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斯诺命题谈新世纪的文化建设

水流云在

由斯诺命题谈新世纪的文化建设  

● 刘钝  

    谢谢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今天非常荣幸来到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交流思想。今天的讲题是《由斯诺命题谈新世纪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个大题目，应该是由北大的季老来讲的。小子怎敢造次！前面斯诺命题我可以讲一讲，后面我主要是从我自己的学科专业领域讲。斯诺其人和斯诺命题比较简单，第三部分是二十世纪的两个典型案例，充分解释斯诺命题的重要性。第五部分讲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最后我就落实到新世纪的文化建设。下面我就开始讲。 ( http://www.tecn.cn )
     
    第一部分：斯诺其人。这个斯诺不是在我们北大未名湖边上长眠的那位埃德加·斯诺，是C.P.斯诺。这位斯诺他是一个剑桥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当时从事分子物理学的研究，同时他也非常热心于社会和政治活动。在大学里担任职务，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担任官员。在国会的科学拨款预算委员会担任官员，同时也是政府的科学顾问。由于他的这些成就，他被英国王室授勋。所以我们也叫斯诺爵士。他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也还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陌生人和兄弟们》，一共十一卷，从大概40年代到50年代，十一卷全部写完。到今天为止，他的小说在文学史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他在分子物理学也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他只是剑桥大学一个普通的院士。他最有名的是他跳出山门来，1959年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后来就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这就是所谓的斯诺命题。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基本素养、他们使用的研究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局面。而这两个阵营的人又相互鄙视，相互看不起，甚至于就不屑于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话。他们在说什么我根本不要听，完全是rubbish，这个现象被称为斯诺命题。 ( http://www.tecn.cn )
     
    斯诺命题提出来以后，批评的意见也非常多，经常有人认为它并没有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对于文化的定义也不见得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看来，斯诺命题，也就是两种文化的割裂现象，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是西方思想史上一条非常醒目的线索。多少著作，都是围绕着两种文化的割裂和互相制衡而展开的。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斯诺命题的来龙去脉。就像李约瑟问题提到的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在纷纷绞尽脑汁求解，答案有上百种，但是最后没有一个象代数题这样一个大家公认的正确的解答。李约瑟问题并不始于李约瑟，在他之前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就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斯诺命题也不始于斯诺。那么下面就进入我演讲的第三段。(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斯诺之前的斯诺命题。我先讲第一个，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到十四世纪，但丁等文艺三杰，出于尊重人性和人性道德的愿望，公开的批评科学，甚至医学。他在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医生的指责》里，用非常刻薄的语言：“去干你的行当吧，去修理人的身体吧，但愿你能成功……”他觉得医学就是完全不顾人的尊严这样一种东西。大约在一百年后，人文主义者罗伦佐，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佛罗伦萨的学者和思想家们认为帕德瓦大师的思想和见解是古怪的，佛罗伦萨和帕德瓦都在意大利北部，相隔不远，佛罗伦萨是一些文艺复兴大师的聚集地。帕德瓦离他不远，教皇的控制松了点，一些有名的科学家都在那里，比如伽利略就曾经在那里教授他的新物理学。至今帕德瓦大学的两个镇校之宝之一就是伽利略的讲台。罗伦佐的这封信揭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过去没有人注意的。其实文艺复兴有两种不同的文化走向。第一个是帕德瓦，坚守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以紧密科学和逻辑推理为机制的科学家，站在他对立面的，高扬人性第一，就是佛罗伦萨的艺术家，诗人，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了对垒。这种现象后来被有名的学者表述为“阿为罗以”，就是帕德瓦对佛罗伦萨。(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下面一个登场的是卢梭，大家知道，他是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本身他的思想有很多反理性的成分。我们今天到巴黎参观的名人祠，地下室一进门，两个人相对而立，左边是伏尔泰，右边是卢梭。伏尔泰和卢梭一开始是战友，但因为对文化的观念不同，后来不再互相理睬。卢梭通过夸大雅典和斯巴达在审美情趣上的差异，来宣扬他的反理想主张。如果说刚才那个是“帕德瓦对佛罗伦撒”的话，那么卢梭的可以说是“雅典对斯巴达”。他在1750年，在一个征文大赛中，题目是“艺术与科学是否有利于人类”。他以反方立场出现，被评为一等奖。他的论文里赞美斯巴达，鄙夷雅典。后来他在《论不平等》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当他把文章给伏尔泰时，后者对他做了尖锐的嘲讽和批评。严格说来，卢梭没有真正涉及艺术和科学的分野，在他眼里，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的腐化的思想，但是他强调尊重人的感性的思想，对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早期浪漫主义者对田园生活有着美好的幻想，他们诅咒工业文明，以及由此带来非常丑恶的结果。 ( http://www.tecn.cn )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马西阿洛德，他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人文主义传统在英美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他1869年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这本书里，把物质文明和文化做了对比。1882年为了回应赫胥黎“文学家不可避免的被科学家取代”，他是一个科学主义者，提出取消文科教育。马西阿洛德在剑桥大学做了一篇题为《文学与科学》的演讲，他说只要人类的天性不变，文化就将继续为人类的道德提供指点。(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我下面介绍尼凯尔特，他是十九世纪末最接近于对两种文化进行表述的一位学者，标榜新康德主义。他在1899年发表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提出了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科学这两种基本的文化对立。按照他的观点，自然是那些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文化则或者是人们按照预定目的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业已存在，但是由于其价值而受到人们特意保护的东西。也就是说，这里人的价值对于区分自然和文化很重要。一切文化的东西都具有价值，都可以视为财富，因此必须从价值观点考察。 ( http://www.tecn.cn )
     
