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匪兵甲

二  魏晋南北朝方志分类述评



是期方志，数量众多，类例纷杂，兹就所感，择其大端者，试为略叙之。

    1．“先贤传(赞)”、“耆旧传”

    汉兴以来，大封功臣，后汉光武，诏作风俗，先后出现了许多“先贤传(赞)”、“耆旧传”。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体例的方志仍有较多出现，所记多为乡邦先贤、耆旧节士的事迹，用来表彰功德、以利风教并传之久远的，实际上就是一方的人物志①。

    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的方志，在现存方志的省份，除福建、云南、广西、甘陕等省区无此类方志外，大多省区都有，其中江浙两省区最多，江苏省区计有8种，浙江省区计有7种。

“先贤传(赞)”、“耆旧传”这类方志，只是单一的地方人物志书，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方志撰修相对宽松的时期，内容单一的地方人物志书仍有较多的出现，这其中可能会有些缘由。前辈王庸曾认为：“魏晋以降，因门阀关系，别传与各地耆旧传之作甚夥。”②王庸看到了门阀制度与耆旧传之关系，见地可谓深厚。胡宝国亦有专文涉及于此。③“先贤传(赞)”、“耆旧传”虽不始于魏晋南北朝，但它在此期的蔓延，应当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举和门阀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曹魏间，选官实行“九品官人法”，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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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方志史话》，第26页。

    ②《中国地理学史》第三章“地志史”第一节“汉隋间地志之发达”，第129页。

③胡宝国在其专文《杂传与人物品评》中所论述的“杂传”内容中，有涉及到对此期“先贤传(赞)”、“耆旧传”等的论述，其认为“东汉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出现是杂传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这一风气的渐衰主要不在于中正制度，也不在于士人对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是在于南朝皇权的振兴与门阀士族的凝固化。人物品评风气的衰落最终导致了杂传的减少”。此文收入其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①



至晋时，“九品官人法”已成了世家大族操纵选举垄断政治的工具，时人曾评价说：

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是这一时期的官吏选拔制度：各郡置中正，州郡中正须由土著充当。中正评议人物，其高下品定，分为九等。评议结果交吏部作为选官的依据③。在这一制度的运作中，中正的品评是最重要的。在品评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的有关评议人物“薄阀”和“品状”的事迹或传闻，流传开来，遂成为乡邦作“先贤传(赞)”、“耆旧传”可采之渊薮。当时有关人物品第之书如曹魏刘劭《人物志》、刘宋刘义庆《世说》，皆为品第人物之名作。特别是刘义庆除《世说》外，还撰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徐州先贤传》一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可见他对品藻人物很关注。

    一方面，品藻人物给“先贤传(赞)”、“耆旧传”留下了丰富的素材，另一方面，“先贤传(赞)”、“耆旧传”的撰修，无形中也给人物品藻提供了某种倾向、可能性和依据。

    “九品官人法”在推行的后期，“薄阀”越来越重要，“品状”几为虚设，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官人法”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其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豪门世族为了把持人物品第，不仅直接控制中正，更操纵“先贤传(赞)”、“耆旧传”的撰修，以期在其中施加影响。

具体到江浙地区的此类方志，还涉及到一个侨旧矛盾的问题，前已述及。土著世族面对南来之过江侨姓大族纷纷占据朝廷和州郡要职的状况，权力分配的诉求比较强烈，表现在方志上，就出现了较多叙述本地土著的“先贤传(赞)”、“耆旧传”。

    2．“异物志”

    “异物志”由来已久，远之有方志之祖《山海经》，其后而有《神异经》、《十洲志》等，然皆怪诞不可考。东汉有杨孚《交趾异物志》。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统计计有“异物志”如下：

    《凉州异物志》一卷，佚，(约汉晋间)(今甘肃域)

    《临海水土异物志》一卷，佚，[吴]沈莹(考为吴兴武康人)(今浙江省台州)

    《荆扬已南异物志》，佚，[吴]薛莹(沛郡人)(今域待考④)

    《巴蜀异物志》，佚，[蜀]谯周(土巴西充国人)(今四川省)

    《南州异物志》一卷，佚，[吴]万震(今越南、两广域)

《南中八郡异物志》，佚，[晋](今云南域)

关于“异物志”的渊源及其在此期出现的原因。近有胡宝国的论述，切中肯綮，兹不详述⑤。

其实，“异物志”虽源自《山海经》，但与《山海经》里描写的那些荒诞神异的情节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以《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载为例：

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日大言，日月所出。……东荒之中，有山名日壑明俊疾，日月所出。(珂按：《山海经》记日月所出之山凡六，……皆在大荒东经。)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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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国志》卷23《魏书·常林传·裴注》，第661页。

