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田野”呼唤

宜家

转自：三秀博客

“田野”呼唤

杨秀

2006年12月10日星期日


如何应对“田野”呼唤？

不管是到民间去，还是要告别田野；也不管我们如何强调田野作业中的伦理原则或答谢原则等，说的多是我们“去者”单方面的姿态。那么，当“田野”对我们有所希冀，发出呼唤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这“来者”？心知无力帮扶就全然不理会吗？眼下，我遭遇到这困惑，近一个月来，每每想起，心都因之不安，我不知道对“田野”之助光有感恩的心够不够，可除此，还能做什么？这样的困惑或许很多人遇到过，不知道都是如何妥善为之的，很希望能听到前辈及学友诸君的声音。也许说到底仍是无计可施，那这空口白牙的说的过程或许能让心释然吧。



“田野”呼唤

“田野”之于我们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的重要性，如今已不必赘述。从选点到建立田野关系，再到著文立说时的特别答谢等诸多环节，我们都做得慎之又慎。从学术视角讲，我们是“眼光向下”的；但在具体的田野作业中，我们向那些民俗文化持有者讨教时，眼光不说是向上的，至少也得是平视。可以说，建立良好的田野关系，是我们从此“业”时的一个先期目标。为达此目标，我们会动用各种关系，比如，找师长、同学和朋友等帮忙，开正式介绍信等等（回家乡找父老乡亲调查时或可免此程序）。然后，多是以拟亲属的身份“落户”于某家，再往来于东街西坊。幸运的，还能得所寄居人家的向导之助。

4年前，我为写博士论文，在京郊怀柔农村做调查时，就赶逢过这样的幸运。小双师妹带我引见了她先前调查时认识的周大爷，此后调查时，我就吃住在他家。周大爷已年过七十，风趣且真诚，我问及当地一些习俗掌故时，他多能娓娓道来。大妈就忙前忙后地给我准备吃的用的，听说我没回家过年，又是包饺子又是炸元宵的；饭后还坚决不用我洗碗，说活脏，要我抓紧时间去调查。通常是我先跟他们说要哪方面的资料，他们老两口就说该找谁谁谁，然后其中一个人就把我送到那一家，说明情况再走，有时还一直陪着我。后来，我稍微熟悉了一些，才一个人出门，并逐渐寻找新的访谈对象。京郊的冬天寒风强劲，有时出门我要在羽绒服外再套上周大爷的棉袄才不哆嗦，我每次结束那短暂又紧张的田野调查回校时，他们必陪我站在寒风中，等我上了车才回家。

而我能给予他们什么呢？限于我的财力，我每次只能带去一点儿奶粉、糕点等远离“贵重”的小礼物，恐怕连饭钱都抵不上，他们却说“你是学生，又不挣钱，来了别买东西”；给他们照相时，他们也总是以“洗一张怪老贵的”推托。并不是所有的老乡都如此热心的，遇到他们这样的老两口是我的幸运，大妈也跟我转述过个别邻居的“坏”：她写不写文章，毕不毕业关你什么事！大冷天的，你们还伺候她吃住！大妈回说：人家孩子用到咱了，也不是什么难事，不就是多做碗饭，多走几步路就行了嘛。谁没有求人的时候！

谁没有求人的时候！

今年10月底，周大爷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事要求我帮忙，希望我能在北京找记者帮着解决一下。我问具体事，他说等我去时再当面说，也不是很着急。两周后，我忙完手头活，于11月18日去了大爷家。得知是跟后院那家关于房前屋后的地界之争：多年来，大爷家每年都为屋后那块地向村委会缴纳承包税，土地使用权也无人争用；但是去年，村委会不知如何盘算的，又把这块地划归给后院那家。两家都手执合同为此地屡起争执，大爷去村委会反映多次，寻求解决，却总是被推三阻四地拖延。一年过去了，老人家记不清去找了多少次，得到的答复多是“再等等”“过几天给解决”之类。对村官的推诿扯皮实在无望了，他才想起经常从电视媒体上看到的类似法治节目，于是想到要我帮这个忙。

