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山：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蛊毒黄

大明山：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黄世杰

摘要：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关于大明山古为“氾天之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把赤水（红水河）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心目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考古发掘也印证了大明山周围一带是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而大明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条件成为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关键词：大明山；氾天之山；父亲山；壮族文明；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处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偏西南宁东北部、红水河和右江之间的大明山峰高坡陡，沟谷幽深，林木茂盛，郁郁葱葱，自然景观独特秀丽又兼得厚重的历史底蕴。几千年岁月悠悠，俦成这宝蕴天成之地，人文景观十分丰富。
布洛陀文化遗址发现者之一的广西著名的壮族文艺家古笛先生在拜访大明山后，不禁为大明山的雄伟而为之感叹：“如果说那长流乳汁的红水河是我壮人的母亲河，这雄姿崛起的大明山不就是我们民族的父亲山吗”(古笛，2000)。在古笛75岁生日时，面对记者的采访，古笛说，有生之年，他还打算进一步探索广西大明山的“日月同辉”天象这一千古之谜，力争揭示这一天象奇观（王宗骏，2007-03-20）。让人遗憾的是，古笛先生只是为之感叹而已，并没有去具体论证大明山为什么是壮族的父亲山。
笔者自幼生长在大明山脚下，对大明山的自然地理条件、文化氛围和文化脉承，以及社会人文背景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科学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献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心目中是神山天梯

大明山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山海经•大荒南经》卷一五记载有“氾天之山”，据笔者考证，《山海经•大荒南经》中的“氾天之山”指的就是现在的大明山：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穷焉。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这条文献记载的“氾天”与同书《山海经•西山经》卷二“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氾天之水”的“氾天”为同一地方，为山名。
上古传说中所谓的“苍梧之野”在今广西东北、湖南南部与广东西北部，那里有一座大山即九嶷山，相传舜葬于此。《淮南子•修务训》卷一九说，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代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赤水在《山海经》中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河流。按张国光先生考证，赤水的关系位置为发源于昆仑高原，东南流而归入南海的纵流大川，其东有三苗国（《山海经•海外南经》卷六：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及舜葬之野，其西有厌火国，其滨海处，产有三珠树（《山海经•海外南经》卷六：三株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为树若彗）。从这些条件看来……古代赤水下游即为盘江（张国光，1986），另外，《皇朝通志》记载说：“南盘江亦名红水……北盘江出其北……联合总名红水河。”可见，红水河之名，显然是古代赤水之遗影。现在盘江的下游就是红水河。
