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山东·山曼先生追思会

张礼敏

    2007年3月26日11时25分，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山曼先生因病逝世。28日，鲁东大学为山曼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2007年4月2日下午2:00～6:00，山东民俗学会、山东教育出版社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培训中心联合举办“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山曼先生追思会”，沉痛哀悼山曼先生，共同追思、怀念这位民俗学界的前辈，大家非常尊敬爱戴的长者。
    山曼先生的女儿、外孙女，以及他生前的三十余位同事、好友、学生参加了此次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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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由 张礼敏 于 2007-4-4 20:53 最后编辑 ]

张礼敏

山曼：《山曼小传》

士闪博士：李凡说你要她作我的小传，我说传越小越难写，还是我自己作吧。按三千字之数，我几乎是开列了一张著作目。套用巴金的一句话“作家因伤口而存在”，学者也应因著作而存在。开出书单大家看，其人如何大概也容易明白。学界有些混乱的事，就是因为不去套用巴老这个“公式”造成的。——病到这般地步，一开口还这样，可谓生性难移。      
山曼  2006.8.5
  
山曼，1935月2月出生于山东黄县城后邹家村一个农民家庭，其村庄今属龙口市黄城镇。他在家乡上小学，上初中，直到17岁参加工作。所服务的工作单位在家乡的县城，工作了四年之后，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61年大学毕业，在一处大学和一处中学合共教书三年。1964年仍回县城工作。1982年调烟台地区（今烟台市），创办文学期刊《胶东文学》。1985年到烟台师范学院（今鲁东大学），先后在中文系和文科学报编辑部工作，期间一直在中文系任课，讲授《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等课程。同时，经常在山东省内外作民俗调查，调查中既重视文字与照片记录，也重视搜集实物。其著作主要有下列几类和几种：
关于山东省区域民俗的有：
《山东民俗》（与李万鹏等合作）山东友谊书社（今山东友谊出版社）1988年初版，1991年重印。
《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中国民俗旅游丛书•山东卷），旅游教育出版社1995年1月第一版，1998年5月重印。
参与《山东省志•民俗志》的调查、写作与编辑，为主要执笔人之一，其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齐鲁民俗》（齐鲁历史文化丛书之一种），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
主编《齐鲁特色文化丛书•节庆》分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关于民间童谣的有：
《山东民间童谣》，明天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1991年2月重印。
《中国民间童谣》，一套五册，各分册书名分别为《摇篮曲》、《童话诗》、《田野谣》、《乡土风》、〈生活歌〉。明天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
《百岁童谣》，由《中国民间童谣》精选文字稿，作成与彩色图画相配合的丛书，一套五册，各分册书名分别为《外婆桥》、《花巴掌》、《小巴狗》、《正月正》、《大槐树》。明天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精彩童谣》，由《中国民间童谣》列入“注音小神童绘本”，明天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这是沿黄河下游采风八年收获的一种，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驿路万里—钟敬文》，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传记，“名人照相簿丛书”的一种，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八仙信仰》，“中华民俗文丛”的一种，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1996年2月重印。
《八仙—传说与信仰》，由《八仙信仰》增订，列入“三足乌文丛”，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另有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论文、小文章数百篇散见于全国各地和台湾地区各报刊。

张礼敏

                                  单老师，一路走好！
       
                                        叶涛

    就在刚才，在烟台师范学院工作的我的学生李凡来电话告诉我，山曼老师走了！
    听到这个噩耗，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片空白！很快，我宽慰自己，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还是来得太快了！
    那是2003年的深秋季节，山曼老师因为拍摄系列民俗片《齐鲁民俗》的事被请来济南，我逮住机会请他为我的研究生做了一个讲座，让我的学生、他的徒孙们领略一下他的风采。从济南回去以后，他就病倒了，先是在春节前腿部因疮不能愈合而住院（根源还在他的糖尿病），出院后因腿部肌肉萎缩又为了行走而坚强地活动。
    2004年秋天，单老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他出现在于聊城大学召开的山东省民俗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而且他和大家一起去乡下考察葫芦，去郎庄看面塑，他很兴奋，大家也很高兴。多年来，他偏居烟台，虽然他不说，但大家能够感觉到他的寂寞。每次他到济南，每次有机会和民俗学界的朋友相聚，他就兴奋，他就高兴，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他有一个又一个的写作计划。
此后两年多，他辗转于烟台－济南、医院－家庭之间。我也因家庭的缘故，奔波在济南和北京之间，错过了一次次去烟台看望他的机会。在多次的电话交谈中，他谈的还是他所挚爱的民俗，还是他尚未完成的著述，他为学生们的进步而高兴，为外孙女表现出的对民间文化的热爱而内心狂喜。谈起外孙女，他有一种后继有人的兴奋，甚至说到要把他的那些宝贝书交付给外孙女。
去烟台看过单老师的朋友回来，总是有些伤感，也总是有些欣慰——因为单老师情绪很好，他的精神头让见到他的人佩服。就在三天前，我的学生王明远去烟台大学应试辅导员，还专门去看望单老师，事后告诉我说单老师的精神很好。也就只有短短两天的时间，单老师与我们就永远天隔一方了！
    和单老师相交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几乎伴随着我从事民俗学以来的整个岁月。
    1984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参加筹建山大社会学系，本来喜欢戏曲的我从此走上了民俗学的道路。从那时起，首先是由于李万鹏老师的缘故，山曼这个名字便时常出现在耳边。
    单老师与李老师都是黄县人（今龙口市），而且是从小的同学，大学又都是在山大上的，万鹏老师学的是中文系，单老师学的是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本应1959年毕业，其间他因病休学一年），他分配到青岛教大学，没多久，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他要求调回老家黄县，任教于中学，此后在黄县一呆就是二十年，直到把两位老人养老送终之后，八十年代中期才离开黄县。他曾在《民俗研究》的一篇短文中，讲他的笔名山曼的来历，文中谈到他对母亲的感激。山曼是他的笔名，他的本名叫单丕艮（有人戏称他为“单[dan]不良”），“山”是他母亲的姓，“曼”则来自胶东地区对女孩的称呼“嫚儿”。单老师在家中是独子，他的母亲曾被算命先生断定为命中无子。母亲在生了四个女孩之后，又生了他，为了好养活他，母亲为此煞费苦心，从小就把他当作女孩子看待，穿花衣，叫小嫚，连嫂子们都称呼他为“小姑子”，他十多岁时曾为此反抗母亲，在母亲哀求的目光中，终于理解了母亲的一片苦心。成年后，单老师对父母的孝顺，在黄县被称作“第二十五孝”。
    离开黄县后，他先是在烟台《胶东文学》编辑部，从事他热爱的文学工作，不料没几年，文学也染上了铜臭气，文学刊物也要向市场靠拢，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做不来这些，是不屑去做”。于是，他又调入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走上了教授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写作、现代文学的讲台。在烟师，单老师过得也不是很愉快。他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单老师是山大历史系毕业的，在烟师他却是在中文系任教，这可能引起过某些人的议论，对此，单老师这样对他们说：“不错，我是学历史的，现在可以做中文系的教授，这就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不行，咱们换换，你们也试一试。”他虽是笑谈，但还是掩饰不住些许的落寞。在中文系教了几年书后，他又调到烟师学报担任主编。那几年，他的学报经常是一期中有半数以上的文章被转载，这与他严格把关、力主多用校外作者的稿件大有关系，但也因此得罪了校内的一些领导和教师。最后，他在烟师学报因不到年龄而以调研员身份离职，过了两年，大概是换了领导，重新发现了他的价值，又给已经离职的他评了教授。
    二十多年了，第一次和单老师见面是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在85年，或者86年，大概是在李万鹏老师的家中。那时候，他的秃顶还没有后来这么厉害，但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自从1987年和他一起开始酝酿《山东民俗》的写作、同年冬天成立山东省民俗学会以后，就有了数不清的见面次数。
    1988年端午节，我和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刘瑞琳一起与单老师去长岛采风。为了让我们这一对第一次去海岛的青年人能够品尝到真正的海味（我想，他也是为了让我在刘瑞琳面前多挣些面子），他动用了过去从不动用的政界人士——长岛县委的领导，使我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单老师在黄县二十多年，最后做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在县城里，这绝对是高干了），他负责县里的新闻工作，黄县自六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所有重要的新闻报道，几乎都留下了单老师的笔迹。他有一批过去从政时的朋友，后来也有不少人做到相当的高位，但他几乎很少和他们联系。他骨子里有着深深的知识分子的清高，或者说，他曾经看惯了官场的是是非非，因此更加珍惜知识分子的操守。
    二十多年来，和单老师一起去过很多地方、一起做过很多事情。
    曾记得，那是1999年，他经过一番办手续的磨难（当时烟师的有些领导，不理解山曼凭什么会受到国外的邀请，为什么没有外国人邀请他们），我们终于一起去到韩国的济州岛，出席了国际民俗学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可能是他唯一的一次出国。济州岛的风景很美，会议也开的很成功，但韩国给他留下的印象或许不太好，因为韩国的美食让他总是吃不饱。
    曾记得，1994年，我爱人当时所在的山东画报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名人照相薄”丛书，这实际上就是一套文化名人画传。当筹划第一批传主时，钟老便名列其中，但由谁来给钟老执笔却犯了难。钟老是学者，同时他还是散文家，谁的文笔能入他的眼呢？最后，我们想到了山曼。果然，钟老对山曼也非常满意。于是，由60岁的老汉写作（当时山曼虚岁60）、30岁的妇人编辑（我爱人当时虚岁30）的90岁的老人的画传，在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就面世了。这是钟老的第一本传记。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1991年的春天，我与单老师在黄河入海口的那次调查。单老师对黄河情有独钟，他一直有个宏愿，就是要把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跑一遍。我1991年那次陪他去垦利县黄河入海口的调查，就是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那次，我们俩住在孤东（垦利县的地名）2元钱一夜的路边小店中，冒着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上春天凌冽的寒风，去寻找黄河入海口最后的一个村庄，去追寻跑趟户春来秋去劳碌的足迹。疲惫了，学着毛驴的样子在滩地上打一个滚儿；饥饿了，找一个小店要碗热水就着自带的干粮充饥。那次调查，我从单老师的言谈话语中和他的一举一动中，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第一次领略到做田野的乐趣。单老师对黄河的考察持续了十多年，他后来自己一个人又把黄河中游走了一遍。对于黄河上游，他说过多少次，也计划过多少次，但一直没能成行，这只能成为他永远的遗憾了。
    单老师作为民俗学家，他对民俗学田野作业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以他为主要写作者于1988年出版的《山东民俗》，书中浓浓的胶东味就与单老师、李万鹏老师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他的黄河民俗考察、运河民俗考察、泰山考察、海洋民俗考察等，都在他的著述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也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要求青年人一定要重视田野作业，一定要有扎实的田野作业的功夫。
    单老师不只是民俗学家，他还是一位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散文家。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他是以散文的写作而享誉山东文坛的。有意思的是，自从他开始进入民俗学圈以后，他就从文学圈中淡出了，这还曾成为一些人的议论话题。正因为如此，单老师对文字的要求颇为严格，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这些人的文字工夫之差表示失望，也经常以一些大家的文字工夫如何好来勉励我们。他曾经写过系列散文“冰心在烟台”（后来出了单行本）、“作家的故乡”等。早就有出版社想出版他的散文集，可是只要有任何附加条件（如包销或赞助），他就免谈。去年，明天出版社终于出版了《山曼散文集》，为散文家的山曼画了一个句号。读他的散文，其中有着浓浓的民俗味道，重重的乡土情怀，散文家的山曼和民俗学家的山曼融为了一体。
    单老师对我的工作一直十分支持。《民俗研究》杂志1985年开始创办，当时就得到他的积极鼓励，除亲自撰写稿件外，还协助联系作者，开设专栏（“民间剪纸能手”），并经常对杂志编辑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尤其是他对于青年作者的扶持，可以说是不遗余力，许多在基层从事民俗调查的同志的稿件，都是经过单老师之手修改后才发表在《民俗研究》上的，许多稿件都是作者的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我业余服务于山东省民俗学会19年（从1987年学会成立担任副秘书长到2006年辞去秘书长职务），单老师从学会成立之初就对学会工作给予了无私的支持，2004年以前，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山东省民俗学会每年一次的年会，如果哪一次年会他不参加，大家就会觉得整个会议少了点什么。我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最高兴的是单老师和李万鹏老师，这种高兴他们溢于言表。他们看到民俗学后继有人，看到了学科的蓬勃发展。对于我的学生，他们比我还关心，学生们也愿意和他们交流，有事愿意去找师爷探讨。前些年单老师身体好的时候，他还曾带着我的第一届研究生刁统菊和张勃在胶东考察，和头两届研究生一起去泰山考察王母池庙会。考察中，对学生们言传身教，使他们受益匪浅。我的学生李凡硕士毕业分到烟师工作，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更是经常得到他的直接指教。
    曾经有一段时间，单老师对我是不太满意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但我感觉到了。他主要嫌我揽的事情太多，业务上一直没有专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他曾经旁敲侧击地讲一些成功的事例，以诱导我和其他一些与我同龄的青年人。实际上，当时的我自己也深深地陷入到困惑迷茫之中。虽然当时已经在高校工作十多年，副教授也当了好几年了，但是整日里冗事缠身：学生要培养，杂志要编辑，学会要活动，可是时间就这么多，那么自己的学术应该怎么办呢？思来想去，最后终于决定暂且抛下这些事情（实际上也没能完全抛下），到北师大跟随钟老去读书。当我走出山大步入钟老门下、当我在泰山民间信仰研究方面小有收获时，虽然单老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什么，但他对我的赞许已经传到我的耳中。对于我的博士论文——《泰山香社研究》，他一直嘱咐我不要急于出手，要好好修改，要做成精品。这就是单老师，一个对后学真正关心的老学人！
    田传江如今已经成为民俗学界的名人，但他对单老师的提携始终念念不忘。没有单老师的指导，没有单老师的鼓励，可能就没有《红山峪村民俗志》。入夜，我在和老田通电话时，把单老师走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完后，说的第一句话竟是：“单老师交代我的事情我还没做完，他怎么走了呢?！” 是的，单老师走了，他自己也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事情：他为济南出版社主编的“齐鲁民俗丛书”第一辑反映很好，还计划继续出第二辑；他的剪纸能手的栏目还没有编辑成书，还有许多剪纸的资料没有整理；他已经写完了的《中国民俗通志•生产民俗志（北方卷）》，已经在编辑过程中，他还没能等到书的最后出版；他的丰富的民俗收藏品还有待编目，几百个果模还需要拓制、研究……
单老师，一路走好！            
  
