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传斌和竹板山东快书

小苍娃娃

                                  于传斌和竹板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指带有山东鲁中南一带方言土语的韵诵体的曲艺形式，以说唱为主，通俗易懂，语言节奏性强，琅琅上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早期因主要演唱武松故事，武松排行第二，故称演唱者为 “唱武老二的”，又因为武松身材伟岸高大，所以这种艺术形式也叫“唱大个子的”。 直到1949年6月21日高元钧先生在上海为大中华唱片厂录制《鲁达除霸》，才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关于山东快书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清道光六年(1826年)，进京赶考的落第举子三十六人（一说十余人），由运河乘船自京师返乡，乘船遇雨，滞留在临清客店。出于落第的失意，旅途的不畅，世道的不公，激起了这帮士子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为出胸中恶气，众举子以当地流行的武松故事为题材，此一言彼一语的编成了唱词，借“无稽小说”之谈，大肆嘲讽社会和政府，成《武松传》最初之脚本。在临清编的《武松传》，由作者之一的李长清记录并带回了茌平县南岗子王庄老家，李长清是傅汉章的表叔，李便把书传给了会唱山东大鼓的傅汉章。傅汉章潜心钻研，充实发展，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曲阜林门庙会正式演出，“唱武老二”（即山东快书）遂正式问世。
    山东快书产生不久，便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很快传遍全省全国。早在清朝末年，戚永立等名家就曾到上海、南京、苏杭等地演唱。解放前山东快书艺术大师高元钧在上海、南京一带演出因包“袱皮”薄、炸“包袱”多，所以又被称为“滑稽快书” ，1949年高元钧先生才把“唱武老二的”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在号称“武老二”阶段，主要在农村流传，属于农民艺术，格调粗犷、质朴，甚至有些粗俗，活动范围大致局限于鲁中一带，时间约在百年以上，后进入城市，向市民艺术发展，原有的粗犷质朴、泥土气息的格调，受到相应消削弱，沿着这样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高”、“杨”两个快书艺术流派。
    山东快书在城市发展的同时，在山东广大的农村大地上，活跃着一支山东快书延长队伍，他们仍保留着粗犷甚至粗野格调的演出，依然深得农民听众的喜爱。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创造竹板山东快书的“于派”创始人于传斌。
一、于传斌其人及于派山东快书的形成
    于传斌，1897年出生，山东济南平阴县洪范池镇纸坊村人，艺名于小辫，明万历大学士阁老于慎行（于慎行[1545～1607]明代文学家、诗人，字可远，又字无垢。平阴县东阿镇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元年（1573年）（穆宗实录）成，进修撰，充日讲官。后升礼部右侍郎、左侍郎，转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礼部尚书。万历三十三年诏为詹事未上任，后朝中推出7位阁臣，首为于慎行，诏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归家，后卧病不起，起草遗疏，请皇帝“亲大臣，禄遗逸，补言官”。