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

雪村友梅

曾永义：《中央研究院所藏俗文学资料的分类整理和编目》

前言（略）
一、分类整理和编目
    1973年春，屈师翼鹏已接任史语所所长，命我拟订计划，向美国哈佛燕京社申请补助，重新整理这一批俗文学资料。我以为如果要使这批资料能够便于学者所运用，初步的工作即是分类编目，先使凌乱的资料各有统属，而后依其类属编排目录并记其版本等等，使学者按类寻目，就可以索得其书。于是在哈燕社资助之下，成立“分类编目中研院史语所所藏俗文学资料工作小组”，由我主持，工作人员有台大中文系副教授黄启方、台大外文系讲师张惠■（“金”字旁加“贞”）、政大中研所博士班研究生陈锦钊、政大中研所研究生曾予良等。后来张惠■小姐赴美研究，她的工作由台大中研所研究生陈芳英接替。
    现在史语所所藏的俗文学资料比刘复等所搜集的要多出一部分，因为它又包括了抗战前后的一些作品和笔者奉翼鹏师之命所搜集的台湾歌谣394种。
    李家瑞在协助刘复编制《中国俗曲总目稿》之余，将其心得写了一部《北平俗曲略》，把北京的俗曲分为说书、戏剧、杂曲、杂耍、徒歌等5大部属，62类，都是流行于北京的俗曲，但北京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是从外省输入的。所以这5属62类其实包括了中国各地的“俗曲”，据刘复总目稿序其所包括的地域有上文所举的河北等11省。
    我们整理史语所这批俗文学资料，分类编目大抵以李家瑞的俗曲略为蓝本，但我们又增加“杂着”一属，将“五属”之外的民间俗文归并于此；因为“俗文学”的范围，毕竟比李氏所谓的“俗曲”来得大。又李氏将戏剧中的“昆曲”和“皮黄”摒于“俗曲”之外，认为它们已经居剧坛盟主而成为传统的戏剧，可是戏剧其实离不开群众，同时史语所收藏的昆曲和皮黄抄本又非常多，它们原是庶民的手中之物，因此我们也将这两类归入戏剧之属。此外，“五属”以下的子目，我们所得的，也和李氏有所出入。现在先将我们分类编目所得的总成果胪列于后：
甲、戏剧：有昆曲、皮黄、川戏、梆子、越剧、粤剧、滇剧、楚剧、福州戏、淮戏、影戏、嘣嘣戏、滩黄等13类，3697种、5183目。
乙、说唱：3类，2304种、3356目。其中包括：
1、弹词：有福州平话、木鱼书（又分南音、龙舟歌两种）等；
2、鼓词：有说唱鼓书、子弟书、大鼓书、快书、石派书等；
3、宝卷。
丙、杂曲：有济南调、利津调、湖广调、福建调、马头调、靠山调、荡湖调、边关调、五更调、窑调、牌子曲、群曲、岔曲、四川调、琴腔、十朵花、十杯酒、叹十声、剪靛花、银钮丝、梳妆台调、红绣鞋、西江月、对花、十二月、侉侉调、七七调、毛毛雨、和尚采花调、关东调、满江红、小情郎调、广东小调、湖北调、一字调、梅花调、扬州调、刮地风、罗江怨、天津调、杨柳青、京调、毛延寿调、倒板桨、的笃班调、四喜调、国庆调、川心调、月映花调、宁波调、汉阳调、湘江浪调、马灯调、清淮调、金柳曲调、大四景、俞调、雅调、无锡调、闽南歇、客家调、玉沟调、寄生草、黄历调、双黄历调、南迭落、北迭落、一江风、重迭序、螺丝转、粉红莲、劈破玉、双劈破玉、起字呀呀哟、北河调、番调、倒番调、重重续、秦吹腔花柳歌、打枣竿、盘香词、弹黄调、两句半、八角鼓、岭头调、南词、清江引、老八板、苏武牧羊等89类，4078种、5354目。其中待考者163种、186目。
丁、杂耍：有莲花落、鲜花调、跑旱船、数来宝、双簧、焰口、急口令、西湖景、锯大缸、道情等10类，194种、313目。
戊、徒歌：有儿歌、喜歌、秧歌、夯歌、叫卖歌、军歌、山歌等7类，341种，417目。
己、杂著：有经、签、命相、药书、信札、谜语、笑林、劝善箴言、其它等9类，182种、196目。
以上六大部属，每一部属又分若干类。
总计6属、137类、10801种、14860目，较之刘、李二氏之5属62类六千余种，可谓多矣。李氏所分之类属中，今不见说书之“竹板书”，戏剧之“傀儡戏”、“喝喝腔”、“打连厢”、“吹腔”，杂耍之“倒喇”；乃是因为李氏就所闻见而流行于北京的“俗曲”而分类，并非纯就所搜集的资料而论。
