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顾颉刚与谭慕愚——一段缠绵了五十年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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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最后决定到北京大学兼上古史课也是因为谭慕愚的关系。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条记：

　　张西山君转到健常信，悉健常以到内政部逾半年，例须由铨叙部审查资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浏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麟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丁按：按不下去了，蹲到墙角哭）

　　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胡适和傅斯年大概万万想不到，他最后答应来北大历史系兼任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所以仅就谭对他的学术生涯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研究顾的生平而不涉及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第二阶段中，顾、谭交往的事迹很多，不能在此一一涉及。下面只谈两次比较有趣的聚会：第一是一九三二年顾先生面临失恋危机的情感波动；第二是一九三四年他们在西湖的唱和。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顾从北平回苏州省亲，先在南京下车访谭。和一年前一样，他又忍不住心潮起伏，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恋人倾吐满腹离恨与相思。他在车中赋诗两首：

　　是乐是哀浑莫知，别期似暂又似迟。百千量度都须废，只此愁心不可移。

　　只缘思极心翻木，更以情多见总羞。拼把吾生千斛泪，年年倒向腹中流。（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天上午他兴冲冲地去探望谭慕愚。日记说：

　　十一时，到政部访健常，与之同归其家，吃午饭，见其父母、妹及黄一中。……

　　他在日记之末写下对此聚的感想：

　　黄厚端，字一中，黄克强先生之次子，日本留学生，在内政部参事室任事。健常与之同事，且同乡，甚相契合。今日同在谭家吃饭，觉其人非浮夸之流，深喜健常之有托。予极爱健常，顾我义不当与之接近，且不愿彼为我而有痛苦，八年来之交谊率在躲躲闪闪中，未尝一自表白。予既不能施爱，复不望彼之受爱，故今日之聚，一方因以自悲，但一方亦甚为彼幸。且彼之得有安慰，即足使爱彼者亦得安慰，复何恨焉。所惘怅者，彼此友谊不得继续，即此躲躲闪闪之机会亦不易得耳。（一月二十三日条）

　　原来他乘兴来访，忽然发现所欢已为同乡而兼同事的黄一中横刀夺走，他此时心中滋味，可想而知。日记上的感想写得理情俱到，但其实不过是一种理智层面的自解（rationalization）而已，情感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十一年后（一九四三）他回忆此会，余恨犹在。他说：

　　一月，予南旋，访健常，承邀至家吃面，时黄一中君在座，颇相讽刺，予怫郁归。廿七日抵杭，翌日而沪作战（按：“一二八抗战”），予遂留杭。以此芥蒂，夏间此行时遂未往访。（《与健常往来年月表》）

　　当时座上受黄一中冷言冷语的讥嘲，一定深深刺痛了他。日记上不写，正见其情感上创伤之重，故避之唯恐不及。第二天他痛定思痛，找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证明伊人的心已变了。他说：

　　昨在内政部时，健常云：“下午要不要找谢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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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在他和谭南京重会晤的两个星期之后。当时他们两人“在一室中未尝移席”至六小时之久；然而仍“未道破”，所以他极以“发乎情，止乎礼”自豪。在整个第二阶段，顾对谭的“情怀”都是通过一种“心照不宣”，或“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委婉方式表达出来的，诗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如果借用《兰亭序》的语言，我们可以说，他和谭诗中都自限在“晤言一室之内”的范围，却从不敢“放浪形骸之外”。这位“五四”健将受传统礼教的约束之深，实出人意表。（丁按：可是……抛弃发妻虽然新潮，也不是有良知的善良人能做出来的事情吧！胡适不离江冬秀是惧其强悍，履安性格温弱，顾先生对她却始终不离不弃，真正是有担当的好人呢！）这又再一次证实了傅斯年的反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心……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含着高度的压制性。礼数构成“超我”（superego）的一部分，在显意识中发挥检察功能，使“自我”不敢轻越雷池半步。然而睡梦中的潜意识则往往不是“超我”的检查所能遍及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发乎情”便未必能“止乎礼”了。下面让我们看看他在第二阶段的三个梦。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晨五时许，梦见慕愚全家避难至予苏州家，予留之。设三榻，其父东，其母西，慕愚中。予乃与慕愚同卧，然不及于乱。时慕愚正作中西交通史毕业论文，予助其集材，篇中称“顾师”云。此梦甚长，几历一小时。呜呼，仅梦中许作此温存乎！梦中又见灯甚多，镜甚多，不知主何识。将谓如镜中花、灯中焰之易灭乎，然此心此志则不易灭也。将谓明镜反映灯光，使其俞昭明乎，是固予之愿也。

　　这场梦做在他的“失恋”期。一月二十三日他在谭家午餐，第一次见到慕愚的父母，同时也遭受到黄一中的“讽刺”。这当然是他忘不了的日子。梦中父母同来也许是下意识里她希望得到他们的偏爱，因而携女来访？但“与慕愚同卧”则是首次在梦中出现，初步突破了礼教的防线。另外两场梦则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一在西湖唱和之前，一在其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昨晨梦与健常同游西北，予与同室，睨其睡，彼一笑，予亦一笑，心大动。（丁按：呃……）忽念予坚苦自持十一年矣，不能败坏于今日，遂就别榻。继闻他人皆舍我等而先行矣，一怒而醒。予久不梦健常矣，今犹如此，足知情之牵缠，至今未灭也。

　　此梦已比前一次大大地跨前一步，徒“不及于乱”跃进到“心大动”的境地了。但“超我”尚有些微约制力，终于在梦中悬崖勒马。

　　最后一梦则在西湖别后两星期之后，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三时，梦见健常与予同床，彼起溺，旋就睡，呼予曰，“盍扪予乎？”予如其言，告之曰：“我一向以理智压制感情。”语未毕，彼怒曰：“弗尔，若然，我不将为娼妓乎！”予急谢之曰：“予虽一向以理智压感情，但至今日而已失败矣！”言至此，瞿然而醒。时凉月半床，旬又八日之夜也。回味梦境，惆怅不已。十一年来，此是第一回梦中定情。

　　第一次“梦中定情”，礼教的堤防终于完全崩溃了。由此也可见西湖一个多月相聚，虽然共同的关怀是国家的危难，但至少从顾这一方面说，他对谭的感情已发展到毫无保留的地步。梦中违礼的尺度恰好可以测量醒时情感的进度，所以从“不及于乱”到“心大动”，最后归宿于“定情”，层次井然。如果再以第二阶段的三梦与第一阶段的二梦互相对照，其阶段性的差异便更不可掩了。最后我必须郑重指出，以上的分析完全以顾的《日记》为根据，其片面性是无可避免的。至于谭的一方面是否在情感上也有相应的进展，由于全无资料可依，则只能存而不论了。（丁按：解梦这一段感觉特别ws……）