数日病死，年62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于慎行学有原委，贯穿百家。神宗时词馆中以慎行及临朐冯琦文学为一时之冠。著有《谷山笔麈》（18卷）、《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0卷），编纂《兖州府志》。）第十一代侄孙。自幼家贫，母早亡，年少随父在河北、山西先做小生意无成，后以讨饭为生，受其父影响，以两片牛胯骨敲击伴唱乞讨。后父亡，于传斌孤独一人仍以要饭为生。他生性聪慧，记忆力特强，有说唱天赋，敲牛胯骨讨饭时锻炼和表现出了极强的说唱能力。
    他在老家乞讨时，见到平阴东阿镇新庄的大鼓艺人老陈门的孙长瑜（外号“孙古现”），表演说书，因见其说书能挣饭吃，便拜其为师，学习淮海大鼓（俗称干砸鼓），他凭着天子聪慧，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蛤蟆传》、《河间府》等书。但因其性急倔强，不习惯大鼓拖腔拉韵哼哼唧唧的唱法，转拜傅长泰学习山东落子，学成后，独立演出，转遍了聊城、菏泽、济宁、曲阜、泰安等鲁中、鲁西南一带，并崭露头角。
    演出期间，于遇到曲阜马玉恒演出“武老二”，喜其艺术格调豪爽快捷，而自己性格又正如此，深感兴趣，便主动与马玉恒交往，恳求传授山东快书技艺。马向于传斌简约介绍了快书演唱要旨，谦虚的说名师出高徒，推荐他去济南，拜号称“书坛三大将”之一的杨凤山为师。因杨已得卢同武真传，技艺出众，为人宽厚，极愿与同行交流，找他拜师求艺不会遭到拒绝。于传斌遂赶往济南杨凤山常年演出的新市场（南岗子），一见杨凤山的演唱，便十分倾心。于传斌悄悄听书十余日，白天听书，晚上回到旅店认真模拟苦练，待有进展后，便买上茶叶点心，登门请罪要求拜师。杨以其为人坦率诚恳，与于结为挚友。于传斌颖悟过人，得杨悉心传授，尽得要领。
    数月后再返曲阜，与马玉恒“合穴”演出，大受欢迎。经过不断研究实践，富于创造的于传斌，逐渐洞悉快书的诸般演唱诀窍，及广大农民听众的欣赏心态，从不甘墨守成规的他，决定要标新立异，让自己的演唱不落流俗自成一格。他首先感到伴奏钢板音量太小，难以形成强烈地急风暴雨的气氛，不能吸引听众并难与自己演唱格调和谐，所以他保留了唱落子时已经熟练使用的大竹板，从大小粗细不同的木梆和木鱼能够发出高底不同的声响受到启发，经过反复实验终于找到缩小竹板的合适尺寸，使它能够发出清脆的类似板鼓的声音，与大竹板沉重响亮的声响配合，出现了比较理想的反差效果。乐器改造好后，他又参考高调梆子开台锣鼓点，经过不断实践演化出说书用的开场大过门，并压缩钢板点法用两页小竹板打出间奏小过门。如：
0│的的达│

0的的达│

达的的 达的的│达的的 达│

的的的的 达的的│达0│

达的达的达│

达达的达│的的达│

的的的 的的的 的的的 的
达     达     达     达

    大小四页竹板配合，效果非常火爆，令人耳目一新，听众无不叫好。“于派”竹板快书因而由此奠定了基础。
    竹板伴奏创造成功后，于传斌进一步发展“武老二”的粗犷风格，在杨凤山、马玉恒等演唱风格的基础上，求得与自己艺术追求相应一致的发展。他主张师法自然，不事雕琢，根据演唱内容自由发挥。他唱过大鼓、落子，有着长期艺术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农村生活底蕴，演唱起来看似随意性很强，其实一切均在规矩之中。他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动作架势豪放洒脱，听众说他大眼一瞪跟两个酒瓯一样。他唱板结合严密，字如串珠，演唱从不惜力，动作夸张，一回书下来褂子湿半截，模仿趟镣、崩镣形象逼真，表演抬轿时大板往肩上一搭，合扇合扇的几步动作更是令人叫绝。他习惯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唱：“这个点儿，这个点儿，来了好汉武二郎。”有人夸他整个演出，就像一幅大写意的英雄图，浓墨重彩，酣畅淋漓，气势恢宏，看后令人尽吐郁闷之气，心胸为之一快，印象深刻，久久难忘。