我们将这批可以装满六大箱的资料运回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第九研究室，重新拆线、剪裁、分装、合订，从1973年7月至1975年6月卡片制作完成，并重新与书籍核对，并在卡片与书籍上盖印注明分类之号码，同时抄为目录三份；为使学者便于利用目录和资料，除撰写各类属之分类编目例言之外，又比照李家瑞《北平俗曲略》，撰写各类属之叙论，说明其来源、流行、体制、内容等等，凡二十余万言。
由于资料过于庞杂，每一类属又各有其特质，所以我们分类编目的原则和方法，只好以类属为单元而“各自为政”，譬如说唱之属的版本较单纯，于是分类编目时即顾及版本的统一，使图书馆易于归架整理，而学者易于翻检。
我们整理时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分类上的挫折。俗文学中的各类属虽然各有其特色，典型的一望即知，不难分辨；但是生命力较丰富的，则随时随地在变化，甚至于类属与类属之间，互相影响，以致难于辨别。譬如戏剧之属的皮黄与梆子，因为早期的皮黄戏吸收了大量的梆子戏目，甚至完全照演；而皮黄大盛之后，梆子又回头接受皮黄的影响，在剧本上，不但场次相同，扮相相同，戏词唱腔也极为类似；如果强为分类，必不免贻笑大方。又如说唱之属中的短篇大鼓与杂曲之属中的岔曲，也常感面目相似。而其中疑难最多的莫过于杂曲，因为杂曲之别主要在于音乐，可是附带乐谱的杂曲为数不多，光凭其章法结构、句式泛声等以为分类归属的依据，自然有错误的危险。譬如典型的“剪靛花”每段四句，第三句之后有“哎咳哟”、“呀打亦得哟”等形式的虚腔，第四句则与第三句重迭。但是其虚腔有时会填以实字而成句，其第四句有时亦会变化而不与第三句重迭。又如“岔曲”中有“短岔”、“长岔”之分，除篇幅长短外，其句式体制亦未必相同；“五更调”照例以五更为纲，“十二月调”照例以十二月为领，但是以五更为纲、十二月为领的杂曲未必尽属五更调或十二月调。虽然，我们还是就能力所及，尽量予以归属，实在无法分类的，只好置于“其它”一项之下。
二、俗文学及其资料的价值
敦煌文献的发现，使学术界起了很大的震撼，于是“敦煌学”成了一门新兴的学问。史语所的这一大批俗文学资料，虽然古老不如敦煌卷子，但如今却是海内外唯一的近代俗文学总汇，其与敦煌卷子先后辉映，同样可以炫耀中国文化的价值，是无可置疑的。
明万历间的公安诸贤即已重视民歌的价值，认为“任性而发”，“故多真声”。民国以来，提倡白话文学，俗文学更受到广泛的注意。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后改季刊），娄子匡先生主编的《孟姜女月刊》以及他在台湾所刊行的《东方文丛》，是这六十年来俗文学研究的据点。娄子匡、朱介凡两位先生所编著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中，说到俗文学的价值是：一、民族精神所据以表现。 二、扩展了文学的领域。三、雅俗共赏，达到文学的普遍效用。四、老百姓从俗文学接受教育而构成人格。五、俗文学永伴人生。六、俗文学是各科学术研究的上等资料。七、方言古语的宝库。这些价值如果拿史语所的这一大批资料来印证，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就第一项而言，单就和抗日有关的，就有：《东洋•哭七七》、《救国反日•春调》、《爱国男儿•十二月》、《中日战争•十叹》、《抗日•路遥知马力京调》、《江浙战争•五更》、《抗日投军•五更》、《上海国难•叹五更》、《战争五更哭同胞》、《打倒日本•十朵花》、《捉拿汉奸胡立夫•十朵花》、《东洋十不该》、《东洋•叹十声》、《汪精街历写招供•粤调》、《东三省惨案•毛延寿调》、《马占山演讲上海惨案•毛延寿调》、《济南府惨案总司令演说•毛延寿调》、《蒋总司令历史•十二月调》、《国联调查团•景致无锡调》、《汉奸国贼•景致无锡调》等等，这仅是就“杂曲”一属而随意举例，其它说唱之属中亦不乏其例。这些民间的艺人到处歌唱，到处讲说，将民族的灾难传播到每一个人的心目之中，从而激发了同仇敌忾、誓歼寇匪的大义。至于第四项，俗文学是各科学术研究的上等资料，更为学者所共同体认，因为它是反映全民心声的第一手资料，李家瑞在《北平俗曲略》中说：
刘半农师说过：研究俗曲，可从四方面进行：一、文学方面，二、风俗方面，三、语言方面，四、音乐方面。