　　第三阶段只有一件大事可说，即顾于殷履安女士死后，正式向谭慕愚求婚，最后竟遭到拒绝。这件事必须从履安逝世说起。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的日记写道：

　　二时半，履安气短促，至二时五十分去世。……

　　今日一到家便见履安晕厥，然打强心针后转醒，神智甚清，问予是否今日归，并嘱自珍（按：顾之次女）为予理床席于其室。并谓予已要开会（六月一日边疆学会），何遽回来。自珍欲为量热，又谓身正发冷，量亦无用。方喜转机，孰意一转瞬间竟撒手而逝哉！履安与予结缡整整二十四年，今日乃永隔幽明，忍之痛绝。

　　殷履安自嫁到顾家之后，为顾先生先后侍奉祖母与父亲，抚育前妻遗下的两位女儿（自明、自珍），对顾本人的生活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试看当此弥留之际，她对丈夫外面的事业和家中的起居仍然想得十分周到。顾先生在她死后编了一个《予与履安同居年月表》（丁按：唔……嗯……唉……做历史地理的习惯么？）（见同年五月三十一日条末），稍一检查，即可知她在这二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是多么任劳任怨。所以顾先生对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六月十九日记：

　　得肖甫（按：赵贞信）信，谓崇义桥所中诸人闻履安耗皆唏嘘不置，盖履安之贤德有以深入人心也。予览此亦为一哭。

　　崇义桥即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所在。七月二十七日：

　　徵兰（按：他的第一任妻子，姓吴）之殁，予仅哭两次，一气绝，一入殓耳。独至履安，则一思念辄泪下，今日又哭出，她对我实在太忠心了，叫我如何不想她！今日与伯稼谈履安事，又出涕，看《浮生六记》中记逝一章，又泣不可仰。噫，我心真碎矣。

　　八月一日记：

　　忆祖母死后虽有家庭之变，而有履安辅相，精神上尚不大难堪。今履安死，则“臣无以为质矣。”有生以来，从未有如此之伤心者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九日是履安逝世的阴历周年，请高僧来为她作超荐道场。日记中又说：

　　今日作法事时，二十六年中一幕幕之家庭情况映现予脑，履安克勤克俭及待余敦笃之情活跃幕上，使予又泪下不止，静秋以巾授予，为之湿透。噫，予何能对不起她，而烦两女之悬虑乎！

　　我详引顾先生对履安德深切悼念是要他向谭慕愚求婚提供一种理解的背景。他在履安死后十六天便写信给谭求婚，无论就人情或习俗说，都未免来得太快，好像对死者过于无情。然而事实具在，他对履安的情感是十分真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和谭慕愚的精神契合也已二十年，发生了另一种情感。这两种情感之间当然存在着冲突，因而在他心中造成了长期的痛苦。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因疑心谭将弃他而去，曾感慨万千地说：“予心之苦，健常安得知之乎！”这句话便是情感冲突的明证。试问：如果不是他对履安也怀着深厚的情感，此“苦”又从何而来？所以自一九二四年以来，他一直在这两股情感中挣扎。但这并不是所谓“传统婚姻”与“现代爱情”之间的冲突。事实上，在这一“安身立命”的紧要所在，他仍然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樊篱。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写信给新婚不久的殷履安，鼓励她自修，将来可以和他站在同一层面上进行学问上的交流。他说，这是他一向羡慕的“以伉俪而兼朋友”的乐趣（《顾颉刚年谱》）。（丁按：好！同羡慕！）他所引的这句话，出于章学诚的《妇学篇》。章氏指出，最理想的男女结合是“以夫妇而兼朋友”，但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少，因此士大夫往往在伉俪之外别寻所谓“红粉知己”，即精神上契合的女友。（丁按：献给广大知识女青年）在顾先生的理想尚未实现之前，谭慕愚已闯入了他的生命，“伉俪”与“朋友”终成二水分流。前面已引过他提议与慕愚同写《中国通史》的信（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当时说：

　　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

　　很清楚地，他和履安是“伉俪”，和慕愚则是“精神之结合”，二者之间虽然极其紧张，但可以并存。通过章学诚，他在中国文人的传统中，找到了精神的根据。下面是他求婚失败的过程。

　　一九四三年六月一三日：

　　今日到江边送文珊，而遇健常，太巧了。健常将于下月初到甘、青、宁、绥四省视察新县制及户政，独身行，往返期五个月，勇敢可佩。渠于端节返北碚，闻衔晋言，乃知履安逝世。今日来吊，系由陈家桥乘汽车至歌乐山，坐滑竿（丁问：何物？）至磁器口，乘轮船到柏溪，往返二百里，使我不安，然亦藉此得知彼对我无异于前也。年来少通音问，更鲜见面机会，今日得聚，使予又以兴奋而致失眠。

　　慕愚次日去后，他第二天（六月十五日）便开始写长信求婚。他说：

　　予与健常钟情二十载，徒以履安在，自谨于礼义，此心之苦非他人所喻。今履安殁矣，此一副心肠自可揭晓，因作长函寄之，不知被览我书，将有若何表示也。（此事本当少迟，以彼将有远行，不得不速）

　　这封信一直写到六月二十日才完毕。日记中说：

　　致健常信抄毕，共计十长页，每页四十余行，行二十余字，约共九千四百字，算是我近年的一封长信，把我三十年来不能揭开之生活小史都揭开了。此函共写六天，如无自珍之病则四天便够了。

　　他自己也感到这封信写得太早，但因慕愚即将远行，不得不尔。在这封万言书中，他大概把累积了二十年而“从未道破”的“情怀”都倾吐出来了，所以信才写得这样长。但二十六日谭的回信到了，反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日记上说：

　　今日上午十时得健常信，态度甚冷，使我几晕。彼如何如此忍心？无意耶？弄狡狯耶？在柏溪时，折纸作两阄，一书谭，一书他姓，置于掌，祝而摇之，三次皆得谭。今夜复作两阄，一书成，一书不成，则三次皆得成。果尔，则健常此函特试我耳。

　　顾先生不仅一往情深而且一厢情愿，回信明明“甚冷”，他却宁肯相信拈阄，最后竟得到“特试我耳”的结论。因此一连两天他再接再厉，继续写信。六月二十七日的日记说：

　　晨三时半醒，想健常事，意不能自遏，天明即起写信。看今明两书达到后，彼将作何答复。

　　大概是由于思念太切的缘故，意中人竟入梦来。六月二十九日：

　　未睡，梦健常来，予臂挟《辞源》一册，与之偕出。何以挟《辞源》？殆为予与彼有讲不尽之话乎？夜作四阄，一书谭，一书非谭，一书成，一书不成，而三得“谭不成”与“非谭成”，疑此事了矣，天乎天乎！

