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门的文化之七（续）

人间一笑

6．“勘箭”：天子进皇城大门的礼仪
　　
　　有一个问题提出来了：帝王出宫入宫，是否可以完全凌驾于门禁制度之上呢？宫门卫士是不是可以验明真天子，再大开其门呢？
　　就有这么一种制度，叫勘契；另有一种礼仪性的制度：勘箭。
　　唐宋制度，开启殿门要核对鱼契，称为勘契。鱼契用檀木刻成鱼形，两相契合，一存宫中，一存门使处。鱼契相合时才开大门。这种勘验的信物，所以取鱼形，是因为在古人看来，鱼白天黑夜从不瞑目，——“门钥必以鱼”，钥匙要取鱼造型来寄托严谨门禁的意思，鱼契也有此含义在。
　　宋代沿袭唐朝制度。此外，还以箭代鱼，用在皇帝郊祀礼毕，回宫时的礼仪，称为“勘箭”。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宋太祖赵匡胤郊祀，“大礼毕，銮格还至阙门，则行勘箭之仪”。《玉壶清话》又称《玉壶野史》，撰于元丰元年，距宋初虽已八、九十年，但所记仍不失为珍贵材料：
　　勘箭者，其箭以金铜为镞，长三寸，形若凿枘，其囗香檀木为之，长三尺，金镂饰其端，以绛罗泥金囊韬之，金吾仗掌焉。其镞以紫罗泥金囊贮之，驾前司掌焉。每大驾还，阖中扉，驻跸少俟，有司声云：“南来者何人？”驾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礼毕，礼仪使跪奏曰：“请行勘箭。”金吾司取其苛，驾前司取其族，两勘之。罢，即奏曰：“勘箭讫。”有司又声曰：“是不是？”赞喝者齐声曰：“是。”如是者三，方开扉分班起居迎驾。大铬方进，勘契者以香檀刻鱼形，金饰鳞鬣，别以香檀板为鱼形，坎而为范。其鱼则驾前司掌焉，其范则宫殿门司掌焉。銮舆过宫殿门，以鱼合范，然后开扉迎驾。其赞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箭镞、箭杆，一卯眼、一榫头，分别由驾前、金吾掌握。皇帝车驾到宫门，要掩门验证——勘箭，箭族和箭杆卯、榫相契，还要高声唱和，然后开宫门，侍立两侧，銮辂启动。勘箭仪式，在进皇城大门时举。进了宫，至殿门还有一番勘鱼仪式，《玉壶清话》也讲到了。
　　沈括《梦溪笔谈》说：“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宋神宗赵顼当皇帝第四年，有人上言请罢勘箭之礼。礼院查考论证，认为唐朝勘契验鱼符，“用之车驾所过宫殿城门，所以严至尊、备非常”；而勘箭“当是师行所用，施于宫庙，似非所宜，诚可废置”。于是，废止勘箭；这之后十三年，礼院上言废上勘契，说是扈从的仪仗前队已从门入，天子将至，却又关闭中门，这种礼仪不可取。还是那个神宗皇帝，又废除了勘契，鱼符也不必合对了。
　　
　　7．牙门：“天子出，建大牙”
　　
　　“天子五门”，为了体现至高无上的威势，要以巍峨宫门来壮脸面。
　　天子五门说的是帝王居。这以外，扬帝王威风，也还借助“门”。
　　《周礼·天官·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设囗囗再重，设军官辕门，为坛宫棘门，设旌门。无宫，则共人门。”囗囗即行马，又叫挡众。王者会诸侯之时，对于大门是很讲究的。临时设立的宫门前，要置双重的囗囗。用兵车相连做围墙，两车车辕相对做出入口，这就是辕门。平地起坛为宫舍，竖戟为门，叫棘门。以上条件都不具备时，“无宫，则共人门”，由一些身材高大者站立两旁，形成出入口，叫人门。
　　武士把门，夹道而立，“人门”同样可以铺张帝王的排场、张扬帝王的威风。这为后世所借鉴，衍生出所谓镇殿将军。宋代《事物纪原》“牙门”条引《宋朝会要》：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错彩为神人像，中道前后各一，左右道五门，门二旗，盖取周制“立旌表门”及“天子五门”之制。
　　沈括《梦溪笔谈》言及“殿门文武官”，也说：《周礼》“无宫，则供人门”，今谓之殿门文武官。极天下长人之选八人，上御前殿，则执钺立于紫宸门下；行幸则为紫闱门，行于饮马之前。又有衡门十人、队长一人，选诸武力绝伦者为之。上御后殿，则执挝东西对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贡、人门之类。
　　有趣的是，传统民间年画中的门神，许多地方画的就是镇殿将军图案。
　　清代《啸亭续录》，清帝每岁秋猎，除行宫外，驻跸牙帐，称为御营。“中建帐殿御幄，缭以黄漆木城，建旌门，覆以黄幕。其外为纲城，正南暨东西各设一门，正南建正白，东建镶黄，西建正黄。护军旗各二，东西门侧三”。旌门，以旌旗示门。
　　
　　8．“叩阍”击响登闻鼓
　　
