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帝文化（四则）

戈兰

陕北的史前文化与“黄帝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张宏彦



2007-04-16 10:00　光明日报





　　关于黄帝的传说由来已久，历代人们都把黄帝（或炎黄二帝）看作是华夏的始祖。这种民族与文化的认同感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黄帝传说在我国古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黄帝与“黄帝文化”也就成为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传统的黄帝及其文化研究，多是对先秦以来的史

籍文献的考释，由此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观点。而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为人们开辟了认识古史的新途径。当今的研究,只有把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是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正确道路。一



　　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文化应分布于中国的黄土地带、特别是黄河中游一带。因此，黄河中游的史前文化研究，就成为研究“黄帝文化”的基础。位于陕西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是历代公祭黄帝的重要场所。黄帝陵所在的陕北一带，有着十分丰富的史前文化。研究黄帝及其文化，理应首先从这里出发。



　　基于上述想法，2007年3月14至16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学系与延安市文物局、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及黄陵县文物旅游局等单位合作，对黄帝陵及周边的史前遗址做了初步的调查。由于雨雪天气的影响，仅踏查了位于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上城遗址和田庄乡赵桌遗址，但也有一些收获。



　　桥山上城遗址，位于黄陵县城的桥山南坡，北距黄帝陵冢约500米。遗址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灰坑、墓葬等遗迹，为仰韶文化中期遗存（约距今6000~5500年）。墓葬压于唐代上城城墙之下，部分已被破坏。形制为竖穴土坑墓；人骨仅存上肢、躯干和头骨，初步判断为一成年个体。由于仰韶文化中期的墓葬发现极少，这座位于黄陵桥山残墓的发现，为从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及遗传基因方面探索史前诸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赵桌遗址，位于黄帝陵之东的田庄乡赵桌村南，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仰韶文化遗址。在断面上发现有灰坑、陶窑等遗迹。窑址残宽0.7米，残高0.65米，存留部分似为火膛，上部有火烧土，下部为较为松软的灰土。依据发现的陶片等遗物判断，该遗址年代为仰韶文化中期，与桥山上城遗址大体同时。



　　此外，据陕西省文物普查资料，全省共发现史前时期遗址4200余处，其中陕北的延安、榆林达2000余处。因此，黄帝陵所在的陕北黄土高原，是探索“黄帝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二



　　有学者认为，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对应的是仰韶文化，并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黄帝故里在河南新郑，黄帝都有熊的历史阶段，对应考古学文化是主要分布于郑州——洛阳之间的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依据这一观点，黄帝文化的中心在河南，与豫中地区仰韶时期文化相关联。



　　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学术界历来有着不同的观点。笔者近来发表了《关于仰韶文化的时空范围界定问题》一文，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仰韶文化最初发现于豫西的渑池县仰韶村并得以命名，这使许多人相信豫西是仰韶文化的中心所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郑州至洛阳之间的大河村类型文化与主要分布于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应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依据目前公布的调查数据看，陕西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最多，达2040余处，主要分布在关中和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两地相加达1774处，其中耀县石柱塬遗址，面积竟达300万平方米，是目前仰韶文化分布区面积最大的遗址。而河南全省发现的仰韶时期遗址（包括大河村类型文化）共633处，其中豫西地区153处，目前尚未发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因此，渭水及其支流泾、洛河流域，理应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和中心所在。



　　黄帝陵所在的陕北南部的延安地区，属洛河中上游。调查表明，这一带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已发现遗址545处。其中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3处（富县交道遗址面积为250万平方米，洛川坬盘遗址150万平方米，洛川新店遗址120万平方米），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也近30处；最早的属仰韶文化早期，大部分遗址属所谓“黄帝文化“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而被认为是“黄帝故里”的河南新郑，仅发现仰韶文化遗址9处，最大的一处面积仅10万平方米。因此，如果把仰韶文化与“黄帝文化”联系起来的话，黄帝陵所在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理应是探索“黄帝文化”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区。三



　　黄帝被推崇为“人文初祖”，传说黄帝时期有许多发明，如以玉为兵、采铜铸鼎、制图做书等。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不断深入，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几乎都可在龙山时代的遗存中得到印证。因此赞同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约距今5000~4000年）的观点越来越多。