　　这次拈阄倒是应验了，但由于过于一厢情愿，他释梦却离题万里。如果他的头脑灵活一点，他应该可以立刻想到：《辞源》者，谭来告“辞”也：此是“辞别”之“辞”，非“言辞”之“辞”。（丁按：太残酷了！所谓解梦，就是攻击他人的痛处么！）第二天谭果来“辞别”了。六月三十日记道：

　　健常来，同到金刚吃茶、饭。谈一小时。

　　午间健常之来大出予意外，渠云，为我想，须有子。（丁按：须有子！顾先生我错看您了！）为彼想，彼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把她心中问题直接说出，反使予放心。予必设法，使彼此间相成而不相妨。

　　顾先生真是情痴，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在谭七月二十七日曰去西北之前，他又赶着做出一次巨大的努力。七月二十五日记：

　　到典试会，抄致健常函四千字。此函凡一万三千字。

　　这是比上次万言更长的一封信，所费心血和时间可想而知。七月二十六日：

　　将致健常书复看一遍，出，打长途电话与健常，则已行矣。

　　今日欲将致健常信寄出，而不知其何在，因打电话到内政部，则渠于今早进城矣。及晤镜吾，知数日前渠自城回部，车经歌乐山，仅下车与彼一谈，谓“事太忙，顾先生处不能去，以后通信罢！”镜吾知其飞机期为二十七，则今日进城便径赴西北矣。渠事固忙，然三次经歌乐山而不一来，又不寄一信，其有取瑟而歌之意耶？若然，则予既丧贤妻，复失良友，倒霉透顶矣！为此，下午及晚间均不能眠。

　　七月三十一日才得到关于慕愚出行的确切消息：

　　镜吾告我，渠前日进城，至曹孟君处，知健常飞机票都未买得，公司中嘱其于廿七日至站上待，是日孟君未送而彼亦未归，则即于彼日行矣。渠此行绝不告我，一个人倒霉时真无处不倒霉也。

　　这样看来，他那一万三千字的长信连寄出去的机会也没有。日记中连呼“倒霉”，即是承认“伉俪”与“朋友”已两俱失矣。

　　谭慕愚此行为期数月，踪迹不定，但顾先生仍未能忘情，还是随时注意她的动向，十月九日：

　　接九月廿二日张令琦来书，知健常已访其父鸿汀先生。

　　十月十日：

　　本日《大公报》载健常本月四日偕高一涵到西宁，九日回兰州，想见此行匆匆之状。甘、青、宁三省既俱到，谅本月内即回渝矣。

　　但他此时已从幻梦中醒来，再过三天（十月十三日）他便接受朋友的介绍，开始和张静秋女士交游了。（丁长叹）一九四四年五月九日，与张静秋订婚一个月以后，顾先生写了下面一段日记：

　　与静秋同到宿舍整理衣服。出前数年日记及去年致健常书与同读，并谈论其事，直至五时。（丁为之挢舌）

　　与静秋续谈健常，直至十时。（丁按：顾先生为人坦荡啊）

　　静秋观予向健常求婚书，颇指摘其无情，又谓如此用情纯厚者能有几人。晚衔晋来，谓健常怂恿其妹打胎，且屡函其妹骂衔晋，挑拨其夫妻感情，前年内政部出一科员缺，又强迫衔晋往任之，天天寄快信。此等事皆不合情理，而出之于我挚爱之健常，真刺伤我心。因太兴奋，晚遂失眠，以无水，未服药。（丁按：喜欢这六个字）

　　这是第三阶段有关谭慕愚的最后一条日记，大概是向未婚妻详细交待他和谭的关系，所以谈得这样久。谭的拒婚无疑是顾先生一生在感情上受到的最大创伤，短期内很难平复。正是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谭的妹夫（衔晋）对她的种种指摘，他才会照单全收。日记中“真刺伤我心”五个字其实只有用在拒婚事上才铢两悉称。

　　顾、谭的故事在这部《日记》中占有很中心的位置，故事本身的发展也使读者不断发生新的期待，然而它竟戛然而止，结束得教人泄气。这时一个典型的反高潮（anticlimax）。

　　在谭慕愚方面的资料完全缺席的情况下，故事只能就此落幕。故事结束了，然而还有余波荡漾，这是中国大陆天翻地覆以后的事，仍值得一记。

　　《日记》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览报悉健常在京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此次被派赴苏，为五一节观礼团员，长风万里，殊可羡。念五卅惨案时，渠为国家主义派，反共最烈，刘尊一为共产党，常与

施爱东

当年我读顾先生的日记时，也曾发现先生在多处提及这段感情。
有关顾先生与此女公子的爱情，日记中有大量记载，余先生此文所述，实乃冰山一角。

女公子谭入狱期间，顾先生多方托人营救，没有效果，顾先生曾经整晚整晚地睡不着。
顾先生说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太清，意思却记得非常清楚：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读到这里，我就想：谁也不会料到，女公子谭的安全与否，居然关系到顾先生的安危，从而关系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蝴蝶效应。

我因为喜欢顾先生的缘故，曾经对这一段历史非常有兴趣，只是因为怕顾先生女儿不高兴，不敢把它写成文章。

很高兴看到余先生这篇文章。

子不语风花雪月

施爱东 于 2007-12-31 00:30 写道：
当年我读顾先生的日记时，也曾发现先生在多处提及这段感情。
有关顾先生与此女公子的爱情，日记中有大量记载，余先生此文所述，实乃冰山一角。

女公子谭入狱期间，顾先生多方托人营救，没有效果，顾先生曾经整晚 ......这就是蝴蝶效应。

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施公子所谓的蝴蝶效应是鸳鸯蝴蝶效应的简称啊。
品三其实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自古豪杰，皆有真性情，有真性情，方得为真豪杰。顾颉刚，真豪杰也。
[ 本帖由 子不语风花雪月 于 2007-12-31 11:19 最后编辑 ]

郭襄

人生若只如初见……

匪兵甲

《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引言

余英时

　　《顾颉刚日记》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全书约六百万字，是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原始史料。从1921年到1967年止，《日记》基本上是连续的，尤足珍贵。就我所读到的近代学人日记而言，只有《胡适日记全集》与《吴宓日记》正续两编份量略与之相埒。我曾撰《从看胡适的一生》，作为《胡适日记全集》的序言，藉日记的材料，解答他一生各阶段的若干疑点。现在为《顾颉刚日记》写序，我的重点稍有不同。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通过日记来窥测他的内心世界。