　　皇宫门前置登闻鼓，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直诉形式。
　　宋代《事物纪原》：“昔尧置敢谏之鼓，即其始也。用下达上而施于朝，故曰登闻。”登闻鼓的首创之功是否该记在尧的名下，已无从详考。《周礼·夏官·大仆》：“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这宫门外的大鼓，与后来的登闻鼓制度虽不尽相同，但其中已见 “登闻”之端倪，则是不假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讲洛阳宫阙，言及阙前登闻鼓：“今阙前水南道右，置登闻鼓以纳谏也。”也是着眼于臣民的进谏。
　　正史记载敲鼓申冤的事，最早为《晋书·卫灌传》。惠帝重臣卫囗冤死，其女儿给大保主簿刘繇等人写信，“于是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向皇帝直诉。
　　《隋书·刑法志》：“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
　　后来，封建王朝设专司此项事务的机构，就叫登闻鼓院。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
　　高承《事物纪原》著登闻鼓院之始，云《国朝会要》曰，鼓院旧日鼓司，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诏改为登闻鼓院。予案《资治通鉴》魏世祖悬登闻鼓，以达冤人。乃知登闻鼓其来甚久。第院之始，或起于本朝也。
　　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录有登间鼓院事：
　　今登闻鼓院，初供职吏，具须知单状，称：“本院元管鼓一面，在东京宣德门外，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不曾搬取前来。”
　　周密说这是件“可资捧腹”的事。因为，登闻鼓院没有登闻鼓，是不是形同虚设呢？登闻鼓曾有人去敲响它，以至被太学生击碎。然而，未能再置一面新鼓，对登闻鼓院说来，实在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缺憾。
　　明代的几位皇帝重视登闻鼓，明朝开国的当年，就在皇宫午门外设置登闻鼓，“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来，改置登间鼓于长安右门外，离午门稍远。但对鸣冤者来说，似乎反倒容易击得到鼓——这只是就空间处所而言；实际上，若要敲响登闻鼓，还须过了监鼓官员那一关，并非有冤便能敲鼓闻达于皇帝的。《明史·刑法志》记载了有关的几件事：
　　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微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聩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 “重国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读不可宥。”帝曰：“登间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读？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第一件，击鼓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亲自过问，责备吏部尚书詹微处置不当，满足了击鼓直诉者的请求。第二件，一个受赃的县令被发配戍边，击鼓陈状，既供认不讳，又以老眼昏花哀求宽恕怜悯。明成祖朱棣“以其归诚，屈法宥之”，给予了超越法律的宽大处理。第三件，宣德年间，二十七个重罪囚犯击鼓诉冤，有关官员认为他们烦扰朝廷，更加罪不可恕。明宣宗朱瞻基说：“设置登闻鼓的目的，正是为了下情上达，怎么能说这是烦扰朝廷？对于击鼓诉冤，从中阻遏，是罪过。”
　　仅就以上记载而论，明代的几个帝王，尚称明智，他们把登闻鼓做为“以达下情”的一种渠道；经他们过问的案子，结果也圆满。
　　到了清朝，国都里仍设登闻鼓。《清史稿·刑法志》载“叩阁”，方式之一：击登闻鼓。所记：“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有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右长安门在金水桥右侧，距天安门尚不算很远，但毕竟不是真正地在皇城门前“叩阍”。话又说回来，若那鼓真的摆在右长安门之内、皇宫大门之前，离平民百姓也就更远了——这讲的是心理距离。而实际上，右长安门也确如同是个关口。
