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尧舜禹抹杀论”到“神代史抹杀论” ——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

戈兰

从“尧舜禹抹杀论”到“神代史抹杀论”

——上世纪初叶日本疑古史学叙论

盛邦和

  

内容提要：日本上世纪10至20年代出现过疑古主义史学思潮，与“民本主义” 思潮遥相呼应，怀疑古史，反对崇古，在“东洋学” 领域中，提出引起争议的“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史领域中提出“神代史抹杀论”，动摇日本皇道史观的思想历史基础，激起轩然大波，而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则为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本文试析这个思潮的由来去向，分析“尧舜禹抹杀论”产生的历史原因及与“神代史抹杀论”的内在联系，且论后者在日本史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同时以史为鉴，叙说其历史的局限性，以启世人从一个侧面对日后日本右翼崛起的思想原因作认真的思考。

关键词：日本现代疑古史学    “尧舜禹抹杀论”    “神代史抹杀论”

  

“疑古”，即对古代历史与古代文本表示怀疑，通过考证确认其“有无真伪”，是世界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而此现象在中国与日本表现得特别突出。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二十世纪10至20年代出现在日本学术界的一场疑古运动。这场运动规模大、参与者多，影响深远，不仅是一场学术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运动，若要研究日本思想学术史，“日本的疑古史学”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在日本现代，疑古与“启蒙”、“批判”这两个概念有关。疑古，是启蒙思想与批判主义在史学界的反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有两次启蒙思潮。其一在维新后不久；其二于明治、大正之交，即上世纪20年代前后。每次启蒙主义思潮，都以介绍“西洋事情”，批判传统思想为其特点。这样，启蒙思潮领先，批判思潮相随，随之导引相应的史学思潮，即启蒙的批判主义史学跃上历史的潮头。作为日本“第二次启蒙”1思潮中的活跃人物，著名史学家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创造出这个时候的批判主义疑古史学。

  

一、《崔东壁遗书》与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前奏

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在日本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日本疑古史学标志性事件，揭开日本疑古的帷幕，继承与发展这个思潮的则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2然然，探讨日本疑古思潮，而试图去寻找它的源流时，则会自然地想起那珂通世这个名字。可以说，从那珂通世到白鸟库吉，再到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等，表现出日本现代疑古思潮演进的三个阶段。

仔细想来，日本“疑古”思潮兴起，从文本视角考虑，源泉竟然是一本中国书——崔述的《考信录》，而将这本书3介绍到日本的就是著名中国学学者那珂通世。4

1902年，日本《史学杂志》第十三篇第七号发表那珂通世的《考信录解题》，介绍崔述花费40余年“精密地调查上古、唐虞、三代、孔孟的事实”，并说：“计经史百家之书，鉴定其新古，甄别其真伪，我国人虽望竟其业，幸赖此书，得省其劳。东壁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暂且不论，对古书古传再中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了解西邻古代开化的真相，就可事半功倍。”5

在那珂通世看来，《考信录》所做的工作“所斥者，为俗传，为伪古书，为圣人之道”，《考信录》所斥者真是“圣人之道”吗？可能稍欠史证，但至少在日本学者的心目中已经产生这样的印象。也许，日本学者之所以看中《考信录》，就是因为这本书背后，有着被他们称道的批判精神，而这恰好与20世纪初该国蓄势待发的新一轮批判思潮相吻合。

过了一年，也就是1903年的4月，那珂通世终于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这是一件大事，给日本批判主义疑古思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资料资源。6

崔述（1740-1816），河北大名人，字武承，号东壁。清朝举人，曾为福建罗源等县太爷，六十二岁北归。7关于他的学问，《清史稿》云：“其著书大旨，谓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以经为主，传注之合于经者著之，不合者辨之。异说不经之言，则辟其谬而削之。述之为学，考据详明如汉儒，而未尝墨守旧说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尝空谈虚理而不核乎事之实。然勇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

中国学术史上历有考史之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崔述的《考信录》、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方法不同，主义相近，而《考信录》则为其中突出的一部。

崔述五十三岁时收徒陈履和，当时陈32岁，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然而这位学生记得师恩，尽其一生传布老师的学问，为崔东壁刻书，以至“宦囊萧然，且有负累”。传世的《崔东壁遗书》（道光四年陈履和刻本）就是他献给老师与后世的厚礼，而《遗书》中重要的一部乃《考信录》。

据三宅米吉《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记载，那珂通世是从汉学家狩野直喜那里获赠《崔东壁遗书》的，这本书就是陈履和道光四年刻本。8

