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车锡伦： 研究历史文化现象的“是什么”和“为什么”

黄景春

车锡伦： 研究历史文化现象的“是什么”和“为什么” ( 2005-4-20 08:47 )

      下面是笔者于1998年写的《“结经”探源》和文章发表后又读到相关文献资料时做的笔记。披露这篇小文，是想以它为例说明研究历史文化现象的“是什么”的艰难和有关的问题。
   笔者所以写这篇短文，最早是因查阅《中国民间宗教词典》中《结经》释文，说这部经卷是明末罗教派下无极正派教祖殷继南作，但笔者读宝卷所见，元末明初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中就有相似的文字，因对“词典”释文产生怀疑。继而读到日本学者浅井纪的论文《罗教的继承与变容——无极正派》，则是依据今存的《天缘结经注解》来分析殷继南的无极正派教义的特质和发展。—－如果这部经卷不是殷继南所作，则以它为凭据所作的研究，便成了蹈空之论。因此便想弄清楚这部“结经”的来源和本来面貌。笔者偏居一隅，那时尚难读到收在《续藏经》中的道川《金刚经注》，只能绕着弯子、利用旁证来做考证，很费力。后来读到道川原著，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但又发现，即使权威的词典如《佛光大辞典》，释文也有疏漏之处。所以在将此文收入笔者待出版的《中国宝卷漫录》一书中时，便未作修改，而是附载此后的读书笔记。以此说明，研究历史文化现象，弄清楚“是什么”之不易！
    研究历史文化现象（包括民间文学和民俗等），许多前贤说过，第一步要弄清楚“是什么”，始可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就是说，首先要要弄清楚研究的对象。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不论传统的考据，现代的田野调查，都要有实证；同时要有相关的历史文化的基本知识。做起来要脚踏实地，需要认真，也要能耐的寂寞和艰苦。当代时兴的“新观念、新方法”，在研究历史文化现象时，不可能替代实证的方法；而许多标榜“新观念、新方法”的历史文化研究，有时连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便写出长篇大论，则常常在“实证”面前，成为蹈空之论。
     前些日子，在某小报上看到湖北房县民间流传的《诗经》“民歌”的报道，如今它又上了“论坛”，也有些感想。
    “南方网”的报道，除了采取当代媒体惯用的炒作性标题和一些无助于说明问题的废话外，可以做“实证”说明问题的内容有：
  一、“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这是该地区传唱《诗经》民歌的历史文化背景。
  二、该地民间传唱《诗经》民歌，提到的篇名有《关雎》和《蓼莪》。
  三、《蓼莪》用来哀悼已去世的父母。家里的长辈过世，晚辈们就会请两名“《诗经》童子”念“蓼莪”一文作为祭文，以表示对父母生育自己、不辞千辛万苦养育之恩的怀念、哀悼之意。
  四、《关雎》的歌例有二：一是改编作“姐儿歌”：“关关雎鸠往前走，在河之洲求配偶，窈窕淑女洗衣服，君子好逑往拢绣，姐儿见了低下头”；二是《年年难为姐做鞋》：“关关雎鸠（哎）一双鞋（哟），在河之洲送（哦）起来（咿哟），窈窕淑女（哟）难为你（耶），君子好逑大不该，（我）年年难为姐（哟）做鞋（咿哟）。”
   根据上述材料，笔者试作如下推论：
  一、因为有“房县是……尹吉甫的故里”的说法，所以当地人不仅为他筑墓建庙，且在地方民俗文化传统中便重视《诗经》的教学（特别是启蒙教育）和传播；并出现用《蓼莪》作“祭文”，哀悼父母的仪式。报道中偶尔提到的“《诗经》童子”，是值得进一步作调查的人物。
   二、“关关雎鸠往前走”、“关关雎鸠一双鞋”是类似“剥皮诗”式的民歌。（这种诗歌形式是宋代以后才时兴起来，当代民间也有此类歌谣，如“干部不怕远征难，吃喝玩乐只等闲”。）它们是《诗经》民歌（古代记录整理过的民歌文本）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文化背景又回到民间，被改编为口头的七言民歌歌唱。它们提供了民间文学作品和演唱活动跨越数千年的“口头（行动）→文本→口头（行动）”的一个实例。
   三、作为地区性民俗和民间文学的特殊现象，值得做认真的田野调查和进一步的研究。至于说“气死中文系教授”，就显得太轻薄了！研究诗经学的专家、教授，恐怕对“房县是五经之首《诗经》的采风、编撰者周朝太师尹吉甫的故里”还会有些不同的说法，至于对那些“关关雎鸠往前走”之类的民歌，可能是不屑一顾、一笑了之。
   由此笔者想到，多年来在高等学校中文系和学术界，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圈子里，一贯轻视民间文学的研究。这里有学术的偏见，也因为民间文学研究本身不争气。最近笔者读到一部颇有创意的《中国民间文学史》，序言中提到民间文学在古代典籍中的保存与作家文学作品不同，认为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文本的存在一般是固定不变的；即使有变化，那也是少量的版本上的差别，而且相当有限”，这一结论不错，但举的例子错了：“最著名的如《西厢记》，有‘董西厢’和‘王西厢’等差别”。指出这个错误，可视为求全责备。但笔者读书、教书都是在中文系，啖饭的职务是教授古代文学，深知此类错误如果出在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身上，那是不会被原谅的。
    在解读历史文化现象的面貌时，谁也难以做到一步到位。应当尽量少点疏漏和错误，在此与诸位朋友共勉。


