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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语言化石”《鄂君歌》之谜
李雄安
摘要
本文通过破译“语言化石”——《鄂君歌》的内涵，性质和文化背景，探索上古时代的民族、民俗、语言、文学……等有关问题，进在而肯定其学术价值。
关键词
榜枻越人 鄂君子晰 揄袂覆被————
滥兮抃草滥予昌玄泽予昌卅卅甚卅焉
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踰渗惿随河湖
——《鄂君歌》（即《越人歌》）——
以上文字，是2500多年前，一首古越语歌的汉字记音。今天，我们说现代汉语的人读起来，既难以读准字音，也无法断句，更无法读懂文意。因而笔者把它戏谑为一块出土的“语言化石”。破译它需要从多角度、多层面和用多种文化科学手段，进行剖析、验证和比析，才能逐渐还它的本来面目。下边将对它的丰厚的文化内涵逐层地加以解读。
《鄂君歌》写的什么
《鄂君歌》（即《越人歌》）像一卷天书，叫人无法读懂，不用说是在二千年后的今天的人们，就是在当时听到唱《鄂君歌》的鄂君本人也听不懂，据汉代刘向的《说苑》对此事转辗引述，说是鄂君请了懂越语的翻译把歌词译成了楚语才弄了个明白。现今虽然有着时代、语言和习惯的隔阂，但是阻不住人们对这首歌词的解读渴求。凭笔者所知，古往今来，有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专家对这一罕见的古老文化瑰宝，千方百计地谋求破译它的奥秘，以吸取丰富的文化养料。这里只撷要列举数例。
训诂学家陈抡先生运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参照古籍训释、古语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词对《鄂君歌》的汉字记音进行逐字逐句的考释，然后译成如下文字：
原文 译文
滥兮抃草， 今日泛舟，
滥予昌玄泽。 使我遇王子。
予昌卅卅甚卅焉, 山青木兮木青山，
乎秦胥胥缦予。 我悦君兮君悦我。
乎昭澶秦逾渗， 我见悦于王子，
惿随河湖。 欢喜不訾。
萧兵先生在评论这段译文时认为过于穿凿，他举例说：“ ‘今’音转为滥，犹‘矜’音转为‘览’”。他又说“兮”在上古时代读为“呵”或依方言读为“希”；陈抡先生在这里说它的义为“曦”（羲）是“日”的意思；固然《广雅》中有“羲和，日也”。但此“日”指的是“太阳”，与“今日”之日有别……萧先生的看法固然有道理，但不能抹煞陈抡先生翻译成功之处。以笔者之见，在吴头楚尾的鄂东南一带，由于古代楚越土著杂居，两族文化渗透交融，在楚人的方言中保留着一些古越语词汇。仍以前二句为例。“抃”，《康熙字典》注音有二：《唐韵》《韵会》中读“卞”：在《集韵》中读“藩”；将记音的“抃”字译为“泛”，当然说得过去。“草”在越语中与“舟”音相近。可见词儿连译，作“泛舟”是无可挑剔的了。再说第二句。“予”，古汉语中作“我”讲；“昌”是方言词，与现在的湘赣闽语系中的“撞”字同音同义表“遇见”的意思；“玄”在《康熙字典》等大型字書中都找不到，可见是仿音自造的一个字，“泽”在越语中与“子”音近。“玄泽”，正是“王子”的模糊音。这也不能说译得不准了。后边几句我难置可否。
壮族学者韦庆稳先生在研读《鄂君歌》时，发现歌辞中“大部分词语能在现代壮语中找到”，个别难点也可以参照壮语族词汇的构词规律或从语境中揣度出新词的意思来。因而，他在翻译的初稿中译为：
今夕何夕，
舟中何人兮？
大人来自王室。
蒙赏识邀请兮，
当面致谢意。
欲瞻仰何处兮，
欲待饮何处觅。
仆感恩在心兮，
君焉能知悉！
韦庆稳先生为了译诗别具韵味，并与原歌词风格更为协调，又将用文言译成的歌词改为白话歌词，还另译作旧体五言诗：
白话歌词： 五言旧体诗：
今晚是什么佳节， 今夕复何夕？
舟游如此隆重？ 盛礼举舟游。
船正中坐的是谁呀？ 中舟坐者谁?
