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志》6月5日首发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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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北京的胡同似乎数也数不清。不过，现在确实真有人数过了:截止到2003年底，属于北京老城的东、西、文、武四区共存胡同1928条。这是由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主持编纂完成、今天首发上市的《北京胡同志》一书中披露的数字。

　　从2004年开始，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了本市18个区县地方志办公室和部分专家百余人参加，经过三年的努力，分上下两大卷，收录了3000多条胡同的历史资料、近4000张照片和地图的浩大工程——《北京胡同志》，终于将与读者见面。正如该书序言中侯仁之先生讲到的:“这是北京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是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

　　胡同曾与北京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寄托了无数人的旧日情思。今天，保护胡同文化的历史遗产又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煌煌两大卷的《北京胡同志》，在详细记载每一条胡同资料的同时，还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北京胡同的有趣故事。

　　北京胡同的产生和变迁

　　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它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出入。

　　关于“胡同”的称谓，有多种说法——有蒙古语“浩特”(居民聚落)、“霍多”或“霍敦”(村落)音转之说，有“火疃”音转说，有“胡人大同”简称说。最流行的一种为“胡同”源于蒙古语，即“水井”之意，或说“有水井的地方”。

　　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在元杂剧中，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衚衕(胡同)来”之句。

　　元大都皇城之外构成了居民区——坊。但元大都的坊不同于辽、金乃至隋、唐时代的坊。昔日的坊都建有坊墙、坊门，自成单位就像一座小城。元大都的“坊”，不建坊墙，不再是一座小城，只是某一地段的名称。

　　有关学者认为，元大都不设墙与蒙古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在草原上，蒙古人没有设墙的习惯。大都的坊中，纵横排列着以东西向为主的小街，小街里有胡同，胡同由房屋、院落连接而成，是一排排宅第的间隔带，可成为防火通道，可方便居民出入，并成为小街和主干道的脉络。

　　196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对大都的街巷进行重点勘察。经查，元大都时代的胡同宽度大约在9.3米左右。据有关专家考证，今天东四、西四、南锣鼓巷一带是大都胡同的遗存，但是今天的胡同宽度基本不是那时的状况了。

　　由于人口的膨胀，明清两朝的胡同普遍变得狭窄，尤其是外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出现了许多以窄著称的胡同，如崇文区的高筱胡同、宣武区的小喇叭胡同、西城区的耳朵眼胡同，最窄的是珠宝市街西侧的钱市胡同。

　　明代，作为北京街巷特殊称谓的“胡同”开始多了起来，与此同时，“条”开始出现在“胡同”中，如今天的“东四头条”，在明代叫“头条胡同”。这些名称中带“条”的胡同，在明代有27条。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记载了1170条街巷，其中有4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40％。

　　清未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共有2077条街巷，其中直称胡同的有978条，占总数的40.7％。

　　民国以后，北京的街巷继续增加，根据1931年出版的陈宗藩《燕都丛考》，其时的北京共有2623条大街小巷，其中有95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7％。

　　根据复兴舆地社1951年印行的《北京街道地名录》，其时北京有3216条街巷，其中有1039条胡同，约占总数的32％。

　　由于北京的四合院大多为坐北朝南，宅院的正门也朝南，所以北京内城的胡同多数为东西走向，呈现横平竖直的“棋盘式”形态。

　　胡同里的摆设儿

　　老北京胡同里常有一些附设物，如上马石、拴马桩、泰山石敢当、牌楼、栅栏、过街楼等。

　　上马石

　　“上马石”也叫“下马石”，它是以马代步时代用来上马、下马的石头。上马石大多左右对称地摆在宅门两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马骑或可以骑马，因此只有豪门大宅的“屋宇门”外，才会安置上马石。