    以上是人文学家的观点。再看科学家。科学革命的胜利使一部分科学家对科学必然导致人类进步产生幻想。边沁、孔德的实证主义，都是科学进步的思想的来源。科学进步论的宣传最不遗余力的是孔德赛，他是大革命时期的，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建立在科学一定导致人类进步的基础上。他对人类理性发展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寄予理想。皮尔逊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他的《科学的规范》充分表达了十九世纪科学家对人文学家的优越感。他嘲笑康德，嘲笑黑格尔，我们可以看出，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的分歧。斯诺是明确的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已。 ( http://www.tecn.cn )
     
    斯诺著作的批评虽然不断，但是西方一致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对立与相互制衡是西方思想的一条醒目的轨迹。现在进入第四部分，也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二十世纪的 ( http://www.tecn.cn )
    两个典型案例。所谓二十世纪的两个典型案例，一个是1923年在北京，跟北大有关，掀起的论战——科学之战。一个是1993－1996年，从美国开始，蔓延到西方主要发达国家，science works。两种文化的分裂在二十世纪就以这两个典型案例为代表。关于科学论战的来龙去脉我这里不想讲，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那么我下面归纳一下我自己的思考结果，也可能有学者有高论发表。我没有看到。这三点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第一点呢，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在中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方得彰显。科学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最高水准的较量。高到什么程度呢？简直达到相当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讨论这样一个高度。它对于巩固新文化的果实和塑造更具有前沿意义的文化形态具有重大意义。可惜由于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政治局面的动荡，后面这一目标未能实现。这是我自己的第一点思考。 ( http://www.tecn.cn )
     
    第二点呢，我们从受到五四影响的新青年这一代，一直到当代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无不对持文化保守立场的这些玄学鬼嗤之以鼻。但是当今的现实无不显示出他们的有些担心不无道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仍旧是今天我困惑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另一种声音，不要完全不顾及人家的说话立场，考虑他们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 http://www.tecn.cn )
     
    第三点，论战的双方的主将都受过西方学术思潮的熏陶。那么他们论战的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由于双方的教育背景不同，又恪守师训，不懂也不屑于弄懂对方的话语立场。因此科学论战可以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我讲一段小插曲。1918年，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干将，也是北大教授，钱玄同和刘半农。他们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合伙编演一个双簧。这样一个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举措，后来就使新文学的这样一个主张让更多人知道。西方的science works中国对待比较冷漠。科学大战在西方渐渐冷下来的同时，在中国又得到重视。苏克尔属于另外一个阵营，他非常不满一些搞文化研究的人的胡言乱语，写了一篇文章，用很古怪的题目，叫做《超越边界，通向量子引力的变形解释学》。专门选择后现代主义所熟悉的语言，引用他们大师的经典篇章。那些搞文化研究的如获至宝，两位主编没做仔细审查，就排版发表。然后他就发表文章，你们没看出来，我通篇都是在胡说八道。这个就闹的很大了，很多人都介入。科学家都叫好，说这是太好了，早就看不惯那些文化学者胡说八道。这件事情充分反映了两种文化的鸿沟。(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其实苏克尔只是为这场战争增添了火药，这件事情早就有了。真正的导火索是两年前——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他们站在科学家的立场，来对学术左派的观点进行严厉的批评。这场战争就闹得很大。从美国开始，波及到法国和英国。对西方的文化阵营的冲击非常大。学术左派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称之为观点左派，他们给了一个定义，说如果不是厌恶贴标签似的定论，我们早就这样做了（即把他们叫做观点左派）。它是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实践主义的真正遗产。即西方自身分子的学术运动，反战运动，一直到后来的性解放等等。这个时代假定弱势群体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对包括科学在内的权威，来进行挑战。他们认为真理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个观点非常鲜明地刻划了学术左派。我们政治生活中左和右非常混乱，完全与我们要讨论的学术左派和右派是两回事。我现在不想对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再说什么了，我现在想讨论一个问题，也是时时萦绕我心间的一个问题，就斯诺命题而言，两个对垒阵营他们的基本政治文化立场怎么就恰好在二十世纪初和二十世纪末互为颈项。首先大家要理解我说的左和右。就是说要制衡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不均，人性的割裂等等，对这些批评的是左派。 ( http://www.tecn.cn )
     