是王府中大人。 楚官美王侯。
王子接待又赏识， 蒙王子礼遇，
我只有感激。 越歌谢知音。
但不知何日能 待与君再游，
与你再来游？ 同舟待来日，
我内心感受您的厚意。 受惠我心知。
另一位侗族学者林河先生从他所熟悉的侗族语言出发，对《鄂君歌》加以意译：
今天啊，
碰上什么日子呀？
舟中坐的谁呀？
是王府里的王子到了。
王子召见我呀，
我这里谢谢了。
但不知何日呀？
王子！
能乘舟再去野游，
在下我魂魄都会笑呀！
后来，林河先生在《侗族民歌与越人歌的比较研究》（见《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2期）的论文中，将其译文作了改动：
今日兮，我遇何日？
船舱里是什么人呀？
是王府的王爷到了。
蒙王爷召见啊，
我越人谢谢了，
何日啊，
大王！
同我越人再去野游，
小的我连魂魄都会哈哈笑啊！
（或：在下的心里多快乐啊！）
后来，林河先生在1990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九歌>与沅湘民俗》一书（见该书的１４页）中的译文，又从汉语古音的“复原上作了修改。为求表意更加准确。”
更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先生，根据“复原”的古汉语，古越语读音标上古占语、古马来语、古印尼语相对应的古音，并且写出它代表的意义，加以直译：
[我]祈祷[您]啊
王子。
[我]祈祷[您]啊，
伟大的王子。
正义的王子啊，
尊贵的王子。
[我]真幸福啊，
我忠心地服从您，
让所有的人都繁荣昌盛吧
[我]长久以来一直都敬爱着您。
以上四位学者的《鄂君歌》的译文，归纳起来，前三位中国学者对歌辞的解读和对译大体上是一致的。一般分歌词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交代，后一部分是抒情。前一部分都把叙事诗的四大要素作了明确的交代：先点明时间：“今日”或“今夕”。再交代地点：“舟中”或“船舱”；再次交代人物：“王子”或“王爷”，或“美王侯”，或“王府中大人”；以及榜枻越人。还在开篇二句中，或明或暗地把事件作了交代：一是明说：“遇王子”、“蒙（大人）邀请”、“王子接待又赏识（枻人）”和“王子召见我”等。一是暗中点破，即隐约其辞地交代：如“碰上什么日子”，曲折地由于“日子好”就意外地“碰上”好人——王子；或“舟游如此隆重”、“盛礼举舟游”，由于“舟游”的机会，有幸与王子相遇。
再在后文的抒情的内容方面，也是大同小异。一是表感谢：如“（蒙赏识邀请兮），当面致谢意。”或“（王子接待又赏识），我只有感激。”或“（蒙王子礼遇），越人歌谢知音。”或“（蒙王爷召见啊），我越人谢谢了。”或“（王子召见我呀），我这里谢谢了。”
再是抒发感受：如“我见悦于王子，欢喜不訾。”或：“仆感恩在心兮，君焉能知悉！”或：“我内心感受您的厚意。”或：“受惠我心知。”或：“在下我魂魄都会笑呀！”…… 最后是提出希望：如“与你再来游”；“待君再游。”或“欲瞻仰何处访兮，欲待饮何处觅。”或“能乘舟再野游。”或“同我越人再野游。”……诸如此类的希望，大体一致。
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先生的译文，在对歌辞的体式、结构和人物等的看法与前三位中国学者相同；而在事件和抒发感情的情愫等方面迥异。前三位学者认定事件为“舟游”；而泉井氏却认定是“祈祷”；前三位学者认定榜人抒发的是私情，即与王子的友情或爱情；而泉井氏却认定越人所抒发的感情是民族与民族，抑或是百姓对国君的政治激情。由此看来，那么上述诸多译文，哪一篇译文最符合《鄂君歌》的原意呢？笔者以为读者读完下边的故事后，便可以各自断定哪篇译文最佳。
《鄂君歌》（一名《越人歌》）的背景故事，出诸汉•刘向《说苑》的《说善》篇；鄂君子晰在“新波”（后文对此词有详释）中乘舟游览。他坐着有鸟形花纹的大船，船的两侧张挂着帐幔，船顶张设着用翠鸟羽毛装饰的伞盖，船尾还挥动着犀牛的尾巴；船舱里坐着的人物，大模大样，衣着豪华富丽；船行一路，吹吹打打，热热闹闹。正当钟鼓乐曲一歇下来之际，一个撑船的越国人，抱着桨唱歌道：“滥兮抃草滥予昌玄泽予昌卅卅甚卅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晰听后说：“我听不懂越语歌，请用楚语解说一下。”于是召来了一个精通楚语越语的翻译，把越人歌译成楚语
楚语译文 汉语今译
今夕何夕兮，搴洲（或作舟）中流； 今晚是个什么晚上，我能操桨在河的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今天是个什么日子，我有幸能和王子一同在一条船上？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我承蒙赏赐吃着美味佳肴，披着美好的衣服，虽然旁人耻笑我，但我并不感到羞愧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我的内心虽然冥顽但不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山山都有林木，每棵树木都有树枝，我内心喜欢您呀，只恐您不知道……