　　许多学者赞同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论。即文明因素的起源是多地区多元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各地史前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碰撞、汇聚、融合而走向统一的。基于这种认识，研究文明起源时期的“黄帝文化”，就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各地龙山时代甚至更早的文化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陕西共发现龙山时代遗址2200处，其中陕北占了64%。这一区域龙山时代文化既同关中周边同时期文化相互影响，又显示出许多地域性特点。如数量较多的石城堡、窑洞式的民居和大型聚落、极具地域特色的三足陶瓮和大量精美的玉器等。近年来还发现有夏商时期的遗存，有着从史前到夏商的文化发展序列。



　　古有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说法，这种说法似乎也可以从考古发现中证实。龙山时代的各地均发现有数量较多的玉琮、玉璧、玉钺等礼器，并多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所继承。陕北地区早在上世纪40~60年代，就曾在延安芦山峁遗址先后出土过大量的玉器，有琮、璧、钺、瑗、璜、七孔刀等，属龙山时代。这批玉器制作精良，显示出很高的工艺水平。特别令人惊奇的是其中一件玉琮，形制、花纹和材质，均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这似乎显示出龙山时代不同区域文化交流的信息。在稍晚的龙山时代之未至夏时期的神木石峁和新华遗址，也先后出土过大批精美的玉器。



　　又据报道，2006年5月，在榆林市附近的一处龙山时代遗址中，发现小刀和指环两件铜器。如果年代判断无误的话，这是迄今为止陕西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器。近年来，还在陕北北部发现了一系列龙山时代的城址。



　　上述发现说明，陕北地区不仅分布着十分丰富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发展水平也并不低于周边其它地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五帝时代文化，是不能无视这一客观事实的。四



　　史前的陕北，处于北方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过渡地带，是一个诸文化交汇、融合、演化的重要区域之一，也曾孕育出许多文明的因素，并在中国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一区域目前的基础性的考古工作所做甚少，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与编年框架尚待进一步建立，遗址的文化性质也还需进一步认识。今后应加强这一区域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为探索“黄帝文化”提供更多的线索。（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教授）

戈兰

黄帝时代的部族融合与和谐文化



王震中



光明日报 2007-04-17 10:00





　　黄帝时代是一个部族融合的时期。《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祺、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苍林和夷鼓指谁，可置不论。对于五帝时

代的炎帝、黄帝等名号，有人称之为“炎帝氏族”、“黄帝氏族”，如徐旭生先生就是这样看的。也有学者认为黄帝氏族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部落联盟。就黄帝之子的十二姓而言，认为黄帝原是一个部落并发展为部落联盟的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古史传说中，除黄帝十二姓和祝融八姓外，其他的多为一姓，如炎帝为姜姓，太皡为风姓，少皞为嬴姓，帝尧陶唐氏为祁姓，帝舜有虞氏为姚姓，夏禹为姒姓，等等。诚如田昌五先生所指出，黄帝十二姓，有些姓也见于其他族团，如祝融八姓中有己姓的昆吾、苏、顾、温；祁姓著名的有陶唐氏，即唐尧部落；在今河南郾城县境的南燕和建国于西北的密须都是姞姓；至于薛、章、毕、过、挚等则属于任姓；此外，春秋时期的骊山之戎为姬姓，弧戎亦为姬姓，赤狄有的也是姬姓等。我们知道，先秦典籍中的“姓”可以有多个层面的含义，其中最基本的一种含义就是表示同出于一个女性始祖的亲族关系，对于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族组织的名称，杨希枚先生主张称之为“姓族”，相当于人类学所谓Clan或gens，也就是一般通常所说的氏族部落中的氏族。黄帝十二姓，说明其在形成的初期就是由十二个氏族（姓族）所构成，至少是一个部落，其进一步发展为部落联盟乃至部族，也是势所必然。而十二姓中还包含一些其他族团的姓，可见在“黄帝”这一名号之下，实际上存在着部族融合的情形。