　　拴马桩

　　顾名思义，拴马桩就是用来拴马的桩子。常见的拴马桩有两种，一种是独立式的石柱或石碑，再一种是“石洞式”拴马桩，它固定在宅院倒座房的后檐柱上。

　　栅栏

　　“栅栏”，也就是栅栏门。

　　没有了坊墙防护的胡同是敞开的，为了防盗，明、清时代在许多街巷胡同口安装了木制的或铁制的栅栏。这些栅栏白天开启，夜晚关闭。日久天长，北京的栅栏渐渐消失了，但一些“栅栏”就成了当地的地名。

　　水窝子

　　老北京的一些胡同里的水井旁，建有被称为“水窝子”的窝棚，那是看井并为大户人家挑水送水人住的地方。

　　清代胡同里的水井为“官井”，由兵营里的火夫管理。清亡以后，原来管理水井的火夫开始承租水井，成为“井主”，井主雇水夫送水，水夫则在水井旁搭建窝棚作为住处。

　　泰山石敢当

　　旧时北京的胡同口或院落的墙根儿旁经常可见上面镌刻“泰山石敢当”

　　五个字的长方形石碑。“石敢当”是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石神，据说原是古代的大力士，后来被人们神化。人们认为，“石敢当”与“泰山”相结合，胡同和宅院就可以保平安了。老北京旧俗，正月初十是祭“石敢当”的日子。

　　胡同名称的缘由

　　北京胡同的名字来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以“条”命名，此外还有以姓氏命名，如史家胡同、方家胡同等；有以形状命名，如口袋胡同、耳挖勺胡同等；有以街市命名，如钱市胡同、驴市胡同、米市胡同等；有以生活用品命名，如绒线胡同、剪子巷等；有以职业招牌命名，如赵锥子胡同、李纱帽胡同等；有以标志物命名，如砖塔胡同、铁狮子胡同等；有以衙署机构命名，如兵马司胡同、钱粮胡同等；还有以寺庙命名，如灵境胡同、净土寺胡同等。

　　有趣的是，有很多现在很“雅驯”的胡同名，原本是从市井俚俗的胡同名中改过来的。比如狗尾巴胡同改作高义伯胡同，羊尾巴胡同改作羊宜宾胡同，大脚胡同改作达教胡同，小脚胡同改作晓教胡同，劈柴胡同改作辟才胡同，烂面胡同改作烂缦胡同，蝎子庙胡同改成协资庙胡同，王寡妇斜街改为王广福斜街等。

　　胡同里面故事多

　　“垂帘听政”的帘子存在哪儿？

　　提起垂帘听政，大家都会想到慈禧。那么，当年垂帘听政的帘子都存在哪儿了呢？

　　帘子库胡同是与历史事件联系最紧的胡同之一。它位于地安门内大街路侧，呈南北走向，北起东吉祥胡同，南止黄化门街，因清朝内务府曾在此设存放皇家所用门帘的库房而得名。

　　夏季，皇城家宫室为了避暑防蝇都要在门上挂上竹帘。到了慈禧太后时期，她以同治帝太小不能处理朝政为由，杀了肃顺等8个顾命大臣接管了朝政。可毕竟女人议政在当时还是有违常理，为了缓解朝臣的不满，慈禧别出心裁地安排了垂帘听政。

　　这些竹帘都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为原料，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可再精细的竹帘也有破旧伤损的时候，以新换旧是免不了的。换下了的旧帘子因为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百里捎书只为墙

　　平谷区城区东部的北门街，原称仁义胡同。关于这个胡同的来源，和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有关。

　　相传明代时，金尚书、倪尚书两家相邻，只一墙相隔。一次院墙倒塌重修时，两家家人因墙基发生争执，倪家说金家多占墙基，金家说倪家多占墙基。两家分别给在外做官的老爷写信，要他们出面干预。时间不长，两家分别接到回信，信的内容都是:“百里捎书为堵墙，让出一墙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见到信后，两家人十分惭愧，主动找到对方道歉，在修墙时分别让出一墙的墙基，形成一条约5尺宽的胡同，百姓管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

　　关于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有很多说法，比如安徽桐城、山东青州都有类似的“仁义胡同”的传说，《北京胡同志》中记载了平谷的“仁义胡同”，也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北京胡同之最