                                                              叶  涛
                                            2007年3月27日晚8点－3月28日凌晨1点
                                                           于京城 和平里
[ 本帖由 张礼敏 于 2007-4-9 11:57 最后编辑 ]

张礼敏

           山曼先生追思会感怀

前辈长者，品学双馨；斯人仙逝，亲朋追思；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未竟事业，后人承继。

               山东省民俗学会  刘德龙
                  2007年4月2日

[ 本帖由 张礼敏 于 2007-4-9 12:02 最后编辑 ]

张礼敏

                               神交山曼先生
                               山东艺术学院  张士闪

    山曼先生离开我们已有整整一周的时间。这些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情绪之中。像他这样一个活泼的、富有灵性的人，当他的肉身死去，他那些活泼泼的精神将归附何处？我对此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种惆怅之情便在我白天与黑夜的世界里肆意蔓延。像他这样一个我们感到特别亲切、特别熟悉的人离世而去，死亡一下子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仿佛触手可感。我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世界中已经出现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蓦然回首，结识山曼先生已经十载有三了。若要问起他的家乡籍贯、年龄属相……我可能一下子难说究竟，但我却觉得已经与他熟得不能再熟。山曼先生无论在做学问还是在做人方面都对我多有教益，是我的传道授业之师，不过我更愿意把他当作一位睿智的朋友，而且是那种一日三见不厌、三年一见不生的朋友。这是一种心意投合、相知有素的“神交”之友。
    最初交往的三年，我对于在民俗学界大名鼎鼎的山曼先生敬畏有加，有他在的场合我总是有点拘谨，总是保持着三五米的距离悄悄地观察着他，愿意在不被他注意的情形下当他的听众。这些年国内民俗学渐热，民俗学人常有聚会机会，三五相聚契阔谈宴是常事，只要山曼先生在场，他就是理所当然的主角。谈古道今，微言大义，插科打诨，吟诗题扇……随他兴之所至，不觉满室灿然。
    渐渐相熟之后，他每次来济南，都愿意住在比较简朴的山艺招待所，通常是二楼的一个标准间。他外出办完事，我们就一起躺在床上，往往不知不觉就谈到深夜时分。我从他那里受到了多少教益，大约要当我到了耄耋之年返顾平生之际才有可能估量出来吧。
    山曼先生在烟台师院执教，自然离不开传道授业解惑之事。但在我心目中，他更像是一个受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激扬文字砭恶扬善、扶掖后进不遗余力的社会教育家。与他接触过的晚辈后生，没有受到他关照的人是很少的。90年代末，我曾陆续邀请山曼、齐涛、叶涛几位先生来山东艺术学院举办民俗学系列讲座。讲座期间，山曼先生总是不失时机地向院里有关领导宣传我所做的艺术民俗学研究的意义。此后，他又多次帮助我梳理艺术民俗学的学科框架，并在《齐鲁艺苑》2002年第4期发表《民俗学的艺术视野——读张士闪著<艺术民俗学>》，竭力扶持这一新生的交叉学科。如今，国内已有5所高校开设艺术民俗学课程，我的《艺术民俗学》在去年被列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与山曼先生对我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最难忘2004年聊城年会，山东民俗学会换届时山曼先生吟诗告别的一幕。李万鹏、山曼二位先生同时辞去学会的会长、副会长，很多会员如我等向来视之若家中之长者，虽说他们还担当学会的名誉会长、顾问，但总不免伤感。山曼先生慢慢地踱上台去，即兴赋诗抒发情怀：
        曹公短歌固豪壮，廉颇能饭亦昂扬。
        莫若夫子观逝水，爱它后浪推前浪。
    当轮到我作学术报告，虽在事先已有精心准备，怎奈哽咽难语，只好为二位老先生深鞠一躬默然而退，并在此后的好多天里嗒然若失。
    离山曼先生去世前整一周，也就是二月初一这天，我正与李万鹏、李新华两位先生带着我的两位研究生邓霞、杨文文在惠民火把李村调查。忽然间就接到了单雯大姐的电话，说山曼先生有话要跟我说，这让我惊喜万分。在随后的20多分钟里，主要是他说我听，他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收藏的剪纸、玩具，谈我们计划中将在山艺举办的山曼剪纸展，谈他写过的几本书，谈做学问的苦乐荣辱，也不忘勉励我几句。当说到他去年底出版的《山曼散文》时，他很孩子气地问我：“最近又读我的散文集了吗？”他之所以如此发问，是因为最近数月我出差时总携带着他这本书，并将阅读体会通过电子邮箱发过去与他交流。 此时我已将该书内容读罢三分之二，便说：“我现在觉得《叫天子》应该是全书中最好的一篇。我们家乡就将这种鸟叫做‘麦溜儿’，我从小就熟，想不到你能写出这样又地道、又有境界的绝妙好文！”电话那头他便很高兴，说：“这篇文章当年在《人民日报》一发表，就有蛮好的反响啊。”山曼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般的率真、毫无矫饰的人。
    视民俗学事业如生命的山曼先生辞世以后，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都会感到一份巨大的责任已落在我们肩上。比如，他一再嘱咐我“《齐鲁民俗丛书》的事，你无论如何要分得心作下去，要第二辑、第三辑地坚持出下去。”并在为姜波等人撰写的《山东居住民俗》的后记中特别言明以“告白天下”。 我在回信中郑重地答应“一定的当好你的‘住济秘书’，你操作这套书、写作这本书的工作精神，使我感到除了为这项事业竭尽全力增砖添瓦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何况参与本身也是一项莫大的荣誉。”
    普希金在他的长篇诗体小说《欧根&#8226;奥涅金》中曾引用维亚泽姆斯基的诗句说：“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这在170年后的今天尤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曼先生是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很少见的对于古典浪漫精神的一位守望者。他与朋友交，最受不了的是庸俗、无趣。他曾身历官场，也曾在“文学热”的年代里主编过文学刊物，最终却在三尺讲台之内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世界，尤其是将自己的精神与历史上一直受忽视、被曲解的民间文化联结在一起，这也就并非偶然。
    山曼先生的学问有口皆碑。多年来，山曼先生一直是民俗学界公认的“田野作业能手”，一头扎进民间，于寻常材料中引出一番升华甚至做出一篇大文章，是他的拿手好戏。如果说，日常生活中的山曼先生，凭借他出色的智识与幽默感，常常于言谈之间点涉成趣，令闻者解颐；那么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他却是引领读者在活生生的民俗世界中寻幽觅胜，在看似轻松的漫步中，不知不觉地踏入到严谨精到的学理思辨之中。没有深厚的理论学养，没有民俗调查的长期积累与深入体察，要达到这种举重若轻的境界是很难想象的。