　　顾颉刚以倡导“古史辨”运动知名于世，他一生最重要的研究成绩也集中在古代，上起夏、商、周，下至秦、汉。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他是一位典型“象牙塔” 中学者，毕生与古籍为伍。这次读《日记》，我才意外地发现：他的“事业心”竟在“求知欲”之上，而且从1930年代开始，他的生命形态也愈来愈接近一位事业取向的社会活动家，流转于学、政、商三界。另一个更意外的发现是，与我过去的认识截然不同，他并不仅仅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在谨厚宁静的后面，他还拥有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从1924年初识到1978年题诗日记，读来极为动人。更难得的是谭完全当得起他的“超群轶伦之材”的评语：1926年闻一多称她为“Chinese Jeanne d’Arc”（“中国的圣女贞德”）；1958年她已被打成“右派”，但面对巨大威势“仍强硬不服罪”。顾颉刚生命中这件大事，是我在读《日记》前完全不知道的。这两大意外的发现，使我感到必须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懂得他的志业、为学与为人。不用说，1949年以后他走进了一个到处是荆棘的世界，精神上一直挣扎在极度痛苦之中，始终摆脱不掉“被征服者”的屈辱感。这些内心的活动也必须通过对日记作字里行间的细密解读才能呈现出来。

　　这篇序言共分五节：第一节论他的事业心及其与傅斯年的关系，这是他的主要志业与中心关怀。第二节论他与胡适的关系，这是他的学术生命的始点。“古史辨”运动导源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展示的史学革命新典范，但是他又有超越胡适典范的学问境界，以王国维之精新兼备为最后归宿。其中种种错综复杂的互动是值得探索一番的。第三节论顾颉刚与国民党的关系，旨在说明他为了种种事业之故，不得不向政界寻求支持的苦心。在同一节中，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理念也通过日记而予以澄清。第四节凸显他1949至1980年的独特生活境遇。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的知识人本都是“同命鸟”，但大同之中仍有小异，每一个人的具体遭遇还是个别的。大同的部分本节概不涉及，只有他个人“小异”的部分才值得探究。最后一节专论他和谭慕愚的一段情缘，贯穿了全部日记，上起 1924年，下迄1979年。由于两人交往散布在数十年之中，非聚拢在一处，便不能见其全貌。现代传记未有不重视传主的情感生活者。这不是发人隐私，而是因为非在这一方面有所深入，便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如实地呈现出来。

　　以上五节大致概括了顾颉刚一生活动的主要范畴。但这篇序言并非传记，不过把《日记》中最主要的传记材料提炼组织起来，供未来传记作者的参考而已。

　　事业心更在求知欲之上

　　通读《顾颉刚日记》，我第一次认识到顾先生平生志业的另一面。让我先引一段他自己的话：

　　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1942年5月31日条末）

　　如果不是读到这一段话，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把他看作一个“纯粹学者”。这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想了解他为什么不甘心仅仅以“纯粹学者”为满足？思考的结果，我认为以下三层背景是最值得指出的：第一、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从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知识人过渡。尽管这一过渡并不彻底，但至少在显意识的层面，他希望把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新知识推广到全社会，发挥一种启蒙的作用。所以1929年3月13日在浙江大学餐后演讲，他的题目是“怎样唤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很显然的，他认为第一次新文化运动并未能深入民间。第二，民族危机，特别是日本侵略，为他的文化事业提供了极重要的发展契机。最明显的例子是通俗读物编刊社（1933）和《禹贡》半月刊（1934）都是“九一八”（1931）以后创立的。通俗社是在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征求民众读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才由顾先生接手经营。《禹贡》的“发刊词”说：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第三层背景则是个人的，即他与傅斯年在学术上的分歧和争衡。这一问题相当复杂，留待本节下半段作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暂且不说。

　　但是我必须郑重指出，他的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不过他一方面认定学术不能限于少数人的专门绝业，只有普及到广大的社会以后才算是尽了它的功能；另一方面，他则坚持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其源头活水。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将“国故整理”列为他的“事业”的第一项，接着才是“民众教育”和“边疆开发”。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中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他并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也未尝企图发展政治或社会势力。不过由于文化事业的缘故，他培养了不少学术界的后起之秀，因此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他的追随者也愈来愈多。

　　他的事业心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得更为炽热。从1939年在成都创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1年到重庆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和主编《文史杂志》，到 1943年与商人合办大中国图书公司，虽都是与人合作，但无一不与他自己的学术文化事业息息相关。1943年4月30日的日记说：

　　予入世二十余年，虽因名招敌，事业着着失败，而声誉日起，朋侣日多，已立于领导之地位。思致此地位不易，有此地位而不为国家作事，未免可惜。然学界争名太甚，予虽不与人争，而人则必不肯放过我，政界中又争权太亟，混饭则可，尽心竭力以从事于一业则为人所不许。迩来摆脱中央大学及组织部职务，复我自由之身，而各书肆多见拉拢。抗战以来，得书不易，偶有新着便得倾销，予有此人望，有此同人，正可抓住机会，在出版事业上贡献心力，作有计划、有系统之进行，而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使中国史学得上轨道。

　　在详列种种以史学为中心的学术计划之后，他很感慨地说：

　　予年已五十矣，倘能好好工作二十年，此计划必可实现，予亦可以无愧此生矣。兹唯一希望者，即资本家能与予合作也。

　　在这一段话中，他的事业抱负呈露得十分清楚。为了事业，他辗转奋斗于学界、政界和商界之中。

　　他的事业心之所以在1940年代变得特别强烈，除了一般的背景外，还有另一层原因，由他的朋友贺昌群向他指点了出来：

　　卅二（一九四三）、八、十三，与昌群谈话。渠谓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盖前此为运动时期，予尽瘁于此，业已取得公众之承认。现在运动时期已过，予可以卸此责任，此后则为他人专精之研究矣。一个人在学问上只能做一桩事，予在学术界有此一事可谓尽职。至于此后岁月，渠以为宜致力于事业，盖予有气魄，能作领导也。惟予之弊在于开端时规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实。此后当结集一干部，逐渐扩张，而予仅任指导工作，一切活动由他人为之，庶乎可久可大。渠意为予所赞同，爰记于此，以供他年之省察。