    科学论战的时候，左派对科学抱着非常高的热情，寄希望于科学来改变中国。文化保守派就是右派。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正好颠倒。对科学持反对的是左派，包括对科学进行文化研究、社会研究的学者，爱丁堡学派等等，搞文艺批评的。保守立场，认为应该发展科学，都是科学家。这个应该值得我们搞思想、搞文化的人探讨。这个也可以解释。 ( http://www.tecn.cn )
     
    因为新文化运动，有足够的理由对科学可以带给人类的福祉坚信不疑。他们不能想象特别是二战那样以国家来进行战争，包括现在的电脑病毒，等等，现代科学技术带来负面的作用，当时的科学家是无法看到的。还有一种解释，因为在冷战时代，国家可以不惜血本来支持科学研究。那么这种巨大的资源对科学家非常重要。人文学者要取消这样，所以科学家不喜欢人文学家的批评，到了90年代，非常严重的冲突就表现出来了。(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的的确确，那些文化阵营的人有一些没有受到严格的自然科学训练，玩弄一些词藻，科学家非常反感。这也是上个世纪末两种阵营的冲突尖锐的原因。 ( http://www.tecn.cn )
     
    下面讲性别歧视。一个很有名的环境主义学家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很多引喻，但是科学家不喜欢这样的语言。艾滋病也是西方文化学者非常喜欢讨论的一个题目。如果说我们刚才的种种分析，两个阵营的对垒更多的来源于国家的资源分配，经济利益，那么在911之后，美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全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新的思维。我下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特别是911之后的变化，对科学的制衡，是否还能够有效的实现？整个社会情绪都在变，还有没有制衡极端的霸权的力量存在？当然这不是我们做学问的人能够解决的。 ( http://www.tecn.cn )
     
    对非西方文化的研究如何才能与民主主义相区别？这也是一个问题。如何理解与全球化同步前进与把握文化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对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全球化掩盖下的不公，如何避免地域的、宗教的冲突演化为世界大战？特别是诞生于二战之后的人文学派是否还能够找到生存的理由，或者说他们应该调整自己的战略，如何才能制衡科学的霸权，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下面讲第五个部分，也是一个重点。讲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顺便谈一谈所谓的科学禁区问题。前面我引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科学家、工程师他们的道义责任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因为发展大规模破坏武器的科学手段来源于他们。这个是我最心仪的一位科学家，应该说最有人文倾向的科学家，他居住在英国，出生在俄国，叫代森。他引用赫胥黎的《美丽心世界》。这位赫胥黎是个作家，他讲一个科学幻想，想象非常灰色的未来，一个抚育中心成批的制造人。他设想未来一个制造人的地方。回到代森，他说国际生物学界有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功绩，就是绝大多数生物学家从未推动过生物武器的发展，甚至他们还说服那些已经开始制造生物武器的国家全面停止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假设物理学家也带头来停止发展核武器，然后又说服他们政府销毁库存核武器，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美好啊。他之所以这样乐观，是因为他正好和他的一个好朋友，庆贺政府成功地放弃了核武器的计划。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几年后美国就遭到袭击。面对这样一种现实，疯狂医生已经义无返顾的启动了他们克隆人的计划，我们的生物学家还有没有理由来说我们已经用干净的双手通过了审判台的第一次考验？现在接着讲生化武器。这本书叫做《第十一种灾难》，生化武器叫做第十一种灾难，被叫做穷人的原子弹，不但伤害人的呼吸系统，而且皮肤都会烂掉。所以有害知识的说法很容易被攻击，但是科学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在今天已经远远超过古代，一种新式的武器，今天非常可怕。这种知识叫做致毁知识。 ( http://www.tecn.cn )
     
    下面的观点，我同意我的一个同事的观点，我们不能阻止致毁知识的出现。只要有商业利益，就有人做。在现代社会中，人是难以控制的。知识本身就具有继承性，严谨性。当代科学家他们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比他们的前人要大的多，因为奖励和约束不协调。约束薄弱。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使他放弃自我，因为科学没有终境，放弃就意味着放弃优先权。学界的约束没有法律效应，社会约束——公众和媒体，国家利益。我们看看多么可悲。 ( http://www.tecn.cn )
     