　　黄帝号称轩辕氏，又号称有熊氏。郭沫若先生曾依据《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指出铜器铭文中被他释为“天鼋”的族徽就是古轩辕。邹衡先生进一步提出在天鼋的族徽之外还有天兽的族徽，即在“天”字图形之下铸有各种兽类图形的铭文，他联系《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野作战时，曾用了以兽为名的六支不同图腾的军队：熊、罴、貔、貅、豹、虎。认为这些天兽类的族徽与黄帝族是有关系的。郭、邹两位的这一发现，一方面说明，古史传说中轩辕氏（天鼋氏）与有熊氏的徽号是有缘由的；另一方面也说明黄帝族并非一个族氏，它由不同族徽的族氏所组成。轩辕氏和有熊氏都统一在黄帝的名下，黄帝这一名称显然是部族融合后的产物。



　　依据古史传说，黄帝时代诸部落间也发生过一些战争，如《史记·五帝本纪》和《逸周书·尝麦篇》就记载有黄帝与炎帝之间的阪泉之战以及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涿鹿之战。在笔者看来，当时战争的结果之一就是部族的融合，也就是说，在部族相融合的多种途径和方式中，战争是有效而直接的一种。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而战争，有时它也是实现一统和达到新秩序的一种手段。例如《五帝本纪》在讲到黄帝时的阪泉和涿鹿之战时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最后达到“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又如《尝麦篇》说黄帝战胜蚩尤以后，“用大正顺天思序…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也即使少昊清安抚蚩尤旧部，又复相安相处，实现了“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所以，在古人的眼里，社会的常态是和谐与有秩序。战争只是一种非常态的手段，它每每因掠夺财富资源、不和谐和乱政而引起，当争端得以解决后，最后还得建立一种新秩序，使民众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上古先民之所以格外重视祭祀和战争，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保障生活的幸福与安定，也即祀与戎这两类看似相对极端的矛盾统一体，其追求的深层目标却是一致的。



　　部族融合是黄帝时代的一大特征，而部族融合与和谐文化又是相吻合的，这种吻合与统一，其背景即在于当时的文化是农耕文化。在历史上，农耕文化和农耕民族都不是好战的民族和文化。依据考古发现，中华大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其主体文化属于农耕文化，现在学术界一般是在宏观上将距今六七千年的仰韶时代与炎黄时代相对应。与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战争逐渐加剧相比较，仰韶时代虽说也有战争，但聚落与聚落之间的文化和谐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再就当时的聚落内部而言，由陕西临潼姜寨和西安半坡等遗址所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村落，其居住区一般是外有圆形或椭圆形的壕沟相围，壕沟内的房屋每每围成圆圈，各个房屋的门都朝向中央，呈现出向心内聚式的聚落形态。这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聚落形态，与半坡类型文化所表现出的鱼纹、人面鱼纹、鼋纹（也称为蛙纹）等彩陶纹样相配合，再加上当时聚落内外尚未出现社会分层和明显的不平等，一个其乐融融、和谐安然的社会画卷就展现在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说黄帝时代的部族融合与和谐文化在大的考古学文化背景上可以得到印证，中华传统文化在其源头开始就包含有和谐的理念和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戈兰

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历史与价值相融合



赵馥洁



2007-04-14 10:00　光明日报





　　“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自身的独特性。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历史与价值的融合。所谓历史与价值的融合是指:在黄帝文化中，对黄帝的历史探索、历史认识和历史纪念总是与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价值追求融合为一体的。正是在事实与价值的融通过程中，黄帝成了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真实存在与善美象

征相统一的人格形象，而以黄帝为主题的各种活动也成了事实认知与价值弘扬相融通的文化过程。黄帝文化的这种历史与价值相融合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黄帝叙事中历史记载与神话传说的融合。在中国文化中，黄帝叙事与其他历史人物叙事有显著不同。黄帝叙事的突出特点是事实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一方面，黄帝作为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史料依据；另一方面，关于黄帝又存在着许多神话传说。司马迁在写《五帝本纪》篇时，已遇到了史料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的困扰。他说典籍中有着关于黄帝的记载，学者们亦多称五帝，但诸子百家传说中的黄帝已经文学化、神话化，难以完全置信。于是，他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一方面对史料进行梳理。把传说与信史相印证，把不同史料作比较，取同舍异，去伪存真，力求记述的真实性。远古以来的神话传说虽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的影子，但却有很大的文学想象及艺术塑造的内容，不足以为史料。然而，关于黄帝的神话传说并非毫无意义，它以文学化、艺术化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黄帝娶王母娘娘的侍女嫘祖为妻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不以貌取人、崇尚勤劳、为民谋利（养蚕、缫丝）的赞美；黄帝战蚩尤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统一华夏诸邦、实现部族融合，使百姓安居乐业伟大功业的赞颂等等。由此看来，黄帝叙事是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相融合的文化叙事。