    黄泉路迢迢，生死两茫茫。山老仙去,魂归何处?山老所到之处，肯定会另有一番热闹景象吧！谨口占一绝，为老人家送行：
        金屋金檩金庙台，红门落锁无人来。
        山老含笑归九重，千朵万朵莲花开。
    阴阳之别，不能阻断我们神交的延续。你安心地走吧，我最敬重的山曼先生！在人间，你的朋友将永远记住你，你未竟的事业将在他们的手中更加发扬光大，民俗学事业的荣耀将为你和你的朋友所共有！

[ 本帖由 张礼敏 于 2007-4-9 12:00 最后编辑 ]

张礼敏

                                           斯人远逝  风范长存
                                     ——纪念山曼老师
                                   田  禾

    在菏泽突然听到单老师去逝的消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仅仅在前两天我们还讨论过书稿的事。往事犹在昨日，恩师却已离去，令我泪水长流，悲痛不已。辗转赶到烟台，已是次日早晨，烟台正是一片凄风冷雨。望着老师依然安祥的面容，我的心又一次被泪水湮没了。
    成为单老师的学生，又受他引导进入民俗学领域，于我是多么幸运，而今又是多么痛惜。单老师本名单丕艮，笔名山曼。在烟台师院上学时，他教我们民间文学，带我们去采风，在一些大家司空见惯，甚至不屑一顾的事物中，让我们感受民间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感受到田野作业的乐趣。本可以在老师指引下做一些事的，可当时满心幻想、追逐潮流的我们还无法理解老师的教诲。单老师却始终在默默的劳作着，象老农一样专心耕种、收获。因了师生情谊，我读了他写的《山东民俗》（合著）、《驿路万里——钟敬文》、《冰心在烟台》、《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中国民间童谣》、《山东民间玩具》、《八仙信仰》、《山东剪纸民俗》等书和许多散文，不觉被他那种快乐做事的精神所感染，被民俗学这个质朴丰硕的田园所吸引，最终参与进来。
    这些年社会急剧变迁，许多老街巷拆了，有着丰富经历和民间文化素材的老人也越来越少，说起这些，单老师眼里常含着泪花。面对民间文化遗产和财富的迅速消失，他内心始终有一种急迫感，希望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记录和研究。一有可能，他就到民间采风，做田野调查，凭着两条腿，从黄河中游走到黄河入海口，走遍了山东各地、大江南北，边走边写。他知道靠个人的努力是很有限的，对于喜欢做这些事情的人，不论老少，总是不遗余力的鼓励、支持和指导。看到大家能做些事情，有所收获，他比什么都高兴。在他生命最后几年，愈觉迫切。他常对女儿单雯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咱们抓紧做”。病重的两年多，在每次治疗之余，他强忍病痛折磨，写了《山东解放区根据地民俗》、《山东黄河民俗》、《生产志》、《山东海洋民俗》，整理编写了《山曼散文》、《齐鲁乡语谭》等书稿和许多文章。对他来说，最大的折磨不是病痛，而是有许多事想做却不能做了。单老师从50岁开始研究民俗，22年的时间，对于挚爱民俗的他来说，太少太少了。
    单老师是个简单、快乐的人，除了民俗和写作，从不在意什么。对于遭遇的不公，常常以幽默和宽容一笑了之。只要能让他做喜欢的事情，再苦都是快乐，难为常人所理解。在《山曼散文》中他写道：“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不能做我爱做的事。这其实算不得挫折和困难，但我觉得这比什么困难和挫折都可怕。”“在采风的路上，在书桌前写作时，我是快乐的，不知疲倦的。”他常说，活着是快乐，死了是解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死在书桌上。在病重的最后几个月，他已不能在书桌上写字，便躺在床上做事，直到最后心脏卒停。
    总是失去了才知道珍贵。现在不仅是我失去了一个依靠、一位导师，民俗学界的损失又何以估量。在年前去看他时，他曾感伤地说，但凡稍有成就的作家和学者，带走的总比留下的多。尽管如此，单老师仍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库。
    单老师走了，正是春暖花开时节，相信在他身后会是一片繁花盛开的田野。

张礼敏

                                          我心中的山曼
                                 高建军

    ３月２８日，在一个忙乱的早上，接到了短信——“山曼昨日逝世”。这是烟台吕伟达发我的。虽然知道这消息迟早会来，但这六个小字，却还是重重地敲打着心扉。
　　他患病３年多，病情每况愈下。但每一次在电话中询问见过他的人，总还是：山曼老师好些么？得到的回答，则全是叹息。去年夏日，我的《山东运河民俗》出版后，曾写信告诉他，因为这是由他策划主编的《齐鲁民俗丛书》之一种，又因这本书原定由聊城、济宁、枣庄三地各一人合作编写成书，最后却落在我一人肩上，所以他一直很关心这书写作的情况。当收到信后，他欣喜地用毛笔（因糖尿病并发症已看不清小字）给我写了回信。回信中虽然说有“即使病好了，也不能出门与你一起采风”的话，但看着他带着浓浓文人气息的笔墨，心里还是踏实的，还是盼着他再来济宁，陪他再去曲阜看石人，再去微山湖访连家船，再去嘉祥观灯画、鲁锦……
　　山曼走了，他留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什么呢。
　　是父亲，是长兄，是良师，是益友。
　　１９９１年“五一”间，山东由他带队，老伟达、小马和我，去浙江温州参加全国首届渔岛民俗学术讨论会。我带去的论文是《微山湖渔俗初探》，那是我入民俗圈子的第一篇东西，也是第一次参加民俗学的会议。那篇调查报告，从调查的立题、范围、调查的方法，以及撰写文章的结构、语言等等一切，得到了山曼老师循循善诱的启蒙指导。一直到２００６年我的第５本民俗专著《山东运河民俗》出版，这长长的１０多年的时间里，山曼老师确实像一位父亲一样，将我在民俗圈子里从呀呀学语、蹒跚学步，一直教诲到成熟。
　　与山曼老师在一起久了，你又会觉得面对的是一个大哥哥。他从不摆前辈的架子，他言传身教，吃亏包憨。２０００年，他来济宁商议编写出版《齐鲁民俗丛书》的事，要我接受第一辑１０种选题里的２种，一是《孔孟之乡民俗》，另一是《山东运河民俗》，还要我准备第二辑选题中的《微山湖民俗》。尤其是对《孔孟之乡民俗》一书，山曼老师帮我拟定了详细的调查和写作提纲，待我写成初稿后，他几乎是一字一句予以修改、编辑。
　　山曼老师又是一个学识渊博、学养丰富、做事严谨干练，善于提携后学的良师。每年的学术年会，会上他的发言最吸引人、对论文的点评最精彩；会下他的房间又会很自然地形成一个中心，讨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接踵而至。是的，我从未称过他“先生”、“大叔”，不论当面还是书信，对他的称谓一直是“老师”。因为我觉得他是实实在在的老师，没有他我走不进民俗圈子。记得他引我走进民俗学会那段日子，正好是我借调省出版总社的８８年—９０年。那时省民俗学会大概是刚刚成立不久。我当时住在东方图书公司９楼，山曼老师每次由烟台来济南时，到了打个电话，走时总要去我那儿，一起吃顿饭，边吃饭边聊民俗，然后我用自行车驮了他的行囊散步去火车站，一路上也多是这一话题。这样的交谈久了，加之又寄我一些民俗学概论和入门之类书籍，使我认识了民俗学，使我们由原来有关散文创作的交流转变为民俗学方面的交流。然后是田野作业方面的言传身教，１９９３年春，为补充《山东民俗》的有关资料，他来济宁，去了嘉祥、邹城、微山等地。我们一起去微山南阳岛的连家船上采风，得以手把手的教导。　　
　　在圈子里，不同年龄的人们虽然分别称他为“老兄”、“大叔”、“师爷”的，但又都把他当作亲密的朋友。山曼老师慈祥、达观、智慧、幽默、阳光，每次见他，都是谈笑风声，无话不谈。谈兴浓郁时眉飞色舞，放浪形骸。与他接触过的人，都能写出一篇长长的回忆录的。我与山曼老师认识始于何时记忆已很模糊，好像认识了许久许久，虽然我们可称之为“忘年交”，但觉得他就是我有生俱来的朋友。在山东民俗圈子里，省城以外地市的我们几个“堡垒户”，他与我交往算是最频繁的。８６、８７年，因我负责主编《微山湖风情录》、《微山湖历代诗文选注》两书，那两年常去济南，一去就住在出版总社东侧招待所的小平房里，好几次都与在那儿改书稿的山曼老师同住一室，有时就住隔壁。夏日里，他常抱怨济南闷热，我们常常是扒了光脊梁，一聊就是半夜。那次，出差烟台，在山曼老师家吃饭，白酒、啤酒、即墨老酒“三种全会”，直喝得出门找不到北。微山湖上采风，酒过三巡，扯嗓子同吼《唤风谣》“风婆婆刮风来……”
　　那年我去烟台，山曼老师邀我和吕伟达去给国庆新家温锅。他带去一束在“山曼后花园”采的鲜花。这给我记忆很深。
　　“山曼后花园”，现在一定又是繁花似锦。那儿的花并非名贵，却真实地装点着自然的美好。
　　山曼老师走了，留给大家的是思念。留给我的还有“山曼后花园”的山花，和他曾经想作为他散文集名字的“山曼脚丫子印”。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日　