于传斌的快书表演中，充满了强烈的爱与恨，他说到武二郎等英雄好汉时，从气质、声调、语言、面部表情和动作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他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钦佩；说到李家五虎、方豹等人物时，又表现出咬牙切齿的痛恨与鄙视。他表演时精神饱满、吐字清晰、嗓音洪亮，把作品中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观众面前，非常强烈的唤起人们的共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派”山东快书已经达到成熟阶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于传斌在陶城镇说书结识了姑娘徐凤英，与之结婚，生有三女一男，于传斌也便用其竹板说唱艺术养家糊口。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他携妻女转遍了大半个山东，后把妻女安置在家。虽然于传斌生有一男三女，但由于家贫，家境惨然。儿子小时生病成为哑巴，后修水库得病感染医治无效而死；大女儿嫁到邻镇，由于丈夫虐待，跳井身亡；二女儿随丈夫远赴天津；小女儿嫁到同乡。于传斌的夫人徐凤英在于传斌去世后随二女儿去了天津。
    1947年于传斌由老家带领大徒弟高庆海去济南，经长清逗留数月，后进入济南演出直至去世。
    于传斌一生清贫，晚年染上酗酒习惯，同时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住在徒弟张庆海家里，靠其服侍起居，照顾晚年。1952年，于传斌因饮酒过量，夜间自吊铺摔下，殁于济南人民商场书棚内。张庆海便把于传斌遗体送回洪范老家，进行发送。
    于传斌虽离世，但他创立的“于派”竹板山东快书却流传甚广。
二、于传斌的演唱特点
    于传斌演唱与别人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第一、于演唱不打钢板（铜板）伴奏，而是打四块大小竹板，打的伴奏点是戏曲中的锣鼓经，有着非常强的音乐感，竹板声音清脆悦耳，花点繁多，节奏感强，给人非常好的审美享受。而他在演唱开场前先打一阵竹板，观众不断叫好，打完竹板接着收钱，收完钱才开口再唱，就像唱一回书目后，收一次钱，然后再唱一样。打板收钱，是其他快书艺人所没有的特色。
    第二、甩辫子盘头，这是于传斌的高超技巧。于传斌曾留过大辫子，由于杨凤山是大辫子，被称为“杨大辫子”，所以于传斌不能和自己的挚友“抢名号”，后来他剪成了小辫，便有了艺名“于小辫”的称呼。但他在留有大辫子时，演唱过程中说到兴奋处，把头一甩，大辫子顺势一圈一圈盘在头顶上，然后他用手抓住辫稍，把辫稍在头顶掖住，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非常漂亮，能引起观众热烈掌声。
    第三、于传斌身材高大，曾练过拳脚，身上功夫厉害，演唱过程中，动作架势豪放洒脱，跳转、飞脚，十分到位，异常优美。
    第四、于传斌在演唱时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特点，那就是说书时不喝水，身后有一张小条桌，桌上放着一壶酒和一小撮花生米，他演唱前把一粒粒的花生米捻去皮，分成两瓣，再把每瓣一分为二，掰成更小的粒，观众不仔细瞧，根本看不出是花生米。演唱中随着说唱动作一回身的同时，一小粒花生米已入口中，手法之快让人叫绝。既不耽误打板和动作，也不耽误说唱。当起了大的包袱或中场休息，他不像别的快书艺人演员一样喝水润嗓，而是拿起身后条桌上的酒壶，以酒润嗓。
    第五、于传斌有一门绝技，在说到武老二时，他把竹板往腋下一夹，腾出两只手，伸出食指和中指，两个有神的大眼睛盯着这两个能弯成三道弯的手指，配合着台词，把武二郎的英雄气概表现的淋漓尽致。三道弯是两个手指和常人一样自然半弯曲，但指尖一节却能向上呈反方向弯曲，他的这门手指三道弯，其他人包括他的徒弟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练成的。