那么，狩野直喜是从哪里获得这本书的呢？原来，1900年前后狩野直喜作为日本文部省的留学人员在中国和文廷式、俞樾等人交游，有可能获书。据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称：崔述在日本有信徒，那大多是由于《国朝先正事略》详细载崔述事，摘录学说概要，引起日本人注意。他的书在日本也有很多抄本。内藤等通过《先正事略》而知《考信录》，求其书，早就读过。狩野在北京得《崔东壁遗书》残本以示那珂，那珂遂得其完本出版。

“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传注”，在崔东壁看来，中国的经典已有“传注”杂于其中，而“传注”又有“百家”杂于其中，因此无论经典，无论传注，都存在伪杂相掺的现象，因此要怀疑、要去杂。崔东壁书的出版给日本学术界带来新气象与新思维，鼓舞一部分学者确信：经典不神圣，学术无禁区，古经古史可以怀疑，而张起大旗，奋发有为的，则有著名学者，那珂通世的学生白鸟库吉。

  

二、《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

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出世

1909年白鸟库吉在东洋协会评议委员会上讲演，指出：厘清中国哲学就要研讨中国古代传说。传说的思想背景为儒学，其中人物多与儒学相关。传说常衍变为真实，少有人怀疑与考实，其中可置疑而当否定的是有关“尧舜禹”的传说。他大胆议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当时所记。尧、舜、禹为古代圣王，孔子推崇，然而着实研讨，却有很多值得怀疑的理由，倘能舍弃成见，当不以“吾人之论断”为不当。这就是轰动史界的“尧舜禹抹杀论”。 9

白鸟库吉（1865-1942）千叶县人，是日本较早接受现代文化观念的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在千叶县上中学时受到校长、著名史家那珂通世与英文老师三宅米吉的熏陶，两人都是日本“东洋史学”的最初提倡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研究“东洋史”、中国史的兴趣。而从白鸟库吉是那珂通世学生这一点来看，白鸟库吉疑古思想也当受到那珂通世的影响。

1887年白鸟进入东京帝国大这新设的史学科，成为德国历史学家R·里斯的第一届学生，接受兰克史学的教育10。据他的孙子白鸟芳郎回忆，“祖父晚年在病床上经常把里斯的讲座笔记置于枕边，十分的贵重。这对祖父来说大概是回忆起了许多深沉的东西” 11德国兰克史学重考实，主张通过史料核证，求得历史的真实，同时又不失理念的执着。兰克史学的这个特点，在以后白鸟库吉的史学活动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1901年白鸟库吉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先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汉学。又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研究乌拉尔·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语言和历史，写《乌孙考》、《朝鲜古代王考》发表在欧洲东方学杂志。夫人大村茂子的长兄大村仁太郎是19世纪末日本最有名的德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家，当时任日本学习院教授，这对白鸟库吉接受德国文化的影响也有关系。12

白鸟最早研究朝鲜史与西域史，13用民族学、语言学方法研究东亚及中亚各民族历史，办学术刊物《东洋学报》，1999年前后转向中国研究。曾主持满铁调查，为东洋文库首任馆长。刊有《西域史研究》、《满鲜历史地理》等，有《白鸟库吉全集》10卷行世。

他研究中国史的结果，得出“尧舜抹杀论”。

白鸟称：据《尚书》记载，尧、舜、禹分管“天”、“地”、“人”三大政事，各有职守，互不逾越，过于规整，颇可怀疑。

尧测天文，“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受人时。”《尧典》称其德：“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舜责人事，又是一个孝的典型。据载乃瞽人之子，“其父顽，其母嚣（中去页加臣），其弟傲，然舜据称长久和以孝，不至于奸恶”。尧知之，“试其德”，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考察三年，随后“始授帝位”。“又据《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舜年二十即以孝闻” 11

禹专主治水，凡治水事迹专归舜，治水与土地有关，因此职守为“土”。

这样，按照《尚书》的编排，尧、舜、禹各备职守，“天、地、人”各有归属。尧管理“天”，舜管理“人”，禹则管理“地”（土）。

三王事迹截然分开，颇不自然，“实应大疑”。白鸟勇敢推断中国“三才”思想是三王传说的催化物。有三才思想才有三王思想，三王事迹本属乌有，属后人杜撰。

他考证《舜典》述三礼：祀天地、享鬼神、祭地祗；《甘誓》说三正，《易经》中有“三才之道”。从“三”字引开，白鸟信心充足，决心将三王怀疑论坚持下底。

白鸟论云：既然中国素有“天地人三才”之说，可以推知“尧、舜、禹三王传说之作者，应是心中先有自太古即存在之天、地、人三才说，始构成此传说。”故而尧舜禹三传之说，实非“相继之事”，而是“并立”之事，“传说整体有不自然及人为之统一”之疑。