[ 本帖由 张礼敏 于 2007-4-4 20:01 最后编辑 ]

张礼敏

                           山曼老师，我会想您的

                                张  勃

    我是从《民间文化论坛》主编山民先生那里得知山曼老师去世消息的。3月28日早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突然接到山民先生的电话，他用十分悲恸的声音说：“山曼走了，你知道吗？”这一句话不啻晴天霹雳，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但山民先生说，早晨他在电子信箱里看到了叶涛老师《单老师，一路走好》的怀念文字（后来我在电子信箱里也看到了这篇文字），又给叶老师打电话，确认了此事。那么说，山曼老师走了？山曼老师真的走了？！一时间，泪水迷蒙了我的眼睛……
    我知道山民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是因为他也难以相信，是因为我们有过相约，有过今年春天一起去看望山曼老师的相约。那是今年2月初，我到北京参加第三届东岳论坛国际研讨会，会议安排我和山曼老师的女儿单雯女士住在一起。刚去时，我还不知道单雯女士和山曼老师的关系，谈了几句知道她是从烟台来，便问她认不认识山曼老师。她告诉我她就是山曼老师的女儿，她告诉我山曼老师身体很不好，这天正是山曼老师做手术的日子，她告诉我她本不想在这样的时候来参会，但山曼老师一定让她来，不仅因为北京民俗博物馆正展览着自己多年来收藏的宝贝，也因为在这样的会议上可以接触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学者……我知道同样被邀参会的山民先生和山曼老师是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便瞅空将这些告诉了他。山民先生让我带他找到了单雯女士，约好今年春天去看望山曼老师。可谁料想桃红了，柳绿了，春天来了，相约却成空影，山曼老师竟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山曼老师走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与他相处的点点时光，却历历如在目前，并将沉淀成我永远的记忆。
    忘不了2000年10月山曼老师带着我和刁统菊与鲁汉一起采风的情景。当时，山曼老师正在为《人物》杂志 “散文家的故乡”栏目撰写文章，要到著名作家王统照和臧克家的故乡去考察。同时，他还主持《民俗研究》“民间剪纸能手”这一栏目，所以要采访几个民间剪纸艺人。这次，他自费出资带着我们从诸城到胶南（在胶南与从青岛赶来的鲁汉会合），从胶南到黄岛，从黄岛到青岛……这是我以民俗学为志业后的第一次走向田野，一路走过来，跟着山曼老师见了许多没见过的风景，听了许多没听过的趣闻，有了许多从没有过的感受，也思考了许多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记得诸城相州一村深秋田野上高高码起的玉米秸垛，记得夕阳西下时吕标镇臧家庄的袅袅炊烟，记得在胶南隐珠镇大庄村山曼老师对段兆花老人的采访，记得在薛家岭他与被他称为“阶级姊妹”的薛秀云大娘的热烈拥抱。我还记得在黄岛陈家村采访了另一位剪纸能手（我们在她身上感受到她对金钱的爱慕与追求）后山曼老师对民间艺术发展前景的深深忧虑，他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冰箱，民间艺术在里面会保存得很好，而一旦将它们从冰箱里拿出来，也就很快化掉了。”大约也是从那时开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等问题就驻留在我的脑海里。
    忘不了2001年3月山曼老师带领我们山东大学民俗所的两届研究生去泰山王母池庙会调查的情景。出发之前，叶涛老师先请山曼老师给我们做了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讲座，他从自己多年调查的经验出发，绘声绘色地讲调查的前期准备和技巧，讲采访时应该注意的种种事项，甚至细到外出时应该携带又结实又轻便的包……忘不了在整个调查中，他都跟着我们，不时诉说自己对于眼前所见耳中所闻的感受与思考，并随时对我们进行指导。王母池调查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作业，从中我学到了不少对于我现在从事民俗学研究尤其是进行田野作业时十分有用的东西。在庙会开始前山曼老师带领大家先去王母池探察让我知道了正式调查前对调查据点先行了解的必要性，他要求大家在庙会当天必须早点起床，让我知道了调查对象不等人，调查者必须抓住时机……
    忘不了2002年8月我从山东大学毕业后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的那个暑假，我用刚刚拿到的工资请山曼老师和李万鹏老师吃饭，吃饭的地方很简陋，吃的饭菜也很简单，但是吃饭时弥漫的师生情谊却是那样的厚重，言语之间充满着他们对民俗事业的热爱，充满着对壮大山东民俗学会的思考，充满着对后生晚辈的前途展望。
    是的，有太多的忘不了，忘不了山曼老师曾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寄来我需要的寒食节资料，忘不了他带着我和刁统菊游章丘百脉泉的快乐之旅，忘不了他曾帮我收集了几十件刺绣枕顶，忘不了他把《中国民间童谣》送给我的女儿，忘不了他的幽默风趣，忘不了他的胶东口音，让我一时分不清他是在说我还是在说姜波……
还有件事忘不了，这件事我一直不能明白，现在更是永远成了谜。那是2001年去泰山王母池调查前，山曼老师给我们做如何进行田野调查的讲座，课间休息时，他突然问我：“张勃，哪天我死了，你会不会想起我？”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当时自己面对这个突兀问题的惊诧。因为在我眼中，山曼老师性格爽朗，身体健康，谈论死亡的话题实在是太早太早！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那时他已觉察到自己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已经隐约感受到不久以后就要开始与病魔的战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我很快就从那种惊诧中反应出来，笑着说：“您会寿比南山老的！”然而现在，泰山王母池的庙会依然热闹，章丘百脉泉的清水依然流淌，臧克家故乡的麦苗依然泛着油油的绿，受惠于您的人依然在田野中走着在文案前写着，山曼老师，您又去了哪里呢？！
    您走了，六年前我避而不答的那个问题，现在可以给您答案了：山曼老师，我会想您的！是的，当我在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想起您，想起您与病魔做斗争的坚毅和勇敢；当我在事业追求中有些许动摇的时候，我会想起您，想起您对所爱事业的执着与无悔；当我在民俗研究中取得一点进步的时候，我更会想起您，想起您对我的期待和那些无私的帮助。
    我常想，每个人活一世，都会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划亮一片独特的火光，有些火光随人亡而熄灭，有些火光因人亡而更亮。山曼老师，您该知道，在我心里，您划出的火光真的很亮很亮……

[ 本帖由 张礼敏 于 2007-4-8 19:02 最后编辑 ]

张礼敏

                                                山曼吾师

                              鲁东大学  兰玲

    先生走了。
    师母说，先生的日记写到25日。这样的一个人，老天爷为什么舍得让他放下手中的笔？于是老天也落泪，阳春三月的烟台凄风苦雨，异常寒冷，冷得让人心头发颤。泪眼中即将盛开的白玉兰幻化成一树白色的绢花，与我们胸前的白花一样在风雨中飘摇。
    先生走了，可与先生有关的所有记忆都不曾远走，依然清晰如在眼前。
    3月16日，打过电话去，竟是先生的声音，心中忍不住的狂喜，立时跑了过去。先生说，去年曾提起过居家饮食民俗，可以写一写了，下次来带上录音机，我们把书的纲目议一议。
    3月23日，同上次一样，还是先生接的电话，过去不等坐下，先生就说起了正事。其间先生思维敏捷，风趣幽默，一同往昔。
    走的时候，先生说：“下个周，我一三六做透析，你找时间来细谈并找找资料。”
    26日中午，田禾打来电话，说起先生，两人都很高兴地说“单老师现在很好。”当时还很感叹，说先生终于熬过了冬天，春天来了就不怕了，又按了心脏起搏器，今后会很好的。
    27日八点整，我拿着根据先生的意思整理好的提纲，满心欢喜地再打电话，却不知先生前一天已经去了，在我和田禾通电话的时候已经去了……可明明先生让我去整理资料的，两天的时间，竟然物是人非！怎么会？！
    其实，与先生的缘从1986年就开始了，当时先生任中文系副主任，我们这一级学生就是由先生招录进校的。1988年9月，选修了《中国民间文学》课，开课的便是先生。课上，先生带着浓重的黄县（今龙口）腔讲民间故事、讲民间传说、讲童谣，便觉听先生的课是一种极大的享受，觉得先生那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故事。先生讲课是笑着的，有点孩子般腼腆的神情。说到动情处，更是常常会自顾自地呵呵笑出声来，率性自然，极富感染力，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毕了业也还常去先生家里的缘故，那是先生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的感召。那年秋天，我们在先生的带领下去罗山附近的“下丁家”做田野采风。有一次，师生十几个人在一起说话，先生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这级学生中分数最高的？”我当时十分惊诧，惊诧于先生的记忆力。期末结课的时候，先生让我们交五首童谣，我交的那首《巴狗巴》后来被先生收进了《山东民间童谣》中，我心中的一根弦被弹了起来，我才知道母亲嘴里的童谣、俗语都是学问。
    毕业后，作为学生，经常去先生家探望，去听他说走黄河，去看他收集的玩具、剪纸、果模子，看他拍的照片。先生总是那样乐呵呵地说着话，不紧不慢却滔滔不绝。孩子小的时候，也带孩子去，孩子很快也喜欢了山曼爷爷，每次听说要去山爷爷家，都欢呼雀跃。近几年，病痛使先生虚弱不堪，但先生给人的感觉却总是那样精神矍铄，只要谈到他所喜爱的民俗研究，甚至可以说先生的眼睛都能放出光来。
    ……
    回首与先生的交往的二十余年，我开始只是喜欢听先生讲民俗，从没想到去做民俗研究。后来先生不断地鼓励我，说：“我当年五十岁才开始做民俗，你现在才四十岁，为什么不能开始呢？”先生很关心我的工作情况，鼓励我把民间文学课开起来。我为人有些拘谨、木讷，每次去看先生也多是听先生说，先生就总是说我做事太被动，要我放开手脚。直到去年春天，我才真正着手尝试着去做，可惜太晚太晚了。如果从十年前开始，不，哪怕五年前，可……
    去年的3月14日，先生授意我写烟台地方文化丛书之烟台民俗。16日，在毓璜顶医院的病床上，大病初愈的先生神采飞扬地谈《烟台民俗》（后易名《锦绣风情》）的写作要求与写作提纲，对书的框架和基本意图进行指导。我于是一刻也不敢懈怠。先生出院后，又提供了《齐鲁之邦的民俗与旅游》、《东莱风情录》等书以作资料。而今，这本书业已付梓，先生却看不到了。
先生每有著作问世，总要赠读，这些年来已成习惯。6月1日的小坐之后，我要走的时候，先生拿出他藏读的《世界民俗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套民俗随笔丛书（五本）送给我，说可仔细研读。9月19日，去看先生时，先生又拿《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给我，说你教学用得着。先生还说你用什么就直说，但又有些欲言又止，先生似乎在安排着什么。这两次赠书让我心酸不已，却又不能表露出来。
    一年之后的这个春天，先生又提议编写《山东居家饮食民俗》一书，哪知春天来了，先生却走了。
    在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其间不断说到，细节以后再议。可先生啊，今后，我再与谁议？
先生说，前言由他来写，说今后还要再写几本，说《齐鲁民俗丛书》的第二辑计划。
    先生说要扩大民俗研究队伍，说民俗是做不完的，做的人越多越好……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作了录音，使我还能常听到先生那不紧不慢的话语。那是先生给我上的最后一课啊！
    唉，音容宛在，斯人已逝。悲哉痛哉！
    人的一生，注定了与有些人有些事是有缘的。是先生把我带上了研究民俗这条道路，可是刚刚开始，先生却走了，这就注定了这条路我会走得很艰辛，但是再艰辛我也会走下去。去看师母，师母说，你随时可以来查找资料。会的，我还会经常去那两间书房，那本书我也会完成，再完成一次先生布置的作业，以慰远走的先生。
    先生，走好！