    ②《晋书》卷48《段灼传》，第1347页。

    ③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杨德炳撰“九品中正制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497—498页；详细的讨论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④刘纬毅认为是泛指长江以南地区。见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3页。

    ⑤胡宝国认为汉晋以来的异物志源自《山海经》，魏晋以来异物志的发展与东汉以来普遍求异的社会风气有关。可详见其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又见其另文《魏晋南北朝的私撰地志》，《文史知识》，2003年第1期，第4—12页。

⑥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卷9《大荒东经》，(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年，第340—357页。



同在一卷，行文前后矛盾，荒诞难稽。故《四库全书总目》评介《山海经》曰：

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然道里山川，率难考证，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①



而“异物志”相对来说都是记作者所见所闻所感之有稽可考的事物，虽间有“神异”之说，但远较《山海经》为“覆实”。有孙吴沈莹撰《临海水土异物志》例，其载“夷州”：

夷州②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③



这是中国有关台湾地理的最早记载，比之与《山海经》，虽间附不确之说，但总体上是真实的，这是“异物志”与《山海经》的最大区别。这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为什么不把这些“异物志”归入子部小说类的重要原因。所以说，“异物志”虽源自《山海经》，但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异物志”是写实的，撰著的目的也不类其时如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因此，“异物志”是真正的古方志。

    王庸也曾总结过这一时期的“异物志”，王庸认为：“其所述大抵以南方事物为多，所以为北方人士广见闻者。”又论：“(异物志)大抵皆记长江流域以南之异物者，所记多草木禽兽，以及矿物之属之异于中原者，而间附以故事神话。是殆当时北方士民南移之一种反映也。”④

王庸的看法很有启发意义。考之于此期现存可稽之“异物志”，再加上内容稍同于“异物志”的“草木(物)状”、“记(志)”，大致可看出这一时期这些地区的开发情况。时期较早的三国孙吴时期，江南地区的临海还有“异物志”志之，两晋南朝以来，江南地区就不见了“异物志”，说明江南地区在这一时期开发渐广，生民日多，无“异”可志了。而岭南的两广地区，迄三国至晋宋间，一直有“异物”可志，从孙吴万震撰《南州异物志》，到西晋嵇含作《南方草木状》，再到东晋顾微纂《广州记》，都有关于这一区域“异”的记载，说明岭南两广地区从三国至晋宋，与长江流域相比，一直属开发欠发达之地区。此外，在异物志的时代分布上，三国、两晋时期较多，晋宋以后逐渐减少，也说明晋宋以来，从整个中国区域来讲，开发日广，士民益众，“异物志”就日渐减少了。

3．“地记(志)”

“地记(志)”最早现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成为此期方志的主要形式。依《存目》粗略统计：“地记(志)”在三国时14种，两晋达76种，南北朝更多达88种。从内容上看，此类方志重在叙述地方之地理沿革、山川形胜、风土物产、人物古迹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记(志)”中，有关载山记水的内容蔚为大观。其记山水之多，可名之为“山水地记(志)”。

“地记(志)”关注山水，有多方面的原因。前有王庸的灼见：“魏晋以降，释道盛行，寺观多在山林之中，加以老庄思想亦风行当时，文人学士多倾向于自然风景之欣赏，是以两晋时描述山水之作尤夥。”⑤近有胡宝国的高论：首先是宗教方面的原因，释教喜结庐深山，名山纪略，恒与佛史有关；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三吴平川，早为土著大姓所有，南渡大族求田问舍，只有向山泽发展，经济活动促使人们关注山水；魏晋士人寄情山水的风气也促使人们关注山水⑥。以上二论，所持有据，凿凿之言，深为服膺。

通过总结以上两位之持论，考察这一时段的“地记(志)”，初步可以形成以下几点意见。

检索一下这一时期可考“地记(志)”的作者就会发现，撰修者以文士居多，如刘宋文士刘澄之，一人所撰之方志就有《永初山川古今记》、《扬州记》、《司州山水古今记》、《广州记》等“地记(志)”计10种之多，前述魏晋南北朝方志兴盛原因已有所论及。而此一时期所见之释徒所撰之方志，远较文士为少⑦。所以，文士是这一时期撰修“地志(记)”的主力。因此，考察此期文士习风及撰作倾向，对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记)”关注山水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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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41《子部五十二·小说家类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05页。