我生长在农村，虽然一直不事稼穑，基本处于“脱产”状态，但我清楚地知道农民对半垅地、一分田的珍视。也因此深度怀疑那封家书的“出身”：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我再不食人间烟火再书卷气，也没浑到或者“洒脱”到劝大爷“让他三尺”的地步。明眼人一看便知症结在于村官的“一女嫁二夫”，但因何至此？为何村官认知到有错却不能快刀斩乱麻地解决问题？为利所熏？为势所逼？无快刀可用？还是在熟人社会中投鼠忌器？……不得而知，我只无端地感觉到这团麻中有数不清的难解的小疙瘩，非我力所能逮。

那么，找官方媒体吗？这确实是大爷家的大事，但在记者们那里是什么事：村官只是借故拖延没说坚决不管；两家之争未有伤亡升级。这种情况下，向如今的媒体讨“说法”会有望吗？我悲观。也不妨做个积极点的设想，即在媒体干预下大爷家最终如愿收回了“失地”，可在到“最终”之前，谁能耗得起这持久战呢？能指望被整治的村官被理所服，“立地成佛”吗？在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稳定社区中，谁能保证这样的对峙就一次性终结了而不上演续集呢？我依旧悲观。

一人得道，仙及鸡犬。老祖先垂训得极是。我非官，亦不通为官之术。但我知道，我如果能跟“上面”的人（在这里仅指村的上一级“乡”官就好用）通上话，为周大爷讨说法，那所有的问题就都不成问题，什么疙瘩也都能迎刃而解了。深谙世事的周大爷找我也是出于这一考虑。说简单就这么简单，这完全可以乐观想像，但前提是另一家和村官都无“上面”撑持，否则更悲观。我把这些利害关系和后顾之忧都明示给大爷之后，建议他继续找村官求解。大爷颔首，并故做轻松状，嘱我别有负担。

可我心中真的不安：当初我为完成博士论文，来到这希望的“田野”上，“田野”倾其所有，成就了我的希望；可现在，当“田野”发出希望的呼唤时，我却两手空空无以为报。

我希望能找到一件帮得上忙的事情来做，帮帮大爷大妈，也减轻我的负疚感。当我再次看到他家东厢房里乱陈的计约上百件的瓷器时，我想可以试试吧。4年前我来调查时，那些瓷器就杂放在那里，如今依旧。听大爷讲，这些瓷器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走外贸的，后来交易中断，就被积压在家了。农村人用不起这些工艺品，20多年了一直未联系买家。说实话，我第一眼见到那些很“民俗”的图案就喜欢上这些瓶瓶罐罐了。大爷指着一个有牡丹花和白头鸟图案的高颈花瓶顺口就说出：这叫“富贵绵绵到白头”。他告诉我另一个直筒状的是“箭筒”，上面画的是正月十五舞龙灯的场面，名为“百子送灯”……我问大爷这要卖多少钱一个，他说七八十块钱就卖吧，留着没用。见我喜欢，大爷就让我挑一个，说是送给我。我心领大爷的真诚，知道给钱他们也不能收，当然不能空手取物，就想下次以代为别人买的名义带两个喜欢的回去吧。      

回京时，大爷大妈拿出了给我留的板栗、核桃和山里红各一大方便袋，我每样取出一点，留下大部分：这对他们也是难得消费的稀罕货，我不能席卷一空。在回京的路上，我静想着这两件事：“土地案”我无能为力，只能空寄“顺利解决”的希望吧；但买两三个很民俗很喜气的瓷瓶，在我不算太难的事。我会把这些瓷器的照片给我的朋友们看看，希望他们中有喜欢的人也能买一两个放在自家摆设或送人。我还想，最好的方式是能找到大买家，留够我们需要的，把其余的全买走。这个大买家，可以是用于赢利的商人，也可以是作为会议礼品等发放的机关团体等。

前面感慨过自己非官，这里又要感慨起自己的非商身份与对为商之道的不通了。

嗨，一介书生……

宜家

真是琳琅满目啊！
[ 本帖由 宜家 于 2007-10-19 12:57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