张礼敏

                                             致山曼先生的送行信
                                     周广良
山曼吾兄在天之灵有知：
    今天早饭后，我正陶醉于大著《山曼散文》的美妙场景中，忽来电话，竟是田禾的哭诉声：“山曼老师于3月26日上午不幸逝世……”
    我顿时如雷击顶，头昏脑胀，不相信您会走得这么快。几天之前还听田禾说，您的病情好转，稍感舒适时还坚持写作呢！您是如此地热爱工作，眷恋人生，关爱同志，您怎能舍得匆匆离去呢？我手中的话筒颤抖着，耳边又传来田禾的声音：“昨天我到烟台去参加了山曼老师的追悼会，我难过极了，我已经替您献了花圈……”
    我这才清醒地意识到，您真的与我们诀别了。惭愧、遗憾、惋惜、悲哀……一齐涌上心头，哽住喉头，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在二十年民俗道路上的亲密交往，也一幕幕地闪现于我的大脑荧屏。
    我们初次相识，是1988年省民俗学会在桓台召开学术研讨会时。此后，每年的学术研讨会上，都会见到您那慈祥和善的面容，听到您那幽默风趣的谈话，都会使我增长一些有关民俗调查研究的知识和经验，因而对您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之情。
    1991年10月，先生首次来鄄城采风。我陪您步行到黄河滩区，过了旧城浮桥，走过没脚深的沙土窝，到了黄河北岸的毛堌堆。您和村民们亲如家人，啦家常，道风俗，谈得十分热火。村民们把您当成自家人，无拘无束地唱起了打夯歌，喊开了黄河号子，您把所见所闻都收入了照相机和录音机，记入了随身携带的采风本子。我们又到杨屯村采访了鲁锦专业户，您如获至宝似地接受了主人赠送的一条旧包袱带子。第二天，我们骑自行车到了哗啦棒槌刘庄，采访了旋木玩具专业户，观看了旋床，讨了几个响蛋、儿宝神、哗啦棒槌等旋木玩具。那天在郑营吃午饭，您不下饭店大吃大喝，却偏爱尝一尝独具鲁西南风味的烧饼和胡辣汤。有感于此，我写了《陪山曼先生黄河采风》的七律，诗曰：
        我伴山翁何处去？黄河两岸采风忙。
        河南鲁锦裁三段，河北夯歌撷一筐。
        行路全凭千里足，猎奇尽入百珍囊。
        午餐我问吃么好？答曰烧饼胡辣汤。
    我被您那种以苦为乐的田野作业精神所感动，我从您那里学来了田野作业的方法和本领，学来了刻苦治学的苦干精神。从此，我便随身携带采风本子，请乡间老翁讲礼仪，请老妪唱歌谣，看儿童作游戏，积累了不少民俗资料，并写成专题报告，由先生推荐，陆续在《民俗研究》、《风俗通》、《新聊斋》等杂志发表了多篇民俗文章和传说故事。
    您回烟台后，又来函说：“写作无师亦无法，唯靠自己穷琢磨而已”，“积累材料多了，写起来便可左右逢源”，“我等均非青年，有事可作，即作可作之事可也”，“指导云云，绝不敢当，学问圈子内本来是只有朋友，没有上下的”。这些金玉良言对我教益颇深。
    1997年6月上旬，先生第二次来鄄采风。这时您已六十多岁，但仍然挺有精神。我们骑自行车到五十里外的孙膑故里去采风，参观了孙膑家祠、孙膑墓和孙花园迷宫，拍摄了古老房舍和小脚老太太的照片。中午，我们每人吃了两个刚下炉的散发着芝麻香味的热烧饼，喝了人家一碗白开水，算是一顿美餐。回家的路上，我感到疲劳，可您还精力充沛，骑得风快。我回到家里，又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陪山曼先生采风于孙膑故里》，诗曰：
        头顶发稀额皱添，精神不亚小青年。
        两条长腿赛“皇冠”，一口乡音比蜜甜。
        碌碌相机忙拍照，翩翩钢笔欲撒欢。
        火红烈日如烧饼，正好摘来作午餐。
    先生这次嘱我写一部较好的《鄄城民俗志》，填补鄄城县民俗著作的空白，当是对鄄城人民的一大贡献。先生走后，于6月下旬又来信说：“你我像兄弟一样，所以我对你已不说客套话了。你我都不年轻，要作一点事已容不得犹豫，也不能再有什么幻想。各人的基础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做事的路子也不同，因此不能用同一种方法来工作。从你的情况考虑，我觉得作一部好的《鄄城民俗志》是比较切实的。”先生真诚的话语，实在一字重千钧，不但给我指出了方向，同时也给了我动力。从此，我就为编写《鄄城民俗志》作准备。不料1998年12月上旬得了一次心梗，险些要了命。1999年元月病情好转，出院后就急不可待地动了笔。在写作过程中，您又几次来函指导，提出“印一本有新突破的民俗志最好。所谓新突破，我想最适于基层作者的莫过于增加‘个例’”。并对“个例”的概念和写作方法作了详细的说明。但因我对这种写法较生疏,又没有较好的“个例”可写，所以只好按照原来的框架写去。
    这样经过十个月的“连续作战”，一部四十万字的《鄄城民俗志》就脱稿了。但因经济拮据，无力自费出书，竟让书稿睡起了大觉。我是多么渴望它早日出版问世，让您亲眼看看这部浇灌了您的心血的志书啊！
    在《鄄城民俗志》书稿睡觉的时候，我的兴趣暂且转移到整理出版我的旧体诗集上。我用七律的形式写了我的坎坷经历，一事一诗，亦庄亦谐，取名《橄榄果》。该诗集于2000年出版后，我曾给先生寄上一册，请求指教。您回信说：“诗写得极好，很感人，我也从中了解了你大半生的经历，不觉泪流满面。想不到看起来那么绵软的一个人，却比钢铁更有承受力。我真的很感动，很佩服，那不是人人都能挺过来的日子，挺过来，又不灰心，不怨恨，努力地学习，努力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太不容易，太值得尊敬了。”先生对我的过夸，实不敢当。但我相信您是最了解我的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吾尚何求也。
    先生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正直坦率，幽默乐观，为人忠厚，乐于助人。您为了实现理想而刻苦治学、自强不息，在民俗学、文学诸方面建树了光辉业绩。您不断地将大著寄给我，使我读后受益良深。您那清丽而幽默的文笔对我的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您对我的无私帮助，使我终生难忘。我不知该怎样感谢您，于是写了一首《赠民俗学家山曼先生》的七律，收入拙著《橄榄果》中。诗曰：
        山翁风度不寻常，年过六旬志益昂。
        华夏风尘双脚载，黄河俚俗一包装。
        累累硕果放光彩，卷卷佳篇笑夕阳。
        难忘茫茫民俗路，同舟共济不迷航。
    先生在赠给我的大著《流动的传统》一书的扉页上，写有一首诗曰：
        黄水黄沙又黄风，双双骑车大河行。
        胡辣汤就炉烧饼，难忘广良陪我情。
    短短四句，形象地道出了咱们相伴黄河滩骑车采风时苦中有乐的情景，以及咱们在民俗道路上亲密无间的友情，真让我感叹不已，欣慰非常。但您却在诗句后写道：“仿广良体而大不如，惭愧惭愧！”不是不如，实乃谦虚也。
    2001年7月，我们又在泰安见了面，您嘱我写几篇有关黄河民俗的文章。 2005年5月，先生主编，我们四人合著的《山东黄河民俗》一书出版了，先生在《后记》中说：“曾经有八个年头，我年年都沿黄河行走几十天，一路采集这条伟大的母亲河的民俗资料，有时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用烧饼夹着牛肉，在行进中进餐，真的不知老之将至。去年秋天一下子病倒，离开病床时，两条腿再也不能和从前一样有力地行走了，心里倒也平静，无怨无悔地想，幸亏在能够行走时，沿黄河走了那八年。沿大河采风的事成了一个远梦，现在却有机会坐在屋子里写这一本关于黄河民俗的书了。只要我们不辜负生活，生活总是那样的美好。”
    先生在《后记》中又说到我：“广良经历过更深的苦难，当年为生活所迫，他当过木匠、瓦匠、扎纸匠，后来写诗记述自己的生活，竟毫无怨气，诗中多的是生活的情趣，也算得一位奇人。近二十年来他写了许多民俗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作品。”
    我也常常无怨无悔地想：正是由于我在前半生经历了那二十几年的磨难，才能写出我的诗集《橄榄果》；又在后半生走过了二十年民俗采风的艰苦路程，才写出了这本《鄄城民俗志》。看来，苦难的生活确能赋予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我们不辜负生活，生活也不会辜负我们。恰巧，我们都是投身生活，埋头走路，无怨无悔的人。更有趣的是，先生竟然别出心裁地为自己的书房取名曰“无悔书屋”。先生又说我的诗“毫无怨气”，那么我的书房也就取名“无怨书屋”了。
    山曼先生，您应该是无悔的：您已沿着伟大的母亲河走了八年，实现了儿时的理想，您应该无悔；您著作等身，影响深远，有益当代，惠及后人，您应该无悔；您已经培养了一批生气蓬勃的民俗学和文学的接班人，您应该无悔。
    然而遗憾的是：您还有那么多的写作计划没有完成，却匆匆离去，使人遗憾；民俗界少了一位领头人，文学界少了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使人遗憾；您终于没能看到您所一向关心的《鄄城民俗志》的出版问世，使人遗憾；我原打算待书出版后，带着我们共同用心血哺育的“娇子”去见您一面，然而这个愿望终未能实现。遗憾啊，遗憾！
    现在，我只好将我们二人在泰安的合影印在我的书上，让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手握手；我只好再写这么一封送行信，在您的灵位前焚烧，让您在天之灵得到安慰；我只好沿着您的未竟之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用您的话说，就是“我倘仍然顽健，还要用这种方法，在民俗采风的道路上走下去。”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
    山曼老兄，您的一生走得实在太累了。
    安息吧！枕着蓬莱仙山，登着汪洋大海，望着悠悠白云，安息吧！
　　　　　　　　　　　                       　愚弟广良  抆泪拜呈
　　　　　　　                        　　2007年3月29日于鄄城无怨书屋

