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nanwan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本原思想探究

张梦阳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鲁迅的形象被扭曲了，一些群众心目中的鲁迅只是一味斗争。其实这并不是鲁迅自身的本原思想。
     那么，鲁迅的本原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鲁迅在1919年11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
     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文章开篇不长就提出了这段话，最后又加以重申，一共说了两遍。这在一贯讲究精炼的鲁迅文章中是不多见的。可见对这一观点的重视。
     鲁迅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呢？
     追根溯源，鲁迅青年时代弃医从文走上文学道路提出“立人”思想时就已包容这一观点了。1918年5月，鲁迅发出了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把中国的历史概括为“吃人”。其实，所谓“吃人”，就是极端不合理地做人。而所谓“真的人”，也就是“合理的做人”的人。所谓“救救孩子……”就是要让后代不要再“吃人”，要“合理的做人”。
     同年8月发表的《我之节烈观》，主张“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其实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可以看作是鲁迅对《狂人日记》的内涵所作的阐释和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思想的准备。
     这样，到了1919年11月，就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思想。以后，鲁迅无论是在小说创作，还是在社会批评中，都始终如一地贯彻了这一思想。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基础是“做人”，关键是“合理”。没有人，何谈幸福？“做人”不“合理”，幸福又自何来？
     那么，什么是合理呢？这是中外哲学一直探究的问题。
     鲁迅明确地反复地阐明了自己判断事情是否合理的基本标准，这就是生存。无论遇到怎样的诡辩，也不要动摇。正是基于这种坚定不移的明确观点，他于1925年4月22日在《忽然想到六》中坚定地说道：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不到一个月，即1925年5月8日，鲁迅又在《北京通信》中重申这一观点，又解释道：
     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因此，鲁迅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是幸福、合理地生存与发展，既不是苟活，也不是奢侈与放纵。
     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着自己的幸福，有着各种不同的幸福观。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有一篇小说《幸福》，写一个妓女赛式加，以肉体供人娱乐，及至烂了鼻子，沦落街头，生活无着。一个色情狂说如果肯让他在雪地上毒打三棍，就给她五个金卢布。赛式加同意了，虽然被打得血肉横飞，但是在拿到金卢布之后，看见“夜茶馆的明灯在面前辉煌”便忘却了雪地上的毒打，感到了幸福。鲁迅在20年代就把这篇小说翻译成中文，在译者附记中指出：这种幸福，“不惟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这绝不是什么幸福，只能算作一种悲剧。
     对于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中外哲学家们一直进行着探讨。斯宾诺沙把以最完善的知识来制服情感，达到人的最高幸福，当作他的哲学的根本宗旨。他在《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一书中反复阐释的中心就是：最完善的知识乃是对于最高存在即神的知识，一切荣誉、财富和感官快乐最终只能使我们毁灭，神的知识和对神的爱才是我们永恒得救和自由幸福的基础，因而与对神的爱连结起来的存在和继续存在才是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高的福祉。鲁迅是无神论者，他不相信什么神的福祉，也不相信脱离物质基础的玄虚的精神独立。他告诫年轻人“钱是要紧的”。应该以无赖精神“要求经济权”。认为在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最为合理”，“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独身也违反人性，“因为不得已而过着独身生活者，则无论男女，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者居多”。他自己与朱安过着没有爱情的无性婚姻，深受其苦，所以当年轻人对爱情的发出呼喊时，他深表同情，认为这是“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类间应有爱情”，大声呼吁“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
     在生活中，鲁迅也是讲究余裕，不主张绷得过紧。因为他认为：“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所以主张中国书也学西洋书的样子，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不要像有些中国书那样，搞得很挤，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讲述学术文艺的书，也可以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鲁迅特别欣赏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富有“低徊趣味”的“有余裕的文学”，觉得有了这种可以从容玩味的“余裕”，才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所以他的作品深受夏目漱石和森欧外的影响，很多小说和散文耐人玩味，深含趣味，给人以闲适之感。甚至在最激烈的战斗中，他也赞赏“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只有在被逼得没有法子的时候，才“短兵相接”。因为“流血非即等于改革”。我们“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所以，他一再反对青年学生的“请愿”。
     当然，鲁迅绝对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保命主义者，他对那些纯粹追求荣誉、财富和感官快乐、缺乏精神信仰的人一直充满了鄙视。他1919年5月在《随感录五十九“圣武”》中对这种所谓的幸福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刘邦、项羽看到秦始皇很阔气，认为“大丈夫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也！”而他们想通过“圣武”所要达到的“如此”，不过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在身体疲敝、死到身边的时候，就只好求神仙保命。求神不成之后，“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而这种幸福观，鲁迅认为一直支配着现在的人。因而，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这样，重又归溯到“合理”上去。集中一点，所谓“合理”，就是要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强调：“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生命的价值。”这就是说，要树立合理的道德，必须使自我与他人两利，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是不合理，也是不道德的。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停留在“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的人，做不到。像阿Q那样昏聩的人也做不到，像“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的印度某些人，还是做不到。像这些人那样，“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鲁迅写作《阿Q正传》，塑造阿Q这个典型人物，宗旨正在于敦促人们从“本能的人”升华为“自觉的人”。
     所以，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首先就须有人的意识，自己把自己当作“人”来对待，才可能把他人当作“人”看待。为什么“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就是“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因此，鲁迅大呼“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他呼吁青年为了创造没有奴隶、也没有奴隶主的“第三样时代”而奋斗！
     正是为了拔除奴隶之根性，实现精神解放，鲁迅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张，运用文艺这一“善于改变精神的”武器，启发中国人“开出反省的道路”。从《孔乙己》里的孔乙己，到《白光》里的陈士成，《祝福》里的祥林嫂，《在酒楼上》里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里的涓生、子君，《离婚》里的爱姑……其实都是不合理、不幸福生活的牺牲品。所以，他在《故乡》中说道：不愿意后代的年轻人都如他那样“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自己这一代人“所未经生活过的”。
     而鲁迅对自己的要求则是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他人，而“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
     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本原思想上来，对于当下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7-2-15 15:3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