　　“叩阍”的组词，挺妙。阍，宫门。叩，既有敲打之义，又有叩头拜见之义，用于“叩阍”，可谓字尽其用。架在宫门外的大鼓，鸣冤者去敲，也就如同在拍打皇帝的大门，是叩门；同时别忘了，伸冤屈，告御状，向着皇宫的大门，你敢不叩拜！
　　关于登闻鼓的历史，不可忽略它的早期形式——击石鸣冤。那石色赤，形状如肺，故名肺石。肺石设置于朝廷门外，民有不平，击石上达。《周礼·秋官·大司寇》：“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囗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直到宋时，长安唐故宫门前还残存着旧时的肺石，写《梦溪笔谈》的沈括描述“其制如佛寺所击响石而甚大，可长****尺，形如垂肺”。为什么取形如肺呢？“肺主声，声所以达其冤也。”
　　
　　9．居中那个门洞
　　
　　不管是居于宫里的人，还是居于宫外的人，出入哪个门，走哪个门洞，都不单是个行路问题。因为它受着封建等级观念的制约。
　　唐高宗李治要在宣政殿会百官及命妇，并设九部乐。太常博士袁利贞上谏言认为不合礼法，其中一条是“象阙路门，非倡优进御之所”。唐高宗采纳了。事见唐代刘肃《大唐新语》。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清宫秘闻，慈禧不喜欢同治帝后阿鲁特氏，一次有了借口，欲废掉她，便召惇亲王来说这事。惇亲王不买账，召对之际，竟对慈禧说：“欲废后，非由大清门入者不能废大清门入之人，奴才不敢奉命。”
　　这是“讥两后皆由妃正位”，说两个垂帘的太后是“非由大清门入者”，论身世名分还不如阿鲁特氏。平素颐指气使的慈禧，碰了这么个钉子，虽恼怒，却不便发作，休儿媳妇的图谋也落空了。进由哪门，即是名分，其分量之重已不必赘言了。
　　再说那居中的门洞。唐代长安城的正门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宫城正门承天门同在中轴线上。明德门辟五门，正中者为天子驰道，供皇帝出入。《大金国志》记宣阳门“上有重楼，制度宏大，三门并立，中门常不开，唯车驾出入”。
　　北京天安门五门，午门三门。皇城的门楼，门洞概取奇数。门洞的规模，居中者大于两侧者。这便分出君臣尊卑。清朝嘉庆年间《国朝宫史续编》载，“遇皇上乘舆出入，各门均启中门”。居中的门洞是为皇帝预备的。“午门，为门三，文武官出入由左，其右门惟宗室王公得行之”。两侧的门也不是可以随意穿行的。
　　皇后之尊，是母仪天下的角色。可是，皇后从居中的门洞入宫，也不过一次而已，那是在帝后大婚之时。大婚迎娶皇后的“九凤金顶百子喜轿”，由大清门进入，经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内左门、乾清门，一路正门，在乾清宫前落轿。至于嫔妃，则由神武门迎接入宫。同是嫁给皇帝，后妃等级区分之森严，通过入由何门体现得鲜鲜明明。
　　做为特别的恩宠，科举高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可以从居中的门洞走一走，自然仅此一回——进士殿试后，皇帝在太和殿召见，退出时，按依照“胪唱之制”：“礼部官承以云盘，十人前引，张黄盖，出太和门中门，一甲三名进士随出，诸进土左出昭德门，右出贞度门。”注明由太和门中门出，但只是前三名，其他人则要走两侧的门。中间门洞被渲染得如此尊贵，反映了中国古代为首者居中的礼仪传统。
　　门前的下马碑，又一景观。来到帝王大门口，乘轿者下轿，骑马者下马，这是规矩，冒犯不得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止车门，皇宫的外门。百官上朝，至此停车，步行进宫。《晋书·石勒载记》：
　　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弛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羯人石勒自立为帝，要提高羯人的社会地位，严禁称“胡人”。石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有羯人醉酒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见后大怒，责问守门官：宫阙之间，驰马入门，是什么人如此无王法？因那骑马者是羯人，《晋书》也就没了下文。封建社会虽然长达几千年，但这样犯门禁而不被治罪的例子，很少见。