张礼敏

                                               怀念山曼先生

    2007年3月30日，天气阴冷，沙尘飞扬。我打开自己的电子邮箱，我的同学叶涛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的黑色标题赫然入目：沉痛悼念山曼先生！后面附着一篇叶涛在得知山曼先生辞世后连夜写出的4000余言的文章《单老师，一路走好》（山曼先生本名单丕艮，山曼是他的笔名，“山”是他母亲的姓，“曼”则来自胶东地区对女孩的称呼“嫚儿”。他从小被家人当作女孩子看待，故以此为名）。读罢叶涛的文章，知道山曼先生已于三天前驾鹤西归，从此再也不能见到他亲切的面容，不能聆听他亲切的教诲了，我不由感到一种锥心的悲痛，回想起和山曼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
    我和山曼老师结识是在1987年冬天，山东省民俗学会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早在开会之前，我的同学，大会的主要筹备者叶涛就告诉我山曼先生也参加会，并且准备安排我和山曼先生同住一个房间，嘱我带点自己写的小文请山曼先生指教。我报到的时候，山曼先生已经到了，面容和蔼慈祥，说话带着浓重的胶东口音。他拿出自己带来的烟台苹果请我品尝，一边介绍烟台苹果的好处。当天晚上很晚的时候，电视上有一场足球赛的转播，没想到山曼先生竟喜欢看足球。他一个人趴在电视机上，把声音调得只有他自己能听得见，一直把球赛看完。后来我逮住个机会，把自己写的几篇文章拿出来请他指点。他认真地看过之后，一篇一篇作了点评，然后热情地鼓励了我。第二天下起了雪，但午饭后的时间山曼先生出去逛了宾馆周围的书店，回来后兴冲冲地告诉我其中的一处，说里面有一套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别处很难买到，劝我赶紧去买。正巧我在师专时的同学王全宝到我房间叙谈，听罢也按捺不住，便和我一起踏雪购书。如今作人先生的文集依然伴我，山曼先生却已经天人永隔，岂不痛哉！
    此后便有了更多聆听山曼先生教诲的机会，因为在山东省民俗学会搞的活动中，只要山曼先生到会，会上必有精彩的报告或点评，会下必有各式各样的交流。不断有人向他讨教各式各样的问题，而不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能给来者以有益的建议。所以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把到山曼和李万鹏先生那里去闲聊或者听他们闲聊当成进修的好机会，有人还形象地称之为“去偷宝贝”，因为他们看似随意的一段话，或者展开来是一篇好文章，或者解答了大家多时的困惑。所以每次开会，山曼和万鹏先生的房间里都是最热闹的。
    我因为爱好文学，偶尔也在报刊上发表点文学类的文章，所以和山曼先生还有一些文学方面的交流。有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些千字文，都是根据实事所写，由于事情本身包含非常感人的因素，我小心翼翼地发掘展示出来，许多人看了忍不住落泪。有一次我把其中的几篇拿给山曼先生看，先生边看边流泪，看完之后连连夸好，然后对我说他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不忍心写，然后便向我讲了一件事，说的是他母亲病重期间，有一次举着手对他说：儿啊，你看看我的手。原来先生母亲早年生活艰难，勤于操劳，落下了大骨节的毛病。山曼先生看着母亲的手上粗大的骨节，百感交集，禁不住双泪长流，竟至于哽咽。先生母亲见60多岁的儿子难过成这样，心中颇感不安，从此每见儿子过来，便把手藏起来，怕儿子看了难过，直到去世都是如此。山曼先生讲得泪流满面，在场之人无不动容。他对母亲的孝顺（据说他在家乡被称作“第二十五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非常感动。
    对于晚辈，山曼先生不但在学术上关心指导，在生活上也是关爱有加。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他知道后,写信劝慰我说“知你身体欠佳，甚为挂念，且喜你已认识到保护身体的重要，思想无包袱，保养得法。年轻血气旺，有点小病，只要注意完全抵御得了。”又说“文章之事，不可放松，亦不可太紧，不必以之为性命，作起来又要认真，徐徐图之可也。”又有一段时间，山曼先生到处搜集儿童玩具，准备弄一个儿童玩具博物馆，嘱咐我们帮他搜集玩具实物。我在当地挑选有特色的搜集了一些，委托两位在烟台读大学的学生捎给他。他给我回信，字里行间洋溢着欣喜：“那一日，你的两个学生风尘仆仆送来玩具，很使我感动，昨天又收到你的来信，谢谢。玩具中，那一件泥狗和一对布金鱼，最有地方特色，其他几件虽然过去见过，也都有收藏价值。”然后又在写散文方面指导我道：“虽然现在很流行一种只顾抒情的散文，我照旧以为，若把散文作为长期从事的一件工作，还是写空一点好。”后来在泰安参加《中国民俗通志》撰稿人员会议时，他在没有其他人的地方悄悄地塞给我一本小开本的书，是他编的《中国民间童谣&#8226;田野谣》，扉页上早已写好了字“庆安先生惠正  山曼  O二年五月相会泰安时”，我知道他还记着我帮他搜集儿童玩具的事，他是用这种方式表示感谢。
    2002年秋天，山东省民俗学会在齐鲁文化会馆召集会议，布置重修《山东省志&#8226;民俗志》的工作，会间休息时，山曼先生忽然谈到他有一天不好受，于是立遗嘱如下：1、赶紧把我烧掉，让我快快地走；2、不搞任何仪式，让我悄悄地走；3、不留骨灰，让我回归自然；4、不通知任何人，如果有人问起我，让家人给他们一张纸，上面写：我走了，大家好好活！当时我心里一沉，心想先生大概身上不好。但是看他精神矍铄，也不忍往深处想，谁知2004年以后，就不断传来山曼先生身体不好的消息，他似乎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一再加紧工作，他常常说：我跑了这么多年，搜集了很多材料，脑子里有很多想法，只有写出来才算成果，否则我那一天呜呼了，就什么也不是了。2005年暑假期间，我和叶涛正在济南为编济南市的《民俗》教材的事忙碌，忽然听说山曼先生到济南来治疗了，便到医院去看望他，同去的还有山东大学的年轻教师刁统菊，在医院病房楼下又遇到了也去看望他的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老师。山曼先生看见我们非常高兴，但谈话内容却明显有交代后事的意思了。我是个敏感的人，见此情形不免伤心，山曼先生反倒达观，他小声对我说：我到最后也不会弄得悲悲切切，生命其实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就问我书稿写得怎么样了。他问的书稿是《山东解放区根据地民俗》的稿子，是他主编的齐鲁民俗丛书中的一本，原先商定由我负责沂蒙山区的部分。我告诉他写了有10万字，另外还搜集了60余幅照片，他听了很高兴，语气平静地告诉我以后由山东艺术学院的张士闪担任主编，让我多和他联系。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山曼老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要我把稿子和照片发给他，原来他已转回烟台治疗，并且快要出院了，“别等到我能干活的时候，手头没有活干。”先生在电话里说。我自然是为先生身体康复感到高兴。但后来有一次打电话，我问他身体怎么样，劝他多保重身体，他说：咱今后不谈这个话题。我便知道他的身体其实并不好，后来从朋友那里听说，他每周还要做两到三次透析。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山曼先生还是坚持工作，2006年6月24日，他发给我一封邮件，说根据地解放区民俗快编成了，请我作一个二三百字的小传，和一张照片寄给他；暑假里，我在叶涛那里见到了他抱病写完的《中国民俗通志&#8226;生产民俗志（北方卷）》；10月12日，我又收到他的电子邮件，原文如下：

