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把人类学做到绝望

水流云在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03-25


　　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1985年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士学位，1993年获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91年至1993年在英国城市大学社会科学系任田野研究员、博士后，1993年至1994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在北大继续作博士后，同年破格出站，任北大副教授（1995）、教授（1997破格）、博导（2001）。

主要著述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8）、《逝去的繁荣》（1999）、《人类学是什么？》（2002）、《漂泊的洞察》（2003）、《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4）、《心与物游》（2006）等。

采访手记

　　我第一眼注意到他的装束，深蓝的唐装，肥大的个性裤，还有据说是限量发行的鸭舌帽，跟CAVACOFFEE的情调很般配。

　　他的笑很温婉，有腼腆的味道。他抽烟很厉害，香烟和烟斗并上。他喜欢谈论专业，即使明知我是外行。采访中，他不是很主动，我需要更多地提问和开启话题；他又很敏锐，我的提问如果愚蠢或敷衍，“可以用来问任何一个人”，他能敏感到并且马上有所反应；他不喜欢我的提问时，会锐利地指出并试图转变谈话方向。但他的语气始终是和缓的，措辞谨慎而保守，偶露峥嵘时也带着温绵的笑，有一种隐忍的柔和。

　　他较多地运用自嘲的语言和语气，对媒体业有较多突然的批评，对于这两点，我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有点难过。

泉州的音乐　厦门的考古

　　我小时候想搞音乐，那段经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小孩子想法很多，也可以说没什么想法，懵懵懂懂的。幼儿园只上了一天，街上喊打倒工贼，我跟着游行，就回家了。1969年入小学，一直文革得厉害。偶然的机会，有个北京的老师下放到福建，我跟着他学小提琴，想考音乐学院。中学基本都在学音乐，文化课没怎么上，1979年高中毕业，也不想考大学，拖了两年，在乐队里练琴、排练、演出。后来搞音乐没戏了才去复习，1981年入大学的。

　　当时高考很容易，好考极了，我考了全地区第一名，北大都能上，而我去了厦门大学。家里觉得北京、上海都属于“边疆”，福建才是中心，到北京就属于“发配”。北方生活也确实很辛苦，我1983年到北京，走十几公里路才有一个餐馆，生活不方便。

　　我的分数高，可以自己选专业，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学管理太严肃了，学法律又总是在跟坏人做斗争，很危险的。考古比较古怪、好玩，可以游山玩水，跟现实也遥远，就选了。那时不知道学术是什么，就是按乐趣选。

　　一入学老师就讲人类学，看林惠祥的人类学论著，林先生书里有讲“算命”的，我特别感兴趣。同一时期，费孝通先生的书也重版了，也引起我的兴趣。三年级时，厦大建了人类学系，考古系的全部转过去。那时候慢慢的倒是开始有学术的觉悟了。人类学是个新东西，很神秘，我们是第一批年轻的学生，感到很荣幸。老师又热情，对我们影响很大。

　　后来就一直做人类学了。我公派到英国是可以任意选专业的，同去的很多人都选了别的能挣钱的专业，我就没有换。为什么没换……有的人做一件事要做到绝望的时候才放弃，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当年放弃音乐也是觉得完全没有可能了，才放弃的。就是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再努力试试看。说得负面一点，可能我比较有惰性，不喜欢改变。就像考研究生，完全可以考更好的大学，但考厦大不用复习就会考的很好，这样很简单，就考了厦大。

　　这种惰性和惯性，我也不是很明白自己。现在国家给我们的条件也不是最好的，可我还是不想去改变，还是继续做人类学，我不是进取主义的。进取主义者每天只要有机会就去争取，就换，有机会就会去钻，我恨那种人，觉得那是机会主义者。

　　研究生读的是中国民族史方向，在人类学系。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是重叠的，老师都是50年代开始搞人类学，那时候政府考虑怎么处理民族关系，学科都是做民族调查。那个时候的学术研究比今天扎实得多。那批民族调查小组的成员，都是中国人类学奠基人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解放后留在国内，虽然有一些观念上的束缚，这个或那个不能做，思想上大的框架不能超出斯大林，但他们的东西，内容很扎实，也有自己的观点。很悲哀的是，现在条件那么好，却没有一本调查报告超过当年。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现在要求个别调查，调查一个村子就不得了了。当时都是一个调查队，规模很大。