如要说从中国“三才”思想出发解明“三王”的虚拟是白鸟做的第一件工作，那么接下去要做的是把三王事迹一一推翻。

尧死后，舜亲政天下。白鸟说：“吾人应留意处，当舜在人事上之所为，及其身之孝性。”15然而舜的事迹过于牵强，舜的考道，以常识论，难以置信。

至于大禹，据传因舜之推荐而登位，“一生事业，在于治水”。舜始用禹父鲧治水，九年无功，改用禹，十三年后，“终治浩浩之水，蒸民赖之以安，禹之事业，唯此一宗”。显见“禹性格之特点，在于勤勉力行，其事业主要与土地有关。”16

大禹治水的记载真实乎？——白鸟发问。史称洪水既来，荡荡滔天，浩浩怀山，实为极大的洪水，泛滥的不仅是黄河，而“诸水皆然”。他引法国学者伯希和的观点说：中国举国之大河，加在一起，总长一千五百公里，加上其他的河流则又有延长。这样，“禹以十三年之功，不可能塞之”。 17长城延四五百里，非始皇一代之经营，中国滔滔之洪水也非大禹十三年所能治。大禹功绩既为治水，而治水既不可能，这个人物的存在也同样不可能——这是白鸟推断的逻辑。

白鸟又用文字学方法考察“三王”：《说文》第十三，论尧之字义乃“高也”、“高远”之意。《风俗通》卷一《五帝》条又云：尧者高也、饶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如《白虎通》卷一所说，也是高的意思。由此白鸟断定：尧，即高远至高。尧司天，用这样的字作为他的名字“当非偶然”。

关于禹的字意。白鸟说：“禹”意“四垂为宇”。孔颖达《正义》有“四垂为宇”语。四垂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也称“四至”。又引《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因此禹之名，实得自其治九州四垂之水。

作为一个批判主义者，白鸟库吉否定历史上三王的存在，进而否定三王崇拜，等于抽去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观的事实基础，给了保守论者“致使”的一击。

然而，白鸟并没有将批判精神贯彻到底，他对儒家思想依然抱着一线温存。

他设问儒家理想有系于“三王”，“抹杀”三王，否定其存在，儒家权威会不会受到伤害？他自答：不会，“三王之存在与儒教理想并不相关，失去偶象，儒家理想依然存在”，尧的至公至明、舜的孝顺笃敬、禹的勤勉力行，属古代中国人于王者所望，依然存在，“儒教之生命亦因之得以保全。”

有意思的是他似乎预见到中国古史辨派会把大禹说成虫，表示把大禹说成虫无根据。他说：“据《说文》第十四，禹乃‘虫也’，此不适合夏王之名。”

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一出，立即在日本史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10年1月，林泰辅在《东洋哲学》第17编第1号上，就尧舜禹有否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质疑“尧舜禹抹杀论”。1911年后，又有《关于尧舜禹抹杀论》问世，考证《尚书》·《虞夏书》、《商书》年代，探讨殷末周初文明状况，对白鸟库吉“抹杀论”做具体驳难。18

1911年12月4日《东洋时论》第2卷第12号刊白鸟库吉《关于中国（支那）革命史的说明》，再次强调：“我不认为尧舜禹是实在的人物。因为这些就是以天地人三才为基础而造的，具体表现出君主的最高理想而已。”19

1911年9月林辅于《东亚研究》第2卷第9号上又刊登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再驳白鸟库吉说。

1912年2月与7月，白鸟库吉分别在汉学研究会与日本史学例会上，以《<尚书>的高等批判》与《儒教的源流》为题，发表演讲，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阐述。

白鸟库吉的学生桥本增吉也曾著《书经的研究》，对《尚书·虞书》所载天象作详细考证，反驳林泰辅，支持尧舜禹抹杀论。201915年白鸟库吉又发表《儒教在日本的顺应性》，再次论证尧舜禹“绝不是真实的人物”。

直到1921年，《史学杂志》第2卷第4号还刊登青山公亮《白鸟博士的“周代古传说的研究”》。 21可以说，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余波不尽，在整整半个世纪中影响着日本学人，而他与林泰辅等学者在这问题上的争论则无形中扩大了影响。

  

三、《<尚书>的高等批判》“中国古代文化西一说”登声，

将“抹杀”论推到新平台

“尧舜禹抹杀论”的发表，激起林辅泰等人的反驳，白鸟觉得有必要将自己的意见作一个系统的阐述，为此于1912年发表《<尚书>的高等批判》等。在《<尚书>的高等批判》中他没有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相反进一步指论中国许多古代思想非出本地，而从伊朗、印度、亚述等地输入，着意创说“中国古代文化西来说”。 22这样就将自己的理论推上一个新平台。