鄂君子晰听完翻译之后，非常激动，连忙挥动他那长长的袖子去拥抱唱歌的越人，拿绣花锦被，把他（她）覆盖起来，他们亲热得叫在场的人也不能自持……（见《说苑•善说》：“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交欢尽意焉。”）
阅读完上述的故事，我相信读者和笔者一样，认为当时楚人的翻译，比现今的诸位学者的译文更详尽，更富有情调，更精彩，想必也更准确。这是因为当时搞翻译的楚人，对古越语的精通，而且楚越两族杂居一起，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了解得更深透，甚至连言外之音也能听得出来；对榜人的性别、身份、歌词的用途、背景，有关风土人情，暧昧关系等都了如指掌。更何况辑录这一故事的刘向，是语言巨匠，文学泰斗，史学大师；他离战国时代较近，他在引述故事时，必然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推断，刘向辑录的楚人译说的《鄂君歌》
是最有权威、最可信、最可取的。因此，陈抡先生对《鄂君歌》初稿经过一番“通转”和比附，觉得与“楚译”有些距离，就把它再译一过，尽量与楚说的破译保持一致，以证实“‘越歌’和‘楚译’都是古代汉语的方言，通过历史比较，自可看出其同一性来”。现将陈抡先生的“重译”抄录于后：
今夕何夕兮，
泛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承王子怜爱兮，
何胜欢喜？
我喜欢而不绝兮，
见知于王子。
山青木兮木青山，
我悦君兮君悦我。
总上所述，古越语《鄂君歌》除在当时有“楚译”之外，今人又有八种译文。译文的出入，概括地说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归纳起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士，所凭借的语言及其文化背景和心理，对古越语记音中的词汇所搜寻到的相应的语音、语义，各不相同。但是在内容上，从破译出歌词的主旋律来看，一为颂歌、赞歌；一为情歌、恋歌。
《鄂君歌》隶属哪类歌
有人说《鄂君歌》是渔歌，大概是凭歌者是“拥楫而歌”的舟子吧；凌纯声先生说：“这首歌可说是越人的祭社歌。”其论据是什么不得而知。我想大柢是像日本泉井氏的译文那样，把歌词的一二句译成“（我）祈祷（您）呀”这类向神灵或宗庙祈求的话语而使然的吧！持这两种看法的人不多。只在此点到为止。许多学者把它看成情歌——男女性爱的情歌或同性恋者的恋歌。阐述这一观点极为复杂，涉及面广，如对歌词的翻译、理解，歌者的性别、身份，歌唱的动机与背景，社会习俗等等，要一一加以引例举证才说得清楚。还有以男女性爱谐隐或象征政治性颂歌的观点，也一并解说于后。
（一）认为《鄂君歌》是一首男女情歌，其论据多多。首先以歌词来看，开头“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极像《诗经》的《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情意缠绵，温柔雅丽；从情调上看，与“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如出一辙；还有那“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的微妙的心理感受，正是在热恋中男女的那种忘乎所以，不顾一切的心态；用时髦一点的话说，热恋中的男女智商特低，好坏美丑都分不清了。特别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这个歌尾的兴辞和谐语，与《诗经•邶风•简兮》的“山有榛/ 隰 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的立意相仿；同《楚辞•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是一个模式；以后就有《汉武帝故事•秋风辞》：“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以及《续齐谐记•青溪小姑歌》：“日暮风吹，叶落归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 一脉相承；歌中的意象与意趣何其相似乃尔；连所运用的“双关”、“谐音”——“枝”与“知”都相同相通，极其自然而流丽动听。