　　这是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我总是希望告诉学生，有这么一段历史，特别是解放前，那时候的调查不得了的，不要小看他们，是费老带出来的，不要轻易说我们超越了前人，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能量是完全比不上他们的。

伦敦的学生　北京的教授

　　我到英国才算是正式开始学人类学。在伦敦的生活其实很郁闷。伦敦很大，比当时的北京大多了，地铁怎么坐都不知道，从来没坐过，不知道怎么刷卡，出门非常紧张。还有语言。我那时已经翻译了一本教材，阅读能力是不错的，看书勉强跟得上，口语也还够用，但听力有麻烦，英国都讲方言，什么印度话、伦敦东区话、苏格兰话、威尔士话，根本听不懂，到现在还不行。当然，学术语言是没有问题的，说有问题就是过度谦虚。

　　毕业后，我强烈地感到要回来，一方面中国在高度发展中，提供无数机会，包括学术机会。要在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人类学研究专家，比在英国容易。国内有所谓“无法无天”的特点，其实，这同时也使人感到其乐无穷，所以我随笔、杂文都写一点，在国外这是不可想象的，专家只能写规范的论文。另一方面，当时的确觉得，西方的那种学术框框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在内，太必要了。不经过几十年强化的训练，学术很难有自主性。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叫学术的。我们受了这个训练，会把其他的东西和学术作清晰的区分，但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区分并不很浓，学术到今天没有分开，学部委员就是学政不分的表现。

　　我1994年到北大做博士后，此后留校，头三四年主要是着急建立一种规范的研究方式。中国的社会科学都是西来的，没有一门是规范的。那时人类学一方面是很少人研究，另一方面，有学者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人类学家。从好的角度来看，充满多种声音，从批评和分析的角度看，就是缺乏共同的学术语言。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一样的观点。这样的情况到今天还是这样，观点都是一样的，只有语言不一样，互相接不上。应该是用同一种语言在交流，但各人有不同的观点，可现实倒过来了。没有共同的概念，每个人都瞎掰出一些名词概念，然后乱写文章。开始的确很看不起、看不惯。这能算学术吗？这也算人类学论文？所以急于建立学科西学的模式。

　　我们做的工作，一是多引进一些西方的概念，讲课、写书，介绍人类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二是介绍西方人类学研究中国的东西，第三个方面，（探讨）怎么做调查研究，怎么客观，做独立学者，而不是被政治安排的工作对象。现在政策性的文章太多，缺少深度的学术分析，当然也要允许多种类型的研究存在。这一点如果不宽容不尊重，就不对了。

　　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问题还存在。当然我说没有规范化也是一种过激的说法，现在是另一个极端，有些文章装模作样像八股文似的，以制造缺乏内容的形式为己任，这也是问题。

　　我们当时想做这样的工作，（探索）中国人类学的自尊来自何处，规范化和自己的道路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怎么做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我渐渐有自己的想法，但还不成熟，不能乱表达。

　　人类学有英、法、德不同传统，这是我提出的观点。这三个国家各自基于他们在近代化产生过程中的经历和传统，形成各自不同的人类学思想和风格。西方并不是铁板一块，跟各自民族近代经验相关。中国这门学科也有自己的近代经验，这个当地传统能塑造一种独特的眼光。“和国际接轨”现在成了一种宗教，不小心就成了异教徒。我们生活在其中蛮累的，比如你写的很多文章不算数，我也不想算数，可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不怎么样的文章却算。搞核心期刊名录，若是荷兰有一个什么小刊物，都可能排在《中国社会科学》前面，因为是“国际的”，而其实荷兰是小国。港台的学术很强，结果都列在省级。这样容易丧失学术自尊心。再说接哪个的轨？英美还是日本？

　　我以为，民族化和全球化有矛盾，一方面要开放地接受世界，一方面不能丧失自己。不少人误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史，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历史资源。我不以为然。我以前介绍和解释西方理论，也是为了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自己的学术语言。现在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性，西方的学术语言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以近代民族国家的经验来思考。这是不够的。普遍理论要能解释任何时代，不能只解释近代资本主义。我的这个探讨余地还很大。以后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局限于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的那一套。