    第六、于传斌在说口上善于运用俏口、喷口和趟口。他重咬字、讲喷口，方言词汇使用较多，唱起来拉腔拖韵，犹如唱戏，非常好听，且时露粗野，“浑口”改掉较晚，带有浓重的农村山东快书特色。
    第七、于传斌还有一个与别人不同之处，就是赶场说书都是骑驴，这在当时，可是说书艺人中非常高档的交通工具。当时骑驴，能与现在开宝马的身份相比。
三、于传斌的艺德情操
    于传斌为人坦诚，艺德高尚。
    傅永昌得于真传，他由于演唱大鼓、落子积习难改，其演唱节奏较慢，靠风趣幽默、书扣紧、回头长（演唱时间长）吸引观众。在于传斌的创造性启发下，傅永昌在竹板打法上有所创造发展，他把京剧锣鼓经中的[急急风]、[漫长锤]、豫剧[凤凰三点头]等，选出精彩部分稍加简化，用四页板表现出来，令听众耳目一新。于传斌知道后，置酒为傅祝贺：“自己年老手拙，以难打得如此精妙，来来喝一杯，祝贺贤弟为咱竹板又添绝技！”如此胸怀，如此豪迈，在讲究尊师如父的江湖艺人中实不多见。
    原唱山东大鼓的刘同武，跟于传斌习学快书后，现在山东乡下演唱，后去大连小书场靠地，简化了竹板打法，并且将于所传的《武松传》逐一丰富改编，是描写更加细腻生动。于传斌听说后，不但不气恼，反而去信称赞，赞扬刘能审时度势，使《水浒传》更加完善。后来于传斌得遇机会去刘同武处听书，当面祝贺他创作成功。
    于传斌还帮傅永昌整理《狮子楼》，删减压缩潘金莲与西门庆调情、偷情的情节，加入滑稽可笑的成分。
    于传斌的高尚情操和职业艺德，让同时代的人赞不绝口。
四、于派主要艺术特色
    1、四页竹板的使用，气势强烈
    山东快书自傅汉章创始起，一直用从山东大鼓中借来的犁铧片（俗称钢板），和来自山东落子的打竹板配合伴奏。
    于传斌感到钢板音量太小，不利于招揽听众，且与自己追求演唱气势惊人的夙愿不合，所以就像他从演唱淮海大鼓转而山东落子，再改“武老二”一样，决心改革快书伴奏乐器，使演唱风格与本人个性和谐一致。他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小竹板合适尺寸，可发出清脆的类似戏曲板鼓的声响。大小板配合，远比大竹板加犁铧片清脆响亮，可以完全取而代之。
大小竹板配合的明显反差，营造出极为强烈的气氛，突出了“于派”快书的粗犷风格，听来气势非凡。
    2、韵颂说唱，极富音乐性
    于传斌利用家乡方言的先天优势，结合自己嗓音洪亮、吐字清晰、中气充沛的特点，并采用山东大鼓蹿纲腔演化成了大顶板唱法，演出效果极佳。同时于传斌又从鼓曲念诵腔调中，选取发展成了一种拉腔并使尾字拖音上扬的俏皮花腔唱法，听起来令人感到流畅自然，就像进入诗画般的音乐殿堂，给人极大享受。
    3、语言粗犷质朴，带有村野气息
    由于于传斌主要活动在家乡平阴、泰安一带，听众对象主要是农村大众，口语、俗语使用较多，而且“荤口”改口较晚，有着浓郁的乡村气息，语言甚至有些粗野，听众听书，不但在看表演，而且倒像是在听对方拉家常，唱词就像村妇吟唱，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却又有着大气磅礴如大江奔腾一泻千里之势，正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4、不断发展，突出创造性
   “于派”从产生伊始，就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于传斌创造性的发明了四页竹板为伴奏乐器，以及竹板打法，同时创造出多种演唱腔调，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于派竹板传人刘同武，丰富了书目剧本《武松传》，傅永昌则加强了竹板的表演技巧。
以后的许多竹板快书传人中，在竹板打法上虽基本一致，但也各有许多不同的花点出现，充分体现了“于派”快书的创造性和丰富的表现力。
五、于派主要传人并传承