　　二、黄帝形象中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的融合。在中华民族的祖先崇拜观念中，黄帝既是“民族始祖”，又是“人文初祖”。所谓“民族始祖”，是就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血缘始祖而言的。古代华夏族是一个有别于其他任何部族的庞大融合体，今天的汉族固然是华夏族的后裔，今天的少数民族也多是古代少数华夏族的后裔,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迁徙到边远地区而形成的。所以，今天在中国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直接或间接地承认炎帝或黄帝为他们的祖先，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所谓“人文初祖”是指黄帝是中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创者，他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在铸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史传黄帝之前，人们蒙昧未开。迨至黄帝时代，人们改造自然环境，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社会秩序，创造器物文明。史载，黄帝发明的器物有衣裳、水井、杵臼、釜甑、宫室、牛车、舟楫、弓箭、墓葬、书契等等。当然，这些创制和发明，一是有许多传说成分，不完全是史实；二是也不能完全归附于黄帝一人名下，它是群体的共同创造。如果说，以黄帝为“华夏始祖”还是一种血缘上的“追远”、“溯源”的事实认同，那么，称黄帝为“人文始祖”则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崇尚和价值认同，即对中华文明创造者的崇敬和对中华文化统一性的认同。所以，黄帝作为“华夏始祖”与“人文初祖”相融合的人格形象，深刻地蕴含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文化特征。



　　三、黄帝纪念中祖先缅怀与道德弘扬的融合。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认为追念祖先的目的不只是血缘上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和继承祖先的高尚道德，以优化民众的道德风尚。这种通过祭祖以弘扬道德的思想，在历代纪念黄帝的文献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这些文献在追述黄帝历史功业的同时，莫不对黄帝的崇高道德赞扬备至，也莫不对继承和弘扬祖先的道德高风表明决心。如云：“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唯仁是行”（《韩诗外传》）。黄帝实行德治，修德抚民，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总之，着力称颂黄帝“养性爱民”的德性、“修德抚民”的德治和“修德振兵”的德威，认为其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格。于是，历代对黄帝的纪念，就具有了对祖先的缅怀和对伟大道德的崇尚双重意义。正是这种缅怀祖先的事实认同与道德弘扬的融合，使对黄帝的一切纪念活动发挥了传承中华民族高尚道德和培育中华伟大精神的重大作用。



　　四、黄帝祭祀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的融合。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不仅具有缅怀祖先与弘扬道德的意义，还具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祭祀者在民族寻根的仪式中表达当时人们的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在历代祭文中，一方面追述黄帝伟大的历史功绩，赞颂黄帝的崇高人格，另一方面则同时表达祭祀者当时所怀的某种价值追求。由于人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面对的历史课题有别，所以历代祭祀中所表达的价值意念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



　　例如，朱元璋在洪武四年的祭文中表达了他期求天下太平的愿望。明宣宗于宣德元年在祭文中表达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祭文多次表达的是“复我疆园，保我族类”、“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等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念。新中国成立后的每次黄陵祭祀，在祭文中都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路线作了概括表达，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祭文中表达的是“改革体制”、“活跃经济”、“加强法制"、“发扬民主”、“统一祖国”等观念；九十年代的祭文则以“以德治国，团结自强；艰苦创业，团结兴邦，与时俱进，同奔小康”为主题。新世纪祭文则突出了“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精神。不难看出，历代祭黄的文化活动，既是对祖宗的缅怀、民族的寻根;又是对民族价值的追求、价值理想的表达，充分体现了黄帝文化中民族寻根与价值追求相融合、历史传统与时代价值相贯通的鲜明特征。