车锡伦：《结经》探源
   
《结经》之名，最早出现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灵山正派嗣法耻眷”普浩辑刊的《三祖行脚因由宝卷》中。这部宝卷分为《山东初度》、《缙云舟传》、《庆元三复》三部分，分别介绍灵山正派的三位祖师：一祖罗清(1442—1527)，即罗教(无为教)的创教祖师；二祖殷继南(1527—1582)，是明代后期江南罗教的一位教主，他自称罗祖再世，改教名为“龙华会”，他的信徒又称“无极正派”；三祖姚文宇(1578—1646)，他也自称罗祖再世，再度改革，即所谓“灵山正派”。在上述《三祖卷·缙云舟传》中，写到殷继南被官府逮捕杀害之前，有这样一段文字：   
  
    祖曰：“好倒好，只是黑了七日天了。”众皆不解，直到七月十五日温州张阁老府内，升化师引进文表，讲明《圣论宝卷》《明宗孝义宝卷》《天经》《结经》《五部六册》。[1]
     
     这是《结经》之名首次被文献记载。这部《结经》同上列其他经卷，一直为南方的罗教支派教团沿用。嘉庆十九年(1814)清政府查办江西临川县张起坤大乘教案，即查出《天缘结经录》[2]，是将《天经》《结经》合在一起。今存清光绪十一年(1885)杭州昭庆寺玛璃经房刊《天缘结经注解》，是杨明宗的注解本，“大乘弟子”吴贡(法名普选)序刊。[3]它分为两部分，前半为《天缘经偈略解》，版心题《天经宝卷》；后半为《结经分句略解》，版心题《结经宝卷》。卷末附《大乘堂规二十八条》。今台湾龙华派之《龙华科仪》也收这部经文，称《收经悼念结经》。[4]
     有的研究者认为《结经》及《天经》《圣论宝卷》等，均为殷继南所作。[5]日本学者浅井纪《罗教的继承与变容——无极正派》一文，也是依据今存的《天缘结经注解》来分析殷继南的无极正派教义的特质和发展。[6]但是，浅井文中指出，他发现《结经》经文中没有殷继南的“三乘教法”的说词，这类说词只出现在杨明宗的“注”和“颂”中。
     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笔者对《结经》的来源做了考察，发现这部经卷可以确定不是殷继南所作。它是早在元末既已出现在民间佛教宝卷中的“结经发愿文”。明代某些倚称佛教的民间教团的宝卷中，也使用这段文字。现据光绪刊本《天缘结经注解》将《结经》经文标点于下。为了便于比勘，保留浅井纪教授为它做的分句编号：   
   
    (1)伏愿(2)经声琅琅，上彻穹苍。(3)梵语玲玲，下通幽府。(4)一愿刀山落刃，二愿剑树锋摧，三愿炉炭收焰，四愿江河浪息。(5)针喉饿鬼，永绝饥嘘；(6)麟甲羽毛，莫相食暾；(7)恶星变怪，扫出天门；(8)异兽灵魑，潜藏地穴。(9)囚徒禁系，愿降天恩；(10)疾病缠身，早逢良药。(11)盲者聋者，愿见愿闻；(12)跛者哑者，能行能语。(13)怀孕妇人，子母团圆；(14)征客远行，早还家国?(15)贫穷下贱，(16)恶孽众生，误杀故伤，(17)一切冤仇，尽皆销释。(18)全刚威力，洗涤身心；(19)盘若威光，照临宝座。(20)举走下足，皆是如采佛地。(21)更愿七祖先亡离苦升天，(22)地狱罪苦，悉皆解脱。(23)以此不尽功德，(24)上报四恩，下资三宥，(25)法界有情，齐登正觉。(26)川老颂云：(27)是饥得食，(28)渴得浆，(29)病得痊，(30)热得凉；(31)贫人得宝，(32婴儿见娘；(33)漂舟到岸，(34)孤客还乡；(35)旱逢甘泽，(36)国有忠良；(37)四夷拱手，八表朱降。(38)头头总是，物物全彰。(39)古今凡圣，地狱天堂，(40)东西南北，不用思量。(41)刹尘沙界，诸群品等，(42)尽入如来大道场。   