　　这样的努力，要国内承认更难，半桶水乱晃的人，你一说他就烦。西方反而容易认同，据我了解，他们并不是不愿意，而是正在期待中国文明能出现自己近代的思想，中国的古代思想、古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三个他们已经承认，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他们基本上不承认，因为没有独特的贡献。驾驭中国社会科学能奠定在自己的文明史和近代经验的基础上，在前辈的基础上研究，就会有自己的贡献，会得到国际认可。

　　谈这个就可能要涉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按西方的传统分类，社会学研究本国，人类学研究国外。你把社会学理解为研究现在，人类学研究古代，也有道理，这里的空间是有时间意义的，他们认为自己国家是现代，非欧美的就是古代。当然现在被证明这是不对的，不能说现在生活在非洲的人是古代人。我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就是在批判这个，因为这对中国的影响太大，到今天还在影响。批判这个区分，要回归于过去，在历史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浅薄分类。这个任务与上面所说的，是一致的。

年轻的辉煌　年轻的波折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写，因为关于我的报道其实很不好写，我讲话比较乱，这是一个，第二，你要是太夸奖我，人家会骂你。我不是要否定什么，只是已经形成一种公正形象，你就是某种代表的符号，突然看到你报道的不是那么回事，好像还蛮好的，他们会不能接受，你要是不骂我几句，别人会说你怎么这样，但你老骂我吧，又不公道。我只是要提醒你，我并不是很好写，不小心把我写成好人就糟了。

　　总之，回来是一种很大的震撼。世界（指国内提供的学术空间）当然很大，志向也很宏大。你想啊，整个欧洲也就跟中国一样大，英国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世界很大，规矩又比较少，草莽英雄就会比较多一些。我的产量在世界恐怕都位居榜首，但质量就不是了，有的人一本书就写得很好，可能比我写上十本还好。我的产量跟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悲剧性地吻合，当然也尽量想做好，但能力有限。

　　至于这是否浮躁，我看很难说，你不必问得太绝对，学术激情和浮躁不是那么绝对的，很多东西是中立的。我敢公开说我是有学术激情的。要承认，激情一旦跟你说的社会浮躁结合，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会变得运动化，不动就难受，而学术是冷板凳。但事实上我还是坐得了冷板凳，还是坐得住的。我们需要一种多元的状态，各种人，只要为时代创造了东西，就应该对他的价值给与肯定，不是全面肯定，不是树英雄，而是要给他一定的生存空间。当然，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代，确实也给了这个空间。

　　我还是正面一点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没有激情的话，这个行当是最不好玩的，管理学讲一堂课几千，我们出去讲课还要倒贴，要请别人吃饭。你可以去问，我还算好的，有北大的牌子，别人请去讲课还给一两百块钱，要是中央民大的出去，恐怕难得有什么“待遇”。我是幸运儿，大多数人都比较艰难。我1995年第一个月的工资五六百，交了工会费、房租、水电，剩下的整整250元。现在我每月收入加起来充其量不超过四五千。我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不是要开脱自己，但那样的状况下，每个人必然这样。

　　我不是优秀的，因为我们没有稳定的学术积累的过程。中国的优秀学者，一方面容易被误解，一方面容易被利用。费先生1948年的东西已经是世界一流了，我们从建树上完全够不上。自己也做一点努力，到底还是做下来了。但没有做过哪一件让自己肯定的事情。

　　但我也没有想过放弃。要不我（放弃人类学）去卖红薯？在我看来卖红薯和搞人类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不都是活着吗？有些话我只会在课堂上说，不会对你们媒体说，因为说出来会让人觉得我志向太高。比如我为什么坚持做人类学，我在课堂上说，对中国当今社会的改良，最关键的就是这门人类学。当然我跟你说不通，你是外行，讲课要两个小时，这需要专业的向心力才能理解，一个媒体的人觉得人类学是边缘，但我是真心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两个说的只能是表面的话，采访总是这样的。

　　我不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企图，就是你说的，借助媒体表明我还是一个好蛋，没有都坏掉，肯定还是有这个企图。可有时候我也冷静地告诉自己，这样一种评论、一种形象，都是无法扭转的。有的事情可以为之就为之，不可为之就算了。你觉得我有什么可为呢？我只能在我的范围内可为，不是我范围内的我能做什么呢？那是别人的事情。当然你们媒体不同，你们是专门讲别人的。