    ②“州”，《后汉书》注、《通鉴》注俱作“洲”。

    ③出《太平御览》卷7804《夷部一·叙东夷》，第3455页；另《御览》作《临海水土志》。

④《中国地理学史》第133，141页。

⑤《中国地理学史》第143页。

⑥见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⑦《存目》所见只有晋宋间释慧远《庐山记略》。



汉魏之际，天下云扰，文教板荡，历经了党锢之祸后，清流儒士之菁华已殆尽，又儒家之严肃名物训诂之学，不能适应时代之思潮与乱世之人生观，其衰落，势所必然也①。名士处境维艰，史载：

    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②

或有材而不任，或无罪而见诛，朝为伊周，夕为莽卓。③



士人在这种变幻无定的时势之下，渐开始崇尚老庄之自然无为之道，尚玄放达之风在士大夫中流行起来，终成这一时期清谈玄学之风。史载：

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④



玄谈之道讲求的是要“越名教而任自然”，名士风流靡不旷达放诞，或隐匿于屋旁舍下，或啸聚于山林水泽，为清谈玄言之事。这就刺激了士人登山临水、寄意自然的风气。陶靖节有诗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⑤



名士所趋，多居山水，史载：

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⑥



文士在此清谈玄风之浸淫下，文风渐变，《文心雕龙》载：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⑦



至宋：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⑧



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士所修撰之地记(志)，在内容上关注山水，在为文上则辞藻华丽，多富文学色彩。如刘宋郑缉之《永嘉记》：

大溪南岸有西山，名为城门。壁立，水流从门中出，高百余丈，飞流如瀑布，日映风动，则洒散生云虹，水激铿响，清泠若丝竹。⑨



另外，考察这期修撰这些“山水地记(志)”文士之籍贯，发现南北文士所分基本相当。这就说明虽最先是由南渡之北方文士在“求田问舍”于江南山泽之余，开始关注山水，并撰修这类“地记(志)”，滥觞以来，南北众多文士都侧身其问，加以释老之风所及，“山水地记(志)”之创作，终蔚为大观。

因此，关注山水之“地记(志)”在此期的发达，南渡北人向江南山泽之发展，是直接原因，释老之风的流布是诱因，大批文士的参与撰修，是最终形成这一大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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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汉魏风习转移之论述，可见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晋书》卷49《阮籍传》，第1360页。

③《晋书》卷59《序》，第1590页。

    ④《晋书》卷70《应詹传》，第1858页。

    ⑤陶潜《归园田居》其一，引自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6页。

    ⑥《晋书》卷80《王羲之传》，第2098页。

⑦刘勰：《文心雕龙》卷9《时序第四十五》，引自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41—542页。

⑧《文心雕龙》卷2《明诗第六》，引自《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65页。

    ⑨出《太平寰宇记》卷99《江南东道十一·处州白龙》县，引自《宋本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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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魏晋南北朝方志的评价与思考



隋唐以降，国家开始明令修志，《隋书》载：

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①



唐代曾规定：

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②



北宋更是重视官方修志，史载：

(开宝)四年正月戌午，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其书迄不克成。六年四月辛丑，多逊使江南，求江表诸州图经，以备修书，于是，十九州形势尽得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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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隋书》卷33《经籍志二·史志》，第988页。

    ②《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8页。

③[宋]王应麟：《玉海》卷14《地理·开宝修图经条》，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第271页。





又载：

(开宝)八年，(宋准)受诏修定诸道图经。①



并规定：

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国初，令天下每闰年造图纳仪鸾司。淳化四年，令再闰一造。成平四年，令上职方。转运画本路诸州图。十年一上。②



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以后，政府重视修志，志书的撰修渐以官修为主，国家是主持方志修撰的主导力量，中国古方志也渐经由地记(志)、图经阶段，至南宋迄元，终发展成为体例完备、内容宏富的正式方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与隋唐、宋元乃至明清方志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此期方志在撰作主体上以私人为主，创作行为上较少国家政权的控制和干预；此期方志的兴盛，是个人(多为文士)自发创作而形成的，其后方志的昌盛，主要是由于王朝官府的主导和提倡而促成的，虽间有个人(方志名家)的撰著，但要受政府的认可后才能流布。如隋文帝曾下诏：

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呈现出不同于其后时期诸朝方志的特点。在方志的撰修中，方志类例繁多，局限较少，不似后之方志体例划一，单调呆板；方志撰修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体国经野”，关注的重心也不在国计民生，更多注重的是个人的体会，“因其经历，并有记载”④，凭自己的兴趣撰写方志，加以文学化的倾向，华丽优美的辞章，生动传神的描写，使人若身临其境，往往能与作者一起领略到山川自然之“大美”，心怀而向往之，是极富人文关怀的人文地理之作。