因此，持“男女性爱情歌”论者，认为《鄂君歌》作者（即歌者）是榜人女。李贻荫先生据《越语》、《何激歌》所载，说秦以前越地女子跟男子一样善“櫂楫”。清人李调元《粤东笔记•粤俗好歌》云：“说者谓粤歌（按：即鄂君歌）始自榜人之女.其原辞不可解，以楚说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风流，多洽于妇人女子欤？”持相同看法的，还有梁启超先生，他说：“越女棹歌……歌辞读起来旖旎缠绵，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发生联想。”提起《吴歌》——，令人想起吴声歌曲的著名《子夜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四时歌……这里随口哼哼《春歌二十首》中的开头曲：“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绿荑带长路，丹椒重紫荆，流吹出效外，共欢弄春英。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裙……”这类民歌都出于民间，在山明水秀的江南，产生这样漂亮的情歌，由青春少女歌唱，宛曲奔放；措词造语，较诗经的情诗更加温柔敦厚，绮思柔语，绝无卑污之气，有柔情而无挑逗，有怀念而无邪念。这可以说是民歌优秀传统。
再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风尚习俗来看，“先秦时期各国皆畜养一批官妓，封君、贵族畜养妓者也不在少数。公室大家畜养的娼妓的前身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留女、伴宿女。”（《楚国风俗志•婚恋篇》）这在楚辞《招魂》里有记述贵族宗室聚会的场景描写：“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王逸云：“言醉饱酣乐，合罇促席，男女杂坐，比肩齐膝，恣意调戏，乱而不分别也。”刘勰《文心雕龙》云：“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沈缅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这里所说的“女乐”、“美女”和“郑卫妖玩”，实际上就是贵为封君的大宗之家畜养的家娼。由此可以推断，鄂君与榜人之女，恐怕也很难跳出当时社会的大染缸。
（二）认为《鄂君歌》是同性恋歌。持此观点的学者据“拥绣被而覆之”云云，以之为龙阳君一类人物，把《鄂君歌》看作断袖分桃式的同性恋的情歌。朱熹在《楚辞后语•越人歌》中批评说：“ 其义鄙亵不足言。”就是指斥“同性恋歌”。闻一多先生 曾在驳斥孙次舟先生曲解屈原以美人自拟的文章中，不否定战国时代贵族作风败坏：“商业资本起来了，艺术遂随着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而与教育脱节，变成了少数人纵欲的工具。”钱钟书先生对春秋战国统治阶级间流行过男风，引证了许多古籍所载史实：
《战国策•楚策》记楚王射云梦，安宁君缠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侍席，出则陪乘”；是田猎而以嬖扈从，时习之常……《国语•晋语》狐突曰：“国君好艾，大夫殆。”《韩非子•八奸》曰：“一日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所惑也。”盖古之女宠多仅于帷中帐后，发踪指示，而男宠均得出入内外，深闱广廷，无适不可，是以宫邻金虎，为患更甚。《史记》创《佞幸列传》之例，开宗明义曰：“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多有之”。
《楚国风俗志•婚恋篇》载：“先秦时期除了畜妓之外，还盛行畜养、宠幸男嬖的腐朽风习。”《荀子•非相》：“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妖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这指的是男嬖。在楚国上层社会，尤其是宫廷内，也若断若续地流行着宠畜男嬖的腐朽风习。《国语•楚语上》：楚灵王邀鲁昭公赴楚参加章华台的落成典礼，“使富都竖去赞焉，而使长鬣之士相焉。”赞，是充作傧介和招待。富都那竖，韦昭注曰：“富，富于容貌。都，闲也。那，美也。竖，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可见，“富都那竖赞”的意思就是以面貌姣好的娈童做招待人员。《墨子•兼爱中》载：“昔者楚灵王好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肱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黑黧之危。” 这种“好士细腰”就是嗜好男风的一种表现。据此，萧兵先生对唱《鄂君歌》的榜人的态度是既承认历史的现实，又不怪罪于他本人，他说：“为贵族的冶游服务的舟子不得不兼以声色事人的话，那显然出于生活的逼迫，是社会的责任，封建贵族的责任。”我们知道，楚灵王就是鄂君子晰的兄长，他的这种嗜好男风的恶习，能不对他有所影响么？做国王的哥哥尚且如此，做弟弟的封君有何不可呢？