　　他既完全认可了贺的分析，上引之语即可看作是他的自我评价。两个月后他又加上了一段跋语：

　　卅二、十、十二，与(陶)希圣谈，彼谓每人均有一开花之时期，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均渐即于干涸。此话不错，我在民国十年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今则华已谢，惟望能结果而已。（见1943年8月31日条末）

　　可见他在1943年即认定自己在古史方面已尽了开创性的功能，以后主要是领导继起者作精深的专题研究了。这个领导地位的信心是有根据的。这一年的3月教育部召开中国史学会，理事选举，他“得票最多，频作主席”，使他感到自己确已成为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43年3月31日条）。

　　顾先生在史学界之所以有此众望所归的成就，是和他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进分不开的。从1927年4月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开始，他的身边便常常围绕着一群青年人； 1929到1937年他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执教，由于社会事业愈来愈多，依附的人更是极一时之盛。1938年8月5日他在南京回顾这八年的情况，说：

　　余以爱才，为青年所附集，能成事在此，而败事亦在此。盖大多数之青年为衣食计，就余谋出路，使余不得不与各方交接，旁人不知，以为我有意造自己势力，于是 “顾老板”、“顾大师”之绰号纷然起矣。又有一般青年，自己有所图谋，无如未得社会之信仰，力不足以号召，谋推戴余，为彼等之傀儡，成则彼得其利，败则我受其祸，于是“顾颉刚左倾”，“顾颉刚为共党包围”之传说宣扬于道路间矣。（见《日记》1937年7月31日条末；参阅1948年11月30日条末）

　　他“爱才”是绝对真实的，早已有口皆碑。更难得的是他对追随他的青年居然有如此清醒的认识。但是他虽然无意“造势力”，却因事业之故，不能不培养一批得力的助手。前引1943年4月30日所记关于“招致同人分工合作”以及贺昌群所说“结集干部”云云，即指“附集”他的青年而言。早在1934年，他的学生牟润孙便已在背后骂他“野心太大，想做学阀，是一政客”。他听到这种评语后，感慨地说：

　　噫！看我太浅者谓我是书呆，看我过深者谓我是政客。

　　某盖处于材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日记》1934年4月26日条）

　　他引庄子语自解，其实即是承认他的“事业心”不在作“纯粹学者”之下。1943年重庆中央大学的胡焕庸也说他是“学阀”，他的反应是：

　　甚望胡君所言不虚，使我真能成学术界之重镇也。（《日记》1943年4月26日条）

　　通常“学阀”两字含有在学术界争“霸权”且排斥异己的意思。顾先生并没有这种倾向。他心中的“学阀”，换一种语言来表达，是在学术界能号召“群众”并拥有“群众”的领袖。关于这一问题，他晚年有一段自我检讨，解释得比较透澈：

　　我自以为爱惜人才……。几十年来，我所往来的及友好的人，都是满脑子的反动思想，我自己本已反动，加上这班朋友，日夕熏染，就更反动了。我在这一群里，就成一个头子，我常常觉得手下有一群人，可以利用他们来帮助我成就事业，或读书治学做我的接班人。所以我到处有徒党，虽没有组织，但可以号召。（《日记》 1969年12月31日条末。）

　　撇开“反动”之类的字眼不说，他希望号召友生，在史学领域中独树一帜的心理，在这里已和盘托出了。他对“学阀”的称号并不十分反感。但严格地说，他所追求的不是权力（power）显赫的“学阀”，而是具有广泛影响力（influence）的“学术界之重镇”。

　　大体言之，从抗战开始，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的事业心渐渐超过了古史研究的专业心。1941年8月初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进修的严耕望便注意到：“顾先生……喜欢兴办学术事业，客人也多，一天忙到晚。”这是最可信的旁证，清楚地点出了这一重大转变的时刻。

　　傅斯年的影响笼罩一生

　　顾先生独树一帜的强烈愿望与傅斯年(孟真)最直接相关。从《日记》上看，我们可以说：傅的影响笼罩了他的一生，一直到晚年都挥之不去。他和傅从北京大学预科起，便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后来又同时成为胡适门下的两大弟子。但不幸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共事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破裂了，而且从此转变至敌对的地位；顾先生的独树一帜主要便是与傅互争雄长。1944年4月18日他在《日记》中说：“孟真真是我的政敌”。其实“政敌”一词不妥，应该说是 “学敌”，因为他们的冲突根本是在学术界，与政治不相干。

　　《日记》1928年4月29日条记：

　　与元胎（按：容肇祖）到孟真处，论研究所事，与孟真口角。

　　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不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遂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赖金甫（按：杨振声）、元胎解劝而止。

　　这是顾、傅公开破裂的一天，上距顾先生来广州整整一年了。这一年之中，两人的分歧大概愈来愈深，至此终于爆发了出来。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1973年7 月所写的“记本月二十九日晚事”，文长七百字。前半段三百字叙两人早年交情，略去不引，下面是关于破裂的解说：

　　一九二七年，予自北大至厦大，而彼归国后往至广州，入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借，遽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予既与同事，甚愿其重办《新潮》，为青年引导，而彼曾不措意。自蔡元培先生任中央研究院长，以傅与我及杨振声三人，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我三人即在粤商量筹办事宜。杨好文学，对此不加可否，而我与孟真胸中皆有一幅蓝图在。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故其旨在提高。我意不同，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所可为功，必先培育一批班子，积迭无数数据而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以一日抵十日之用，故首须注意普及。普及者，非将学术浅化也，乃以作提高之基础也。此意本极显明，而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予因函蔡先生，乞聘我为通信研究员，从此不预史语所事。然自此孟真之政治欲日益发展，玩弄所识之贵官达人，操纵各文化机关事，知之者皆以“曹大丞相”称之，谓其善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蒋政权退出大陆，渠亦以战犯名逃台湾，越年而死。思至此，殊自幸我之不就范于彼也。

　　此文将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分歧归结为“提高”与“普及”之异，大致是可信的。傅先生延揽青年研究人才一向采取所谓“拔尖主义”，而顾先生则太丘道广，几乎来者不拒，可为明证。但他们之所以不能共事，分析到最后，还是由于两人都有领导学术的构想和抱负，而且持之甚坚。关于这一点，顾先生在1929年8月 20 日致胡适的长信中，说得很清楚：

　　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作事，为的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1）自信力太强，各人有各人的主张而又不肯放弃；（2）急躁到极度，不能容忍。又有不同的性质亦是相拂戾的，是我办事太欢喜有轨道，什么事都欢喜画了表格来办；而孟真则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太无轨道。又我的责功之心甚强，要使办事的人都有一艺之长，都能够一天一天的加功下去而成就一件事业。孟真则但责人服从，爱才之心没有使令之心强，所以在用人方面，两人的意见便时相抵触。