　　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在宣武区琉璃厂东街以东，长20余米步行30余步，原两侧各有三户人家。1965年，该胡同并入杨梅竹斜街。最长的内城胡同

　　交民巷。包括东交民巷、西交民巷，其中东交民巷全长1552米，西交民巷全长1080米。最窄的胡同

　　钱市胡同。在宣武区大栅栏宝珠市路西，最窄处40厘米。拐弯最多的胡同

　　弓字胡同。位于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辖区东北部，形状曲折，基本呈东西走向，长约380米，宽约1.5米，民国时期称九道弯，1965年为避重名而改为现名。

　　有记载最老的内城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城区西四南大街北段，为元代胡同，至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因东端南侧有元代万松老人塔而得名。最长的外城胡同

　　打磨厂。在老城护城河以南，今崇文门西大街和前门东大街之南的横向小街。从崇文门外到前门外，长约1.5公里。历史和文化名人

　　旧居最多的胡同

　　菜市口胡同。该胡同名人居住过的宅院有明代官员许维祯故居，后为“休宁会馆”；清代诗人龚自珍旧居、直隶总督曾国藩旧居、两江总督左宗棠旧居、军机大臣李鸿藻旧居、军机大臣孙毓纹旧居、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旧居，此外，蔡元培也曾在此居住。

　　三年编成《北京胡同志》

　　18个区县胡同“一网打尽”

　　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铁鹏向记者介绍，最初的《北京胡同志》，只是记述四个老城区的一些重点胡同，篇幅也没有现在这么大。有关领导看过初稿后，提出既然要编《胡同志》，就编一部全的，把北京的胡同都编进去，不仅有老城区的，也要有新城区的，还要包括郊区县的，作为一部全面、完整记述北京胡同的资料书，留给后人。根据新的思路，市地方志办公室动员了全市18个区县的地方志办公室，收集全市胡同的资料，并对全市每条胡同逐条进行核对，记述了每条胡同的起始、沿革、现状。经过修改的《胡同志》所记述的胡同，由原来仅有4个老城区的著名胡同，扩展为老城区胡同、新城区胡同和郊区县胡同，内容更加全面、完整。

　　最新胡同图根据现状绘制

　　附有大量的胡同地图，是这部志书的一大特色。市地方志办公室与规划、测绘部门合作，绘制胡同地图。其中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承担了明、清、民国时期的胡同历史地图以及1949年、1965年、1990年和2003年旧城区地图及有关数据的提供任务。胡同变迁图以1949年旧城街巷胡同图为基础底图，记述了历年胡同的变迁情况，使读者直观地了解到被拆迁胡同的消亡过程。

　　为了使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胡同的现状，该书在每个区县和街道胡同内容之前，都附有该地的胡同图。因为是最新的胡同图，没有可以借鉴的地图，只能根据胡同现状绘制。每绘制一稿，都要交各区县地方志办的同志拿回去核对，提出修改意见，再反复修改。就这样往返修改了四、五次，才最后定稿。

　　大多数胡同配了照片

　　《北京胡同志》的另一大特色是图文并茂。借助图片可以使读者直观地了解到胡同的现状，同时增加该书的可读性。但是，这么多的胡同，这么多照片，收集起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市地方志办公室采取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的办法，广泛收集胡同照片。除了组织地方志系统的工作人员、退休老同志一一实地拍照、及到文物、档案、规划部门寻找资料外，还广泛借助社会力量收集胡同照片。社会上有一批摄影爱好者，他们喜爱老北京的胡同，不辞辛苦，走街串巷，留下了大量胡同照片。王建华是北京一个普通的摄影爱好者，经常背个相机，骑上一辆自行车，奔波于北京城的大街小巷。有时为了拍下一幅满意的照片，不知要跑多少趟，也不知要等上多长时间。像《北京胡同志》封面上的两幅照片，都是王建华拍照的。

刘振林

胡同深深，故事多多。除了保存那即将消亡的胡同形象外，有心人更可以去收集祥子和虎妞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