从地理分布来看，九嶷山确实在红水河的东部。而所谓“赤水穷焉”，就是“赤水流极于此山也”，由于《山海经》所述的是大荒之南，地域已确定在南方。翻开中国地形图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南方由西部流入南海的大河，又在苍梧之野的西面，只能是今珠江。珠江是西江、北江、东江的合称，源于云南沾益县马雄山，流经云、贵、桂、粤，全长2129公里，其支流众多，含沙量少，汛期达半年之久，流量大。流域面积达4250~ 平方公里。北回归线横贯整个珠江流域，属于三冬无雪，四季常绿的亚热带气候，农作物一年可二、三熟，是地球北回归线上少有的一块绿洲。珠江在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与北盘江汇合起至柳江流入珠江这一段，古称红水河。如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贞丰》说：“（南）盘江即红水河，其水四时皆赤，故曰红江。”同书《兴义府》又说：“（南盘江）经郡（兴义府——今安龙县）城南谓之红水江，亦曰巴皓河。经册亨亦曰八渡河，划黔粤界，会北盘江入粤达于海”（杜文铎，1992）。流经云贵高原的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干流——红水河呈东北—西南走向，流经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和贵州的兴义、安龙、册亨、望漠以及乐业、凌云、天峨、南丹、凤山、东兰、巴马、河池、都安、大化、马山、宜州、忻城、合山、来宾至武宣、象州县西南石龙镇三江口，与北来的柳江汇合后称黔江。在苍梧之野的西面，红水河流经的是广西的都安、大化、马山、忻城、合山、来宾至象州等县，在这一带附近符合上述条件的大山只有一座，那就是桂中南的最高峰——广西大明山。
大明山的地理位置处于桂中地区。从地理上考察，桂中地区是一个陆内张裂的沉积盆地，具有主要发育碳酸盐岩地层、地形起伏不大、植被发育程度中等、断裂构造部分为隐伏性质的特点, 而控制桂中晚古生代盆地发育的断裂主要为盆地北部的河池—宜州—柳州北边的东泉—鹿寨断裂带（呈近东西向展布）； 东部的永福—柳州— 来宾断裂带（呈北北东向延伸）、桐木—妙皇—东乡断裂带（呈北北东—北东向展布）； 西部的大新—大明山—忻城—融水—三江断裂带（地表由系列断层面倾向南东东或北西西的逆冲断层和轴面倾向北西或南东的不对称线状褶皱构造组成）、南丹—河池—都安—马山—武鸣—上林—宾阳断裂带（呈北西向东南展布）； 中部的大明山—来宾— 象州隐伏断裂带（呈北东东向展布）等。这些不同方向的断裂组成了桂中地区基底构造的基本格架（张明华，2007）。在这些不同方向的断裂带中，以南丹—河池—都安—马山—武鸣—上林—宾阳断裂带为桂中南地区地势最高的地方（大明山主峰龙头山海拔1760米），此即大明山所在的山脉。在桂中盆地里，大明山的相对高差达1563米，从远处看去，大明山高崇入云天。由此可证，《山海经•大荒南经》中记载的“氾天之山”就是指桂中南的最高峰——广西的大明山。
天这个名词，在中国上古是极为神圣的专门名称，所谓氾天，就是漫天的意思，大概是指大明山山体高大，耸入云天，并与天相连了。这样的大山，在古代常被人视为圣山。
另一方面，赤水在古代被古人视为帝之神泉，如《淮南子•地形训》：
“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于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而屹立桂中南最高峰的大明山就位于帝之神泉的赤水（红水河）傍边。所以，远古时候居住在广西桂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民众最先把大明山作为圣山加以崇拜，后来随着战争和迁徙等原因，他们把圣山崇拜流播到外地了。
在《山海经•大荒南经》关于大明山古为“氾天之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把赤水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心目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也印证了古笛的“壮族的母亲河是红水河，父亲山是大明山”之语是正确的。


二、考古发掘表明大明山周围一带是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从聚落形态上来考察，大明山地区山高林密，是广西中部地势最高的山地和山峰，具有典型的山地森林景观。独特的气候，充足的雨量，使大明山地区成为广西的暴雨中心区之一，其水系也特别发达，属珠江水系。壮族的先民西瓯骆越族裔就是在这样的地理区域里告别了原始社会，跨进了文明的门坎。数千年来，大明山周围地区厚重的历史，曾经的辉煌，灿烂的文化，奇异的现象等曾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注意，吸引着人们前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1935年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杨钟键等专家来到武鸣进行古人类考古调查，在一些洞穴中发现一批颇有特色的文化遗物。这批遗物经他研究，将其时代暂定为中石器时代（二宫淳一郎著，何英德、廖国一译： 1998）。这是岭南地区具有区域特色的史前文化遗物的最早的记录，说明大明山在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间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生存。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且从江河附近逐步扩展到丘陵地带。