（三）认为《鄂君歌》是政治性颂歌。持此论者以为《鄂君歌》作者或歌者是男性抑或是女性榜人，或以越族人的身份对楚国的封君的颂扬，以示两族的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或以平民对父母官的感恩戴德。他们的依据是：歌词中有“祈祷——伟大的王子，正义的王子，我忠心地服从您……”或“蒙王爷召见啊，我越人谢谢了。”或“蒙赏识邀请兮，仆感恩在心兮。”这些都是饱含政治激情的颂辞。有的学者干脆把歌尾兴词删去了；有的学者虽认同是一首政治性颂歌，但仍然用“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煞尾，这是作者把封君比作美人或把封君与臣民的关系比作情侣一般和谐温馨。
《说苑•善说篇》中记述《鄂君歌》演唱的整体场面云：“鄂君子晳之泛舟于新（或作“澌”）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插苪芘（或“极蔓蔽”），张翠[羽之]盖，而翕犀尾，班丽袿衽，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于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他们将鄂君子晳的“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看成是重要的仪节。
他们对“揄袂覆被”的解释也迥然有别。“绣被”之“被”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读“披”若“帔”。《离骚》“ 浇身被服强圉兮”，被即披意。闻一多《楚辞校补》云：“案日本《新撰字镜》六引原本《玉篇•中部》转引本作昌帔……唐写本及今本《文选》并作昌披。”这“昌披”就像现今的斗蓬，披风。“被”的另一义是“被衾”，即床上之被 。用“被面”覆于人身，似乎举止怪异。但是见过壮族人民在婚礼等场合互赠壮锦被面，也就不奇怪了。据此，有关学者把有关经典缺落的“揄袂覆被”神秘隐义解释为：[这]是当时楚人或越人的一种礼貌表示，是向对方表示隆重的接待。正好似现代国外一般正当社交场合的拥抱亲吻是严肃礼貌的表示，并不是狎妮行为。“覆绣被”最多也不过相当于现代国外有男女习惯于穿花衣服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够严肃的地方。”（引自《楚辞的文化破译》第62页）
以上三种观点，无须强行判定哪种说法最为正确。因为三方面的学者的见解都是来自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总结。所以，总起来看，它们是从三个不同侧面印证了《鄂君歌》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鄂君子晰，何许人也
鉴于以上的分析和九种译文，都破译出《鄂君歌》是对鄂君子晰的赞美，或颂扬，或爱慕。这足以证实“鄂君歌”的越、楚记音的真实可靠。这就不禁使读者要问“鄂君子晰为什么如此受到人们的拥戴，或敬重，或爱慕，或喜欢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有哪些历史事迹？他是鄂国之君呢，还是鄂邑封君？他所在的“鄂”是东鄂呢，还是西鄂？学术界对这一直有争议。郭沬若先生认为，西周时的噩（同鄂）国有三处：一是今鄂城，二是山西乡宁县，三是河南沁阳县西北。其他学者多数认为在河南南阳，也有指今鄂城大冶的……莫衷一是。
要全面透彻地理解《鄂君歌》，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就要对鄂君子晰其人其事作必要介绍，还必须对鄂国、鄂邑、西鄂、东鄂的历史作简略的回顾。
为叙述方便起见，先从噩（即鄂）说起。鄂分西鄂与东鄂。但同属鄂族。古鄂族，兴起于夏王朝孔甲时期，史载：“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灭唐之后，乃分徙之于许、郢之间。”这是对鄂兴衰繁衍的八百年历史的总括。帝尧的裔孙有刘累，生活于夏王孔甲统治时期（公元前约1700年）是一个以渔猎为生的部族首领，居住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面的缑氏县，（《史记•夏本纪•集解》）因擅长“驯养龙”而被孔甲封于唐，但在受命捕龙的任务时，却因惧怕而逃至鲁县。孔甲则另封刘累之孙为侯而都于鄂（今山西省西南部翼城县西）。“龙为鳞虫之长”（《说文》）即鼍龙，恐龙之类，鼍龙，就是扬子鳄（即鄂）。鄂侯带领部族捕鳄驯锷，他们活动在富有鳄资源的黄河、汾河流域的乡宁、翼城一带；夏商时代黄河流域气候温暖（正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度）黄河中下游雨量丰沛，河滩和湖沼的土层厚松，多生芦苇和毛竹 ，有利于鳄鱼觅食栖息，在夏商代是鄂地，也是鳄鱼之乡，鄂侯都于此，生计无忧，以至鄂族逐渐壮大。