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鹰]一个学者的生与死

Karin

一个学者的生与死
——悼亡友余虹
肖鹰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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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国内文艺理论与美学领域最负盛名的中年学者之一——余虹跳楼弃世，年仅50岁。学者之死，一时引发了诸多或善意或恶意的“是是非非”的议论。

　　沸沸扬扬的议论中，
真实的学者余虹淹没在被符号化的余虹背后。

　　诚然，余虹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然而，真正的学者也如常人一般，承受着情感、病痛等不能承受之痛，尤其，是病痛带来的不能承受之痛。请允许一位真正的学者，也可以有作为一位常人一样离去的自由。


画家蒋立冬为余虹创作的油画

　　今天，好友余虹已离我们而逝将近30天了。30天，即使以我们短暂的人生计算，也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是，它却足以让世人对“博导余虹自杀”的惊异唏嘘趋于沉寂。作为余虹生前的挚友，我虽然还不能从他与我们惨烈遽别的创痛中恢复，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也在不可逆流的时间中熔铸为沉静的哀伤。现在，我可以静下来追思挚友余虹，并向朋友和关注余虹的人士谈谈我的思与念。

　　人生，是人从生到死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是复杂多面的。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和认识另一个人。在这篇短文中，我只从三个方面谈我对余虹的了解和认识：朋友余虹、学者余虹、逝者余虹。

朋友余虹

　　我与余虹初识，是1996年5月4日。这一天，我们俩人均作为“广东省首届十大优秀博士生”入选者参加在广州举行的表彰会。表彰会是一个只有两个小时的官方仪式，我只是因为合影的时候被安排与余虹站在一起，寒喧中得知我们都是川籍出身，所以结识。会后，各自散了，相互没有联系，有一两次碰面，但并没有进一步交流。

　　余虹给我的初识印象是：成熟和随意。“成熟”，是指他的言语表情中透露出的阅历的丰富性和为人处事的驾轻就熟，虽然尚没有真正的交道，我明确感到他有四川人的精明干练。“随意”，主要从他的着装和举止见出，我已记不得他当天具体穿什么衣服，但可以肯定他是表彰会上“十博士生”中着装最随意的，也没有像以后一样戴那顶标志性的帽子，所以，他的过早谢顶的头颅很显眼。他讲四川方言，举止也是地道的四川乡土气派。

　　我与余虹真正的交往，开始于2002年他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后。因为都是四川人，又做大致相同的专业，也有共同的朋友，因此，我们就有许多交往机会，彼此很快就熟悉而且相互认同，引以为不可多得的挚友。

　　余虹给我的最初印象包含了“随意”，但深交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真挚热忱，无论是对学术思想还是日常人生，他都真挚热忱地去对待。他的存在是一种火的存在，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你都会被他灼热。去年在九华山庄关于文艺学问题的研讨会上，他义正词严地批判北京一个“XX新贵”的楼盘命名，对它的“媚贵贱民”意识表示极大愤慨。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如此动情地斥责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崇富拜金”心态，但是，余虹发言时的慷慨激昂仍然震动了我，让我为自己的“司空见惯”所表现的对现实的淡漠感到不安！

　　对待朋友，余虹的真挚热忱是有口皆碑的。但我更具体的感受是，他总是在细节中表现出自然亲切的宽厚体贴。2006年12月末，我应邀组织几位朋友去贵阳做学术交流。余虹因为正值极其繁忙，本意是不去的。但由于原定要去的其他几位朋友也因故不能去，这次活动面临“破产”，当我再次邀请他去，他就说，如果确需我去，我就去吧。结果，他去贵阳只呆了一天，在去年元旦的清晨独自乘飞机返京。

　　在多年交往中，余虹对朋友的宽厚相待，令我感受到那种洞悉人生的通达胸襟。在2004年春的一个北京学术会上，我恰好坐在他背后，望着他谢顶的头颅，我写了两句调侃的诗：“美啊，一轮金色的月亮,升起在,黑色的海洋上。”在用餐时，我得意地当着朋友把这两句诗念给他听，他温和地笑了笑，就如一位慈爱的兄长面对一个小弟的淘气。我本来以为，他过早谢顶，是因为遗传的自然因素；然而，在他离世后，我才知道，他的谢顶是因为一次人生大悲痛之后的几乎丧命的大病患。知道这个原因，我深感愧疚，但同时又为余虹对此所表现的宽厚胸襟震撼而生敬意。

学者余虹

　　我在这样的意义上把余虹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研究是他生命本身的活动，而不只是求生谋利的手段。在当代中国，缺少的正是真正的学者。余虹生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活着的，这是他在当代中国的人生意义所在。

　　余虹不仅是一位将学术研究展现为自我生命活动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在生命活动中有世界的学者。余虹的生命经历了50年的历程，在这50年中，以1977年为界，前20年他在“政治贱民”子弟的苦难辛酸中饱受熬煎。然而，余虹没有因为社会曾经强加给他的“与生俱来”的苦难而愤世嫉俗或颓废沉沦。相反，他从自己人生的苦难和生命的伤痛中孕育了杰出的才华和无限的热爱，并将之奉献给世界。从余虹的人生，我确信生命是一个奇迹，它不屈服于遗传学和环境论的专制，而“自由地创建”着自己的灿烂世界。