他在《批评》中说：中国“阴阳”及“天地三才”思想与中亚思想相关。伊朗拜火教中有阴神与阳神的说法，佛教无明与真如说则为阴阳思想的变形。三才思想存在于印度的《梨俱吠陀》中，这样的思想在亚利安民族中显得特别明显。

中国有二十八宿的思想，印度则有二十七宿的思想，阿拉伯也有二十八宿说。这样，如果推算二十八宿的思想在公元前1150年发生，则传入中国也大致在那个时候。《禹贡》已有“流沙”与“弱水”地名，位在新疆，可作佐证。

他又说：一天分为12时及五星（尚木星而居中央）思想乃从亚述传入中国，由五星思想又发生五行思想。

《易》中，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五帝的出现与五行思想有关。23《书经》中，尧以前什么都没有记录，而黄帝又出现在这之前，可以推想黄帝事迹是后人的制作。

依照白鸟的说法，后人有五行思想，为凑满五行的需要，硬是加上黄帝等历史角色。如同有三才思想才有“三王”，有了五行思想就制作了“五帝”。这样白鸟继铲除三王存在地位之后又发动新的攻势，奖伏羲、神农、黄帝也列入否定的名单。

世界上文化相似的现象很多。一般说来，不同的人类种族，处于不同的地区，可因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近似而发生近似的文化。文化不仅是传播的产物，也是地理环境与生产形态的产物，文化不仅是“连锁”发生的，同时也可能独立发生与存在。不可以一旦发现近似的文化，就断言某个文化是另个文化的复制。白鸟没有理会这种文化发生学原理，过急地给中国文化下了西来说的断论，颇多牵强。

白鸟的上述观点与他的批判主义发生联系。他知道“崇古论”对文化现代建设有多大的危害，决心对经典的“古代”意识，即“三王”“五帝”概念作无情批判乃至否定。历史上既然没有“三王”也没有“五帝”，对他们的崇拜还有什么意义？

白鸟还嫌着力不够，又论中国古代文化源自西方，意要抽去崇古论的最后底线。学术界常有的情况，先有一个意念存在心中，衍为研究的动机与方法，然后填充史实，这就带来“求真”与“求是”的矛盾。求真，追求事物之真实，求是，探求事实中的道理。道理存在于事实之中，求得事实，道理自明。问题在于一味求“理”，而忘记“理”存于“事”，强求理而忽略于事。这样尽管道理新颖，但最终缺少太大的说服力。如此毛病即使在大学问家的身上也时有出现，尤其当“历史主义”在他们的治史理念中占有相当地位的时候。显然，白鸟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目的论倾向。

  

四、白鸟不仅对中国古史表示怀疑，

也对日本神代史提出质疑

假如我们不把白鸟库吉的研究与日本当时的批判主义思潮背景联系起来思考，假如我们不是发现他提出“尧舜禹抹杀论”的同时，也对日本古代史持同样的质疑态度，我们真弄不明白白鸟库吉的一连串史学作为，究竟居心何在。

事实上，白鸟在提出“尧舜禹抹杀论”时，也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日本古代史学，对准日本“神代史”。结论是，日本不是“神国”，“神代史”只是世俗历史在神秘天空的投影与古代御用史家别具目的杜撰。白鸟有《卑弥呼考》，考卑称呼这个日本“先祖”级人物的存在情况。24

和辻哲郎在《日本古代文化》一书中总结了白鸟的基本观点。

其一，日本太阳神崇拜与将太阳神奉为皇祖的信仰是四世纪乃至五世纪的时候出现的。

其二，按照神代史的记载，天照大神一旦隐居岩穴，天地一片黑暗；走出岩穴，世界即刻一片光明。这正和卑弥呼去世后日本出现混乱、倭女王壹与出世后日本归于平静的历史事实吻合。

其三，日本神话中有天安河原八百神集合拥戴大神的传说，而历史记载中也有倭女王不用武力而以神秘魅力服众的故事。显然，如果说神话传播着太古的事实，神话记载的天安河原故事就反映了卑弥呼时代的社会状况。

其四，历史上卑弥呼是女王（她居住在九州地方），而神话则说日本的神以女神的样子出现，这正应对了历史的真实。

总之，日本的卑弥呼神话，引申出天照大神的神话。[1] 神话中的神主形象实与《魏志》中日本君主形象一致。《魏志》中，倭女王用鬼道统治国家，而在日本神话中，天照大神恰恰就是一个祭鬼的神。这样，日本神话中的神便成为日本古代君主在天上的折射。

