秋》全书观之，吕不韦宾客杂取道、儒、兵、墨之说以分释《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犹经，其所附论诸篇犹似传也。

    第七、将《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与《月令》进行比较，发现《七月》所叙写豳地农民一年十二月中生产过程与生活及为贵族服役情况，较为细致，并有感慨；《夏小正》是春秋时代以农事为主的月历；《月令》是战国时代以农事为主的行政月历，三者有一脉相承之关系。

    杨宽先生又有《<今月令>考》一文。郑玄注《月令》，辄有“《今月令》作某某”云云。孔颖达《正义》认为《今月令》即《吕氏春秋·十二纪》。杨宽先生将郑玄《月令注》中所引《今月令》十八条与《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进行对比，发现多有不合。他认为，蔡邕作《月令章句》，《说文》尝引《明堂月令》。相互比勘，蔡邕所据，《说文》所引，皆是《礼记·月令》。东汉于《月令》，简称之但曰《月令》；详言之，则以“明堂”二字冠前曰《明堂月令》也。清代汪中早主此说。至于《今月令》，乃是汉代通行的《月令》，当有多本流传，非一书也。梁玉绳首创此说。

杨宽先生的结论，可总结为：《礼记·月令》上承《七月》、《夏小正》，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作者是晋国人之后裔。《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及《吕氏春秋·音律篇》是吕不韦宾客根据与《月令》相同的底本改编而成，《淮南子·时则训》也据《月令》而来。蔡邕作“章句”之《月令》、《说文》所引之《明堂月令》即《礼记·月令》，郑玄所说的《今月令》是汉代通行的《月令》，非《礼记·月令》。我们同意他的看法。

对于杨宽先生的观点，还可以补充两条证据。

1、《月令》即《明堂阴阳记》中之一篇，西汉曾出土于鲁淹中。《月令》主阴阳五行之说，阴阳五行本出阴阳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日‘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月令》正是“叙四时之大顺”，欲以“为天下纲纪者”，亦所以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之“教令”，欲以“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者，是则《月令》所记与阴阳家言正好相合。

郑玄《三礼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汉书·艺文志》曰：“《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遗事。”又：“《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

据此，则《明堂阴阳》与《礼古经》俱古文，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刘向《别录》将《礼记·月令》属之《明堂阴阳》，是有根据的。

    2、《月令》季冬有“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一句，《吕氏春秋·十二纪》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淮南子·时则训》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与《十二纪》同，“邦”俱作“国”。这是避汉刘邦讳所为。上博简《孔子诗论》将《国风》作《邦风》，又有《鲁邦大旱》篇，“国”俱作“邦”。《月令》是《明堂阴阳》之一篇，出土于鲁淹中，所以，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原貌，仍然作“邦”。虽一字之差，但为《月令》成书于战国时添一新的证据。

    至于《月令》与《逸周书·时训解》之间的关系，周玉秀在《<逸周书>文献的变异与汉以后的整理》一节中，将《逸周书·时训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大戴礼记·夏小正》文字，列表详细比较，她说：

    《逸周书·时则训》每节的后半部分却与诸书有较大差异。其他各书所讲都是行政违反时令所造成的危害，《时训解》则说的是自然现象反常所预示的灾异，两者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时训解》的这种情况与谶纬之学有相通之处。……笔者认为，《时训》每节中的后半部分是汉人对先秦时令的训解。……我们说《时训》是汉人的训解，还可以从其语言特色上得到证明。……《时训》中每节的后半部分的写定时代当在东汉中晚期。

她从文献内容的异同和语言特色进行比较论证，言之有据。则《时训解》定出《月令》之后无疑。



注释：

    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352页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3次印刷。

②《十二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356页上。

③《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1388页中。

④《月令》中“××行×令”之令，当指时令。“××行×令”，即气候反常。方向东兄《<礼记·月令>“×行×令”辩正》一文有专门论述，见《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集——庆祝沈文悼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古籍所编，2006年6月。

    ⑤《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353页下。

    ⑥《二十二子》第629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

    ⑦营室，二十八宿之一，即室宿，又名定星，今属飞马座。下奎、胃、毕、东井、柳、翼、角、房、尾、斗、婺女等，都是二十八宿之一。二十八宿都是恒星，古人用以作为观察天象的坐标。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次。每一次都以二十八宿中的星作为标志，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存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孟春之月的星次是娵訾，作为标志的是营室。