　　显示帝王尊严，也为给臣子们提个醒，有牌碑立在那里。《明会典》说，“官员人等至皇城四门下马牌边横过俱下马”。下马牌即下马碑。昔日的下马碑，如今在北京故宫东华门外还能见到。据清《国朝宫史续编》，皇城四面设下马碑多处。“东华门，门下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东门也”；“西华门，门外有下马牌石，紫禁城之西门也”；再加上神武门，“门外有下马牌石，即紫禁城北门也”，这是东西北三面。南面为正门，下马碑也多。在都城正阳门内，处于中轴线上的大清门为皇城第一门，门前左右石狮，下马石牌各一。这是进入皇城的正面大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街，东出为长安左门，西出为长安右门，“门外下马石牌各一，趋朝者由此出入”。天安门以里有端门，端门内，辟阙左门、阙右门，门外下马牌石各一。各个入口都把住了。这些下马碑也标示出皇城的大致范围。
　　门前下马是规矩，特准例外——不下马，便体现了一种礼遇。这种优待主要是给予年老者的，叫“赏朝马”。清俞樾《茶香室丛抄》：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庆历初，吕许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罢，仁宗疑其辞疾，欲亲视之，乃使乘马至殿门，座椅子英王殿陛。”按此今制赏朝马之始。又今时赐朝马者率座椅子舆，观此如宋时亦已有之也。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记，大臣年六十五岁以上，可骑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俱奏。准骑者由东华门入至箭亭下马，由西华门入至内务府总管衙门前下马。清王世祯《分甘余话侧记：“大内南书房在乾清门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门侍卫某人导引伴送。壬戌后，特旨内直官许于禁中乘马至所出入之门”。
　　“赏朝马”，骑马入宫门，座椅子舆至殿陛，体现了皇帝对于中国尊老传统的态度，给满朝文武大臣们看，也是给天下百姓做样子的。
　　
　　10．“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
　　
　　唐朝都长安。长安唐宫最有名气的建筑，怕是要数玄武门了。玄武门，长安宫城北门。唐武德九年，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白热化。六月四日，李世民伏兵于玄武门，在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入宫时，杀了自己的兄和弟。
　　鲜血淋淋的一页历史在宫门前写就，史称“玄武门之变”。这是一次兵变。李世民收买了守卫玄武门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以李建成的心腹人物，来守这要害位置的。
　　新旧《唐书》的《太宗本纪》简略地记载此事。前者记，“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高祖大惊，乃以太宗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后者记，“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慰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被后世奉为门神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在玄武门之变中，都为李世民抢夺皇位出力建功。特别是尉迟恭，事前进劝，劝说“犹豫未决”的李世民。起事前，带着李世民的佩刀，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到秦王府密谋，李世民授权：“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
　　在整个事变中，尉迟敬德是最卖力气的打手，所谓“论功为第一”。对于玄武门发生的那场大厮杀，如果说，《太宗本纪》只以“诛”、“杀”一句带过的话；那么，新旧《唐书》的《尉迟敬德传》场面的描写，就反映出血腥味来：