笔者认为，白鸟库吉对天照大神的存在表示怀疑，认定天照大神并不存在，而是中国《魏志》中具体人物卑弥呼的写照，其目的是否认日本神代史观与皇道史观的历史基础。

日本重要史籍《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记载着日本的“神代”历史，讲述着日本的“神道史观”。这个观点认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是神创造了日本。活跃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天照大神等，既是古代日本尊严的君王又是“神国”日本的开辟之神。从神道史观点演绎出“皇道史观”，主张天皇既是政治的君王、军事的统帅，又是主宰日本的神，由此确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为维护日本专制统治，推动侵略政策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由民权运动之后，再次出现思想启蒙运动，社会思潮逐渐由国粹主义向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向。1901年幸德秋水等发起成立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者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并将批判矛头指出天皇制。

此后，自由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吉野作造等人追求民主思想，反对专制制度，推行民主选举运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期然地形成共同的批判主义思潮，批判专制主义，批判封建国体。

与此相呼应，接受德国兰克学派思想的白鸟库吉在史学领域兴起古史怀疑风气，怀疑中国三代“神话”，怀疑日本“神代”神话，将中国的“三代”与日本的“神代”、中国的三皇五帝与日本天照大神等众神皇，作一并的怀疑与推翻，其思想与日本批判主义思潮一脉相传。

胡适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一书中说：“北大教授钱玄同与北大学生顾颉刚逐渐找到一个新工作，这便是《古史辨》，即专门否定中国尧舜禹之古史，说这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如果说，中国的疑古家做的工作是证明古史“都是神话而不是历史”，那么日本的疑古家做的工作则是证明日本神代史“都是历史而不是神话”，他们的工作方向似乎是“倒过来”的。然而仔细地推敲，目的却都是一样的。在日本批判主义看来，日本复古思想猖獗，问题就在于对神话的迷信。现在神话不“神”，迷信的基础也就被抽去。因此否定三代的真实与指出神话的造作，都是否定古代崇拜。

其实也是，白鸟库吉怀疑天照大神的存在，即是怀疑日本的神道史观，即是对皇道专制国体作历史与理论的动摇。可以说白鸟库吉是日本大正启蒙运动史学战线的联盟，立足于史学战线，给予吉野作造等民主主义者以史学资源上的支持。由于白鸟的工作做得比吉野作造还早，因此说白鸟是日本“大正民本运动”的理论先驱也不为过。

中国人总以尧舜禹的民族的骄傲，总以炎黄子孙自居，现在一个外国人居然说中国没有尧舜禹，炎黄的历史也是空白。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提出，必然刺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更重要的是，至今看来白鸟库吉理论依然缺少更确凿的史料的支持，这样对他的理论就不应该给予过高的评价。然而从白鸟库吉提出的这个理论的具体背景而言，确实与他的批判主义思想有关。

在白鸟库吉等人看来，日本文化很大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翻版与再造，日本神代崇古思想源于中国“三代”崇拜，因此，他对中国三代古史的怀疑与批判，期望目标当是为他的日本神代史怀疑论作理论铺垫与思想准备，进而断绝日本神代史崇拜论的思想根源。从这个角度观察，也许可以对白鸟库吉的怀疑史观有一个比较全面整体的看法。

  

戈兰

五、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对白鸟史学方法论的补充，

“加上原则”的提出

可以说，日本批判主义史学思潮的学术基础是建立在《尚书》研究之上的。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从某种说明书义上说是《尚书》研究的结果。所以，以后人们对白鸟史观有所褒贬，也就非得从《尚书》研究的入口进入。25

1921年3月，内藤湖南发表《尚书稽疑》一文，对《尚书》中的疑惑问题进行考证，对该书的成书、流传与发展史等诸问题开展讨论。26如果说，白鸟库吉指出中国上古史无据可查，但还没有建立什么完整的理论，那么，内藤湖南的这篇文章则一方面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更重要者为白鸟库吉史观制作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即所谓古史“加上理论”。

他在文章中说：

    最初，孔子及其门下以周的全盛为理想，由此产生以继承周统的鲁为王的思想；其次，因为尊孔子为圣王，而产生尊殷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像墨家，尽管其学派起于殷的末孙宋国，但因为他们把禹推崇为理想人物，所以尧舜的传说虽不是在孔子之前毫无存在，但祖述尧舜的思想，应该是为了与墨家竞争而产生的。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这是《甫刑》中已值得怀疑，还包含了更可疑的尧舜之前的瑞（王加页） 黄帝等”。《六艺》中比较晚起的《易》之《系辞传》，甚至上溯到伏羲。由此看来，《尚书》中的周书以前关于殷的诸篇离孔子及其门下的时代已甚远，而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27