　　今年春间，燕京大学来书见聘，谓在美国已捐得大批基金，开办中国学院，邀我去作研究。我觉得这是很合我宿志的，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时间供我从容的研究，才可使我心安理得地过生活，所以便答应了。告给孟真，孟真大反对，骂我忘恩负义。我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境遇，我是可以不去的。”恰好那时中央研究院写聘书来，我就受了，把燕京辞了。但是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

　　这是一封向师门诉冤的信，所以把他和傅之所以凶终隙末的细节都交代出来了。引文前一段显示他们两人都具有极坚强的性格，互不相让，即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下半段则透露傅确有意将顾收入自己的系统之内，即广州中山大学和即将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而且不许他叛离。此信在后面还引了一句话：孟真曾说： “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这当然是老朋友争吵中的一句情绪语言，未可认真，但傅的霸道也可由此语窥见其一斑。

　　傅斯年是学术界著名的“霸才”，他“以家长作风”欺凌顾先生大概是事实。1929年5月8日的《日记》说：

　　孟真盛气相凌，我无所求于彼，将谓可用架子压倒我耶！其为人如此，一二年中必见其败矣。书此待验。

　　更有趣的是1973年7月他又加了一条跋语云：

　　此预言并未验，孟真纵横捭阖，在旧社会中固可立于不败之地者。到全国解放，他方逃出大陆，死在台湾，此则真败耳。

　　可知傅确是要征服他以为己用，却未曾想到严重地损伤了老朋友的尊严，不但不肯“就范”，而且激起了独树一帜的雄心。但1930年代以后，由于傅的凭借深厚，顾先生在事业上毕竟落在下风。1940年代他之投入国民党的文化活动，也是为了与傅争锋，最后也事与愿违。这使他一直耿耿于怀，以致到老不忘。 1973年的两篇跋文竟至一再引“战犯”、“逃台湾而死”，大有快意恩仇的滋味，这不能不使人深感“怨毒之于人甚矣哉！”1950年12月傅斯年死后，胡适给傅夫人俞大彩的悼函中说：

　　颉刚也定有纪念他的文字。

　　胡先生虽不了解当时大陆文字刊布的情况，但对于顾先生的认识毕竟还是相当真切的。《日记》1951年1月1日条果然写了下面一段话：

　　闻傅孟真于半月前在台湾逝世。此人一代枭雄，极能纵横驰骤，竟未能有所成就，可惜也。孟真久病血压高，到美国疗之，稍愈。然医言不能过十稔，安知竟不及五年乎！寿五十有五。

　　其词虽若有憾焉，但“可惜也”三个字毕竟流露出老同学、老朋友的真实感情。

　　最后，我要指出，顾、傅两先生在学术事业方面虽然竞争得很激烈，但在学术成就上仍然是彼此尊重的。让我们先看看傅对顾的推崇。1962年4月9日顾和老朋友辛树帜在北京中山公园有一段很长的谈话，主要是讨论顾和傅的关系。顾记道：

　　谈到以前之事，予云：“我不能受气，故傅斯年欲压迫我，我即离中央研究院而至燕大。”树帜云：“当我在德留学时，与傅常见面，彼极口称道你。故我虽未认识你，即已心仪。其后你和孟真闹翻，我常劝孟真……他回答我的是‘颉刚使我太下不去。’”

　　谈话中涉及罗常培常在傅处说顾的坏话，终使两人凶终隙末，因与此处论点无关，略去不引。从辛的话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辛对两人“闹翻”是很引为遗憾的，但傅在回国前对顾“极口称道”，则确是事实。辛的话完全证实了傅《与顾颉刚论古史书》那篇长文所言，句句都出自肺腑。《书》中有下面一段话，值得引述：

　　去年春和志希（按：罗家伦）、（姚）从吾诸位谈，他们都是研究史学的。“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

　　颉刚，我称赞你够了么！请你不要以我这话是朋友的感情；此间熟人读你文的，几乎都是这意见。

　　傅文从1924年1月写起，一直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可见这三年之内他对顾的《古史辨》是十分心折的。以上是早年的事，但即在两人中年分裂之后，傅的态度依然未变。例如1940年他在昆明龙泉镇用朱笔批读《史记》，其中一条说：

　　顾颉刚云：黄帝所至，即子长所至（见《赞》）。盖子长仍以自己所闻之传说为断也。

　　可知他继续在肯定古史“层累地造成”说。1943年《日记》有一条记傅对他的忠告，尤值得注意：

　　晤徐蔚南，渠今年自上海来，为言《古史辨》在上海大出锋头。……然在重庆空气中，则以疑古为戒，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孟真且疑我变节，谓我曰：“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尝谓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此后虽不发表，仍当继续工作，至能发表时而揭开，深信必可以解世人之惑，释老友之疑也。（见《日记》1943年10月30日条）

　　所引傅语最可见他对《古史辨》的重视，唯恐顾在政治压力下自弃所守。这是“老友”发自内心的爱护之言，因此顾也似受到感动，而有这一段自我表白的文字。也幸而有此自白，后人才知道顾先生并没有放弃早年“古史辨”的立场。当时在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激情高涨，而国民党又一向在文化上取保守立场，要把孙中山继承尧、舜以下的“道统”，顾先生便只好隐忍不言了。严格言之，“古史辨”的中心论旨其实即是以最严格的方法审查史料构成的时代，这是史学的始点并且独立于任何史观之外。兰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说：

　　在我们把一种作品加以历史的使用之前，我们有时必须研究这个作品本身，相对于文本中的真实而言，到底有几分可靠性。

　　傅斯年服膺兰克的史学，自然对顾先生“古史辨”的成就十分珍惜。理由很简单：“作品”经过研究而发现是“不可靠”的，它当然便不能加以“历史的使用”，而 “文本中的真实”也就根本被摧毁了。这正是“古史辨”从“辨伪”到“疑古”的基本运作程序。但抗战时期的重庆确有顾先生所说“五四时代之反动”的倾向，上面已提到了。在当时气氛之下，“疑古”是会犯众怒的。今天大陆上一部分有势力的史学界似乎又在倡导“信古”，反对“疑古”，因此“古史辨”也少有问津者。以今度昔，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顾、傅两位“五四”健将会发生那样强烈的反响了。无论如何，傅对顾的推重并不因私交破裂而改易，其案可定。