在大明山下的上林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西燕乡江卢村米江庄古遗址、塘红乡石门村石南海古遗址、三里镇山河村山背固遗址、白圩镇朝韦村石田庄古遗址（尉富国，2005）。在武鸣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石铲遗存：两江镇三联村伏邦屯附近岩洞遗址、双桥镇伏林村敢汉（山洞名）及潭王坡遗址、太平镇堂斋岭遗址、锣圩镇岜勋山遗址、锣圩镇淝阳小学校遗址、城厢镇敢风洞遗址、里建圩附近潭勃遗址等，出土的大石铲类型齐全，造型规整，磨制精致（蒋廷瑜，1998），说明在大明山下的武鸣这块土地上的东、南、西、北、中部，已有人类群落居住、繁衍着。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生活方式的进步。
裴文中之后，学术界的不少专家学者也都把研究的目光投向大明山，深入大明山地区考察。1974年1月19日～20日，广西武鸣县马头公社全苏大队第一生产队农科组的几位社员在苏罗村全苏勉岭挖出一件铜卣后报告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之后广西考古专家蒋廷瑜教授前后三次前往全苏勉岭实地考察，随后在该地还出土有一个铜戈。1981年1月，蒋廷瑜教授和覃义生教授前往宾阳韦坡村考察，发现有一处西瓯人的战国墓藏遗址，出土有铜鼎和铜钟、剑、斧、钺等计20件。
1985年11月1日～1986年3月20日，南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同广西文物工作队、武鸣县文物管理所组成调查组对武鸣马头元龙坡、武鸣马头安等秧等墓藏遗址进行发掘。之后还发掘了武鸣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岩洞葬（1988年4月）、武鸣两江独山岩洞葬（1988年4月）、武鸣县两江镇英俊村岜旺（2001年2～3月）、武鸣仙湖镇邓吉村弄山（2003年6～7月）、武鸣县马头镇那堤“敢猪”岩遗址（2006年8月）、宾阳县芦圩镇古城村的汉代领方古城遗址（2006年12月）、南宁市上林县智城垌古城垌遗址（覃排乡爱长村石俭屯西北450米处的智城垌古城址和澄泰乡洋渡村石牛山六合坚固大宅颂碑）等墓藏古城遗址。在发掘的这些遗址中，武鸣县两江镇英俊村岜旺遗址和武鸣仙湖镇邓吉村弄山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末段。武鸣马头安等秧墓藏遗址和武鸣两江独山岩洞葬遗址的断代时间被定在战国时期，对于这个断代时间学者们都是认可的。
有争议的是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的断代时间。1988年发表在《文物》第12期上的发掘简报公布了测试的碳十四年代，最早为距今2960士10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2580士102年，认为元龙坡墓葬的年代，上限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时期，下限为春秋时期。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公布了元龙坡8个测试数据，最早的数据为距今3230土100年，经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前1520～前1310年，最晚的数据与原报告同。许多学者都采用后来公布的数据，认为武鸣元龙坡墓葬早期年代已属商代晚期(郑超雄、覃芳，2006：276)。李龙章认为轻易相信这些数据是危险的，因为武鸣地处石灰岩溶地区，这类地区碳测数据往往偏高（李龙章，1994：93～99）。另外一种是以出土器物作为断代依据认定元龙坡墓葬早期年代属商代晚期，其主要依据是武鸣马头元龙坡遗址M147出土的一件提梁带盖铜卣，提梁作绞索状，提环铸成牛头形，盖及腹部饰夔纹，具有较为明显的西周早期的风格特征。武鸣马头元龙坡遗址M33出土的铜盘腹部所饰的窃曲纹以及圈足外所饰的云雷纹，其形制为平唇、浅腹、双耳、高圈足，无论在造型还是纹饰上，都具有西周晚期的风格（黄云忠，2001：139～173）。但仔细分析，情况其实不然，武鸣马头元龙坡遗址M147出土的提梁带盖铜卣，其铜卣盖上的变形菱纹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与器形的时代不合，显系后世仿铸器。武鸣马头元龙坡M33出土的铜盘亦非西周器，其形制和腹部花纹在中原地区春秋早中期仍流行，而圈足所饰的卷云纹则迟至战国时期还见。综合以上因素，所以李龙章并不赞成这种观点，他认为后世墓出土有前朝遗物乃是屡见不鲜的考古现象，他以共出的II式钺形似变异的扇形钺，而扇形钺在两广地区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朗；共出的陶钵形为直口、圜底，这种很有特色的陶器在时代较晚的安等秧墓葬和独山岩洞葬也出，说明这种器物连同所在的墓葬的年代不会早（李龙章，1994：93～99）。