    卫布什提出了科学无尽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战争术语。二战结束，科学家普遍的担心，因为战争结束就意味着他们丢掉饭碗。于是他们给卫布什传递信息。于是卫布什就写信给政府，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报告。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科学的负面效果我们连提都不能提吗？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付出代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做？我的结论是，现在当今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巨大加速度，已经使人类到了一个决定命运的生死关头，寂静的春天说不定哪天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人文学家和科学家应该合作，制止那些可能危害人类生存的事情。问题是应该讨论的，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克隆人是没有伤害的，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声音也非常强烈。有些后果不可预期的，可能会影响子孙后代，会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的威胁，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 ( http://www.tecn.cn )
     
    因为时间非常紧张，最后还有五分钟时间，来讲一下新世纪的文化建设和科学史。一开始，我就讲了，讲文化建设我没有资格，讲科学史勉强和我的专业挂钩。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往往就是文明形态和学术规范重建的时代。在这个新世纪来临时，我们面临着政治格局的重组，全球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必然带来学术纲领和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那么我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应该是一种整合的形态，综合的形态，这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对斯诺命题的理解。在未来的文化建设中，科学史的功能不单是书写学科的发展历程，更主要是给民众提供更加均衡，更加完备的科学的信仰。科学史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发展，已经从研究非常个体化的具体的东西，而且是由价值观主导的，它已经逐渐变为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做研究和分析。这样的学科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科学史作为一种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应该是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我们觉得，从事科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使民众具备科学的文化素质和与时代相适应的素养。
     
    嘉宾发言：李晓宁
     
    提问与答问：
     
    问：您是不是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鸿沟在加大呢？那么这种距离怎么判断呢？还有一个问题，您既然不能判断致毁知识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利用致毁知识来为人类服务，致毁知识不一定产生致毁效果。谢谢。 ( http://www.tecn.cn )
    答：谢谢这位同学，问题都很尖锐，也很到位。第一个，关于两种文化的鸿沟，我从来也没有梦想会被填平。西方的科学战争以来，不但没有被填平的趋向，而且越来越明显。因为现代的教育，既有人文情操也有科学背景的越来越少。这是一种现象，我们有所注重，有所弥补，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 http://www.tecn.cn )
    第二，致毁知识我觉得是可以判断的。如果在当初诞生的摇篮中就可以消灭，那么该有多么美好。人类都有好奇心，伦理的约束，道德的约束都非常弱，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判断的。至于能否带来致毁效果，不知道哪天就会出现。因为地球的生态被毁灭，当代也许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们不能欠后代。你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有道理。知识是有两面性的。限制致毁知识就限制了人类的创造的能力。这方面我也是矛盾的。 ( http://www.tecn.cn )
     
    问：我想到了宗教。它是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作用？
    答：我并没有对人的前途悲观，我只是对科学加以限制这一点，没有办法，觉得悲观。科教兴国，喊得彻天想，哪里有宗教的地位？中国提科学霸权，肯定遭到老科学家的批评。我觉得应该有我这样的声音说出来。代森本身也是一个左派，他觉得科学发展要走一个可持续的道路。他身体力行，坚决的反对星战计划。他觉得中国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应该走一条更加合理的道路。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干吗非要做一个非常庞大的国家的计划？你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对整个民众有利，比方说互联网，他认为这是对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进步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把资源放在这些方面，应该说还是美好的。(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问：刘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希望有机会请教一下。从刚才谈到的，做一个长期的预测，这两种学科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 http://www.tecn.cn )
    答：首先更正一下。这两种不能叫做学科，只能是两种阵营。每一个都包含很多学科。西方已经出现了整合，叫做science study。实际上，它的主体包括三块人，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最近比较倾向于吸纳科学政策，大众传播，等等，这些人是最容易沟通人文和科学的。中国有自然辩证法，大学都要修这门课。有中国国情，延续下来，名字也不大好改，我觉得还是叫原来的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比较合适。那么这三块人整合起来，应该是有利于两种文化的沟通的。 ( http://www.tecn.cn )
     
    问：刘老师，您好。我想要知道如何来解决您提出的问题？
    答：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力量。能够提出问题，有人听到，就不错了。我主要计划是为公众服务，为国家服务。谢谢。 ( http://www.tecn.cn )
     