    于传斌授徒很多。在家乡有大弟子东阿镇的高庆海（高福来），二弟子洪范的黄振周，三弟子东阿镇的孟□□，后收有孙二（小名）、于路明（未被于承认）等人，在济南演出时收有马俊生、关门弟子张庆海。相声名家王凤山、在于晚年也曾拜在门下。于因朋情把四页板传给了刘同武和傅永昌，帮助两人从演唱山东大鼓改唱山东快书。因于传斌的艺德高尚，艺风正派，影响很深，不知名的门外徒也颇多。
    刘同武（1899—1961）山东快书艺人，又名同铭，原籍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后定居高唐县城。早期演唱山东大鼓，喜说唱中篇《响马传》、《刘公案》、《天门阵》诸书。因痛感大鼓曲调对于趟口说书限制太大，曾一度改唱西河大鼓，在东北大连等地演唱。后因与竹板山东快书创始人于传斌交情深厚，得到其四页竹板打法以及经常上演的武松故事唱词的传授，遂于三十年代中期改口演唱山东快书。
    刘同武社会阅历丰富，对书情书理揣摩深透，说起书来对于书中人物心理刻画，常能细致入微。他不受原有“书架子”局限，临场发挥富有创造精神，改唱山东快书后，凭借其多年演唱的丰富经验，以于传斌所传武松唱词为基础，参考《武松传》及民间有关武松传说，大胆发展创造，便改编便演唱边修改，经过十多年艰苦实践，终将原中篇组合型的《武松传》，在《快活林》后，续编《诳军计》、《飞云浦》、《鸳鸯楼》、《二返十字坡》、《蜈蚣岭》、《白虎庄》等大量章回，采取上挂下连的书扣，改编成为一部独具特色可以连续演唱的长篇大书《全本武松传》，由趟口说唱逐渐发展成为响口。五十年代初，山东省文化局曾派人去高唐县文化馆组织抄录全书（未分章回）。1956年中国曲艺研究会整理出版的《山东快书武松传》，将其作为老艺人口述底本之一。
    他幼习山东大鼓，语音纯正，吐字发声很有功力，且练有拳术武功，化入快书表演，使得动作大方帅气。1958年8月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自编自演山东快书《飞云浦》，上台开打来往招式清晰。年已六旬，打飞脚、抢背等动作，使起来仍然潇洒自如。1961年春应聘至山东曲艺团任教，传艺侯有贵等。主动提出要求将平生心血结晶《武松传》，再次分章回口述记录传留后世。（抄本现藏山东省艺术研究所）。可惜完成抄录工作不久，他便因心脏病发作，于1961年5月去世。
    傅永昌（1907—2000）山东快书艺人，原籍山东聊城傅加老庄，后迁平阴县东阿镇张家庄。出身曲艺世家，九岁随父傅长泰习唱山东落子。后拜山东大鼓名家阎教言为师，习唱山东大鼓，学得长篇《北宋》、《隋唐》、《打破河间府》、《陈三两爬堂》诸书。二十四岁得“活武松”邱永春授业演唱山东快书。因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又充分发挥原唱大鼓讲究字字入耳的特点，表演质朴粗犷，幽默风趣，肯卖力给书听，号称“傅大回头”。因与竹板快书创始人于传斌（绰号于小辫）交好，得其真传。又改用大小四页竹板伴奏。但傅并不因得于传斌“流水板”、“锣鼓三件”等伴奏点为满足，为丰富竹板打法，他精心研究京剧锣鼓经的名称、用场、强弱变化，经过反复模仿敲打演练，竟能用四页板击打出急急风、慢长锤、凤凰三点头、斗鹌鹑等精彩点法，增强了竹板伴奏的表现力，1958年8月，他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演出，施展竹板绝技，上场一个大过门下来赢得三次满堂掌声。
    傅永昌在济南演唱期间，与名家杨立德结拜，与同门师侄高元钧相交至厚，三人切磋交流，同倡摈弃“荤口”。在天津演出期间，结识曲艺名家骆玉笙、马三立、李润杰等，虚心学习，博采众长，表演技巧更为精进，1957年6月，他参加山东省第一届曲艺会演，演出《石家庄》或演唱一等奖。后在泰安长期担任市曲艺队长，繁忙演出之余，注意为快书培养新人，弟子有刘玉峰、王立仁等，他的代收师弟赵光晨，在济南及鲁中一代颇有影响。
自十年动乱，他被迫停止演出，生活困难，心情郁闷，缠绵病榻多年，于2000年4月16日，病逝于泰安家中，享年93岁。