商纣王封“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史记•殷本记•集解》）这是鄂国强大后达到的顶峰。商纣强占九侯的爱女，其女不从，纣对其父女施用醢刑（剁成肉酱）；鄂侯犯颜强谏也被纣王斩杀后熏成肉干。到周朝，成王灭唐，封其弟叔虞于唐，号曰唐叔虞，且居于鄂。鄂国覆灭。唐人，包括鄂族，皆御龙氏刘累之后，他们被分徙于许，郢之间。其地约为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毗邻南阳一带，南阳北石桥镇有西鄂故城，当是鄂族后来定居之地，因南阳位于沔、汉水域，河网纵横，也是鳄鱼的产地。《水经注•沔水》载：“汉水中有鼍”；张衡《南都赋》云：“（南阳）其水虫则有鼋、鼍、鲛。”鄂族在此又逐渐壮大，建立鄂国。“噩侯御方”就是著名的国君之一，其事正史缺失，而《噩侯御方鼎》有铭文：“王南征角…… 噩侯御方纳醴于王……”；《禹鼎铭》：“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御方率南夷 、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厉内，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御方，勿遗寿幼……’”这反映了周鄂关系由和谐到破裂的发展过程。这两件铜鼎，据郭沬若、徐中舒考释，断为周厉王时器物，可证噩国（即鄂国）灭在厉王（公元877—8414）时代的前后。
周王扑灭噩国，抓住噩侯率领部族寻找鳄鱼产地，扩展渔猎地域的生产行为，诬之为“广伐南国东国”的军事行动。在其亡国前的若干年，他们就有一支部族长途跋涉，到达梁子湖周边地岸居住。因长江中下游生长扬子鳄，梁子湖为江水泄洪的水乡泽国，苇竹繁荗，是鳄鱼繁殖生长的好去处，而当时北方气候变冷，加之鄂族人口增多，他们不得不向湖泽地区迁移。这就是“东鄂”的由来。
后来鄂怎么成了楚国的属地的呢？本来楚国偏居荆山一隅。从熊绎到熊渠，五代六君。筚路襕缕，惨淡经营。在熊渠时由弱转强，先前的五位楚君中，熊胜或者熊扬，因曾从周穆王伐徐，大开眼界，而且获得较多铜资源。随着楚国强盛，就按捺不住掠夺和征服的欲望，转守为攻了。“当周夷王（前885—876年）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史记•楚世家》）熊渠施政用兵表现出大智大勇。机动灵活，善于相机乘势，在周王室失势时奋翼而飞，而当周王势力强盛时则敛翅而息。他显示了政治家的机敏，近交远攻，近交固本，远攻以展其技。伐庸，是敲山震虎，伐扬越，是先蚕食后鲸呑。熊渠伐杨越，终点是鄂。鄂立国甚早，如上文所说，东迁后，密迩长江中游的铜矿，得其厚利。熊渠伐鄂，是在御方成了周人阶下囚之后，趁火打劫，甚至可能是以“勤王”之名，协助周人攻打鄂师。本来，楚不敌鄂，估计是楚师乘其摇摇欲坠之际才袭取了鄂都，那只是扫荡鄂国的残兵败将罢了；熊渠不畏长江风涛之险，劳师远征，无疑是受了铜矿的诱惑，伐鄂的胜利使长江中下游的铜矿不再是扬越和准夷的奇货以及周朝的禁脔，而成为楚人兴家创业的资本。熊渠一生所建树的功业，就此一举。他所封三王。据《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引张莹之说，毋康所王之地在江陵；挚红所王之地在鄂，执疵所王之地越章，可是在江陵与鄂之间的某处。做这样的布局，大概是为了确保红铜的战略通道的安全。不久，周厉王当朝，对反叛国施加压力，手段残暴，熊渠见机不妙，连忙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自行削去三子的王号，王号虽去，封地依然存在。
鄂成为楚的领地后，熊挚红先为鄂王，后继为楚王。自熊挚红到熊鄂连续六代都以鄂之故城作为楚之国都。顾栋高《春秋列国疆域表》云：“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今武昌府治之武昌县（即鄂城县，鄂王城所属之该县马迹乡，1956年已划归大冶市），即楚鄂都也。”
战国时期，各国逐步建立郡县制，同时推行封君制，如楚国的春申君，齐国的孟尝君等便是封君。战国时期的楚国应有封君54人，鄂君是楚国封君之一。鄂是楚国的第一批封国之一。其立国时间短，从受封到周厉王初年（厉王元年即公元前857年）“去其王”，大约只有5年时间。取消了“王”的封号，但仍在东鄂保存了封邑。楚的封君中，地位最高的，首推郢君，次为鄂君，东鄂最著名的封君为鄂君子晰和鄂君启。曾一度，学术界对鄂君子晰这个人物有过争议。即有人认为鄂君子晰与鄂君启系一人，名启，字子晰。这在“鄂君启节”出土后，争议才得以平息。鄂君子晰，又名子晳、子析、公孙黑、黑肱、驷化等。系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之孙，楚共王第四子。