他认为，中国古史人物的出现与古代学派竞争求胜的心理有关。如孔墨两家争胜，墨家推崇禹为理想人物，儒家则“祖述尧舜”。这样，历史上本来没有的人物就被创造了出来。事实是，时间愈后的学派，创造的历史人物愈古老，“其后，六国时更有祖述黄帝、神农的学派产生”，就是这个道理。“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他得出一个结论，愈是古老的历史都是后人“其后附加上去的”。他的理论由此被称为古代史的“加上理论”。

从这外“加上”理论的出发，内藤湖南支持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1922年2月，内藤湖南发表《禹贡制作的时代》设问：禹存在吗？即使有禹，当时有文字吗？即使当时有文字，当时文明水平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宏丽篇章吗？他论证，《禹贡》记载的内容与《尔雅》、《周礼》等书的内容相近，“《禹贡》是利用了战国末年最发达的地理学知识编撰而成的，虽然有时多少含有战国以前的材料，但其中大多数材料都不可能是战国以前的。”28

他断论，《禹贡》一书是记录大禹事迹的最权威的文本，现在证明《禹贡》一书原是战国以后的作品，那么大禹事迹也就成了一团疑云。

  

六、津田左右吉《<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神代史的研究》的发表

与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

20世纪20年代，与内藤湖南同样活跃在史学领域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作为白鸟库吉的后继者，他做的工作更激进，思想旗帜也更鲜明，明确将工作目标设定为对“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他在白鸟库吉发表“尧舜禹抹杀论”（1909年）之后的第4年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1913年），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古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诸篇，提出“日本神代、上代史抹杀论”。此为惊世之论，梭镖般地直击神道史观，震动日本朝野。

前面说过，日本神道史观表现在两部历史著作《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

津田证说《古事记》与《日本书纪》所记历史皆非事实。他将日本古代史与中国、朝鲜文献记载作比对，寻找日本古史记载中的破绽，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与可信性。如桑原武夫所说，“把古代史上的种种矛盾揭发出来，从而说明一个一个‘历史’是如何虚构与编造出来的。对于他来说，犹如发现了罪案的侦探，顽强的把犯人及犯罪揭露出来”。这里，“罪案”是一个方面，而将“犯罪动机”一概揭清，是津田史学的更大特色，其史学境界在白鸟史学的基础上大大提升了一步。29

津田左右吉发现，《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反映的日本古代史学，以应神天皇划界，之前之后大相异趣。之前说的是国家大事，而之后说的多是恋爱、游猎以及皇族争斗的个人故事。记录方式的不同，成为引发津田古史怀疑的一个契机。30

在津田看来，《古事记》、《日本书纪》记录的日本神代史与上古史，都是6世纪至7世纪时大和朝廷官硬“加上去”的杰作，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编造。日本值5世纪之际，已大体完成统一事业，虽然一些地方武装还在反抗，但中央政府仅用怀柔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时候的日本已考虑将它的影响推进到朝鲜半岛。31

应对这样的政治状况，神化天皇，强调天皇的绝对权威演为至急，将最高统治者（天皇）拔高为神，成为必然的选择。比对中国，真正稳定统一国家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此时中央政府独尊儒术，强调“君权神授”，确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中日两国用意一致。

津田左右吉在《神代史的性质及其精神》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神代史讲述着作为日本统治者皇室的历史由来，日神即皇祖神——是神代史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天皇的权威，既然天皇是神的传人，那么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对其神圣权力有所动摇？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天皇为神”，是一个历史的谎言！32除此外津田左右吉还发表《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等，表达他一贯的批判主义思想，将影响辐射到所有人文领域中去。

津田史学反对日本神话史观以批判国家专制主义，其结果必然招致国内右翼的强烈反应。

以蓑田胸喜为首的右翼集团“原理日本社”，在其机关杂志《原理日本》上，即以《津田左右吉的大逆思想——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的学术的批判》为题，对津田左右吉思想作激烈抨击。

再则，津田左右吉被以“违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诉（被起诉还有出版者岩波茂雄）。1940年，以亵渎皇室的罪名，《<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1924年）、《神代史的研究》（1924年）、《日本上代史研究》（1930年）、《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33年）等书，遭“严禁处分”，过2年，被判刑，监禁三个月。33

津田左右吉的著作与思想给日本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白鸟库吉之后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川端康成在《海棠之花》一文中说，大正时期的学生“能够有个自由的想法”，这和津田左右吉著作的出版有关，“津田左右吉博士的《神代史的研究》和《<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成了学生们的必读之书”。