　　至于顾对傅的古史研究如何评价，则由于我所见到的资料有限，暂时不能轻下断言。傅先生最早刊布的论文如《大东小东说》（1930），其中曾引“吾友顾颉刚先生”之说，可能在起草时便和顾商讨过。稍后的名篇《夷夏东西说》（1933），在考古界影响很大。顾似乎认为这种过于简化的二分法未必可从，但他显然认真地读过此文。最后我在他的《日记》中找到下面的材料：1970年4月28日记：

　　看《性命古训辨证》。

　　接着5月4日、8日都在续看此书，至11日“看《古训辨证》毕。”这是傅先生唯一的一部专著，1940年出版后很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陈垣在这一年8月14日给长子乐素信中说：

　　即接孟真先生撰《性命古训辨证》一部二册，内多新材料，新解释，不可不一读。

　　隔了两天又补一信（8月16日）曰：

　　余阅《性命古训辨证》，深知余已落伍，未知他人觉得如何耳。

　　顾先生当时或许也曾收到过赠本，1951年9月7日已有看此书的记载。但1970年是在“文革”期间，他居然敢再次细读“战犯”的旧作，至少证明了他“不以人废言”的严肃态度。

　　顾、傅分裂是顾先生学术生命史上一件大事。1929年以后他在学术普及的事业上投入大量的心力与此事有很大的关系；他显然是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别树一帜。他们两人的友谊破裂虽不免令人惋惜，但分途发展的结果使中国现代史学呈现出一种多采多姿的面貌，则是必须加以肯定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学术界存在着多元互竞的空间，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傅、顾之间的分合与胡适有很深的关系，下文续有讨论。

　　（余英时著《未尽的才情》，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子不语风花雪月

谭惕吾（TanTiwu)


1902－1997





　　全国妇联第五届副主席。爱国民主人士。曾用名湘风、慕愚、健常。湖南长沙人。1923年至1926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肄业。1916年6月在长沙湘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新民学会领导的湘南学生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运动，这湖南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25年在北京参加\"五卅\"运动，同北京大学，中国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组织救国十人团，到东交民巷向英国使馆示威并鼓动英使馆工人罢工。1926年春积极投入了\"三、一八\"运动。1933年南京和曹孟君等人发起组织妇女文化促进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翌年参加扬德全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女子学术研究会，并代表该会担任南京妇女慰问团团长，到张家口、百灵庙慰问抗日战士，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在邓颖超领导下在南京组织中国妇女慰问总会，被选为常务执委，团结女同抱募集抗战物资，协助政府筹建伤兵医院,同年12月在汉口参加李德全、曹孟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并任理事。1940年在重庆与王昆仑、王炳南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于同年与曹孟君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于1944年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总会，均为负责人之一。后历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南京负责人、总部代理秘书长。1949年3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全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中苏友好协会理事、抗美援朝总会组织部副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五届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先后当选为第六、第七届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著有《欧洲战后十年史》、《内蒙之今昔》、《从国防前线归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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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惕吾：对上海房屋改造问题的意见
zhangqun BY - 2006-7-26 6:43:00

谭惕吾在北京法学界座谈会（1957年）5月31日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选自《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

第一,这次到上海视察,感到过去作为要实行房屋改造的材料不实在,在调查工作中存在问题。我只看到一部分调查材料(是否就是作为党要实行房屋改造政策的材料根据,我不知道),里面指出,上海房屋的主要矛盾是所有制的问题,这是造成租赁关系不正常、房屋不够住的原因。据我在上海视察调查,认为主要矛盾不是所有制的矛盾,而是供求的矛盾,屋少人多、不够分配的矛盾。我了解一下已变更了所有制,对主要矛盾的解决起作用如何?没有解决。所有制变更了,房屋仍住得满满的。党决定政策从调查研究出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调查研究应从实际出发,不要杂有主观。那份报告是有些主观,没有反映出上海房屋的主要矛盾。
    第二,上海采取房屋改造的方式值得研究。房地产公司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是没有问题的。但一百来平方公尺的房屋也要公私合营,像子女给老人留的养老房子,小职员的破旧小屋,等等,都合营了。合营后,就要拿定息。房子不是企业,赚不了钱。上海的租赁关系很乱,有的房租连养护费都不够。一个合营公司有五千多人。欠租收不回,而要支出工资定息,结果去年专一千多万,今年虽精打细算后估计仍要亏七百多万。上海的小业主是欢迎改造的。有一个破棚户听到也要申请合营,有三万多户申请合营未批准,工作搞得很被动。我召集过一次座谈会,有一个小业主说了心里话,原来他的房子是危房,每晚睡不着觉,耽心要塌,合营后他睡着觉了。有的房租很低,三屋房子每月租费十四元,养护费都不够。我曾对上海的同志说过,你们是非法制思想,上海的租赁条例仍未颁,答赁关系搞得很乱。据了解,有些人硬是不付租金,理由是政府照顾我们。甚至租金低的,也收不到60%。为什么合营时,不就把租赁关系调整好?现在欠租情况非常严重。
    第三,有的业主自住房也合营了。据说是如不合营,干部不便管理。但这不符合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生活资料所有权的规定的。我在上海也说过,干部便不便于管理同违反宪法规定,孰重孰轻?房改把房地产公司、经租公司合营了,这是完全对的,但有些冒进了,违反了宪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希望党给以纠正。应该在宪法范围内决定政策,考虑影响后果。
    现在都合营了, 要想他们退,但小业主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还敢阻挡?还有的业主说他们放弃剥削,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求国家安排,什么事都愿意做。但他们大部分都既不能算,也不能写,是没法给以安排的。因此当时未能把生活资料性的同生产资料性的房屋的界线分清楚,同时调查材料不是完全符合实际。
     上海屋少人多,很多人伸手来向房管局要房子,甚至打干部。公家房子一空,有打碎门窗玻璃就住进去了的。有些人要求国家补助盖房屋,存在供给制思想,租金最好不要,要也要少。有的同样房屋的租金或高或低,有一幢屋抗战前房租150元,现在是人民币26元。但同样的房屋隔壁就要90多元。
    对于城市房屋问题如何解决,党以后要很好考虑。我曾跑过许多城市,研究这问题。我认为现在群众所需,不自己解决,都要国家解决,这不合理,要在宪法范围内调整租赁关系。应该用法制、用租赁条例管起来。现在房屋管理局有15,600多人,不一定人人有事做。应该统一管理租费修缮费的标准,确保生活资料的房屋的私有制,自己住的屋子可以少量出租。
    再补充一点。经租公司不须安排人事。但拿不过所有权来,这里是否一定要把所有权拿过来?经租公司有2,000干部。经租应由法律管。
    宪法规定的个人房屋所有权,不是主观上想侵犯,而是在敲锣打鼓时没明确,把轻重倒置了,没看重宪法,而看重了当时的请求。