    高庆海（1907—1997）  字福来，艺名“一鞭扫”，平阴县东阿镇人。曾在杂技团演出，高对于传斌非常仰慕，经常到于的书场听书偷艺，后自称于传斌徒弟，敲着四页板在乡间演出。一次演出时正好被于传斌碰到，高庆海跪地恳求拜师，遂成为于传斌首徒。高庆海常年跟随于演出，获得于真传，建国后不久，回东阿老家，后在鲁西、鲁西南一代演出。收有弟子窦延喜、姚德明、秦宝林、关门弟子陆圣果等。高与张庆海一直联系，高庆海之子高占水，代表其父经常去济南看望张庆海，即使在文革期间都不曾间断。可见师兄弟之间关系之密切。
    张庆海  原济南市曲剧团二胡演奏家，在于传斌1947年进济南市时，喜爱其山东快书，便拜在于传斌门下，成为于的关门弟子，尽得其真传。张庆海继承了师傅于小辫的精湛技艺与表演风格，然后根据自身条件有所创新与提高，他的特点是书词精炼，出口流畅，慷慨激昂，动作豪放潇洒，很受听众欢迎。他演出时身着中山装，手打四块大小竹板，从《武松赶会》到《飞云浦》一个星期内不说重复段子，让观众们常听常新。在于晚年，悉心照顾于传斌起居，直到于去世。收有弟子王振鲁。
    严子敬   原诸城文化馆馆长。高福来演出，路经诸城，严子敬喜爱其竹板快书，要拜在门下，高因严子敬年龄比自己还大，便代师收徒，成为于派弟子。收徒有宋新民。
    王振鲁   济南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说唱艺术团团长，于派快书第三代传人。幼儿时经常在济南西市场听书，迷上竹板山东快书，16岁时拜在张庆海门下。在师父的从严指教下，王振鲁的四页板在手中日渐成熟，打出来的声音清脆响亮，花点繁多，错落有致，变换无穷，很快就能登台演出。王振鲁在继承“于派”快书艺术上，相继将罗广兴（后拜杨派快书传人金双诚先生为师，为杨派快书第三代传人、掌门人）、张君、牛得忠、何庆、张修坤等收为弟子，进行传艺。
    宋新民   诸城人，严子敬弟子，14岁学习竹板快书，花样繁多，说新唱新，自编自演，多次获大奖，并能现挂（指演员根据演出的实际情况,在适宜的情境里,联系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现场进行即兴发挥）用快书形式回答观众的提问，被评为为地方名人，并座客央视《实话实说》栏目，进行了一人多角戏的表演，相声表演艺术家唐爱国先生跟其学过竹板技巧。
    赵光晨   艺名赵永盛,1933年3月生,山东省长清县人。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文化馆县文联创办副主任、戏曲名誉主席。1965年，由傅永昌代师收徒，拜山东大鼓艺人阎教言为师，傅永昌并传其竹板山东快书。是山东省曲协、济南市曲协、济南市老艺术家协会会员。?
六、于派快书与其他快书派别的关系及于派的未来发展
    1、传承关系
    根据艺人师承关系考察，傅汉章传艺于师弟赵震、徒弟魏玉河。
    魏玉河授徒卢同文、卢同武兄弟及杜永春（道士）。卢同武代师收徒杨凤山，卢同文代师收徒杨凤岐。于传斌得杨凤山真传，因友情传艺于刘同武、傅永昌，授徒有高福来、李德胜、于鲁明、王凤山、马俊生、张庆海等。杨凤山之子杨立德，由叔父杨凤岐启蒙山东快书，后又得于传斌弟子高福来传授及于传斌亲自指点传授。傅永昌传艺于赵光晨、刘玉峰、王立仁等，刘同武授徒侯有贵等。杨立德授徒有高绍清、赵连甲、金双城、侯金杰等。
    赵震授徒吴洪钧，吴洪钧传艺于马玉恒，马玉恒传艺于徐清河（徐五子）。
    赵震晚年，因喜爱戚永立之演唱，在卢同武、杜永春传艺基础上，也悉心对戚永立传手指教，使戚永立得兼三家之长。戚永立传艺周同宾、范元德、郭元和、李元才、高元钧、李学义等。高元钧授徒极多，其中刘洪宾、刘学智、陈增智、孙镇业、牛增福、李燕平、刘立武等成就较高。
    根据以上传承，于传斌的山东快书演唱技艺主要得自杨凤山传授，并受马玉恒、戚永立等影响。与杨派、高派都有着重要联系。而杨派代表人杨立德，也曾跟随于传斌弟子高福来到农村撂地演出，并得到于传斌亲自指点传授。可以说，“于派”、“杨派”出自一家，两派相互影响深远。
    2、表演特点