      庆安：
        《山东解放区根据地民俗》前些日子我就编完了，济南出版社的编辑很快就可以进入编辑过程。我病得没有气力，眼也越来越不好，书稿中一定有不少错落的地方。你仔细看一遍，把错落的地方改过来。但为了不自己制造麻烦，一般只限于改错字错句，不要作大段增删。改好以后，发给济南出版社的戴永夏。
                                                                         山曼

    现在想来，这应该是山曼先生编的最后一本书了。
    我心里其实非常挂念他，同时也有许多问题想向他请教，但是我却连电话也不能给他打，最近两年的春节，我连拜年的电话也不忍给他打了，因为身体的话题已不能谈，祝福的话苍白无力，说其他的话，我既怕影响他的身体，又怕影响他的工作……
    在看到叶涛发来的邮件的当天，我就给济南出版社戴永夏老师发电子邮件，向他报告这一令人悲痛的消息。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戴老师的回信，信中说：“山曼老师逝世的消息我已得知，我跟您一样悲痛。《山东解放区根据地民俗》我已编好，即可发排。……21号编完时我即给山曼老师打了电话，在电话上他跟平常一样，我当时很高兴，以为他的身体复原了，没想到这却是临终之言……”
    山曼老师就这样走了。他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对山曼老师而言，这无疑是莫大的遗憾，而对于学界而言，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了。
    山曼老师当行之不远，可知后学对您的怀念？
    山曼老师，一路走好！

                                                王庆安  2007年4月2日于蒙阴

张礼敏

                                              山  曼  先  生
                                    田传江
    第一次见到山曼先生，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省民俗学会在泰安召开的关于田野作业的研讨会上。高高的个子，败顶，衣着不太讲究。认识的人都向前和他打招呼。我当时初涉民俗学界，在学界中，一个熟人都没有。和他们相处几天，感觉到尽管他们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却都很谦虚、和善、实在，和他们在一起心里感觉很舒坦。
    一九九五年，省民俗学会在费县召开研讨会，我写的红山峪纺织民俗得到学会的认可。记得山曼先生那次没参加会议。第二年的研讨会期间，山曼先生见到我就说：“你写的纺织民俗，交代得很清楚，非常明白。”我那时已了解先生在民俗学界的成就和地位，能得到学术大家的称赞，我很受鼓舞，使我有了决心和力量。当时，对先生还不太熟悉。
    在烟台的研讨会上，我对李万鹏会长说：“《红山峪村民俗志》书稿带来了，是否给指教指教？”他说：“我们正说这个呢。先让你山曼老师看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他把书稿交给了山曼先生。先生一夜没休息，看完了书稿。那次一共有两天半的研讨，学会决定拿出其中半天时间专门讨论书稿。
    山曼先生第一个发言。其中说到，山东如果有十个田传江，百个田传江，就厉害了。我当时激动得身上的血在发烧。先生的肯定，说明我这几年的活没白干。事后，先生说：“不行我就用电脑给你打出来，说不定一个星期就能完成。打印几份分发给部分专家，让他们帮助修改。”我知道，书稿只是初稿，需要充实完善的很多，有许多地方很乱，羞于让他打印。他也劝我，不急于出书是很有道理的。他见我茫然，就安慰说：“可惜这次没有出版部门的人参加会议，不过我可帮助联系。”
    这样我与山曼先生交谈的次数就多了，书信也经常往来。
    第二年的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我带着第二草稿直接找山曼老师。他说：“这次乌丙安、柯杨先生都来了，最好让他们看看，指导指导。”我说：“我和他们不熟悉。”他说让叶涛介绍。这样，经叶教授的介绍，得到乌先生、柯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会后，我继续修改书稿。
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一位大学者与一位普通基层干部变成兄弟之交。
    一天晚上，我到了他的房间。刚吃过晚饭，他的酒量不大，喝一些酒就脸红。他把我拉在上首，他坐一边，我忸忸怩怩不好意思。他说：“不怕的，大方点。”他说：“传江，以后别称我先生、教授什么的，就叫我哥，我称你弟好了！”我鼓起勇气说，行！我不好意思多打扰他，坐了一会儿，起来要走。他说你别走，咱哥俩多聊一会儿。其间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向山曼先生告别，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他说；“好！你走吧，我和传江老弟再谈谈。”
    在书信往来中，更多地谈及《红山峪村民俗志》书稿的事。其中他就说到：“咱左右不了出版社，人家还要解决吃饭的问题，咱要是有钱，就不会犯难。”说明为了村志的出版，他背后操了不少心。在信中他还说，要是咱俩住得近一点，多好啊！可以经常在一起交谈。
    在济南召开研讨会期间，我告诉山曼先生已经修改了第三遍。他说：“我和叶涛商量，建议接着写传统农具民俗的书，具体叶涛还要找你指导指导。”山曼先生、叶涛先生鼓励我说：“只有你才比较容易写出来。”
    山曼先生在这次换届会议上，还关心我在学界的地位问题。选举前的一次研讨会，他再次提到村志。他接着说：“我与传江私下说好了，不让他称我先生，以后他叫我哥，我称他弟。”顿时，认识我的人都投来羡慕的眼光，不认识的也都认识了我。事后好长时间，甚至至今想起来，我才懂得，原来他是利用自己的威望给我拉选票。因为在接着的学会选举中，我以较高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这是我事先连想都不敢想的。
    一九九九年六月份村志出版后，八月份，山曼先生冒着酷暑，拖着病体来到了枣庄，他说，得知书出版了，特地来看望你。
    当时，我住在枣庄城里，他说到红山峪村走走。到了当时我工作的付庄乡政府。我要用车送他到十里地的红山峪村，他说不必，咱兄弟俩一人骑一辆自行车，沿途便于调查。我知道他特别喜欢民间剪纸，沿途的村庄就找了几户。他不停地拍照，连墙上糊的小纸香炉都不放过。来到红山峪家前，那天正逢集。在集市里他不停地拍照。不觉已经到了中午，我对先生说：“来时已经和乡里主要领导说了，中午在集市饭店（当时也是全乡唯一的饭店）简单招待一下。”他说：“你听我的，千万别惊动领导，咱吃一碗面条，吃完好干活。”我说这样我过意不去，他说不这样我过意不去。结果没拗过他，每人吃了一碗面条。
    晚上在交谈中，他让我在村里不断地挖掘有用的东西，并指出让我再写点什么。
    记得二00三年，中国民俗学会开会，我和山曼先生住在一起。他更多地谈到民俗语言的民间典故问题。我心领神会，他是在启发我干这方面的活。经过此后几年的努力，我写出了几十万字这方面的初稿。
    山曼先生不但教我怎样做人，还教我怎样做人。以上也有这方面的内容，就不再重复。下面还要举出这方面的几个例子。他曾经对我说：“对待新潮流，要么一道前行，要么彻底决裂。彻底决裂不可能做到，万不可即受裹胁又犹豫不决，甚至看不惯。这样容易吃亏。”
    一次，有一位我们市的一位学术领导对我产生了误解，我想把内心的冤屈向他诉说。他说你可千万别向别人说，什么话都不能说。那次烟台的研讨会上，他为了你还不同意我的意见。
    山曼先生对我的关心，我一直埋在心里。感激之情不知怎样表达。我所取得的一点成就是许多民俗学界里的巨人硬把我拉到他们的肩上，甚至双手高高举起。对我来说山曼先生是第一巨人。
    山曼先生虽然停止了思维，对民俗学界少了一位勤奋笔耕的学者，富有睿智的专家，对我来说少了一位好兄长。遗憾之余，让我减缓悲痛的是，他身后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他的治学精神永远鼓励着我，他的人格力量永远鼓励着我。
    山曼先生，请安息吧！