    问：刘老师，您好。我问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我想要知道您对李约瑟问题的解释。还有一个问题，科学技术比较薄弱，迷信依然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工作者将要为改变这个现象做什么。 ( http://www.tecn.cn )
    答：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年四月出版了一本书，是我编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问题是个有启发性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不必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没有哪个答案就是对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没有代森那样子的科学家。这是一个悲剧。讲到宽容问题，科学不一定要站在其它文明之上，应该容忍不同的东西。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有宽容精神。科学是好东西，但不能自己说好，要让公众说好。这也需要我们做科学史的更多的做工作。(www.bdjt.com) ( http://www.tecn.cn )
     

水流云在

科学与人文  

● 吴国盛  

    科学与人文这个题目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话题。人们通常最感于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我们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论题就是：“科学”与“人文”在什么意义上是统一的。我们首先就要知道：科学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人文在本质上意味着什么？ ( http://www.tecn.cn )
    我们首先说“人文”。西方人称“人文”为“humanities”，它显然来自“humanity”。在中文里，“人文”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的方面，一个是“文”的方面。也就是说“人文”这个词一向有两种含义：第一个，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人性。这个“humanity”，这个“人性”，标志着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理想的人，什么样的人性是值得我们活的，否则活着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方面是“文”的方面，这个“文”的意思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实现这种理想的人性”。“humanities”，表示实现这种理想人性的方式是多样化的。那么有没有一个标准的、超越世界各民族的，超越各文化传统的一个人文传统呢？那当然是没有的。我们今天可以提两个，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文，另一个就是希腊、欧洲的人文传统。我个人认为，在希腊人、欧洲人那里，在他们看来，“理想的人性”就是自由。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许多人文学科的词根都是“Liberal”，“Liberal education”是“人文教育”，并不是“自由教育”，还有“liberal art”，它也不是“自由艺术”的意思，而是“文科”。所以希腊人一开始就把“理想的人性”等同于“自由”。那么实现这种自由的方式呢，是理性。 ( http://www.tecn.cn )
    我觉得，希腊人有两个伟大的发明，一个就是演绎几何学，另一个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两大发明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人与世界的自由的关系上，是出于非功利的目的的。“演绎几何”我们知道是非功利的，关于欧几里得的历史著作里头都谈到了一个故事：有个学生问他学几何学有什么用？向来是很温和的欧几里得这时候勃然大怒，马上让他“走人”，意思就是说“跟我学几何学你居然还会问它有什么用，这简直是侮辱我”。还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的奥运是一个竞技运动会，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功利目的的复杂的运动会，而在希腊人那里并没有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是一个愉快的游戏，所以很多人讲希腊人是人类的儿童阶段。希腊人的世界观里一开始就确立了这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关系也称之为“审美的关系”，“审美”的关系是一种非功利的关系，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由”，希腊人在知识形式上强调的是理性，只有有理性的人才能实现“自由”的关系。这种“理性”的形式，后来也称为“科学”。 ( http://www.tecn.cn )
    中国的“人文”与西方的“人文”有什么不同呢？对中国人而言，这个理想的人性就是“仁”，从这个“仁”升华而来的中国的人道精神、人文主义，是以这个“仁”为代表的。那么中国的文是什么呢？是“礼”。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人看来，这个“礼”是为了实现这个“仁”而服务的。所以，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形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西方人产生了科学，中国人产生了礼教。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天文学。中国古人与希腊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星空，但是产生的学问却是不一样的。希腊人产生了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是以天球的组合为特征的天文学，这套天文学发展成为现在的科学体系。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数理天文学”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古代天文学实际上是“占星术”，当然，在今天“占星术”已经被贬义化了，“占星术”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原始的、愚昧的东西。那么“占星术”与天文学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占星术”是要通过研究天上的事情来预测地面上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尽管很细致、很精确，但是它不是提供一套数理体系，一套非功利的体系，相反呢，它是为人民群众的起居行路、文化礼仪服务，特别是为皇家庆典和礼仪服务，就是皇帝什么时候该出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由天官说了算。所以说中国的天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为“礼”服务的。所面临的尽管是同一个星空，但是产生的思维形式是不一样的。 ( http://www.tecn.cn )