综合起来，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虽出有仿西周式青铜器，但共存的文化因素有不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才见，加上与之地理位置邻近，文化关系上密切相连的武鸣马头安等秧墓葬实际年代处在战国秦汉时期，故武鸣马头元龙坡的年代似应改断在战国时期。另一方面，广西武鸣县马头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出土的兽面纹提梁铜卣的年代为商代，与之共出的铜戈为战国至秦汉时期常用的兵器。武鸣马头元龙坡古墓群遗址中也多出土有青铜兵器。战国时期出土的器物大概与军事会盟有关，而从这点上来看，笔者断定大明山西南麓区域在战国秦汉时期是当时壮族先民骆越人的宗教仪式活动区（庞大的公共墓地，排列整齐聚葬，墓葬形制狭小等）和大型的祭祀场所。
将大明山西南麓下的武鸣马头两江一带的古墓群遗址的断代时间往后推移至战国秦汉时期并无损于她的魅力，直到如今，大明山下的武鸣马头元龙坡遗址、武鸣马头安等秧遗址、武鸣马头全苏勉岭遗址等依然是广西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壮族青铜文明时期的重要遗址，也是迄今广西发现的规模最大、最密集的古墓群，其所出土的大量精美的先秦早期青铜器震惊了历史学界，其学术价值、出土文物的观赏价值都相当高。改变了先秦时代岭南地区是蛮荒之地的传统观点，不仅使人们对已经湮没的骆越西瓯文明有了真实深切的了解，而且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在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也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重要篇章。
广西民族研究所覃圣敏研究员认为在大明山下的马头一带在远古时代存在有一个“骆越古国”。他将广西武鸣大明山下的两江镇至马头乡一带的先秦墓藏与广西各地发现的商代到战国时期的器物进行排列的结果，年代最早而且前后连贯、分布相对集中的，是环绕大明山的几个县：以大明山为中心，可将这几个县分为内外两圈。其中武鸣、宾阳、上林、马山四县紧贴大明山，可视为内圈，忻城、来宾、横县、邕宁、南宁市、隆安、都安等县市。离大明山稍远，可算外圈。在这内外两圈之中，从商代到战国时期，都有器物和墓葬发现。其中年代最早、时间延续最长、最集中并有墓葬群的，只有武鸣马头一带(罗世敏、谢寿球，2006)。
在武鸣元龙坡一带墓葬出土的随葬器物如提梁铜卣等约一千多件，有陶、铜、玉、石等质料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佩饰等，在武鸣马头全苏勉岭遗址出土的蛇纹牛首提梁卣、铜戈等精美文物。这些器物的出土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笔者深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两千多年前的大明山周围会有如此高的文明？

三、大明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条件成为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也许是大明山所处的特殊的地理条件使然。文明的本质特征取决于它们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局限或便利。讨论文明，便是讨论空间、陆地及其轮廓、气候、植物、动物等有利的自然条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王明毅，2004：126～130)。在地理位置便利的地方，人们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所以，墓葬像居址一样也是一种“人群的居住方式”，只不过是死后所居。现在在广西，具有王者风范的大山是大明山，其山体庞大，龙局雄浑，四周群山环绕，典型的鹤立鸡群，历来为地师眼中所谓的风水宝地，如清朝康熙年间陈梦雷等原辑，清世宗命蒋延锡等重辑，于雍正十一年(1733)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就载：“江右隐士王日舒者，精风水，游大明山后流连而不忍去，曰：有此好祖宗，必有好儿孙，后必有灵钟气而应名世者云”。大自然的归律历来是吉方出吉地，吉地出吉物，吉物养吉人。大明山的西南麓马头、两江、陆斡一带，背靠的是绵延三百多里的大明山，面对的是山峦不高，土坡不陡的武鸣盆地，从大明山流下的三十多条河流，水势不大而常流，带着山上的腐殖质，滋润着武鸣盆地，旱涝保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可能导致其政治经济领先（梁庭望，2006：1~15）。在大明山周围这样一个美丽富庶的地方，圩市作为一种文化经济景观也在自然而然中形成了。根据笔者的考据，大明山周围曾经处处有过繁华的圩市，民间自古流传有“大明山七十二圩”之说，具体的有：
马山县：林圩、杨圩、勉圩、州圩、乐圩、片圩、妙圩。
武鸣县：雷圩、和圩、桥圩、那羊圩、圩潘、锣圩、甘圩、英圩、林圩、葛圩、林圩、圩掘、黄圩、扬圩、厄圩、寺圩、膺圩、扁圩、旧圩、讷圩、简圩、韦圩、邓圩、油圩。
宾阳县：芦圩、新圩、邹圩、露圩。
上林县：白圩、镇圩、寺圩、拉圩。