品三

山东人个个都是重情义的人。
为山东人赞一个好！

张礼敏

                                  叫天子和物候杏
                                      张从军
    这是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山曼老师亲眼所见，一个是亲耳所听。亲眼所见的是叫天子，亲耳所听的是物候杏，不过，“物候杏”这个名词是我杜撰的，现在山曼老师已去世，无法征求他的意见了。我感到很遗憾。
    叫天子就是百灵鸟吧？这种小鸟在山东半岛丘陵地带很常见，他们一般将鸟巢建立在田间地头，没有特别的选择，只是随着人口的增加，为避免儿童甚至大人掏鸟蛋的危害，有些鸟巢就设在酸枣棵或低矮灌木中，给想掏鸟蛋的人们制造一点儿麻烦。因为这种小鸟很恋家，所以，我的家乡又叫它们“窝卵子”。山曼老师关于这种小鸟的故事其实是一篇散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当时，我就是从这篇散文神会了山曼老师。
    散文的题目已经忘记，但大体内容还记忆犹新。大意是山曼老师在一个春光和煦的日子里，百无聊赖地来到了家乡的后山上，躺在山坡上看流云，忽然发现有两只叫天子在他的上空狂叫不已，山曼老师很奇怪，这两只叫天子不厌其烦地在他的上方盘旋叫嚣，迟迟不肯离开，还能和自己有关？于是，他就把注意力转向了叫天子，发现两只叫天子在空中狂躁了一阵后，突然在距离山曼老师较远的地方落了地，然后小心谨慎地慢慢向山曼老师靠近，顺着叫天子前进的方向，山曼老师发现了一个小鸟巢。原来是山曼老师侵犯了叫天子的领地，他晒太阳的地方隐藏着叫天子的小家。这小东西居然还会战术！它们先是以噪音警告驱赶山曼老师，驱赶不成就采取迂回曲折的手段，但，不管叫天子如何机灵，最终的秘密还是被山曼老师所窥破。于是，这件事就变成了一篇很美的散文。我当时感觉，这篇散文美就美在闲云野鹤，美在一颗平常的心，美在浓郁的乡土之情。因为，山曼老师写作这篇散文的时候，正是全国人民一切“向钱看”的紧要关头，人人下海，家家淘金，处处都想一夜暴富，小破县城恨不得顷刻之间变成纽约、华盛顿。在如此滚滚浪潮之中，一个基层官员，还是一位宣传干部居然会有闲心跑到山坡上去晒太阳，而且还如此认真仔细地和叫天子打交道，把小鸟们回家和保护小家的“计谋”看得如此明了，如此透彻，如此让人忍俊不禁，实在难能可贵。通过这篇文章，我看到了山曼老师人品的透明，看到了他心灵的率真，也看到了山曼老师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学者那清新的文笔，看到了他驾驭文字的娴熟功力。因此，当有机会和山曼老师面会的时候，常常因为他那毫无顾及的朗朗笑声而让我们心底清静，不存芥蒂，灵魂得到一次次快乐的净化。
    物候杏是山曼老师口述的故事，没有变成散文。说的是他家乡有一位会种地的老农，每年因为谷子下种的时间掌握的准确，所以他家的谷子就苗状穗大，比别家的收成好，为此，全村人都以这位老农为准绳，看他下种就下种，看他收获就收获。奥妙何在？山曼老师产生了兴趣。于是去拜访这个老农。但是，因为涉及到隐秘，也就是如今的“核心技术”或什么“商业秘密”吧？一开始老农不好意思说，后来在山曼老师的反复诱导下，老农终于吐了口：秘密就出在院子里的一棵杏树上。杏树是山东半岛春天最早开花结果的果树。这个老农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杏树有预报地温的功能，和农历上的节气并不同步。杏树一开始结得果实并不都成熟，有些杏子在春天就早早被杏树自身所淘汰，和只开花而不结果的花叫“谎花”一样，这些杏子叫“谎杏”，就是不能最后成熟的杏子，老农发现的奥秘是，掉在地上的小杏子。如果将小杏子往自己的鼻孔塞，塞进去有充裕的话，就是地温太凉，不能下种；塞不进去的时候，地温太高，下种就迟了；只有塞到鼻孔不大不小的时候，谷子下种才最合适。有了这个经验，老农年年种地好收成。但是，因为往鼻孔里塞杏子不太雅观，所以，这个老农只将秘密透露给了山曼老师一个人。
    二十四节气虽然是中国古代农事基本规律的总结，但这二十四个节气具体到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村落，甚至某一片土地上，并不一定很合适，因此，农谚也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模糊界定，也不太相信必须在谷雨那一天才可以下种。龙口的这棵杏树，作为一种木本植物，当然最清楚自己所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了解土壤的温度。这件事听来是个笑话或者是种地的小经验，但透视的却是大道理，那就是所有的理论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都必须和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个老农也许并不懂的多么高深的学问，但他知道种地要因时因地置宜，而不是盲从一般性的规律，随波逐流。山曼老师就是这样，他想了解老农种地的秘密，就去现场讨教，而不是道听途说，更不会轻信别人的忽悠。这是学者做学问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向山曼老师学习的法宝。
    有感于山曼老师的这两件小事，我在得知山曼老师仙逝的时候，脑海中首先跳出的信息就是叫天子和物候杏。叫天子的清心寡欲我们不可能看到了，但物候杏的启示却让我们受益无穷。痛定思痛的时候，我凑了三首小诗。其中有关黄河滩的典故是山曼老师考察黄河民俗的事，叶涛在山曼老师去世当天的长篇追思文章中已有细述，不再重复。
附：短诗四首：从军追思山曼老师
   其一
龙口一株杏，
物候天地间。
曾经叫天子，
归隐碧云端。
   其二
学人驾鹤去西天，
犹遗音容在人间，
最是难忘聚首日，
举座欢哗似少年。
   其三
老骥游走黄河滩，
犹自奋蹄加重鞭，
春蚕到死丝不尽，
长使后学痛扼腕。
   其四
山曼老师半头翁，
大雅大俗真从容，
一生纯净善如水，
仙逝自应欢乐送。

[ 本帖由 张礼敏 于 2007-4-8 19:00 最后编辑 ]

张礼敏

                                               啊，山曼大哥
                                    戴永夏
    这些年来，我送走了许多亲友，也为一些亲友写过悼念文章。如今轮到为我尊敬的师长山曼大哥写纪念文章了，却迟迟难以下笔，笔头的沉重一如心头的沉重。我觉得千言万语都难以表达心中的悲痛和我对他的尊敬之情，我也实在难以接受他遽然离开我们的现实。他的言谈笑语仍回响在耳边，他那和善的容貌仍不时地出现在眼前。尤其一打开他离世前刚刚写完的书稿，他一如既往地在跟我谈心，同我交流，向我讲述那永远也讲不完的知识……我怎么能相信他一挥手就到了另一个世界？
    就在他离去的四天前，当我将他编写的《山东根据地解放区民俗》刚编完时，试探着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因为怕打扰他，近一年来一般不给他打电话），令我十分惊喜的是接电话的正是山曼大哥。从电话中我感到他跟平常一样快乐，一样健康。他高兴地告诉我近来身体情况还不错，他正在看教育出版社将出版的《民俗志》清样，给我社编写的《山东海洋民俗》也已完稿，近日就给我捎来。他手头还有几本书要出，还有许多活要干。只要暂时还不走，他就这样边休息边干下去……放下电话，我感到非常高兴，总认为随着春天的到来，山曼大哥也会迎来又一个生命的春天，他的众多的新著又可陆续出版了，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齐鲁民俗丛书》，仍可在他的亲自主持和耕耘下第二辑、第三辑地不断出下去了……孰料电话中的余音尚未消失，就传来了他辞世的噩耗。这一巨人的反差，令我猝不及防，更觉万分悲痛……
    山曼人哥一生潜心学术，但他从不以学者、名人自居。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平民百姓。他不愿当官，也不屑当官。但是我敢说，他比一些自封和他封的“高官”“名人”还要伟人。且不说他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为人上，他一生也是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只知利人，从不损人。仅此一项，也不是一些“高官”“名人”所能做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学术上，山曼是标准的大师；在人格上，山曼是真正的伟人！
    犹记五年前，山曼大哥在悼念任远先生的文章中说过：“一个爱国的人，必定热爱他的家乡；一个注重友谊的人，也必定珍惜乡情。”如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爱国爱乡、注重乡情友情的人，也必定热爱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民俗风情。在这方面，山曼人哥是一个光辉典范。他热爱民俗，献身民俗，把后半生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民俗事业之中，为发展民俗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是20多年前结识山曼大哥的。当时他已是散文名家，他的散文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但当时他的兴趣，已开始转向更加务实的民俗研究。记得那时他出发、开会，总是带着一个绸布小书包，里面装着小半导体录音机和照相机两样东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不停地到处跑跑转转，访名胜，察古迹，观风情，找当地的乡村野老谈古论今……又把有用的素材一一照相、录音，孜孜不倦地采集着民俗资料。他说有些东西，你不记录下来，要不了几年就会失传，这方面我们以往的损失太多太大了……一次，他为了记录已近失传的海岛渔民的拉纤号子声，专门跑到海岛上，找一位曾拉过纤的老渔民喊号子。老渔民说不用力拉纤喊不出那个味来。于是他就找来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屋梁上，一头套在老渔民的肩上。老渔民便拉边唱，山曼一一录音。一曲号子唱完了，屋梁也拉歪了……
    有一年在菏泽开散文笔会，一天晚上在梁山的晚宴上我已酒足饭饱了，山曼大哥又拉着我到街上逛小吃摊。一见那用大铁壶盛着的胡辣汤，他便买了两碗，让我跟他一起喝。我当时不解，招待酒席上美味佳肴多的是，干么要自己掏钱来喝这脏兮兮的胡辣汤?他告诉我，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风味小吃，你来了，不亲口尝尝，就不知道它的滋味，那岂不是白来一趟?他还告诉我，他到成都开会时，一条街上全是各种各样的风味小吃。他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每到一个有特色的小吃摊前，就停下来买点尝尝。逛完一条街，他就品尝了几十种小吃……正因为他在民俗研究上特别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所以它能在50多岁以后，克服了种种困难，一个人背着行李自费走黄河。他在《山东黄河民俗》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曾有八个年头，我年年都沿黄河走几十天，一路采集这条伟大的母亲河的民俗资料，有时一天走六七十里路，用烧饼夹着牛肉，在行进中进餐，真的不知老之将至。”
    山曼大哥在采风和写作过程中，一直是“苦并快乐着”。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超负荷地工作，再加条件差和他的平民身份等原因，都使他倍受艰苦。但他又是把事业当成生命看待的，一直执着、痴迷于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又总是快乐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在采风的路上，在书桌前写作时，我是快乐的，不知疲倦的。”记得2004年深秋的一天，他刚刚写完《山东黄河民俗》一书，立即给我打来电话。在电话上他兴奋地说：“永夏你看我这大年纪了，还能写出这种话来：只要我们不辜负生活，生活总是那样的美好……”听得出他当时的心境是阳光般的灿烂，孩子般的快乐，使我也受到很大的感染……
    山曼大哥做学问是认真的，也是坦荡无私的。他为文如此，做人也如此。这些年来，他培养了那么多学有所成的民俗工作者，也真诚地帮助了那么多朋友和同志。为了提携后进，他把许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了“为他人做嫁衣裳”上。有的作者，本来水平并不高，他们的文章经过山曼的修改或重写，终能得以发表或出书。他的著作，经常被人无偿地使用、照搬或抄袭。对此他表现得非常大度：“他们用就用吧，多几个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对民俗的普及和发展有利。”当我写了文章，用了他的资料，打电话告诉他时，他总是很高兴地说：“你大胆使用好了。我的文章一旦公开发表和出版，就成了公共财产，谁爱用谁用。”他就是这样，做什么事都先为别人着想，为事业和大局着想，而很少考虑他自己。
    山曼大哥走了，他留给我们的很多很多。他的著作，他的丰富的知识成果，让我们和后人受用无穷；他高尚的思想品格，他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老诗人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山曼大哥就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人，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此时，我又想起山曼大哥悼念任远先生的话。把它套用在山曼大哥身上，正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那么，大哥，你也在那长夜之中了吗?夜色将古今揉为一团，你尽可以与古人晤面对吟了吧?
惟愿是这样的。
    使我等寂寞的是，不得见大哥的音容笑貌。
    再让我叫一声“山曼大哥”，远远的，愿你能听见。啊，“山曼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