    先从(26)“川老颂云”说起。据杨明宗的注解，这位“川老”是罗祖之师，名韦璨然，四川峨嵋人，隐居云南鸡足山，修炼100余年，寿至168岁。罗祖初参禅门，次参玄门，均“未能见性”；再参这位“儒门隐士”，始得“见性之法”。罗祖有这样—位老师，仅见于此。泽田瑞穗教授称之为“罗教末流捏造的说法”[7]。

     据笔者考察，这位“川老”，实有其人，是明代以前的一位禅僧，注释过《金刚经》。他的这段颂，便收在明成祖朱棣所编《金刚经集注》中，原文是：   

     川禅师云：三十年后莫教忘却老僧，不知谁是知恩者。呵呵!将谓无人。颂曰：……[8]   

      “颂曰”以下的文字，与光绪刊本《结经》经文基本相同，仅个别字有差异：(27)句首佚“是”    字；(29)“痊”作“差”；(31)“得宝”作“遇宝”；(32)“婴儿”作“婴子”；(35)“甘泽”作“甘雨”；(41)“诸群品等”佚“等”字；(42)“如来大道场”作“金刚大道场”。上述文字的差异并不影响内容。
    朱棣编《金刚经集注》自序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今存永乐内府写刻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永乐本的影印本。影印本《出版说明》中说：《金刚经》的集注本，原有南宋绍定杨圭编17家释义4卷，后演为53家注4卷。朱编是“摒除五十三家本中传为梁昭明太子所作三十二个分目，略减注者数家，而益以三十余种经文或注文，哀成一卷”。笔者未见17家和53家集注本，未查到这位川禅师的法名、俗名及生平事迹，只能就朱棣编的这本《集注》来谈：
    (1)《集注》共收川禅师注100余条，是收入注文最多的一家；它们又都放在各家注之后，带有总结的意味、可见编者(朱棣)是十分看重这位禅师的注解的。
    (2)川禅师自称“老僧”，他的注文一般前面是“说”(散文)，后面是“颂”(韵文)，都不直接解释经文的含义，而是禅味十足的话语，杨明宗注解中称之为“儒门隐士”，自是传讹。
    (3)川禅师注文中有：“灵幽法师加此慧命须菩提六十二宇，是唐长庆二年，今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记。”[9]按，濠州为隋开皇二年改西楚州置，治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临淮西)。大业初改为钟离郡，唐武德三午复为濠州。朱元璋吴元年(1367)改临濠府。因知这位川禅师不是明初人，而是宋元时的一位禅僧。让这位元代已知名的禅师“川老”做罗清(1442—1527)的老师，也只能是讹传。
    今存北元宣光三年，亦即明洪武五年(1372)蒙古脱脱氏施舍的金碧抄本《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10]则是这本《结经》的直接来源。这部宝卷中的“结经发愿文”(其中也包含川禅师的上述“颂”)与光绪刊本的《结经》经文基本相同，仅有几处差别：(5)“饥嘘”作“饥虚”；(6)“麟甲”作“麟角”；(17)“一切冤仇，尽皆销释”，作“一切冤业，并皆消释”；(20)“举走”作“举足”，“如来”二字无；(25)“齐登正觉”作“齐登彼岸”；(27)“是饥”作“如饥”；(37)“四夷”作“四方”；(40))“东西南北”作“东南西北”；(41)“等”字无；（42）“尽入如来大道场”作“尽入盂兰大道场”。
    这部《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是可以确认的现存确切年代的最早的一部抄本宝卷，[11]所演为目连尊者地狱救母的故事。卷中强调的信仰形式是“皈依三宝，念佛烧香”，“行善念弥陀”，像目连尊者那样“孝顺父母，寻问明师，念佛持斋，生死永息”，超出苦海，升“忉利天宫”，受诸快乐，这些都属于佛教的弥陀净土信仰。这本宝卷也可能就是在那个时期民间盛行的“结社念佛”斋会中演唱。同时卷中也看出禅净结合的特色，故有“这句弥陀有眭知?曹溪一线上天梯”；目连的母亲青提刘四听了世尊说法，可以“顿悟本心，永归正道”。最早出现在《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中的这段结经发愿文，也被明代有些民间宗教宝卷继承下来，如三极同生教(又称一步皇天道)的《佛说皇极结果宝卷》[12]。这本宝卷中结经发愿文同光绪刊《结经》经文比较：(1)—(3)文字相同，(4)—(25)的“发愿”则完全不同：   
  