　　余虹之所以“有世界”，不仅在于他以自己的杰出才情和高尚品格赢得了广泛的赞赏和认同，而且在于他对我们共同生存的世界怀抱着真正“关心”。他辞世前的一系列文章，如《我与中国》、《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个人的百年》和《〈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等，都是在强烈而深刻地表达着他对现实的关心；而在相处中你会发现，他也有太多的对亲友同事的“关心”要践行。就事业而言，余虹对于自己的学术和他负责的学科，均有长远的计划，并且在令人欣喜地积极实施着。余虹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同时是一个海德格尔所定义的真正的“在世界中存在者”。因此，我相信，直到那惨烈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余虹与我一样，决然预想不到我们阴阳相隔的日子正在逼近。

　　去年9月18日，因为南方一位朋友到京，余虹电话约我晚餐聚会。那天晚上共五人聚会，在余虹住所附近的一个酒店。余虹似乎有些疲倦，但兴致还好。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俩的最后见面！后来，10月中旬，我参加一个在京中青年学者的座谈会，他没有到会，被告知他病了。随后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问候并得到回复；11月中旬的一天，我再发短信问候，他没有回复，我等到傍晚，就打电话给他。他接了我的电话，我问他病情如何，并说想邀请他和几位朋友聚会。他告诉我，他的病主要是慢性胃炎，正在恢复，并答应我待12月恢复得更好时出来与朋友聚会。为此，我很高兴。然而，这竟是我和余虹的永诀！

　　对于余虹猝然与世诀别，而且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我和所有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噩耗给予我们大家的是不能接受的打击和同样不能接受的困惑。在他辞世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几位朋友多次聚在一起缅怀他，在相互倾诉中寄托我们的哀思，也试图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要如此不辞而别，但即使与余虹有数十年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得不到最终答案。他在留给人大文学院领导的遗书中声明用自杀辞世是他个人的选择，并将原因归结为连月来不能控制的失眠症。这个遗言和他确实在最后两个多月的失眠症（包括胃炎），都不能说服我们。我读了余虹的遗书，与多位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死并没有准备，是一个突然降临他内心的召唤，促使他仓猝飞逝。

逝者余虹

　　在这个充满混乱却又要用理性解释一切、主宰一切的时代，许多人将余虹的自杀归结为他的学术信念，从他的论著中摘取只言片语论证他的死亡的“逻辑”。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表达了自己对自杀者的理解和同情，他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这其中的“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两句被媒体反复传播，已经变成余虹自杀的“辞世铭”。

　　余虹这两年多次撰文表达他对死亡的关注和理解，以他的自杀为出发点来回顾这些论说，读者的确可以从中得到“死亡逻辑”的暗示。然而，如果我们以这种个人化的方式来解读学术论著，就变成了“索隐派”，即将学术论著简化为“个人表达”。相反，对真正学者的论著的解读，应当以“普遍表达”为一个基本视角，而且要运用整体联系的分析方法。在《一个人的百年》，余虹真正论述的主题是对他的导师石璞先生经历20世纪中国的百年风雨摧残而安然健在的崇敬及其原因的思索，而他在文中表示深刻理解和同情的青年女生的轻生自杀，正成为令人痛惜的对比。在此文结尾，余虹说：“‘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从上述引文可见，余虹不是一个自杀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生命的大热爱者。去年，他遭遇了一位令他至为爱戴的美丽的女性朋友的病亡，他将之称为“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他说：“我们都会死去，因此有无数的理由宽慰面对死亡的心灵，但总有一些人的死让你的心无以宽慰，难以承受……他们的死带走了你熟悉的呼吸和生命的跳动，分离了你的血肉之躯也分离了你的灵魂。”(《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你在这样泣血的悼文中，能看到余虹自杀的“逻辑”吗？

　　我读到徐贲文章说：“余虹是一个由于关注死亡而特别重视人的存在意义的思想者。”（《“死亡中有生的秘密”：读余虹》）这个看法对于那些将余虹关注死亡视为“倾心死亡”的看法，是一个有力的批评！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够确切。确切地讲，余虹把对死亡的关注作为关注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方式，而且对于余虹，它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本意！让我们重温余虹自己的论述：“不错，人总是要死的。中国人将死亡称之为人的大限，也就是说，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知道死后是怎么回事，再能干的人也不能不死，死亡以最明白的事实启示人的有限和人生的短暂。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和生命的短暂，人会更加敬畏而谦卑，人会加倍珍惜自己的生命，难怪有人说死亡中有人生的秘密。”（《人生天地间（大学生文化读本）》，“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余虹是关心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自决离去；余虹是热爱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以惨烈身死给予这个世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我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做种种推断，我还可以做无尽的猜测。但是，正如我认为余虹的生命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奇迹一样，我也承认余虹的死亡是一个他永远带走了的秘密。余虹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珍惜和解读的东西，惟有带走了这个秘密。甚至，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要带走这个秘密，因为他并没有准备好就猝然而别。这个秘密是属于已经逝去的余虹的，让他保留在他永远的飞逝之途。

　　余虹曾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生活着；现在，他作为一个常人带着自己生命的最后秘密消逝了。在这个世间，常人终有死，而真正的学者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