　　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宫、府兵屯玄武门，战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时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趋行在。帝惊曰：“今日之乱为谁？尔来何邪？”对曰：“秦王以太了、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卫。”帝意悦。于是南衙、北门兵与府兵尚杂斗，敬德请帝手书诏诸军听秦王节度，内外始定。
　　以上录自《新唐书》，较《旧唐书》的记载简短。先被斩杀的是太子李建成。尉迟敬德率骑兵七十骑，杀向玄武门。这期间，李世民坠马，险些遭齐王李元吉的毒手。幸亏尉迟敬德马到，一声怒喝，救了驾。元吉逃，被尉迟敬德追杀，中箭殒命。玄武门前展开激战，尉迟敬德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血淋淋的首级示众，大有效果。尉迟敬德又披甲执矛去见高祖李渊，高祖大惊。此时，双方士兵仍在混战。尉迟敬德请高祖写了一道诏令，令诸军兵均要服从李世民的指挥，战事方才上息。
　　李世民选择玄武门伏兵，这里是出宫入宫的咽喉要道，他要斩杀的政敌兄弟经此入宫；同时，占据了玄武门，也就控制了李渊所居的唐宫。正因为此，李世民先夺皇位继承权，再逼李渊让位，靠玄武门成功的兵变，很快便君临天下了。
　　受到宫廷政变浓墨重彩的渲染，而醒目于史册的皇宫大门，这里再举明朝东华门的例子。
　　《明史》记天顺年间事，常见“夺门”字样。如，《英宗后纪》“论夺门迎复功”，“复论夺门功”；《孙镗传》“英宗复辟，以‘夺门’功封怀宁伯”；《石亨传》“部曲亲故窜名‘夺门’籍得官者四千余人”，事隔两年“议革‘夺门’功”，——还有《英宗后纪》：“石亨以罪罢。诸夺门冒功者许自首改正”。等等。
　　“夺门”成了功名，相关的事件史称“夺门之变”，也叫“南宫复辟”。明英宗先当了十四年皇帝，被宦官挟持亲征，做了北方瓦刺军的俘虏。后被放回，他的做了景泰帝的弟弟，把他软禁在东华门东南不远的小南城，名义上尊为“太上皇”，其实是囚犯般的处置。景泰帝很信任武将石亨，景泰八年正月，按惯例要祀天地于南郊，景泰帝病不能行，密召石亨代办其事。石亨见景泰帝病重，便与人密谋，迎太上皇英宗复位。夜间举事，英宗被囚的南宫宫门不开，硬是破门而入。随后，拥英宗取东华门而进宫，登上奉天殿。“夺门之变”后，明英亲又做了八年天顺皇帝。
　　“玄武门之变”与“夺门之变”是两个著名的史例。它们说明，封建皇帝的宫禁之门，不仅要防备可能揭竿造反的平民，防备拥兵自重的外姓官僚，还须要提防同姓的皇亲。宫门重重深似海，为安全设防，为心理设防。大门深几重，皇帝的宝座才稳，后妃的美梦才香。
　　“天子五门”所铺张的，不只是帝王的排场。
　　
　　11．“黄门”“门下”
　　
　　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其名出于皇宫之“门”的，“黄门”、“门下”是也。宋代《事物纪原》说：
　　门下侍郎，秦官。秦有黄门侍郎，历代不改，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凡禁门责阔，故号黄门，其官给事于黄闼内，故云。唐天宝元年，改曰门下。《唐百官志》云二年也。
　　“禁门黄闼，故号黄门”，黄门，以门而代宫，本指宫禁。《汉书·霍光传》，武帝时霍光为奉车都尉，“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宫闼二十余年”。颜师古注：“宫中小门谓之闼。”这闼，漆染为黄色，称黄闼。仍来说霍光，其侍奉武帝二十余年，甚见亲信。汉武未年，“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释此：“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黄门之署，是“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的机构。有机构设置便有办事者，秦汉有黄门侍郎官职，简称黄门郎。东汉设给事黄门侍郎，充任侍从，传达诏命。
　　晋朝始设门下省，其属官之一，即是给事黄门侍郎。门下省简称门下。纵观历代官署名目，可以说，“黄门”与“门下”所司事务，有一个两相重叠的范围，那就是为皇帝服务。到了唐代，改元的皇帝们，将“门下”、“黄门”改来改去，以至黄门省成了门下省的别称。《唐会要》卷五一十四：