在南方地区，圩市的出现和存在是社会文明出现的最明显的外部标志。所有的文明都是通过贸易和外来者的激励作用而得到了丰富的。一方面，大明山周围圩市多而密，市场交易量就大，辐射面广，足以证明大明山一带地区在古代其经济活动是十分频繁的。
也有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浓厚的宗教意识氛围。考古工作者于1985年发现，背靠大明山的武鸣马头两江一带的战国时期墓葬群里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意识氛围：在武鸣元龙坡遗址和安等秧遗址发据的墓藏中，元龙坡元M244号墓出土有铜铃3个；元龙坡元M237号墓及岜马山弄伦岩洞中各出土有磨光的石子65颗和58颗；在清理的墓葬中，有10座墓在填土、二层台或墓底放置许多大石块，在墓底放置大石块可能是用于镇邪；埋葬时有意击碎随葬器物，然后撒在不同深度的填土中或墓底各处；用火烧烤墓坑以避邪；流行随葬圜底陶器；墓藏的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等。大明山周围的古墓葬群里弥漫着浓厚的宗教意识氛围印证了《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郊祀志下》等史书中所记述的越人以“尊天地，事鬼神，为第一术”之事。
郑超雄经过研究认为武鸣马头先秦墓藏朝向东的习俗，一是希望死者之魂能升上东方天国栖息，二是希翼再生之意(郑超雄， 1994：38～44)。笔者认同郑超雄教授的这种说法。古代天文学把星象分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北京天文馆伊世同教授经过多年的研究认为，远古人类对星象的祭祀朝向表明：华夏族系（主政朝代为夏、周）以南向为主，侧重于子、午；东夷族系（主政朝代为商、秦）以东向为主，偏重于卯、酉（伊世同，2006：43~72）。古代墓藏的朝向方位一般都要对应天上的星象（北极星）以示敬天，企望行事契合自然之变，不违天意。远古时候壮族先民骆越人的神巫文化相当发达，但从始至终，古人对天地的崇拜、敬畏热情却一直不减，在墓葬里的祭祀就是希望与天地诸神沟通。武鸣马头先秦墓藏朝向东的习俗说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也崇拜天上的星象（北极星），他们认为人死后灵魂都要升天。人死后灵魂升天要靠巫觋。因为，古代巫觋被认为拥有或可以运用超凡力量起到奇异作用。武鸣马头先秦墓藏中出土有铜铃和磨光的石子就有可能是古代巫觋用于占卜(郑超雄，1994：38～44)，说明巫觋也曾经在大明山周围文明的发展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即使到现在，作为巫觋的师公、道公还有仙婆等依然活跃在大明山周围广阔的乡村中。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山海经•大荒南经》和《淮南子•地形训》有关“氾天之山”（大明山）和赤水（红水河）的记载印证了大明山是西瓯骆越崇拜的圣山。圣山崇拜在世界范围内曾经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圣山崇拜观念的产生，与古人对天地形状的认识有关。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产生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认为天在上，地在下，地是平的。连接天地的是位于地中的天柱。圣山崇拜就是这一认识的自然产物。圣山崇拜按其发展的先后而言，可大致地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圣山崇拜——天体诸神崇拜——天崇拜。高山由于高耸入云天，并与天相连了，故有时与“天”、“太阳”、“雷电”、“光明”、“日月”等有诸多联系，故被称作与天相连的圣山。《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的“氾天之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于古人来看，山岳是他们由以得到生活资料之处，如《韩诗外传》卷三曰：“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道风，嵷乎天地之间。” 由此，他们把大山看成是生命原动力之所在，有神秘的神灵依附在大山上，正是有了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古人在平时或有洪水灾害等发生时就按着一定的仪式，向依附在大山上的神灵致敬和献礼，以恭敬的动作膜拜它，祷告乞求除灾，请它帮助人们达成人力难以实现的愿望。由此而形成了对山岳崇拜的礼仪。古代的祭祀方式，在典籍《尔雅‧释天》中有这样的记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庪悬，祭川曰浮沉。”所谓 燔柴，就是“燔柴于泰坛”。 在古人看来，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达之，燔祭时烟气升腾，直达高空，容易被天神接受。