著名思想史学家松本三之介说：在他从事国家研究之前，学界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中野虎山的《国学三迁史》（明治30年）、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十讲》（明治32年）、《国学史概论》（明治33年）、村冈典嗣博士的《本居宣长》（明治44年初版、昭和3年增补改订）等。34如果说以上的研究还只是局限在资料建设方面，那么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文学中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则给他指示了新方向，即注目国学与国民思想及社会状况的互动关系，将国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日本思想史学研究的新视角。33家永三郎在回忆自己的思想形成过程时也说，年轻时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津田左右吉，从他对《记》、《纪》的批判中获益非浅，受到的思想冲击为笔墨所难以形容，“由此世界景色为此一变”。 36

  

余论

人类从其诞生以来，遵行一条文明路线向前走，从丛林社会走向土地社会，继而走向市场社会，是文明路线的基本轨迹。从政治意义上说，则是从原始专制走向封建专制，最后走向现代民主。然而走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需要克服社会心性中的许多缺点。这指的是学习西方时的“怀乡”心理，迎接现代时的“怀旧”心理。由于“怀旧”总觉得古胜于今，由于“怀乡”，对故国本族之古旧，更有难以割舍之情，最后形成现代化的精神阻力。更有甚者，日本古代“神代史”崇拜思想最终演化为“神道史观”，成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的意义，在于配合该国二十世纪年代前后启蒙政治背景，冀望以疑古方式排除根深蒂固的复古心理，反对封建，为现代思想在日本的普及扫清道路。如果“三代（也包括三皇五帝）崇拜” 37是中国复古思想的史学根基，那么“神代崇拜”就是日本复古思想的历史基础，合起来说，“崇古”思想成为中日走向来现代的共同精神障碍。在他们看来，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与日本神代崇拜思想有着共同的理念根源，日本的神代崇拜思想乃是中国三代崇拜思想的模拟与再造，因此批判日本崇古思想，要做的是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作连带清理。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无论是白鸟库吉还是他的后继津田左右吉都着力去做两件工作：

怀疑与否定中国“三代”的历史真实，试图将其还原为历史的空白，让中日复古者失去历史的依据。

怀疑日本古史的神话性质，否定神代史观。

如果那珂通世与内藤湖南在从事他们的工作时还缺乏如此明确的思想目标，那么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应该说是怀着一种意念。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他们的工作遭遇到国内右翼势力的排击。尤其是白鸟库吉力主神代史为历史影写，津田左右吉著《神代史的研究》、《日本上古代史研究》等名著，论证神代史属封建史官的捏造，提出“神代、上代史抹杀论”，神道头上动土，确实需要很大勇气，此后津田左右吉被起诉与判刑，证实了这一点。

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即白鸟库吉与津田左右吉既然同时提出中国古史（三代史）抹杀论与日本古史（神代史）抹杀论，他们于中国古史的怀疑与批判也就并非完全出于“中国文化蔑视”，有关对他们史观的评价是不是可以有所改变。

当然，日本批判主义疑古史学局限亦大，首先是言立论过勇，求证单薄。无论白鸟还是津田在提出他们的史学理论时，都没有注意到考古发掘上的成果，沉溺于从文献到文献的循环考证中，史学说服力欠缺。“通于自信，任意轩轾者亦多”，似乎成为疑古者容易犯的一个通病。

中国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强调当代历史考证中“地下”证据的重要，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此毛病的一个针砭。由此，他对反驳“尧舜禹抹杀论”的林泰辅寄有好感。

日本批判主义史学家思想上具有较大的妥协性。他们的研究动摇着日本神道史观的基础，然而又总说本人是一个天皇崇拜者（津田左右吉），所做的研究未敢当面触动旧天皇体制。尤其在战后，津田左右吉更发表宣言，赞同天皇制度，成为事实上的天皇制维护者。另外，他们对中国三代崇拜思想进行过激烈的批判，而对崇古思想的初作俑者孔子又是优礼有加，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原料的日本式“儒教”礼敬如常。这使人想到与白鸟库吉同时代的“大正民主主义”领袖吉野作造阐述思想，不愿意打出“民主”的旗号，总使用“民本”这样的中性名词，反映了日本自由主义学者整体柔弱的政治体格。

由此因缘，日本上世纪10至20年代的批判主义运动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紧接着昭和年代的到来，日本的国粹主义、神国主义、右翼极端主义、超国家主义与侵略主义一道回潮，四面夹攻。日本现代史上第二波批判主义思潮烟消云散，败不成阵，右翼思潮演成主流，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注释：

1．这个历史时期也称“大正民本时代”。

2．张京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那珂通世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曾于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任教。著书《支那通史》，为日本最初的中国通史著作，又有《成吉思汗实录》为日本蒙古史研究的经典，由此成为日本东洋史学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东洋史”概念即由他最早提出。关于日本史研究，他有《上世年纪考》。