    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科学一开始就是希腊人的人文学说。也就是说，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希腊人、欧洲人表达“理想人性”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一个话题。 ( http://www.tecn.cn )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首先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个定义即使从西方来讲也是很狭隘的。我们知道，一些德国思想家经常使用“科学”这个词，但是他们所指的范围广得多。比如，黑格尔说哲学也是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等等，都是科学。那么这里的“科学”显然不是指牛顿开创的那套近代自然科学，他们指的是由希腊人开创的那套理性的学问。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科学危机”也不是指自然科学危机，而是指欧洲人那整套以安身立命的东西出现了危机。也就是说“自由”出现了危机，欧洲人孜孜以求的那种“理想的人性”在今天出现了问题。 ( http://www.tecn.cn )
    我们先回去看一下人文的问题。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有一个所谓的人文主义思潮，那么这个“人文主义思潮”跟我们讲的“人文”有什么关系？跟我们讲的“科学”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人文主义的兴盛时期，他们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世界的中心，人是我们的价值原点，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一套传统。那么这个“人文主义”，他们称之为“humanism”，“humanism”有好几种翻译方法，“人文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听起来很好啊，以人为中心，人有什么问题吗？但现代许多思想家谈到这个问题时却提出：这个“人文主义”恐怕要出问题。很多人把欧洲科学的危机、欧洲理性的危机，也就是说整个欧洲文明的危机，归结为这个“humanism”，比较有名的如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有一篇文章叫《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他这里显然是带有贬义地来谈这个人道主义。这种讲法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像“人道主义”这样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经过多少代人争取才得到了，我们80年代的启蒙运动追求的不就是人道主义吗？也许你们这一代人不太清楚，在80年代的好几场政治运动中，“人道主义”这个词甚至提都不能提，一提就是反动，那么我们今天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人道主义，那么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它呢？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评价当代西方思想家对人道主义的置疑呢？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回避的。 ( http://www.tecn.cn )
    很显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成长起来的“humanism”首先是讲人的全面发展，讲人性的培养，因此译成人文主义很好。但它带来的另一个思想后果是人类中心主义，即一切以人的价值作为评判的标准，一切以人类利益作为行为准则。这两种含义要区分开来。特别是“humanism”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第二种含义，就是把人作为价值原点。那么我们现在把“humanism”理解为人道主义呢就有混淆之嫌，没有抓住重点。“humanism”本来讲的是一个哲学上的东西，而我们把它理解成道德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呢就没有抓住要点。我觉得可用采用一个新的翻译方法，叫“唯人主义”，这样翻译就比较中性，既没有褒也没有贬。如果翻译为“人类中心主义”，就明显带有贬义的意思，翻译为“人道主义”又有褒的意思。“humanism”翻译成“唯人主义”与“materialism”翻译成“唯物主义”，其道理是一样的。 ( http://www.tecn.cn )
    翻译上的问题一旦解决，我们就可以看出很多问题了。“唯人主义”意味着什么？“唯人主义”意味着我们今天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要以人的利益作为中心。世界通过它与人的关系而被表达。世界上的事物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其存在的必要，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考虑的。我们知道，人本身是一个自我建构的存在者，但这个建构的过程受制于人与世界的关系，如果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效用的原则被建立起来的话，那么人类的自我建构必定也会被这一原则所规定。效用的原则实际上是某种技术的原则，是技术理性。当人以一种“唯人主义”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时候，其结果不是人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而是人的某些准则被置于世界的中心。这个准则由于在唯人主义思潮中被过分地强调，使得人本身倒成了一个被动的适应物。当我们夸耀人类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夸耀的也许并不是我们人本身，而是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当我们要求自然界适应我们的技术的时候，同时也就贬低了自然，而抬高了我们的技术。我们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要求自然界屈从于我们的技术的时候，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求自己屈从于自己的成就。这样一来“唯人主义”走向了其反面，实际上它不再是“唯人”了，而是“唯技术理性”了，或者唯人造的东西了。所以人沦为自己产品的奴隶。这是我们时代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家苦苦思索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人怎样在自己的产品当中丧失了自己。人由于坚持“唯人主义”的理念，结果导致被动地屈从于自己的产品，屈从于自己的技术，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当代西方思想家反思人道主义的缺陷，其落脚点也在这里。“唯人主义”本来是以弘扬人的自由为前提的，而其结果却损害了人的自由。所以“唯人主义”对欧洲的整个人文结构构成了一个挑战。 ( http://www.tecn.cn )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背景，就是近代人文传统，有博爱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两条线索，其中人类中心主义的线索实际上是一个支配性的线索，而这个线索在今天看来是遭到怀疑，怀疑的背景就是因为它把人把技术结构或者说人类通过理性建构的一套结构，一套规则强加给自己，人类越是强调“唯人主义”的原则，他们就越是屈从于自己的东西。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问题。 ( http://www.tecn.cn )