也正如此，此期方志受到了其后众多的责难，仅唐人颜师古之《汉书·地理志》注、刘知几之《史通》、杜佑之《通典》、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都指出此期方志“颇失其真”、“谈过其实”、“诞而不经”、“多传疑而失实”，不真实且没有实用价值⑤。从便于国家统治的实用主义角度来考虑，这些指责是有其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些批评者忽略了前后两期时代背景的重大，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基本不需要方志来知察风土；撰修方志的变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失之偏颇的。就在隋唐时期，中国官吏选举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被废除，至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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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卷440《文苑传二·宋准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023页。

②《宋史》卷163《职官志三·兵部》，第3856页。

③《隋书》卷2《高祖下》，第38页。

④《隋书》卷33《经籍志·史志》，第988页。

⑤转引自胡宋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刺史、县令，三年一迁，佐官四年一迁。……(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①



国家来课选官吏，包括州县佐官在内，都不用本地之人②，已经出现了官吏任职上的地域回避。唐代正式对地域回避做出明确规定，《封氏闻见记·铨曹》曾载：

待郎唐皎铨引选人，问其稳便，对曰：“家在蜀”。乃注吴。有言亲老在江南，即唱陇右。……由是大为选人作法，取之往往有情愿者。③



隋唐以来流官及回避制度的发展，导致官吏对任职当地之风土颇不了解，到任之初，为稽核该地风物民情，就必须借助于本地之方志，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地方志书必须能够提供“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④等功用，以期能“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⑤这也是隋唐以来地理志书转向实用主义的重要原因。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志，客观上国家的控制能力相对较松，地方官吏(特别是下级佐官)多为本土文士多深受玄谈释老思想的浸淫，在建安以来文风迭变的影响之下，创作方志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广见闻、助谈资、博雅趣等的“自娱”性质，与其后的方志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因此，唐人不辨时代的批评，似有“郢书燕说”之嫌。

由上而观之，我们是否可以有这样的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秦汉以来长期大一统局面的崩溃，厚重的王朝地理思想开始出现了裂隙⑥。国家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大批文士参与撰作，使得注重个人地理体验的志书大量涌现。在时代流风变习的浸润之下，类例缤纷，文采灼灼，千啭不穷，层出不绝，颇具人本主义的地理意蕴。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发展流变至此，出现了新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方志代表着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在中古时期的一个个性化的人本主义倾向；隋唐以降，王朝地理思想再度笼罩，这一倾向被打断乃至成为绝响。这就是为什么过了一千多年，人们只是在翻检资料的时候才会触摸一下隋唐以来千篇一律的方志，而魏晋南北朝方志里那些优美的篇章，至今还被时人所传颂。

[后记]小文多承唐晓峰师、尹钧科师诲示，又多蒙审稿老师悉心之指导，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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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隋书》卷28《百官志下》，第792页。

    ②详见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十五章“选举”，(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③[唐]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0页。

    ④[唐]杜佑：《通典》卷171《州郡一·州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民国二十四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第907页。

    ⑤[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⑥关于王朝地理思想的讨论，可参见唐晓峰：From dynastic geography to historical geography，CPI，Beijing，2000。



Study on Local Records during Periods of Wei-Jin and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

Wang Yulin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In the evolvement of local records by ancient Chinese, Wei-Jin and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 are remarkably prosperous periods. In those periods, various categories emerged, such as Ji(计) ,Zhi(志), Lu(录), Zhuan(传), Zan(赞), Tu(图) and so on. The prosper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pheaval background. Investigat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the local records can be more comprehensively appraised.

Key words: Wei-Jin and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Local Records；background of the era ap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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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



王毓蔺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100871)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10





    [提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继承秦汉杂述及地理志书的基础上，进入了中国古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繁盛阶段。在国家分裂，朝代更迭的背景下，各种方志层见错出。计有：“记”、“志”、“录”、“传”、“赞”、“图”等多种体例的方志，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现象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有紧密的联系，结合时代特点来考察此一时期的方志，才会在总体上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方志  时代特点  评价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07)04—0136—11

[收稿日期]2007—02—05

[作者简介]王毓蔺(1978—)，男，南阳新野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在汉祚败亡后，历经军阀混战，从割据走向短暂的统一，再从统一到中原残破，诸胡乱华，晋室衣冠南渡，南方有南朝的偏安更迭，北方有元魏的继起分裂，整个中国处于纷争离乱之秋。而就在此间，文化思想却呈现了多元发展的趋势。对此期方志的研究，近代以来曾有多人关注，上世纪三十年代王庸在其著《中国地理学史》中曾对此期方志作过专章论述，其灼灼洞见，至今仍启迪后学；又日本学者青山定雄，著有《六朝之地记》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