子不语风花雪月

抗日功臣谭惕吾　　[谭利民]

　

谭惕吾学生时代就崇尚岳飞精忠报国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谭惕吾顾不得自己的婚事，于1931年10月2日和曹孟君等七人发起组织南京妇女救国义勇团，10月9日为征收团员发表公告称“国危矣，万急矣！女同胞们本大无畏精神，踊跃参加，誓死抗敌！”至10月17日报名加入义勇团的知识界妇女达140余人。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抗战，她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愤，与曹孟君联合南京各界妇女组织“中国妇女爱国护士队”开赴前线作战地救护工作。

1933年，国难当头,谭惕吾与曹孟君、邓季惺、王枫等不满南京妇委会提出的“贤妻良母”口号及阻挠妇女投身救亡运动，于1934年团结了南京各界职业妇女成立了妇女文化促进会，开展救亡工作。她不满政府不战而退， 决心用青春报效祖国。

1935 年日寇企图摄取华北，在悲愤之极中她撰文“觉醒吧！同胞！”中写道：“现在我们眼前，陈列着死亡和生存两条大路，如果不为生存奋斗就只有趋于死亡！” 1935年谭惕吾在新民报上发表“政府宜下决心”的文章中说：“过去政府对日采取和平政策，遇事退让，惟现在已是生死关头，存亡所系，间不容发，审时度势。绝非和平退让所可消除大难挽救危亡，必须立下决心，迎头抗战，从九死一生中，作回天旋地之举。”

到绥远慰问抗日将士

1936 年11月19日，中国妇女爱国同盟决议电慰绥远抗日将士，并举行大规模募捐运动。聘请何香凝为募捐名誉总队长，成立募捐委员会，谭惕吾为文书部主任。经过月余努力，收到捐助一万七千三百六十银元，购置大量食品、白布和一千多件皮大衣。由李德全指定谭惕吾为团长与陈逸云、吕晓道等四人携带慰劳品赴绥慰劳抗日将士。

慰劳中，谭惕吾她们走遍了所有几十个军营、伤兵医院。她用激昂的语言表达全国妇女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不再打内战的愿望：“朔风怒号，雪满寒山冰结道，越过重关，万里劳军塞外行。一腔情热，举杯共饮倭奴血，卫国功成，赢得同胞万缕情。” 在大庙，慰劳团参观了杀敌现场。谭惕吾深受感动，又应邀填词：“一腔爱国热，熔却边关血，大庙远劳军，依稀认敌血。谁谓国无人？行看胡虏灭。毳幕围炉话战功，举杯共庆勋劳烈。但愿再逢时，把酒同看沈阳月。” 在集宁，谭惕吾等还慰劳了汤恩伯的十三军将士，应邀向七八十位团以上军官讲话。她高度评价了绥远抗战的示范和楷模作用。又过了两天，汤恩伯军长为慰劳团举行了阅兵仪式，谭惕吾被邀向官兵讲话。她高度赞扬了将士们从陕北到绥东，把枪口转向日本侵略者，勉励十三军将士为国立战功。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奋斗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8月中下旬邓颖超到南京去推动上层妇女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首先在冯玉祥公馆会见了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等左派妇女领袖。向她们推心置腹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说服她们做国民党上层妇女的工作，团结一致共同拯救民族危亡。不久，曹孟君约谭惕吾一起到八路军办事处，博古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

与邓大姐和博古的接触使她对党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从此她心悦诚服地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工作。 在武汉，谭惕吾又积极参与由邓颖超任副会长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从战火中先后抢救了二万多难童，输送到后方，各地建立了40多所儿童保育院，成绩卓著。谭惕吾任第一托儿所常务董事。

1938 年1月初，谭惕吾接受曹孟君的建议，带了两位青年同志绕道长沙接受中共办事处徐特立同志的指示后，到浙江做黄绍

子不语风花雪月

谭惕吾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2 月2 1 日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
察委员会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共
产党的挚友、著名社会活动家谭惕吾同志因病于1 9 9
7 年2 月1 0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 5 岁。谭惕吾同志
遗体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陈慕华、雷洁琼、程思远、王兆国、钱正英、何鲁
丽等以不同方式对谭惕吾的家属表示了亲切慰问。

　　谭惕吾是湖南长沙人，1 9 2 6 年于北京大学法学
院肄业。学生时代，她曾在长沙参加抵制日货和驱张（
敬尧）运动，在北京参加“五卅”运动和1 9 2 6 年的
“三一八”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她积极投身于抗日
救亡工作。1 9 4 4 年，谭惕吾和其他同志共同发起组
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 9 4 9 年，谭惕吾出席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
。

　　新中国成立后，谭惕吾曾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参
事、新政治学会负责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中国人民
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理事、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
部副部长。

　　谭惕吾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
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妇
联副主席。历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二届中央委员
，第三届、五届、六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妇女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主
席。

　　

华翰轩雅

　顾颉刚先生的日记，除1913年及1919年的片断记载外，自1921年起历60年基本未中断，约有600万言，他自谓是“生命史中最宝贵之材料”（1939,10,25，日记语）。
　　顾先生将日记视为吐露心迹的场所，七情六欲，无所不谈。作为一位史学家，他搜集、积累、验证史料的职业习惯自然地体现在日记中。他认真地记录并从中寻觅个人的足迹，自我检讨，又自觉自愿地留给后人去翻览，检验。
　　这部日记是他60余年经历的写照，也是他所处社会和时代沧海桑田巨变的一个侧影。
　　这部日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炮火和“文化革命”的劫难，能够保存下来，奉献给今日的读者，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华翰轩雅

《顾颉刚日记》
我公司有售。全书共12册，定价：9500元新台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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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

子不语鸟兽鱼虫

散落在

子不语风花雪月

原来顾老爷子也是语风花雪月的。

顾颉刚与谭慕愚——一段缠绵了五十年的情缘

余英时

　　我读顾的《日记》，从一九二四年开始，便为这个伟大的故事所吸引，以后《日记》中几乎随时随地都是谭的身影。顾为她写了无数的诗，也做了各式各样的梦，其情感之浓烈，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我所能看到的都是顾在《日记》中所提供的片面记载，对于谭的一方面，我几乎毫无所知；后来虽找到了一两条《日记》以外的资料，但都是关于谭在北大读书时期的政治活动。至于谭对顾得感情究竟是怎样回应的，她的内心又是如何感受的，我仍然是茫无所知。但仅从《日记》所见，谭已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而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又复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更使我为之挢舌不下。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载：

　　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