康王子昭灵王子围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硅。袭封于鄂。地位十分显赫。其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560年—公元前529年。他是鄂邑中期的一位封君。子晰死后，东鄂继续保存封君制度，封君均由楚王的子嗣或弟兄充任。东鄂封君同楚王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联系。楚王曾数次赠钟给鄂君。熊渠6世孙熊鄂特制“楚公钟”给鄂君。楚文王也曾将“南和钟”赠给他在鄂邑的女儿。东鄂最后一代封君是鄂君启。 系楚怀王之弟。受封于鄂的时间是楚怀王6年，即公元前323年，比鄂君子唽晚生约200年，不可能是同一个人。鄂君启节印证了他是著名的王胄兼巨贾，他的商队是一支拥有舟、车200艘（辆）涉足12条河流，航程万余里，遍及7省市的庞大运输大军。这支商队始发地和归属地均在鄂邑，即今天的大冶、鄂州一带。这有“鄂君启节”铭文：“自鄂往，逾沽（湖）、上滩（汉）”为证。这不仅证明了鄂君启活动在东鄂（现今大冶、鄂州），鄂君子晰与榜枻越人交欢的故事也应该是发生在这里。张正明先生《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说苑•善说篇》记鄂君子晰游于江上与榜枻越人交欢尽意。这足以证明东鄂确有越人。”虽然张先生论述的论题不同，所指的时代有别，但他确认鄂君子晰与榜枻越人交欢的故事是发生在东鄂—今大冶、鄂州一带，更有趣的是，刘向在《说苑•善说篇》中说：鄂君子晰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新波”不可解，《初学记》卷25，《北堂书钞》卷137作“澌波”。《楚辞•九歌•河伯》：“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王注：“流澌，解冰也。”如果《说苑》原来确作“澌波”的话，则子晰当在春初流冰融解之时，泛舟于楚偏北较大的河流之上。这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冶、鄂州的江道和湖面上正是这种情状，正好是在鄂王城附近。
鄂邑作为封邑，承续时间长达数百年。据范文澜先生所列《西周东周年表》统计约393年。张后铨先生计算则为455年，可见鄂邑在楚国的地位之重要。为什么有这么重要地位的两位封君，还被后人误以为是一个人呢？大概是正史上只有公子晰的事迹，而鄂君启事迹竟告阙如吧！
从笔者所掌握的有关楚史资料看，鄂君子晰有如下三大特点。一是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刘向《说苑•善说篇》载：蘧伯玉出使楚国。在办完使者公务后，与楚王闲谈。楚王问到哪个国家人才最多。蘧伯玉肯定地回答说，楚国人才最多；当楚王追问具体的姓名时，蘧氏点名道姓地说出了三个人：伍子胥、釁蚠和公子晰。此后，公子晰得到重用，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二是他忠君爱国，没有抢班篡位的野心。公子晰有五兄弟，只有他没登上王位，其他四个都作过楚王。他的长兄熊昭，是在其父共王去世后，以长子身份合法继承王位的，是为康王；他的二哥子围，是弑君（杀了他的侄儿郏敖）自立为王的，是为灵王；他的三哥子比，逼死了灵王，作了新楚王，号为訾敖。虽然子晰也参加了子比的政变，但是由于与楚王不共戴天的仇家观从玩了个阴谋，使他钻进了圈套，被强迫干的，不是自愿的；他受命作令尹，随后，他和子比又被其弟弃疾玩弄一个更大的骗局，说灵王回来了，兵临城下了，他与作新楚王才十几天的三哥双双自缢而死。于是弃疾作了楚王，是为平王。他与弑君自立为王的兄弟比起来，公子晰的确是高尚得多。 三是他爱民亲民。鄂君子晰与越族榜人交欢尽意的故事 ，充分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窥一斑而知全豹，不用多举例了。视越族榜人为鄂君封邑治下的良民，与鄂君子晰正常地交往，这是可能而可信的。我以为以上三点就是鄂君治下的百姓发自内心地颂扬子晰的缘故。
《鄂君歌》的学术价值何在
《鄂君歌》和刘向引述其歌唱场景的文献，两千多年以来，为人们乐于诵读、研究，经久不衰；甚至常读常新，传播的地域日益扩展。在世界范围内的汉学领域造成深远的影响。那么，究竟她的学术价值何在呢？笔者不揣冒昧地作如下探索。