　　武德初，因隋旧制，为门下省。龙朔二年二月四日，改为东台。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为门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为鸾台。神龙元年二月四日，改为门下省。开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为黄门省；五年九月六日，仍改门下省。至今不改。
　　唐初高祖时，因循隋朝旧制，设门下省。唐高宗时先改称东台，后又恢复门下。武则天当政，改门下省为鸾台，直到这位女皇末年，又恢复称门下。唐明皇又改，《新唐书·玄宗纪》：“改中书省为紫徽省，门下省为黄门省”。此番易名，不但颇见色彩，而且在“黄门”与“门下”之间画了个等号。然而，看来还是“门下” 好，只经过五年，又改回来。
　　门下省的长官门下侍郎，相当于秦汉时的黄门侍郎之称。据《唐会要》，咸亨元年改为黄门侍郎，垂拱元年改为鸾台侍郎，神龙元年复为黄门侍郎，天宝元年改为门下侍郎，乾元元年再改称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复称门下侍郎。一次次为“侍郎”易名，改来改去，排除垂拱年那一次，不外乎是考虑冠以“黄门”还是“门下”。
　　将秦汉的黄门与后来的门下相比，隋唐的门下省更具有政务性质，唐代的谏议大夫隶属门下省，职掌侍从规谏；门下省还和中书省同掌机要，负责审查诏令、签署奏章。宋朝仍设门下省。宋代张氵昊《云谷杂记·门下》：“门下省掌管诏令，今诏制之首，必冠以门下二字，此制盖自唐已然。”
　　“黄门”也好，“门下”也罢，此间彼门，都是皇家的门。这些“门”，本是宫官机构，后来演变为朝官机构，成为朝廷的组织构件，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部门，影响着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12．北门南牙和北门学土
　　
　　“门下”之外，唐代又凭添“北门”文章。
　　宫城的平面布局，内廷居北，官衙设在宫城之南。由“玄武门之变”而改变了的唐朝帝王政治史，似乎给予宫城北门特别的关注。这关注可以归纳为文、武两方面。斥武力于太极宫北门，杀兄弟而登上皇位的太宗李世民，开始书写唐王朝的“北门”篇章。
　　刘肃《大语新语》卷二：“房玄龄与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监窦德素，问之曰：‘北门近来有何营造？’德素以间太宗。太宗谓玄龄、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小小营造，何妨卿事？’”北门的土木工程，看来是太宗皇帝亲自筹划组织的“天字第一号工程”，并且，不高兴朝臣来过问。尽管魏征就此进谏，认为房玄龄应该问，唐太宗并未再固执己见，但“南衙”、“北门”之间的种种瓜葛奥秘，已于这个故事中透露出些许信息来。南衙、南牙，“衙”与“牙”通。唐太宗说，南衙别干涉北门事，其实并非仅指宫门营造。北门有学士，李世民时即已开始应召草制。
　　李世民之后，渐有“北门学士”之称，这些常从皇宫北门出入的学士，参与中央政府机构的运转，皇帝借此分“南衙”宰相之权，成功地耍了个小权术。《资治通鉴》记唐神龙年间事，有“北门南牙，同心协力”的话。同心协力，正是因为这本是需要拧成一股的两股力量。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
　　唐翰林院在银台之北。乾封以后，刘衤韦之、元万顷之徒，时宣召草制其间，因名“北门学士”。今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为院之正门；而后门北向，与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门”。两省枢密院皆无后门，惟学士院有之。学士朝退入院，与禁中宣命往来，皆行北门，而正门行者无几。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因为“北门学士”的故事，学士们走北门即后门，很少有人出入走正门，这不仅仅是为了路程的远近——学士与北门，讲的就是这个，直到唐以后的宋。
　　清朝再无此种特殊意义的“北门”。清代尤侗《民斋续说》卷八：“唐宋翰林院皆在禁中，故当直学士，朝夕视草，有时天子临幸，或召人饮宴……今翰林院在长安门外，虽得乘轿马入衙署，而其体则已疏矣。”讲的就是这种不同。然而，清代俞樾《茶香室丛抄》则指出：“今翰林院在东长安门外北向，犹存北门遗意。”翰林院坐落的地点，虽已不再宫内北门，而是设在皇宫之外，但它仍旧北向，算是保留了学士“北门”的一点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