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文化类型学的边界与限度

雪村友梅

《日本小史》：文化类型学的边界与限度

英国学者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初版于1999年，2004年增订再版。该书2007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在中国翻译出版。《日本小史》全书结构紧凑，内容活泼生动，可读性强。编排上也很有特点，比如每章最后都有“综述”。“综述”中对于作者认为最关键的要点，有表格和提示。从很多方面看，这本书都是最近出版的有关日本的图书中比较具有可读性的一本。  
作者在该书《自序》中强调，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是叙述日本的故事。这些故事必须从头说起，必须用平衡的、全面的方式叙述，不可造成混乱；必须以一种方法让日本史可以为人所理解，但又不至于简率或肤浅。”上述作者的写作宗旨是贯穿全书的。《日本小史》一书从石器时代开始说起，可证作者确实贯彻自己所说的“从头说起”。全书内容上从日本神话一路讲到平成时代，古代、中世、近世（德川时代）、明治、太平洋战争（昭和前期），直到战后复兴，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各设一章。这种历史分期方法，基本延续使用了日本学者的传统框架。这一框架，或者就是作者主张的“平衡”、“全面”的叙述方式。在阅读《日本小史》之前，已经看到有人把这本书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相提并论，称之为“继《菊与刀》之后日本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单纯从全书结构上，我们很难看到其与通常的“百科全书式”日本历史教材的区别，更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不过把这本书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相提并论的说法确实有一点来由。肯尼斯•韩歇尔的《日本小史》和一般单纯叙述日本历史的高堂讲章式著作有很明显的区别。因为本书作者还为本书设定了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目标——“以一种方法让日本史可以为人所理解”，这才是这本书有别于他人的出彩处。
以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让“日本史可以为人所理解”？从方法论上讲，韩歇尔是以史为砖瓦、以文化类型学分析为梁柱，结构起了自己的这部著作。作者宣称，这本书力图超越通常历史教科书“太多的细节”，而致力寻觅日本历史的“整体”。我们知道，历史不能没有细节，因为历史叙述永远要由一系列细节构成。所以作者真正要做的，是找到贯穿一条日本漫长历史的叙述线索，以及按照这条线索的内在逻辑，来剪裁掉一些历史细节，保留下另一些历史细节。
通览全书可以看出来，韩歇尔的叙事线索和内在逻辑，分明与一个重要问题连在一起的。这问题就是“日本如何成为经济大国”？这是本书的核心，也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惑欧美人的问题。单从从本书篇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作者的兴奋点之所在。从石器时代到江户幕府，古代日本的历史所占篇幅只有区区93页，而明治维新后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页码却是前者的2倍之上。实际上，韩歇尔为全书所设定的真实任务，就是想从历史的角度给“日本如何成为经济大国”这个问题，找出一个标准答案。在韩歇尔看来，“日本的成就是形势本身与日本对形势的反应所造成的结果，一种基于根深蒂固的价值与习俗的反应类型”：
西方人不只一次应用“奇迹”这个词来描写日本在近代历史上的成就。它被用来描写明治时代的成就，当日本在仅仅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从一个偏僻、孤立的稻田之地发展成列强。仅仅几十年后，它再度被用来描写日本从战败的灰烬中，甚至于更迅速地崛起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依某种度量方法）与一个巨大的经济强权（依任何度量方法）。
但真正的奇迹没有逻辑的解释，日本的成就有逻辑的解释。纯粹的机遇当然扮演了其角色，但日本的成就往往是因为借着日本对形势的反应而产生的。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日本帮助自己制造运气，利用好运，摆脱逆境。一般来说，日本对形势反应的模式基于其历史上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与做法。
                                              ——引自《日本小史》第236页
如果说小泉八云时代的《神国日本》满足了当时欧美人对日本的各种东方式怪谈的好奇，本尼迪克特时代的《菊与刀》满足了二战时期美国人期望了解自己所面临的可怕对手、满足了他们了解对方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需要，那么《日本小史》则立意于从历史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回答日本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大国？在为日本人的成功在历史中寻找一个古今贯通的“模式”或“类型”。在这一意义上，韩歇尔确实有和本尼迪克特接近的地方。他们都直面自己时代日本研究最大的课题，使用的方法论也有相通之处。
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的说，文化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历时性展开中的局限性，在本书也表现得极为鲜明。上引“根深蒂固的价值与习俗的反应类型”，是韩歇尔这本书中的核心概念。这个核心概念是如何构筑的呢？
我们不妨沿着第一章《从石器时代至建国》中关于上古神话的叙述，来追索一下作者的逻辑线索如何获得展开。该章简述了上古日本丰富的神话后，在章后给出结论：“日本神话的独特之处是避免作出善恶的道德判断，某些行为被责备、惩罚，但没有道德说教。……神祇与他们的尘世的后代在道德水平上没有区别。行为依据情况被接受或否定，不是依据任何明显的普遍原则，这正是当今日本许多评论家评论行为的模式。这样的行为显然源远流长”。我们知道有关上古日本神话中避免作出善恶道德判断的结论，并非是韩歇尔的发明，它早就存在于本居宣长等日本国学派学者的神话解释系统中。他们认为，日本人本来拥有的是善恶相对化的观念，至于《义经传》《忠臣藏》中常见的善恶二元的思考方法，并非源于日本文化自身，而是受到“儒道”毒害后的结果。韩歇尔的特点，在于他把这一结论直接和今天日本人的行为模式类型化地结构在一起。在第一章结束全章的“综述”中，他这样写到：
　　世界最长久的皇室家系——大和皇室家系的建立，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延续不断的成分，直到今日。某些政策与偏好，诸如向他人学习以加强自己实力的欲望、避免作出善恶的判断，也对今日日本人的行为有重大影响。
上古神话与现代日本社会就这样“整体性”地结合到一起。不用说，这里所描述的相对化的“善恶感”，当然就是作者挖掘的“根深蒂固的价值与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是韩歇尔直接如此接受江户以来的“日本特殊论”对于上古神话的解释，明显有欠妥当。因为既便我们退一步，对于这种叙述中明显存在的简单化倾向不做任何批判，并假定上述对于日本上古神话的解读是全面的，完全可信的，但我们还要面对这一解读带来的另一个难题：和日本神话的“善恶相对化”相比，进入有文字的历史的漫长时间段一直普遍流行于日本社会的善恶二元变得分明的“儒道”之“毒害”，是否就对于今天的日本没有留下重大的影响？它们在历史演进的诸多环节中，是否从来没有发挥重要的影响？很明显，如果没有任何影响，日本人思维发展的历史中，在上古神话思维和今天的经济发展之间，将会出现巨大的思维发展空洞。而如果有影响，那么它们就同样与今天的经济发展相连，那么我们是否同样应当给以重视？应当在叙述中给以适当的篇幅？由简单化带来的偏废和不周延，我想是采用文化类型学解读历史时经常要面对的困境，也是作者今后应当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复兴，为世界各国的日本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日本之谜”。它吸引了很多学者的研究热情。韩歇尔很希望自己能为这个问题找到“逻辑的解释”，而这一解释与战后日本的复兴，与日本对形势的反应方式、与日本人的价值观、与日本人的学习精神、与日本人的历史文化积累等许多重要因素都密切相关。要彻底说清楚这个谜当然不是一本书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尽管韩歇尔的分析有简单化倾向，显得有几分过于急切，但这部综合使用了历史学与文化类型学方法的著作，依旧为我们了解异域日本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文本。


[ 本帖由 雪村友梅 于 2007-10-10 22:56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