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锡伦：“四大民间传说故事”和“民族故事”

雪村友梅

车锡伦：“四大民间传说故事”和“民族故事”



据我所知，“四大民间传说故事”（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白蛇）最早是罗永麟先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来的，并开始了系统的研究。这四个故事，传承历史久远，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记得在1986年姜彬先生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开始时，大家对这“四大”是“民间传说”或“民间故事”有过争论，最后作为一组特殊的“故事”，专门立项。其实，按照“进口”的民间文学理论，先有“概念”“范围”，再来“套”中国的实际，其难以自圆其说，在此暴露无遗。因为这“四大”岂止是“民间故事”，它们也是历史上许多文人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的题材，同时它们以民间口头演唱的戏曲、说唱、小曲、民歌等多种形式传播。所以，至今还难找到出比较完整的口头讲述的“民间故事”的记录文本。最完整的文本是在戏曲、说唱中。

何以是“四大”？大概那个时期提出这“四大”，容易被接受。这类“故事”，岂止是四大！所以，1955年后，俗文学学派的学者除了《孟姜女万里寻夫集》《梁祝故事说唱集》《白蛇传集》《董永、沉香合集》外，还编了《西厢记说唱集》等（还有一本“岳飞集”，书名记不清楚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台湾学者曽永义教授提出“民族故事”的概念，并指导研究生写了一系列民族故事的专题论文。在2003年定稿出版的《俗文学概论》中，列出一编，专论“民族故事”，定义是：“凡能够传达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思想、情戚、意识、文化，而其流播空间遍及全国，时间逾千年的民间故事，就是民族故事。在众多民间故事中，牛郎织女、孟姜女、梁祝、白蛇、西施、王昭君、杨妃、关公与包公这九个故事，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尤富有深广的民族文化意涵，因此最具有代表性”；并提出民族故事的“两个来源”（“文人的赋咏议论”、“庶民的说唱夸饰”）、“四条线索”（“民族的共同性”、“时代的意义”、“地域色彩”、“文学间的感染与合流”）作为民族故事的特征和研究途经，接着分章对上列九个民族故事做了论述。如果同意曽教授“民族故事”的概念，那么也就容易理解，五十年代罗先生为什么只提出“四大”和大家接着跟进的原因。

       曽教授对民族故事要求“时间逾千年”，这完全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考量，其他国家，可能有个别故事“够格”，不可能成为一个“类（类别）”。时间放宽一些，可能还可以发掘出一些中国的“民族故事”。可惜我们研究民间故事，老盯着欧美学者如何如何说，自己民族特点的东西，只好弃置不顾了。

       打破一些成见和偏见，中国民间文学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绝不是高校《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所能包容的。

[ 本帖由 雪村友梅 于 2007-8-11 08:39 最后编辑 ]

之农

很有意思的反省．
民族故事的提法，不管其是否有争议，但我们可以看得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生长点，建议学人们共商．

田兆元

      罗永麟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前辈之一，也是华东师大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前辈开拓者，“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一经提出就形成了一个范畴，影响至今，他的仙话研究更是开拓出新，和其他前辈一起，开启了民间文学新的研究领域。
    罗先生还是一位民俗学民间文学的教育家，我们所知的就有陈文华教授，郑土有教授是他的高足。作为华东师大民间文学的前辈，他为我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有幸，罗先生还为我评阅了博士论文。是吴泽先生叫我去找罗先生的，罗先生和苏渊雷教授一起评阅我的论文，两人在一起交流了一番。他们没有参加答辩，但得其教育，也是很幸运的。
   我们应该发展罗先生的学说，但是，感觉用“民族故事”代替“民间故事”，似乎只是换了一个名词。似乎民族故事比民间故事的范围更小。那九个故事也都是汉族为主的民间故事，易名民族，不知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路。 所以，曾先生的大作我还要去好好学习一下才知其原委。

[ 本帖由 田兆元 于 2007-9-25 22:42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