　　那样的一部媒体机器（能量巨大），当时每天同时有50多家媒体，包括各省的小报都说那件事，内容都一样的，你怎么跟他对话？不管公正不公正，这也是可遇不可求。不公正的事情就是父亲对儿子都会有啦。这些都不重要了。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很好了，以前一张白纸留下一个脚印，这个人就算完了，现在能提供空间，这就值得高兴的啦，我还是蛮欣慰的。

　　我这个人比较杂乱，科研也作一点。我前一段出了《心与物游》……这个你也知道啊？我还以为你无知呢。我的努力是想把传统中国的流动性研究出一些例子来，在流动的文化、文化的基础中看中国文化的实质，要在继承中寻找新结合的因素。

今天的澹定　明天的希望

　　我现在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课。中央民大有个比较大的985课题让我兼着做点事，难得他们那么信任。至于新作，广西师大的《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是新出的。我还主编《中国人类学评论》，第一期刚出来。中国人类学一直没有自己的刊物，（《评论》）每年三四期，让新老学者有共同出现的机会。事情很多，忙忙叨叨的。

　　学术就是这样，有一大群人在研究，总要从他们当中结晶出几个特别有影响的、能超越其他人的，这个过程是慢慢的，在中国会比较艰难，因为（我们）是养老的体制，北大这一点就很明显，2000名教师，有6000名后勤。年轻学者的生存条件比较差。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现在三十几岁的学者，他们也都很重要，有的当系主任，但是好位置被我们这些人占着了。他们目前已经做到一定的程度，只要给他们鼓鼓劲，给更好的条件，比如出版机会，让他们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我们的汉文学术团队和象征性人物就会慢慢形成。

　　说我是什么领军人物，我连这个欲望都没有，我一直告诫自己要以平常心对待自己，不把自己当“英雄”。我现在愿意领的是自己的学生，这话里有很多话，你可以自己体会。

　　学界有一个风气，就是以求稳为主。而在学术界，培养年轻一代要冒高度危险。帮学生会被认为是立门派，更不能帮别人的学生。我总的意思是，学术本来要结晶出重要的人，但这个过程比较难。

　　我们这代人是不行的，我还算幸运儿，因为出了事，现在被北大撂在一边，排斥在外，自己的时间会多一点，能做自己的事，别人的时间可能更少，他们经费也多，要想办法用掉，用经费比做学问要难的时代来了。我们这代人还有另一个缺憾：知识上的残废，完整地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不多，像我这样从小学到博士，算是佼佼者啦，有很多人没有完整的基础教育。我也是残废的，没有国学的基础，我们读书的时候批林批孔，传统的就不让学。

　　你还没有问我的学术观点，今天我们谈的都是枝节的问题。你刚才问的很多问题，都还是学科内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不关心的，不值得考虑，不在我的思考之内。我的很多朋友不是一个行当内的，有很多共同话题。有的问题跟本学科的人反而没法谈。我不认为自己只是个人类学家，我认为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做学科建设是出于不得已，真想做的不是这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内部的陌生人。一般人的地位和角色是固定的，包括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是唯一流动于各个阶层之间的，不是说人在流动，是文字和思想在流动。我总的抱负，是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流动。我们的学术之所以这么差，就是因为学科国家化，知识分子成了脑力劳动者，被职业化、体制化。谢泳写文章说30到40年代，中国曾经孕育过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但很快就没有了。

　　我觉得很悲哀，现在也有知识分子，但都很个别，没有群。学术对话沦为非学术对话。非学术圈对学术的支配，包括你们对我们的支配，就非常可观。你们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力量，还有别的力量，当官的、做买卖的，不得了。西方有法律这双眼睛在监视政府，另外一个监控力量是宗教。

　　你为什么要问个人爱好这样的小问题，读书报不是很专业的吗？又不是谈恋爱，干嘛谈这个？小提琴我现在不拉了。听点音乐，收集烟斗，收得不多，因为钱不多。最高的境界就是把学问当成生活方式，我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还是有一点乐在其中。业余爱好不是没有，和朋友撮一顿，瞎掰，喝喝咖啡。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做学问，那变成野兽了。