   一愿拜天地身康体泰，二愿请本性早早出现，三愿点下落立命安身，四愿四时香穿云走殿，五愿四净香净透天元，六愿十字佛早通宫院，七愿玄关路不受牵缠，八愿红罗天性池煅炼，九愿入天阔九路通达，十愿领牌号同登宝殿，十步圆好见原身，永不受三灾八难。四生六道无沾惹，冤家债主永无干。家门清净，身体康泰，早去龙华大道场。   
  
  以上这“十愿”反映了三极同生教的宗教特质，复述了这部宝卷所阐述的修持方式。(26)“川老颂曰”以上的文字则基本相同，(42)“尽入如来大道场”作“尽入皇极大道场”。
    由于佛教和其他新兴民间宗教的宝卷都是在特定的宗教活动中演唱的，而明代中叶后的教派又大都倚称佛教，所以宝卷的结尾，都有结经回向、发愿报恩之类的仪式和说词。它们不一定都用这一段结经发愿文，即使用这段文字，也可能要加些修改，如上述《皇极宝卷》。像无极正派及其支派教团如此完整地保留数百年前的这样一段经文，是少见的。
    找到了《结经》的来源，可以进一步探讨它的内容。杨明宗注解《结经》时，一是硬塞进“川老”为罗祖师之类讹传，二是对其中的许多话语，如“婴儿见娘，飘舟到岸，孤客还乡”等也按照无生老母信仰来诠释。但后者并不是杨的发明，明代后期这类话语出现在民间宗教经卷中，多做如此解。如明末《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的结经发愿文中改编川禅师的话：“东西下回光返照，南北处亲到家乡。证无生漂舟到岸，小婴儿得见亲娘。”[13]问题是《金刚经集注》中川禅师这段颂词有无此意?
    川禅师的这段颂词，上文已指出是朱棣《金刚经集注》的最末一条注文。它的含义比较明确：这本经卷(《金刚经》)对众生来说，犹如饥饿时得到食物，干渴时得到水浆，……它是用一连串的比喻，说明这本经卷的殊胜功德。“国有忠良”以下几句，则是歌颂皇帝代表的国家。从《集注》所收注文看，这位禅师似乎喜欢用“婴儿见娘”、“家乡”之类的话头，比喻他要说明的禅理，如“一朝踏着家乡路，始觉途中日月长”，“踏得故乡田地稳，更无南北与东西”，“一朝识破娘生面，方信闲名满五湖”。[14]
    有材料说明，这部《金刚经集注》可能是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所辑。[15]朱元璋是元末大起义的领袖，并由此而登上皇帝的宝座。他本人曾出家为僧，对元末白莲教之类“左道”认识防范十分明确。洪武三年(1370)即发布禁止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左道”的政令[16]，接着又将此写进《大明律》[17]。朱棣继承其父为皇帝，自然遵循这些律令。他在《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序》中说：“爰自唐宋以来，注释是经者无虑数十百家，……朕夙钦大觉，仰慕真如，间阅诸编，选其至精至要、经旨弗违者，重加纂辑，特命锓梓，用广流传。”[18]如果川禅师有“左道”的背景，他不会被朱棣做为最重要的注家辑人《集注》的。
    出现在《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的“结经发愿文”的含意，可用卷中这段文字之后的一首诗偈来概括：“三涂永息常时苦，六趣休堕汩没因。恒沙含识悟真如，一切有请登彼岸。”它是祝愿一切有情众生，都削除冤业，脱离六道轮回之苦，同登彼岸极乐世界。这可能是明代中叶以后许多倚称佛教的民间宗教宝卷沿袭此文和殷继南把这段文字做为《结经》的原因，至于其中“囚徒系禁，愿降天恩”一句，被杨明宗解释为包含了罗祖被打人天牢十八年，因讲退番僧而得大赦的说法，也是无稽之谈。但这部宝卷中也确有一些类似明中叶以后表述无生老母信仰的话语，而让研究者困惑难解，如：“提起无生语，思想早还乡。会的波罗蜜，不怕见阎王。”“清静圆明一点光，无始已来离家乡。有缘遇着西来意，一声佛号还本乡。”
    如何认识川禅师及《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中此类话语同明中叶以后无生老母信仰的关系?以笔者之见，是后来的民间宗教家借用这类话语，而赋以表达无生老母信仰的特定含义。有些民间宗教宝卷中把炼丹家用做铅、汞(或阴、阳)的代词“婴儿、姹女”表示无生老母的儿女，同属此类。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1999：3）
   