一、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梁启超先生说：“[此]实我文学界之凤毛麟角，《 鄂君歌》译本之优美，殊不在《风》《骚》之下。原文具传，尤难得。”（见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饮冰室文集》之12）又说：“越女棹歌，。。。。在中国上古找翻译的作品，这首歌怕是独一无二的了。歌词的旖旎缠绵，读起来令人和后来南朝的《吴歌》发生联想。”（见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6.）游国恩先生更具体地肯定它在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它的文学艺术的确可以代表一个比《楚辞》进步很高的时期，虽是寥寥短章，在《九歌》中，除了《少司命》、《山鬼》等篇，恐怕没有哪篇赶得上它。”（见游国恩：《楚辞的起源》，原载《国学月报汇刊》第一集，1926年）此外，郭沬若先生 、何仲英先生等对它的研究中可以弄清楚辞的起源；借助它可以进一步弄清兴辞的作用：“把诗中的母题有形质、音响或情景上的关涉的意象放在前面，以激起欣赏、领略的兴趣、联想或动机，其艺术企图是造成整个诗节或诗章形象的层次性，联系性、一体感和有机感。”（见《楚辞的文化破译》第169页）对今人学习理解《诗经》和《楚辞》大有裨益。
二、富有民族学、语言学价值。郭沬若先生说：“这要算中国最古的译诗，无论怎样看都得是两种国语。据此可知楚和越在古代是不同的民族。”这是说可从语言这个渠道进入民族史的研究。民族学家都认为，壮、傣、侗、水以及黎、仡佬等族是古越人的后裔。因为从壮族学者韦庆稳先生和侗族学者林河先生对《鄂君歌 》的翻译和研究中，得知侗族语族和壮族语里保存着许多古越语成分。庄为玑先生在首届全国人类学会上指出楚越不同族、不同语：“越语如果是海洋蒙古利亚种，则系今日马来语，如系蒙古利亚南支语系汉泰语族，他日可以判明”。（见庄为玑：《从人类学看楚越的差别》，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论文第五页。）石钟键先生说此文“为古越语和骆越语之后的壮傣语找到共同的语源关系”。证明了越与骆越同源。
再者，通过对《鄂君歌》歌唱时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的记录文字的研究，可以取得有关历史、文化、人事、地理等方面的潜在信息和旁证。
三、有发掘不尽的民俗文化。由越族榜枻人向着王子唱《鄂君歌 》，勾起人们想起古代人们定期聚会唱歌的风习，这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沿袭至今。这在壮族中不同地区称谓也各异。如“窝墩”、“窝岩”、“圩蓬”、“坡会”、“放球”等等。在汉文古籍中，称这种习俗为“浪花歌”（《赤雅》）、“跳月圩”（[清]赵兾：《风土诗》）。由于这种活动是以相互酬唱为主要内容，“每场聚集众人不下千人”，“唱和竟日”，犹如唱歌的圩市，后来人们把它称之为“歌圩”。凡是看过电影《刘三姐》的，对于所说的古代的“歌圩”也就不陌生了。据我推测，榜人向王子唱歌，如果鄂君子晰听得懂的话，他也会即景生情地回唱一首歌予以应答，因为当时的风俗是这样啊！
壮族学者蓝鸿恩先生说：“歌圩这种形式，好象各个民族都有，白族有三月节，彝族有火把节，西北各省有花儿会。”他据《朝野佥载》长安少女少妇数千人“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以为汉族古代也有歌圩。由此可见壮族歌圩与越讴楚辞所反映的民俗风情，也大体相似。
再从“揄袂覆被”这一礼俗来看，在现代人眼里是怪异的举动，难以接受，萧兵先生从他研究《楚辞》的感受来举例说，以《九歌》相关民俗因子的“破译”有助于理解越歌和越俗。他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九歌》里湘君没有会到夫人，在绝望之余，“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一方面表示诀绝和悲苦，另一方面也表沟通信息。这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礼俗，屡见于文献。荀子云：“绝人以玦”湘君的悲愤是很深的。这是说用“玦”、“佩”之类的东西传达其悲苦的情绪；反之，也可表其爱慕和亢奋之情。《楚辞。天问》：“女歧缝裳，馆同爰止。”就暗含着类似交换内衣的隐秘内涵。（见萧兵：《天问新解•女歧缝裳与对偶婚的禁例》，（《淮阴师专学报》，1980年第一期。）
此外，它还是研究历史、训诂学、青铜文化等等的珍贵资料。它被誉为“语言化石”，不只是因为他来自上古，是块古色古香的瑰宝；而且它还是语言艺术的结晶。常识告诉我们：语言是社会信息的载体，只要我们善于破译和解读它，就会获得有关古代社会的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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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24 22: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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