胥志强

恩。有个性。最高的境界就是把学问当成生活方式，崇拜。

小小人

中国学术界新一代的学人，缺少有真才实学同时又有个性的人物，王铭铭是屈指可数的一个。

老蒲

胥志强 于 2007-7-24 23:13 写道：
最高的境界就是把学问当成生活方式

这是无数人说过的一句老话，每个人都在这么标榜，但是，真正能进到这种境界的，在我们现在的熟人圈中，几乎没有。

可可西里

老蒲 于 2007-7-25 12:29 写道：
这是无数人说过的一句老话，每个人都在这么标榜，但是，真正能进到这种境界的，在我们现在的熟人圈中，几乎没有。

  这只能说是你这个圈子的悲哀。

老蒲

可可西里 于 2007-7-25 21:48 写道：
这只能说是你这个圈子的悲哀。

贵圈只要还活在中国，那就不例外。
呵呵

匪兵甲

难道王铭铭同学以及他的圈子不是活在中国。
中国人的毛病之一，就是拉不出屎来反怪中国的茅坑臭。哈哈

如刀刀

老蒲 于 2007-7-25 12:29 写道：
这是无数人说过的一句老话，每个人都在这么标榜，但是，真正能进到这种境界的，在我们现在的熟人圈中，几乎没有。

理想是用来想的，不是用来过的。
境界是用来品味的，不是用来牛饮的。
最要紧的是有可以想可以品的东西存在，而不是每时每刻都想着，品着。会晕的！

可可西里

老蒲 于 2007-7-26 08:18 写道：
贵圈只要还活在中国，那就不例外。
呵呵

难道王铭铭同学以及他的圈子不是活在中国。
中国人的毛病之一，就是拉不出屎来反怪中国的茅坑臭。哈哈



哈哈.......

水流云在

国学大师饶宗颐回归十年前夕借“三舍”言心志
　　沉沉浮浮香港地 历尽沧桑一学人

　　慈、悲、喜、舍。

　　这四个字，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前的招牌大字。

　　走入馆内，饶老私人特别珍藏的小玻璃柜内又见这四字，这回却是指尖大小的玲珑小字。

　　一大一小，皆居显赫处。

　　饶老感慨地说，这浓缩了我的人生体验，最高境界就落脚在这“舍”字上。

　　他扳出三个手指说，“舍”有三种境界：一是“财舍”，二是“法舍”，三是“无畏舍”。我是历尽沧桑一学人，60余年来，与港岛沉沉浮浮，直到今天。

　　□　人物传奇　　
　　国学大师饶宗颐

　　饶宗颐1917年6月生于广东潮州大富之家，字固庵，号选堂。

　　饶宗颐笔耕七十年，著作约70余种，著述3000多万言，治学之领域，遍及10大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金石学、史学、目录学、词学、楚辞学、宗教学及华侨史料等诸多学科。仅其中《20世纪饶宗颐学术文集》即浩浩12卷，洋洋1000多万字；专著60多种，各种论文400余篇。先生通晓英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度语、伊拉克语等6国语言文字，其中古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被形容为异国“天书”，他也精通。

　　去年饶老九十寿辰，国际汉学界的权威学者以及香港九所高校首次联手行动，共同为这位大师所涉及的九大学术领域，召集海内外学者展开学术探讨和交流，盛况空前。

　　□　饶老印象　　
　　大师“有趣”

　　白发白眉、颜容清癯的91岁国学大师，最爱用的词却是“有趣”。

　　在学术馆里参观，每走一步，每见一个作品，饶公都要给我们讲上一大段“古”。

　　说到“打坐”，他索性把双脚盘在大腿上，连皮鞋都没脱，看到我们一脸佩服和惊异，干脆直接笑着问：“我很有趣吧？”

　　我们发现，大凡采访饶老的人，都心有忐忑，因为饶老在敦煌学、甲骨文学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填补海外汉学界的扛鼎之作，他本人更被誉为“当今汉学界导引先路的学者”，且琴棋书画俱佳，被钱钟书称为“旷世奇才”。

　　但连串“有趣”却把我们的忐忑打消了。

　　“他涉猎广泛，研究深入，常身处高处难免寂寞。”港大教授们告诉我们，饶老要常用“有趣”化解学生对艰深课题的畏惧。

　　也许是怕我们看出他太“寂寞”了。饶公打趣说，“我是不是一个‘怪物’？！”