注释：

[1]此卷今存清光绪元年(1875)重刊本。
[2]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72。
[3]此经卷仅存两部：一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为故赵景深教授收藏，今归复旦大学图书馆。
[4]民德堂刊，上卷第7页，1967年初版．
[5]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辞典》第382页，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
[6]载王见川、蒋竹山编《明清以来民间宗教的探索——纪念戴玄之教授论文集》，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
[7]《增补宝卷研究》(日文)，第225页，日本国书刊行会1975年版。
[8][9][14][18]上海占籍出版社影印本第293—294，237，136、143、205，6页。
[10]此卷原为郑振铎收藏，今归北京图书馆，仅存下册。郑著《中国俗文学史》第十一章《宝卷》摘引此卷原文甚多，本文所引该卷“结经发愿文”和其他引文均据此书所引。见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下册第318—328页。
[11]参见车锡伦《中国最早的宝卷》，载《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1996年版。
[12]本卷今存刊本两种：—种题“宣德五年孟春吉日刻行”，路工收藏、按，此卷实系明代中叶以后的宝卷，所署刻刊年代系伪托，参见笔者《中国宝卷漫录四种》，载《文献》1998年第2期，另--种为清初刊折本，残，天津图书馆收藏。
[13]本卷北京图书馆收藏明刊折本，原郑振铎收藏。
[15]清黄虞稷《干顷堂书目》著录：“《太祖集注金刚经》一卷，成祖御制序，”这个版本今不存，它说明朱元璋也编过一本《金刚经》的集注本，并有朱棣所作序。
[16]同[2]，页156—157。
[17]同[2]，页157。
[8][9][14][18]同[8]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293—294，237，136、143、205，6页。

附记：

    笔者写此笔记并发表后，始读到《续藏经》“经部”第38套第四册所收题“宋道川颂并注语”的《金刚经注》（三卷）。此书卷首载《川老金刚经序》，末署“淳熙巳亥（六年，1179）结制日西隐五戒惠藏无尽书”。因知“川老”道号道川，南宋禅僧。所谓“结经”即此书最末一条“颂语”。因此，本文考证川老是“宋元时的一位禅僧”，大致不差。

    台湾《佛光大词典》“道川”条说：
  
    宋代临济宗僧。姑苏（江苏）玉峰人，俗姓狄。初参东斋谦，豁然大悟。建炎（1127～1130）初年，至天峰，投净因寺蹒庵继成门下，蒙其认可，并嗣其法。后复归东斋座下，为道俗所仰。有以金刚经质问者，师以颂答之，此即著名之‘川老金刚经注’。于淮西遇殿撰郑公乔年，请任无为军（安徽）冶父山实际禅院住持。生卒年不详。
  
     “词典”所据为《嘉泰普灯录》卷17、《五灯会元》卷12、《续传灯录》卷30提供的资料。笔者另查到宋龚明之（1090—1182）《中吴纪闻》卷6“翟超”，所述道川生平，与此稍异：   
  
    昆山弓手翟超，数以勇力奋，而酷嗜《金刚经》，昼夜诵之不辍。邑有盗，尉责其巡警失职，挞之。退而愤然曰：“他人被盗，而我乃受杖！”不复还家，坐于一庙中，诵经达旦。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礼东斋谦老，名之曰道川。俄为僧，见处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遇虎，无惧色，虎驯伏其旁，逡巡引去。晚注《金刚经》，超乎言句之外，名禅老衲，皆以为不可及。其后圆寂之际，大书四句云：“我有一条铁楖栗，纵横妙处无人识。临行拨转上头关，轰起一声春霹雳。”今葬於山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52。）
  
    据此，道川俗名翟超。《中吴纪闻》作者龚明之与翟超同乡、同时略晚，所记应不差。该书自序于淳熙九年（1182），是其晚年的著作。此时道川（翟超）已去世。
    另，道川《金刚经注》的这条“颂语”，用作佛教宝卷的“结经发愿文”，最早见于南宋禅僧宗镜于理宗淳祐二年（1242）编的《金刚科仪》，今存明刊本多种。

学无止境苦左舟

从中看到一位尊敬的学者，认真负责，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和高贵品质，也体会到真正做学问的寂寞和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