    接着我们就进入近代科学了。在讲近代人文之前我们提到近代科学在哪一方面是不同于希腊科学的，在哪一方面又是相同的。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第二个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这个翻译还不够准确，我们知道“power”还指权力。这句话意味着掌握了知识的人同时就拥有权力。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传统是怎么回事。“我思故我在”代表了科学的笛卡儿形象，或者说笛卡儿传统，按我的看法，笛卡儿传统实际上是希腊传统的一个自然延续。刚才我们提到希腊人一个天才的发明就是演绎几何学。它就是从一个前提，按照一些绝对的程序推演出更多命题。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讲的实际上是近代科学的一种理性奠基活动，他们试图把整个近代科学的全部思路和线索通过一种理想奠基活动还原到“我”那儿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和“唯人主义”是有关联的。首先它继承了希腊人的演绎传统，第二它强调了“人”。这样一种理性传统事实上成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主线，并为许多科学家所津津乐道。科学最喜欢的就是数学上的发现在物理学上的验证。因为这是演绎科学的最大成功之处。我们知道海王星的发现就不是“看”出来的，而是两个年轻的科学家“算出来”的。比如说非欧几何，在它刚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用途，但是后来广义相对论用上了。再比如说椭圆，希腊人很早就研究了椭圆，当时看不出有什么用途，但是开普勒发现，行星的轨道就是椭圆的。所有的这些都反映了希腊人非功利的演绎科学的巨大力量。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爱因斯坦的。我们知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比论中有一个预言，就是光线经过引力场的时候会偏转，在那之前人们一般认为光是沿直线传播的。为了验证他的这个预言，科学家就想了一个办法：在日全食的时候观察太阳附近的星空，看能不能找到太阳后面的恒星，如果能看到太阳正后方的恒星，则说明光线经过太阳的引力场的时候确实偏转了，后来英国的科学家爱丁顿率领一个考察队观察到在日全食的时候看到了太阳正后方的星座。这个事件当时轰动了全世界，爱因斯坦从此名声更大了。当这个消息的电报发到爱因斯坦那里的时候，他的学生问他：“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爱因斯坦说：我早就知道这是对的。学生又问：“假如他们没看到这个现象怎么办呢？”爱因斯坦说那它还是正确的。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近代科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数学传统，另一个是实验传统。实验传统是一种外部的证实，数学传统是一种内在的完备。爱因斯坦也强调，科学理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的完备，另一方面是外在的证实，但是爱因斯坦本人却似乎更强调内在的完备。许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最美的部分是演绎。所以说在近代科学中希腊的基因还起着很大的作用。 ( http://www.tecn.cn )
    近代的另一根主线，就是培根传统。培根强调的是力量。希腊时代的科学是一种理解型的科学，通过理解达到一种最高的目标；近代科学就不一样了，它由一种理解型的科学变成了一种力量型的科学。力量型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培根讲得很清楚：科学一定要为人类造福，一定要为人类的利益服务。这样的传统就导致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对实验的注重，对外部事件的仔细观察，特别是那种可控制的、可重复的观察，那么可控制、可重复的观察意味着什么呢？具体地说就是我先碰它一下，看它有什么反应，我通过了解它的反应从而控制它。所以说近代实验和观察都是可控制的实验。古代也有观察，也有实验，但是古代的实验是在一旁看着，通过观察了解自然。而我们今天的看已经是有目的的了，就是要总结事物的行为从而预测事物的行为。预测事物的行为就是为了控制它，控制它的行为其目的就不言而喻了，就是要让它为人类服务。所以在培根的传统下，一方面强调物质的部分，更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所以说知识之所以能成为力量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形式发生了改变，我们的知识开始变成了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新型关系的方式。 ( http://www.tecn.cn )
    笛卡儿传统与培根传统并非没有矛盾。刚才我们提到了，像爱因斯坦这种大科学家，当然他承认外在的证实很重要，但他内心却认为内在的完备更重要。虽然我们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冲突。但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本来一个是重实验、重力量，另外一个重演绎，但是它们之间确实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培根传统和笛卡儿传统实际上有一个融合，它们在技术理性这个意义上是合为一体的。什么叫“技术理性”呢？这个技术理性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服务于力量的；第二个是它引入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儿传统也不是纯粹的希腊传统，他把无限引入了新的科学体系中。希腊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有限”这个词在希腊人眼里是一个褒义词，有限即完善，而今天却倒过来了，“有限”成了贬义词，“无限”是褒义词。希腊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有限理性实际上是假定人因为有了这种理性才趋近于神，趋近于至善，通过这样一个不断的完善自我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人类自身的不完善性。但是近代不同了，有限与无限地位的转变体现在近代科学的各个方面。在古代科学里物体的基本运动形式是圆周运动，是一种有限运动，而现代科学里基本运动是一种直线运动，也即无限运动。古代的生命模式是一种循环模式，他们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循环观念，而今天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单向线性的时间观念。总之今天无限的模式已经取代了希腊人有限的模式，此外，近代数学与古代数学根本的区别在于：近代的数学是无限的，而古代的数学是有限的。我们的微积分就是处理无限问题的，而微积分在近代科学的构建过程中是起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没有微积分就没有近代科学。所以近代无限理性最终是表现在对理性的无限性的肯定的方面。这种肯定表现在许多方面，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相信：科学能研究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的，一切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科学的发展都是可以解决的，这就是一种无限的思想，这是一切理论的核心的要素，这个要素已经浸透在我们所有的科学思维当中，浸透在我们近代工业文明的血液当中。 ( http://www.tecn.cn )