　　□　饶公四论　
　　奇正　蜡烛　守株　旁移

　　听说我们是广东来的记者，饶老更厚爱三分。访谈中，饶老的精彩四论令记者拍案叫绝。

　　一是“奇正论”。他说，别人说他是奇人，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老子讲“正以治国，奇以用兵”，他则是“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立身做人要正，但做学问要出奇制胜，做别人没想过、没做过的。

　　二是“蜡烛论”。先生自14岁起，学“因是子静坐法”，几十年从不间断，每日早起静坐，然后散步，晚间9时必宽衣就寝。国内学者曾将他与清末两位大学者龚自珍、王国维并论。饶公说：与上述二位比较，自不敢当；但我的好处是活得长命，龚自珍只活到49岁，王国维先生50岁，以他们50岁的成绩，和我80岁的成绩比较，是不够公平的。人的生命如同蜡烛，烧得红红旺旺的，却很快熄灭，倒不如用青青的火苗，更长久地燃烧，来得经济。

　　三是“守株论。”别人一辈子在不停追逐机会，他笑说自己则比较“偷懒”，坐在树下做好准备、耐心待兔，一见到兔子就以最快的速度扑上去，这样一辈子总能抓到几只兔子的。这其实就是讲究治学“一以贯之”的重要性。他研究佛教，一直想学梵文，后来在一次国际会议碰到印度专家，就以甲骨文与他交换传授，学会了人称“天书”的梵文。他又以同样的方法，学会了中东的楔形文字。这些机缘看似偶然，背后是他的“一以贯之”。

　　四是“旁移论”。他说，别人总结我学问有八大门类、十大门类，看似涉猎繁杂，之间好像没什么关系，其实每次我只是往旁边移了一小步。像一开始继承父志编撰《潮州艺文志》，是搞方志学，就得懂一点碑记，进而研究考古学、古文字学，接着机缘凑合就到了敦煌学，一步步都很紧凑，很扎实。

　　财舍
　　4个银庄和治学之间的选择

　　当时我家有银庄四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我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

　　广东人喜欢把饶宗颐与另一位潮州老乡李嘉诚相提并论——李嘉诚富可敌国、饶宗颐学富五车，分别代表了当今香港人经济、文化领域的最高成就。

　　但不为外人知的是，90多年前，饶宗颐出生时的饶家就是潮州首富。

　　饶老说，潮州人喜欢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

　　“不过，我要修正这个财富观”。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的一生，与香港的缘分不浅。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我今年91岁了，我生命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香港。

　　我16岁第一次来到香港，当时家里有生意在香港，我来视察。

　　1939年，我23岁的时候，中山大学聘请我当研究员，但当年日军南侵，中山大学迁赴云南，我绕道到香港。没想到，我当时生了一场大病，滞留在香港。战乱的洪波把我甩到这里，从此命运大转折。

　　记：所以，香港成就了您？

　　饶：我在港大教中文，一教就16年。在香港，我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每年都有机会被派到国外开会，参加美、法等国的汉学研究机构工作，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能到印度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这是我的幸运。

　　记：大家说，您研究学问广泛。

　　饶：不能这样说。我主要是研究文史哲、艺术等几个方面，研究世界：伊拉克、波斯、希腊等古文化。

　　把根扎在香港，我既可以了解祖国内地考古新发现，又可以接触世界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和文化思潮，文化的血脉并没有割断。

　　更重要的是，站在这里，我学会了从世界的立场看中国、看香港、看我的家乡广东。

　　记：香港遍地是黄金，制造了无数财富神话。但您这位国学大师，却把巨大家财从手里慢慢散去了。

　　饶：(笑)当时我家非常富有。有银庄4个，还印钞票。李嘉诚的父亲也常来银号办业务，十分熟悉。

　　父亲去世时我仅16岁，是长子，既要管父亲的产业，又要完成父亲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艺文志》，只能两者挑一。我选择了把父亲的学术延续下来，放弃了“管生意”。