在文学方面，诚如娄、李二位先生所说的“扩展了文学的领域”，使传统的典雅文学中，注入了多彩多姿的新鲜情趣，文学的形式多端，自然也品味纷披，不止如此；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也不难发现俗文学往往是传统文学之母，同时也可以看出文学类型之间的孳乳展延与递变完成；那么对于某种文学形式的渊源与发展，如果从俗文学中求证，必有具体而有力的学理依据。譬如“杂曲”和“戏剧”之间，表面看来是两种差别很大的文学形式，但是如果寻踪探源，它们却是一脉相承：杂曲中的“只曲”，可以累增而为“对口”，亦可以联缀数曲而为“群曲”或“牌子曲”，其歌唱方式则独唱、对口或多人递歌；于是而加入故事，乃成说唱；于是而分配脚色乃成杂耍小戏；于是而唱腔、乐曲、情节、技艺改进，乃成为北剧、南戏。这些演化的迹象，在史语所的资料中就可以找到许多具体的例证。
在风俗方面，李家瑞曾以这批资料为基础，写过一部数十万言的《北平风俗类征》。李氏又说：
北平俗曲于这四方面之中，风俗一方面尤为有趣，因为中间保存了许多史料。如《侍卫叹》、《官箴叹》中有圆明园及皇宫当差的情形，《团练诉功南苑幼丁叹》中有清朝练兵的情形，《义和团诉功》、《拳匪歌》中有庚予变乱的情形，《拿张格尔》、《林清造反》中有清朝练兵的情形，此《洋人近（当作进）京》、《太后回京》、《通州驻剳（当作扎）》、《日俄交兵》、《文乡试》、《武乡试》等，也都保存着清代的各种史料。
其它如杂曲中的《廿一条•叹五声》、《孙传芳自叹》、《康有为普天下恨十声》，福州平话中的袁世凯《皇帝梦》，有关林则徐的《判桔客》、《林君判》，以及子弟书中的《鸳鸯扣》，以24回大力描写贵族婚礼的排场，也都是显著的例子。可见俗文学不止是研究风俗的好资料，而且也蕴藏了丰富的社会政治史料。在语言方面，因为方言俗语中保存许多古音和古语，而俗文学正是利用方言俗语来创作，所以如果作有系统的分析和归纳，在古音和古语的研究上，必有良好的成绩。抗战期间语言学家罗常培就曾叫他的学生利用史语所这批资料，作过研究。
在音乐方面，因为杂曲、说唱、杂耍、戏剧等4属都是配乐演唱的，所以俗文学自然是俗乐的大宝库。我们这一次在整理过程中，把所有的曲谱都集中起来，这些曲谱有的是词乐对照本，有的只有谱而无词；有的是工尺谱，有的是近人翻过的简谱。笔者就其中选出了一、二十曲，交由古筝名家黄得瑞先生校订，决定由台大中文系的同学于4月26日晚上七点钟，假台大活动中心礼堂把它演唱出来，介绍给社会，希望引起民族音乐工作者的注意。
此外，这批资料还有许许多多的用途，经过学者慧眼，必能各取其所需，譬如文字学家从其通行的俗字或常犯的错别字，一定可以看出文字学的某些道理；经济学家从其账本中，亦可以印证当时的经济情况；社会学家从其表现的思想观念，亦可以探触民族的心灵；小说家从其丰富的故事情节中亦可以获得重新创作的灵感；而小说研究者，则可以藉此发现故事的基型，理出其传播发展的脉络，譬如粱祝故事、白蛇故事、孟姜女故事等。而俗文学中的某一属，甚至于某一类，也都是专题研究的好题目。美国人石清照女士，就曾以这批资料中的“子弟书”和“大鼓词”，作为她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题材；我们的工作人员陈锦钊先生就以《子弟书研究》获得了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曾子良先生就以《宝卷研究》获得了政大文学硕士学位。他们的资料也大半取自史语所所藏。笔者曾经鼓励陈芳英小姐研究地方戏剧，她选取了有关目连救母的戏剧作为题目，当亦可有丰硕的收获。所以这批俗文学资料，乃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学者只要探触其中，必能各取所需，而各有所得。
余言
这批资料的分类编目既然已算完成，傅斯年图书馆也已经整理套装完毕，学者固然就可以利用它来从事研究；但是由于这批资料多半搜自民间，纸质粗劣，蚕蚀颇甚，保全之道，恐怕应当是尽速刊印流布，或按类陆续刊行，或择取精要先予付梓，藉此亦可以将国宝之光广为照耀，而学者欣悦之情，必不下于敦煌文献与也是园剧本之再现人间。

（見《说俗文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二刷，原载1977年4月25、26《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