4．日本《广辞苑》称那珂通世指出神武纪元的错误，开拓蒙古史研究领域，著《东洋小史》、《支那通史》、《成吉思汗实录》、《外交绎史》等。

5．张京华：《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洛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在1908年前后提出，正式见之于文字是1909年8月。

7．“崔述，字武承，大名人。乾隆二十七年举人，造福建罗源县知县。武弁多藉海盗邀功，诬 商船为盗，述平反之。未风，投效归。著书三十余种，而考信录一书，尤生平心力所专注。凡考古提要二卷，上古考信录二郑，唐虞考信录四郑，夏商考信录四卷，丰镐考信录八卷，丰镐另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四卷，洙泗馀录三卷，孟子事实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附录二卷。又有王政三大典考三卷，读风偶识四卷，尚书辨伪二卷，论语馀说一卷，读经馀论二卷，名考古异录。”（《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

8．原刊日本1923年版《那珂通世遗书》。

9．其记录在《东洋时报》第131号（1909年8月）以《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刊出。

10．日本近代史学的创立，始于东京大学，其最初聘任的是兰克的高足利斯教授（Ludwig Riss），第一届毕业生中有白鸟库吉博士，后来成为东京学派的领袖。从其学术传承可知，东京学派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强调对历史的批判。可参考韩昇：《日本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新成就》。同时接受影响的还有服部宇之吉，“他日子早接受德国冯·兰克（Leopld von Ranke, 1795-1886）学派的史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在他进入东京大学的前一年，即1886年，兰克学派的主要学者，利斯教授来东京大学主持新设的文科大学史学科的教务，首次将兰克史学观念介绍到日本，当时进文科大学的有10人，毕业时只剩下一半，哲学科只有服部、史学科只有白鸟库吉。引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196页。

11．严绍汤（下加玉）：《日本的中国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5页。

12．同上。

13．同上。

14．白鸟库吉：《支那（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支那（中国）古传说研究》，第7页。

18．1911年7月5日发行的《汉学》第2编第7号、1911年的《东亚研究》第1卷第1号、1912年1月的《东亚研究》第2卷第1号连载。

19．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原道——文化建设论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29页。

20．1912年的《东洋学报》2卷3号，1913年的《东洋学报》3卷3号，1914年的《东洋》4卷1号、3号连载。

21．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桥本增吉《论<虞书>》、《<书经>研究》，加藤繁的〈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饭岛忠夫的〈从汉代的历史看<左传>的伪作〉等都对白鸟库吉的观点有所支持，并在怀疑中国古代史的基础上扩大为对《诗经》、《春秋》、《左传》等的普遍怀疑，并对中国上古时代记事如井田制等也提出质疑。引严绍汤（下加玉）：《日本的中国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29页。

22．白鸟库吉：《<尚书>的高等批判》，《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历史的思想》第101页。

23．同上。

24．白鸟库吉另有《神代史之新研究》（1896年10月刊）等。

25．这在中国史学界也有同样的情况，顾颉刚创“古史辨”派，掀起中国版的疑古思潮，也十分重视对《尚书》的研究，尽己一生作了大量《尚书》研究工作，是中国最有贡献的《尚书》研究家之一。

26．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1866-1933），湖南是他的号。秋田师范学校中等师范科毕业，曾为政教社《日本人》、《亚细亚》记者，被称为“中国通”。1907年应京都帝国大学邀请，开讲东洋史学讲座，有《支那史学史》传世。曾为昭和天皇的“御讲书”，讲解中国《通典》。

27．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顾潮：《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第201-203页。内藤湖南：《尚书稽疑》，《内藤湖南全集》第7卷，筑摩书房，1970年。

28．同上。

29．桑原武夫：《历史的思想序说》，桑原武夫编《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筑摩书房出版，1969年版，第20页。

30．同上。

31．同上。

32．其实，早在1913年，津田左右吉已经写有《神代史的新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神代史的研究》（岩波书店，1924年出版），本篇是《神代史的研究》中的一章。（《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第133页。）

33．桑原武夫：《历史的思想序说》，桑原武夫编《历史的思想·现代日本思想大系27》，筑摩书房出版，1969年版，第20页。

34．松本三之介：《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序说》，《序章》，有斐阁，1957年出版，第2页。

35．同上。

36．家永三郎：《一个历史学者的足迹》，三省堂，1967年版，第94页。

37．这里指尧舜禹三代。

作者情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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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卑弥呼是日本三世纪中叶邪马台国的女王。《魏志·倭人传》记该女王统治着当时日本30多个小国。公元239年，卑弥呼遣使难升米往中国，明帝授卑弥呼亲魏倭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