　　记：不可惜？

　　饶：潮州人管富家少爷叫“阿舍”，就是家里有很多房产。但是我要修正对“财富”的定义。我认为，不仅财产是财富，文化也是财富，而且超越了地域，是世界共通的财富。

　　这一点“舍”，不仅是对香港说，也是对中国说的。

　　法舍
　　《文心雕龙》当教科书

　　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

　　今天，在港大的饶宗颐学术馆内藏书超过3万册，当中不乏遗世孤本，饶老的字画佳作、篆刻陶瓷更是琳琅满目，价值不菲。

　　这些均由饶公豁达捐出，无私地把毕生心血与港人分享。

　　港大学生每日来来往往。这个古色古香的国学天地，扎根于色彩斑斓的香港文化中，生机勃发。

　　在他的眼里，这就是“法舍”。

　　记：为什么把毕生心血捐出，这蕴含您对香港怎样的感情？

　　饶：我和香港有某种相似，都经受了沧桑沉浮。

　　我有一篇《宋王台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去参观宋王台时候写的。当时感慨万千，“台空名在”，物是人非，香港已沦受殖民统治。有感而发，奋笔疾书，文章一挥而就。

　　记：香港文化多元，在这里传播“国学”，有挑战吗？

　　饶：无论在哪里，国学的基础都是汉字。每个人首先要把“文字”学透。

　　现在的一些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但其实是误解。

　　还有一个就是要背诵。我小时候，没有怎么正式上学，就躲在家里的天啸楼中背了很多书，从中获益良多。不背书，就写不好文章。这是我80多年的学习经验。

　　记：您也这样教育香港学生？

　　饶：我到香港大学的时候，就把古典的重要书籍带到了课堂。比如把《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作为教科书，要求学生人手一本去上课。

　　这样做缩短了学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能有条件扎进去。所以，我所教的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里，就已经能做出研究性论文。

　　之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这是我对港大一个贡献。

　　记：现在很多大学生不太重视基础，资料找得快，论文做不深。

　　饶：大学生们一到写论文的时候，就在电脑里找大量的资料。但由于基础不好，往往找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乱拉关系，结果错漏百出。
　　
　　无畏舍
　　做学问要点无畏的精神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


　　“无畏舍”，在饶老身上折射的是对学术的坚韧。

　　先生家道中落，始终处之泰然，旁若无他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我的心不受羁绊，胸中并无挂凝，本是沧桑一学人”。

　　饶公说，当年革命，别人捐出金银财宝支持，反问孙中山“带了什么回来？”

　　“孙大炮”说：“我带了‘大无畏’”。

　　“我也一样！”饶老说。

　　记：您第一个编著词学目录、楚辞书录，第一个研究敦煌白画及写卷书法，第一个将殷礼与甲骨文联系研究，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这么多“第一”很吓人，怎么才能做到？

　　饶：治学、修为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

　　我对学问是“溯源不止，缘流而下”，对问题穷追不舍，逐一弄清，哪怕把生命都耗上都不惜。做学问还真需要这点无畏的精神。

　　记：有人评价香港是“文化沙漠”，您怎么看？

　　饶：“沙漠”这个词不公道，香港始终是商业社会，对文化的兴趣较淡。

　　香港经历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尽沧桑，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独特景象。

　　记：但又有人说，香港有了您就不是“文化沙漠”了？

　　饶：不能夸大某个的作用。早在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许地山、叶恭绰先生在学术上对我影响就很大，当时商务印书馆就在北角，我在那儿编了辞典。

　　至今，商务印书馆仍是香港学术、文化的重镇。

　　记：十年来，您也为香港文化发展做了那么多事情，有什么最满意？

　　饶：在大屿山，我写了“心经简林”，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木刻佛经群，38根8至10米的古朴原木上，是我书写的260个尺大佛教《心经》原文。

　　记：这已经成了为港人开启智慧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了。

　　饶：香港回归前夕，我还为回归专门创作了一幅一丈六尺的国画《百福是荷》，121朵的荷花，占满香港大学展览馆椭圆形大厅整整一面墙壁，表达我对香港回归的祝福。

　　那天，我的心情很激动，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记：十年了，你最大感受是什么？

　　饶：看到香港基本保持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我很开心。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使香港成为“不慕物欲、甘于孤独、潜心学术”治学者的宝地。我更加要争取自我精神，排除外来干扰。减少交际、应酬，留下时间，多些潜心做学问。

挑刺民俗学

王铭铭当初少年得志的狂妄劲头其实是中国学术突然打开的必然结果,这小子聪明,刻苦,都是没话讲的.今天的年轻人,除了他初尝成功所带来的狂妄和浮躁学不得,其他方面包括他后来的忍辱负重,都应该好好学一学.

萧珂——

他说：“我的错误肯定是有的”，真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