    ⑧中，古代天文学术语，指星宿出现在观测者子午圈的位置。

    ⑨甲乙：五行家将天干十日与五行相配，即甲乙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金，壬癸配水。又以五行配东南中西北和春夏秋冬。东方、春天配木，南方、夏季配火，中央配土，西方、秋季配金，北方、冬季配水。王夫之说：“凡春，以甲乙之日为王而吉也。余仿此。”

    ⑩大皞，即伏羲氏，传说中的古帝名，五行家认为他是以木德王，故将其尊为东方之帝。炎帝，即神农氏，五行家认为他以火德统治天下，被尊为南方之帝。少皞，即金天氏，以金德王，死后被尊为西方之帝。颛顼，即高阳氏，五帝之一，五行家认为他是以水德王，被尊为北方水德之帝。句芒，少皞氏的儿子，名重，死后被尊为木神。祝融，古帝颛顼氏的儿子，名黎，曾做火官，死后被尊为火德之神。蓐收，少皞之子，名该，为金官，死后被尊为西方之神。玄冥，少皞之子，名脩，名熙，相传为水官，死后被敬为水德之神。

⑾虫，古时对动物的总称。鳞，五虫之一。古人将动物分为五类，即羽类(禽类)、毛虫(兽类)、甲虫(昆虫类)、鳞虫(鱼类)、倮类(倮即裸，人类)，见《大戴礼·易本命》。五行家又以五虫配五行，即鳞虫配木，羽虫配火，倮虫配土，毛虫配金，甲虫配水。

⑿角，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合称五声。五行家将五声与五行相配，角配木，是春天、东方之声。

    ⒀律，律管，即定音的竹管。中，应。大蔟，古代十二律之一，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黄钟、大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律，称“六律”；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律，称“六吕”。五行家又将一年的十二律与一年的十二月相配，大蔟配孟春之月。古人用葭莩的灰塞在十二律的竹管里，某个月份到了，和它相应的竹管里的葭莩灰就飞动起来，这就是“律中”。葭莩，芦苇秆子里的薄膜，又比喻关系疏远的亲戚。

    ⒁数八，五行中与木相配的数字。古人将从一到十这十个数字按其奇偶分属天地，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木为天三与地八，三是木的生数，八是木的成数。这里只说数八，是举其成数。据说，五行有生数，有成数。所谓生数，是指五行排列顺序之数，即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这是天生之数。所谓成数，是指奇偶相配相成之数。孔《疏》日：“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也。”除去五生数，尚余六、七、八、九、十五个数，单数为阳，偶数为阴，故水一的成数是六，火二的成数是七，木三的成数就是八。木为春，故春月的成数就是八。金四、土五与九、十互为成数。

    ⒂酸，五味之一。酸、苦、甘、辛、咸合称五味。古人将五味配地之四方及中央。

    ⒃臭，气味。膻，五臭之一。膻、焦、香、腥、朽合称五臭。古人将五臭配地之四方和中央。

    ⒄朽，若有若无的气味。

    ⒅户，五祀之一。五祀指户、灶、门、行、中雷。古人认为春天阳气上升，蛰伏的动物开始活动，由户而出．所以，春季要祭祀户神。古人穴居，在顶部中心位置开洞取明，下雨时，雨水也从此处滴下，故称中雷。后世以房屋代替穴居，就称房子的中央为中雷，后为五祀之一。

⒆先脾，以脾脏为尊。古人将五脏配五行，脾配木，肺配火，肝配金，肾配水，心配土。孟春之月属木，故祭品以脾脏为尊。

⒇中央，谓四时之中央。

    [21]黄帝，即轩辕氏，五帝之一，五行家说他是以土德王天下，故尊之为中央之帝。

    [22]后土，共工氏之子，名句龙，为土官，死后被尊为后土之神。一说是颛项之子，名黎，兼为土官。

    [23]《后汉书·律历忐》：“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后汉书》第11册第3016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4次印刷。

    [24]王力：《古代汉语》第3册第858—860页，中华书局1983年1月出版。

[25]以上诸家之观点，详见杨宽《月令考》一文，原载《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今增补后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卷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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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宽．杨宽古卑论文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王锷，南京师大文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江苏 南京 210097)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长春)，2006．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