    当代科学家面临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那就是追求真理与追求力量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了20世纪显得更加明显了，其中最突出的是核物理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二战前夕，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欧洲，当时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就意识到：核物理可能应用于战争。当时一个有名的科学家希拉德就发起一场运动，叫“科学家自我出版检查运动”，就是希望欧洲核物理学家不要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知道：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本来是近代科学得以良性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任何人都不能破坏的，但是由于当时欧洲的核能开发可能会带来负面的结果，只好被迫破坏这一个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内心是激烈冲突的，最基本的原则都破坏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到了今天这个问题更加明显了，由于今天的科学家隶属于许多利益集团，有些为了国家利益，很可能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就像今天这个基因技术，为了商业利益，为了政治利益，为了军事利益，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目标已经完全消失了，“科学为全人类造福”已经成了一句空话。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 ( http://www.tecn.cn )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第五个方面，就是通常认为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看法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在今天看来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学科分化与扩张使得人文学科的领地逐渐狭窄，今天人文学科在大学里的位置越来越低了，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大部分由自然科学维持。第二个方面就是学问普遍地功利化、科学化的倾向，导致了社会科学的兴起，社会科学也开始从人文那里分裂出来，我们知道今天社科和人文是分开的，现在北大分了四个学部：人文学部、社科学部、理学部和工学部，当然加上医学部有五个学部。第三个方面，就是重视培养专业人才这样一种教育体制，人为地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疏远。这一点在中国特别突出，中国的这种“应试教育”、“专才教育”更加严重，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方面在中国更突出。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指出，如果一个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只会用自己学科的内部标准去评价事物的话，那他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高等学校毕业生，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不但要学生掌握内部标准，也掌握外部标准。也就是既能用自己学科的知识评价事物，也能用超越自己学科的眼光评价事物。第四点就是自然科学自许的道德中立性，使科学家们心安理得的拒绝人文。科学家也许并不反对博爱意义上的人文主义，但是它们能更加深刻地认同“唯人主义”。“唯人主义”的目标是技术理性，是力量型，而力量型恰恰是科学家最愿意接受的。而当这种力量原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相冲突的时候，科学家很可能毫不犹豫地批评后者。如果科学家当年只受过自然科技教育的话，那么当他面临科学与特定文化相冲突的时候，科学家很可能毫不犹豫地批评后者而维护前者。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在一个科技称霸的时代，传统文化很容易面临着毁灭的境地。因为许多传统的文化不符合力量的原则，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像北京旧城妨碍交通，所以拆了。当力量原则与传统文化相冲突的时候，一些技术官僚，一些没有人文背景的科学家们很容易认同效率的原则和力量原则。 ( http://www.tecn.cn )
    我们很容易看到，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受制于力量的原则。力量的原则，高效的原则就是要求企业化、统一化、流水线，这是效益最高的。所以技术在力量原则上与唯人主义是完全统一的，近代的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是同一的，包括我们以上列举的科学与人文分裂的四点其背后支配的还是力量原则。这个“Modernity”，现代性，在我看来就是唯人主义加技术理性，现在常听人说技术理性违反了人道主义，这实际上是用词不当，技术理性与唯人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合流的。这是第五个问题。 ( http://www.tecn.cn )
    最后我们讲一下科学精神的问题。这是当前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在今天，弘扬科学精神有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现在这个思路，就是讲效率的原则，讲现代化的原则，讲力量的原则，因此我们办事都必须从这个原则出发。第二个思路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了的问题：自由。科学的精神从它产生那刻起就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就是要在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一种自由的关系，也就是非功利的关系。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说过：“不计利害，但求真理”，这就是科学精神。但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文化传统中是不容易培养的，我们的传统里没有自由这个维度，我们很容易走到利益原则的思路上去。爱因斯坦曾多次在公共场合提到：科学的目的首先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这个科学探索的过程中与自然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关系。自由的关系也就是审美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坚持自己审美的理想。英国有一位科学家狄拉克，他认为不美的东西肯定是不真实的，这是他的科学精神在起作用，而不是艺术精神。但我们今天的许多想法已远远背离了这个思路，我们今天脑子里所想的都是力量型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弘扬科学精神就首先要回到希腊思想中去，让自由的精神重新被重视，抛弃那种单纯算计性的功利思想，这才会达到我们弘扬科学精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