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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2-11-24 13: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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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吕微：现代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
吕微先生《现代神话学与经今、古文说》读后
1．现代神话学对古典神话语境的剥离
文中指出，现代神话学者在借用西方理论时，为了将中国神话文本纳入西方理论范式，完全将中国神话从其原生传统和语境中剥离出来，变成一个赤裸裸的纯文本，然后就将如此这般被剥离下来的神话片断分门别类的纳入西方神话学分类体系中，予以解释。这确实点中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要害。这种做法，打个比方，就像把一个原本穿着龙衮戴着冠冕的华夏神像，从中国的庙宇中拉到西方的人类学博物馆中，给他穿上西服外套，然后吆喝到：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就是支那人的神呀？那些老外看得津津有味，中国人自己倒不认识了。
读国人的神话学著作时，常常感到这种死拉硬拽、削足适履的做法实在荒唐，而且，由老一辈开始的这种方法，在一些当代神话学著作中似乎愈演愈烈，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较之五四一代先辈更为锐利的理论武器，学者们手操这些新潮利器，手起刀落，把中国古代神话越发给零刀碎割、散售零卖了。
中国现代神话学对古典神话文本的纯文本化，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的这个大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下进行的，实际上，在五四以前，清代学者就已经深受西学的熏染，并开始用西方近代学术的方法阐释经典了，不过，清人之贯通中、西学，根基仍在传统的六义之学和经史之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也，清代学者深深地浸淫在传统伦理和知识的语境中，因此，尽管借用西学，却不至于将中国文本剥离其原始语境。而五四之后，西潮汹涌，本土的学统和道统、王统一齐中断，五四后的学人对经典的理解既然有限，（胡适列了一个最低限度国学书目，恐怕连他自己都没全读），对西方新学又一直半解，既断了传统学术的血脉，又没有扎稳西方新学的根基，五四后的学者实际上是一些急功好利、游荡无依的打工者，就像现在流落城市街头的农民工，种庄稼的手艺忘记了，工厂里的手艺又不会，逮着什么干什么，干出来的活大半是假冒伪劣。
如果打工者博观旁览、心灵手巧，还会给后人留下些可贵的遗产，像顾颉刚先生和袁珂先生，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与其说得益于西学，还不如说得益于其早年扎下的童子功和在北京戏院中看戏的经验；袁珂先生整理神话遗篇，功劳大大的，其晚年编纂的《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没有按时髦的神话分类体系，分成“创世神话”、“造人深化”、“图腾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等，而是按其在传统经史脉络中地位，以皇、帝、王的顺序编排，可见袁珂先生对现代神话学还是存有戒心的，而当他试图将古代神话置于现代神话学的语境中进行解说时，几乎每每开口就错，不足称道。现代神话学与中国古代神话的貌合神离，在袁珂先生哪里表现的最为典型。
2．关于方法问题
这样说，并不等于反对运用引进的新学研究中国神话，学术乃天下之共器，西人用的，国人自然也用的，但是：
第一，工具必须与工作般配，不同的活计有它不同的适用工具，切肉你得用菜刀，劈柴你得用斧头，用错了家什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伤了自己的指头，因此，在选用工具时，先得熟悉你想干什么。不能因为见庖丁解牛用刀用得得心应手，你就拿来砍柴。
第二，但是，在具体干一件事情之前，一个人往往不能确定自己该用什么家什，得干起来才知道，而且可能还要根据工序的进度不断更换工具和工艺。
这话说得越来越像一个钳工师傅了，实际上，我们这些做学问的可不就是一些干手工活的钳工吗？神话学研究尤其像是钳工，人家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都早已实现机械化了，车、铣、刨、磨各种先进机床样样俱全，成龙配套，而我们自己的工作台上却只有几件锈迹斑斑的钳子、锤子和一把什么工件都往里面塞的老虎钳。钳工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车床，而只能多准备些一些工具。
做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都知道，开题时你要首先说明自己要使用的方法，很多学术著作也往往在导言中先对自己使用的方法解说一通，对此种过于清醒的方法意识，我常抱怀疑的态度，怀疑他能否把活儿做好。