    以高元钧为代表的“高派”，活跃于北京及全国各地驻军中，影响最为卓著，高派山东快书以台风潇洒大方、表演刚健、豪爽、滑稽，夸张俏皮、韵诵富于变化、动作化用戏曲程式，具有舞台曲艺演出特点。
    以“杨立德”为代表的杨派主要流布山东省境内，台风亲切、轻巧细腻、表演自然、韵诵紧凑、平中见奇，说口既“俏”且“泼”，吐字削金断玉，善以丝丝入扣抓人，同时动作简练为主要特征。
    而独唱四页板伴奏演唱山东快书的于传斌的“于派”，主要活跃在广大农村，于派是在唱法上保留了山东快书原始形态较多的一个艺术流派，于派竹板快书以讲唱故事为主，重咬字、讲喷口，方言词汇使用较多，唱起来拉腔托韵，“浑口”改掉较晚，时露粗野，动作简单拙朴、真实有力、不刻意洗练加工，但也经常借用戏曲与武术动作来增强表演动作的气势，再加上大小四页竹板伴奏，气势磅礴，演出气氛热烈，风格刚劲、强悍、粗犷、带有浓重的农村山东快书特色。
可以说， “于派”既和“杨派”一样都注重俏口及赶板的使用，也与“高派”的戏曲动作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3、书目关系
    于传斌在丰富山东快书的演唱书目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虽然他从小学艺，识字有限，但凭借多年演出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生活积累，再加上勤于思考与丰富的想象力，不断进行着新书目的创作改编。于传斌的堂侄于广斗先生说：“他不认字，但记忆力非常好，他让村里一位周姓的私塾先生，讲老书，我陪着他听过《隋唐演义》的故事，他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专心致志地听，一天听上这么一两回，晚上回家躺在床上编词，第二天则能打着竹板演唱，再听上一两回，在编唱，慢慢的就把整部《隋唐演义》编成了，在集上演唱买卖很好。”这是于传斌后来的拿手书目《说唐》。他曾根据清末举人王金妮举旗造反的事件，编演了新书目《打丰县》，听众感到非常新鲜，每场都点名要他演唱。再如《东岳庙》原本从《石家庄》、《闹公堂》倒叙中抽出，只能演唱一回书，他与周同宾、傅永昌一起发展成五回书，凑够一场 “买卖”。此外，他还将山东落子《蛤蟆传》等书，改编成快书“趟口”演唱。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的车锡伦教授说“我听于小辫说‘武老二’，是1946年在故乡泰安粮食市街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南边是集市，闹哄哄的市场边上，有坠子、说书和说武老二的民间艺人撂地说唱的场子。于小辫说书的场子，周围用几根木棍拦起，中间放着几条长条凳，也有听众从河边搬来当座位的石头。说书的地方用几领破席围起来，一张破长条桌，桌上放着一小撮花生米。说书中间，他不时扳开一颗花生米，拣一瓣放进嘴里慢慢嚼。印象中，当时听他说的是杨家将故事，书名则叫《蛤蟆传》，场面非常火爆。每天收场，他都会卖关子：‘werwa！wetwa！你看那蛤蟆来了！’我每天下午逃学去听书，记不得听过多少次，到底想看看有没有那‘蛤蟆’真的来了。”同行称赞于传斌“肚子宽满，演出精彩，却有过人之能。”于派的书目也被其他两派所借鉴。

    近年来，山东快书逐渐衰微，后继乏人，特别是于派山东快书的传人，更是少之又少，缺乏新人，基本没有专业演员继承，同时由于于派快书演员主要活跃在农村，演唱曲目缺乏整理，面临困境。
    当前，继承和发扬“于派”山东快书，任务之艰巨，道路之困难，亦可想象，但作为“于派”山东快书传人，要把“于派”发扬传承下去，有着不可推辞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寻找“于派”快书的传人，加强之间交流。
    其次，要整理“于派”书目和专著。
    再者，要召开“于派”山东快书即竹板快书研讨会。
    最重要的是，要培养新人及竹板快书专业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