　　“黄帝文化”所具有的历史与价值相融合的基本特征，决定了黄帝文化的独特意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对其生衍历程进行历史探索和历史研究的历史认识方法，也不只是一种“慎终追远”的祖宗寻根和祖先认同，而且还是一种寄托民族美好理想，崇尚民族文明创造，弘扬民族优秀精神，表达民族历史使命和发展理念的价值追求活动。它通过在史实中寻求价值、借祖先以激励后代的方式，在世世代代连续不绝的过程中，不断地延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锻铸和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

戈兰

论黄帝文化（四则）



瞿林东



光明日报







黄帝文化精神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瞿林东



2007-04-15 10:00　光明日报





　　两千多年前,黄帝文化已成为史学家认识和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序篇。此后,这一认识及其历史撰述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发展,不断谱写出伟大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一、黄帝文化——中华文明的源头。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即以《五帝本纪》开篇,而《五帝本纪》又以黄帝居其首。司马迁写历史的宗旨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认为,自春秋以来至西汉时期,人们对古史的追寻已超出了夏、商、周三代而颇重视关于黄帝的传说,反映出一种普遍的历史文化心理。基于此,司马迁根据有关文献,把黄帝“著为本纪书首”,从而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在《史记》的《三代世表》和《历书》中也各有反映。本纪,记大事;表,谱年爵;书,写制度;《史记》从这三个方面来反映“上记轩辕”,从而对后世的作为观念形态的黄帝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黄帝文化乃是伟大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源头。



　　二、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源远流长。黄帝文化精神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在于它培育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承和发展。这里说的历史认同,主要表现在血缘、地理和治统观念等几个方面;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心理、制度、道统观念等几个方面。



　　关于历史认同的传统。首先说血缘观念。先秦时期,血缘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这种观念是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的。根据《国语·晋语》所载,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其中有姓者的十二人成为中原文明的先祖。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耳相传,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书写有重大影响。



　　其次说地理观念。人们都很熟悉诗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战国时期,人们用夏禹的名义提出了“九州”的观念。在历代史书的地理描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地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



　　再次说治统观念。“治统”是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史记》中的帝纪、诸表以不同的表述形式清晰地描述出了“治统”的轨迹。正如清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祭黄帝陵文所说“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历史表明,历代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承认并尊重这个“治统”的传统。



　　关于文化认同的传统。关于心理方面。这主要指人们在心理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包容,如《左传》所记戎子驹支赋《青蝇》诗句一事。在这方面,孔子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他曾表示愿到文化边缘的地方居住。孔子的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当时“诸华”与“诸夷”在文化上走向融合的趋势。此后,历代多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族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



　　关于制度方面。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有连续性的。西汉以下,历代“正史”的书、志反映出这种制度文化的连续性和多民族性的特点。



　　三、黄帝祭祀传统的历史意义。公祭黄帝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中的一件大事。单从现存的皇家祭文来看,以明清两代为多。其中,尤以清朝诸帝的祭文更为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



　　顺治八年(1651年)的祭告黄帝文中写道:“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维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第387页)康熙元年(1662年)的祭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同上)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在祭文中都明确提出“道统”和“治统”的观念,这是一个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



　　所谓“道统”,是指儒家传道的系统,也可以说是儒家一派人物所认可的思想传统:近则指文、武、周公、孔、孟的思想传统;远则追溯尧、舜、禹、汤。所谓“治统”,已如前说。其后历代皇帝多沿用“垂统”一词,是表明上有所传承。清朝在奠定国家版图,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方面,以及在文化上的许多总结性工程,都证明了这种认同的伟大作用。



　　至近代以来,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都有新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即表现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第二,是中华民族之认同所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对于民族救亡的伟大意义。1937年4月,国共两党公祭黄帝陵时,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祭文》,祭文最后写道: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无谖。”(曲英杰主编《祭祀典》,第412页)这是人民的意志、民族的决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和最终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精神支柱。今天,我们仍然会感受到它的时代气息和巨大的民族感召力。



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过程中,黄帝文化仍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鼓舞中华民族前进的伟大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