第三，因为——请原谅，我继续用钳工来比方——有了适合的工具还并不意味着你能把活儿做好，这就是老师傅和学徒的区别，老师傅和学徒的区别是经验和手艺，而经验和手艺只有靠自己日积月累，多看勤问，具体到学术研究，就是多读书，多思考，没有什么取巧的捷径。而过于清醒的方法意识，却反而会妨碍我们读书和穷理，就像一个学徒的钳工自以为他有了先进的线切割机床就可以应付一切工件，因此就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不再学手艺，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先进方法论的学者也可能从此束书不观、怡然自得，碰到什么课题都是那致命的三斧头。教条主义毛病的害处毛泽东说得够透彻了，无需我在此饶舌，但中国学术界包括神话学界，这种教条主义的毛病实在不轻。
因此，学术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忘记方法，所谓“无法之法”，方称高手。
这本来是每一个干过手工活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从事脑力劳动的高级人才们却常常忘记，正是鉴于知识分子连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都忘了，因此，德国的哲学家胡赛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才不得不费尽口舌、苦口婆心地给他们解释，还为此写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存在与时间》、《真理与方法》等大部头著作，可是，事与愿违，知识分子们非但没有明白他们讲的简单道理，反而又把他们的主义给高高祭起，成了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什么什么的劳什子。顽冥不化的读书人呀！
扯远了，因为说起这点来就来气，因此就喋喋不休。请原谅。
回来继续读吕微先生的大作。
3．关于“重黎绝地天通”
吕微先生选择的《吕刑》这个个案很有说服力，也很典型。因网上发布的只是文章的部分，不知道作者注意到下面这点没有，在古典文本中，“重黎绝地天通”故事实际上一直是在天文学语境中提及的，《国语》称少皞之衰的混乱局面，实际上是历法失序引起的，而重黎继之，绝地天通，讲的实际上是一次历法改革运动。《大荒经》中也提到“重黎绝地天通”，其历法学语境是勿庸置疑的。诚如吕文所言，《吕刑》是在“立法神话”的语境中提及这一故事的，但古人奉天承运，因时施政，历法实在是法度之核心，也正是在此语境中，《吕刑》的作者才将重黎绝地天通这样一个历法“神话”改造成了立法神话，我认为，虽然在文献编年上，《吕刑》可能比《国语》一书出现的要早，而《国语》又恰恰是参照《吕刑》才提及此事的，但重黎故事在《国语》中的表现样式却可能较之其在《吕刑》中的表现样式要原始，前者可能更多的保存了其在“天官”这个特定的知识团体口传心授的原貌，而后者则系史官对这一口传故事改造的结果。对于重黎“绝地天通”的历法学意义，古人一直很熟悉，身为天官的司马迁《史记•历书》开头追溯上古历法变迁，就将重黎绝天地通作为上古历法源流中的重要一环，《汉书•律历志》亦然，实际上，直到清代，这一点都是毫无疑义、不成问题的。笔者最近草成《重黎“绝天地通”与上古历法改革》一文，就专论此事，但于此问题的学术史涉及很少，故从吕文中获益非浅，希望能早日观其全璧。
只因为现代学者讨来了西方神话学的利器，才将这一故事从它的根上一刀切断，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对这一故事的原初含义全不了了，（李零先生前不久发表的一篇讲演中还在用张光直的“垄断祭祀权”说大谈这一神话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一个民族的学术原本是应“为先王继绝学”的，而国人们做的却全是数典望族、自我阉割的行径。
4．关于经今古文学
吕文将现代神话学与经学联系起来，梳理其与传统学术的渊源，颇有新意，但窃以为，文中对今、古文经学的概括尚嫌简单化，两者的区别倒不在重“文本间性”还是“语境性”方面，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在我看来区别原本就不大，“文本间”不就是“语境”吗？文中对两者的区别有所解说，但尚不明确。经今、古文学的区别似并不主要在于重“文本间”还是“语境”，而是其所据以阐释的“文本间”或“语境”不同，今文学把“纬书”也拿来释经，这样古文家痛心疾首，不过，对于神话研究而言，今文学的以纬释经，到正足为借鉴，因为纬书可能恰恰保存了司马迁所谓的“缙绅君子所不道”的上古神话遗韵。
中国现代神话学乃至民俗学与经今、古文学之间的学术史纠葛，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吕微先生近来沉潜于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研究对于本学科获得健全的自知之明至关重要，我等乐观其成。
拉拉杂杂，口无遮拦，有唐突、误解原文处，敬请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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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2-11-17 16: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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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2-11-20 23:5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