瘗埋就是把用来祭祀神灵的血和酒灌注于地，血、酒很快就渗透到地下，人们认为这样可以达之于神。另外一种就是挖坑将祭品埋没，古人认为只有将祭品埋于地下，山神才会知道人们正在祭祀他，才能接受祭品。庪悬就是悬投，就是把物品悬挂起来礼山神。浮沉就是将祭品沉入水中，容易被水神接受。在秦汉之前，在山川祭祀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如宗周与诸侯祭祀的山川各不相同：“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王文锦，2001：173) 。远古时候生活在岭南的西瓯骆越无非也都是使用这样的方式祭神灵，没有例外。早期的祭山没有固定的场所，随时随地均可祭献。随着祭祀规范化，逐步出现了固定的场所。当时的西瓯骆越在祭山的时候大概是用平坑祭山，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大平坑作祭坛，古人称“坎”。《礼记•祭法》说：“掘地为坎”。《礼记•祭义》称：“祭日于坛，祭月于坎。”坛与坎是相对的，坛高起为阳，坎下陷为阴。现代的考古出土器物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在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山的山足下——武鸣县马头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就是古代西瓯骆越祭山的地方：广西武鸣县马头苏罗村全苏勉岭遗址这个文物坑，可能是瘗埋坑，要用珍贵物品进行祭山（天）。这个地方出土的兽面提梁铜卣是陶索形的，颈部有夔龙纹，腹部有兽面纹装饰，底部有金文“天之父”三个字，是商代晚期文物。在这样的地方出土有兽面纹提梁铜卣，足以说明是生息于此地的西瓯骆越对山岳崇拜礼仪后留下的东西。因为铜卣本身是一种盛酒器，是商代人用来祭奠祖先和神灵的酒器。
《山海经》中保存着丰富的山神崇拜资料，在《山海经》里，远古的人们祭祀神灵，是要表示人们对神灵的归顺，而归顺的方式，可以跪拜叩头，可以焚香燃纸，但对神灵来说最实惠的祭祀方式还是献上祭品。不同的神灵各有自己的口味，所以祭品也多种多样。有以献食为祭祀的，也有以人做祭品祭献神灵的，也有以人血或者牲血作祭品的。但是在秦汉之前，祭山的祭品中少不了玉帛。如《山海经》里记载的古人拜山的祭品，更多的就是埋玉祭山。这样以玉瘗牲的事，成为祭山的突出特征。远古时候居住在大明山周围的西瓯骆越也是以玉祭山。据广西博物馆黄启善（2006:148－157）研究员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广西共出土玉器有1716件，从出土玉器的地理分布来看，在大明山周围共出土有玉器多达近上千件以上。主要集中在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峰山足下的武鸣马头元龙坡、武鸣马头安等秧等墓藏遗址和武鸣陆斡镇覃内村岜马山岩洞葬遗址、武鸣两江独山岩洞葬遗址等。在这些地方出土的玉器都是古人用来祭山的。古人瘗玉祭山，表达人对山神的敬畏，祈祷山神保佑平安。在古人看来，玉是有咒力的，所以祭仪是神人交通的媒介物。供祭者用玉礼神，以为神灵就凭依在玉上了。古代人那种强烈的宗教欲求，以为神灵是飨食玉的。而巧合的是，现在大明山上龙腾湖的源头之一有一条小溪，小溪的整片河床都是白玉，天然的白玉带让古人更加相信大明山是有神灵依附在其山上，而对之顶礼膜拜。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但是在笔者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大明山正是靠其区内雄奇幽险的自然景观如营造出了神秘的氛围。

四、结语
大明山的壮语名字叫“Byacwx”，在壮族民间文学中，学者们把大明山译作“岜赤山”（农冠品、曹廷伟，1984；蓝鸿恩，1984），在壮族民间山歌唱本中，一般记作“岜取山”（罗世敏，谢寿球，2006），在壮族师公经书中记作“岜柱山”（莫幼政，2004：14～16）和“岜社山”（张声震，2004：209），其实意思都一样，“Bya”为山的意思，“cwx”为祖的意思，直译就是壮族祖宗神山、灵山的意思。即为山的祖宗和“万山之宗”。由于大明山所处的经纬度所至，导致“日中无影”和“日月同辉”这种奇特的自然现象出现，再加上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关于大明山古为“氾天之山”和《淮南子•地形训》把赤水（红水河）视为帝之神泉的记载，透露了大明山在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族裔心目中可能是一座神山天梯的信息，证实古笛之语 “壮族的母亲河是红水河，父亲山是大明山”是正确的。考古发掘同样也印证了大明山周围一带是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而大明山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有条件成为壮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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