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从祈福文化到幸福指数：我看见了幸福

nanwan

中国祈福文化的各省特色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5日14:15 新周刊


　　文/沐马

　　湖南：全国过端午，湖南最隆重，因为是屈原投于岳阳的汨罗江。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大部分湖南人都爱吃清水蒸的粽子，而不加别的馅儿或者作料。与次同时，汨罗江上的龙舟竞赛场面震撼。湖南夏天最常见的花是莲花，湘人爱莲，因为莲花是佛教世界里象征灵魂的洁净之地。辞世32年的毛主席仍是众多百姓心目中的神，保护神。毛主席的画像在民间仍随处可见。而每年9月9日，毛主席的忌日，通往韶山毛主席故居的的道路拥挤不堪。

　　山西：剪纸是中国特有的民间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祈富方式。山西民间的剪纸手艺被看作是中国最好的剪纸手艺。窗花是剪纸品种之一，内容题材以戏曲故事为主。过年时节，山西乡镇和农村的老百姓习惯在窗户上贴上自制或购买的窗花，以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浙江：鲁迅《祝福》里描述了浙江绍兴除夕的祈福风俗画面：“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胳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是放爆竹。”

　　福建：元宵节给新嫁女送灯，意在“添丁”。福州一带出嫁的女儿如果还没有生男孩，娘家会在正月初给女儿送去观音送子灯，是谓送丁；如果出嫁的女儿已经生男孩了，娘家也可以送各式的灯，谓“添丁仔”。闽南各地给新嫁女送的是一对白芙蓉灯，给嫁后已生男者则送一红一白的。灯内点有蜡烛，弄不好会把灯烧了。花灯失火，通常被视为喜事，叫“出丁”。白灯失火视为生男吉兆，红灯失火视为生女吉兆。漳浦等地还有元宵夜“穿灯脚”的习俗，村中新娶进门的新娘子和当年生男孩的小媳妇，必须穿红着绿，在婆婆或其他年岁大的老妇人陪同下，手拿吉祥物，口说吉利语，从祖祠的灯棚下走过，以告慰祖宗。

　　江苏：从苏南到苏北，古代养蚕的女子在大年初三有祀拜观音的习俗，并剪红色彩纸扎成小花来供奉观音菩萨。现在，这个习俗依然被农村养蚕女子诠释着。在常州，跳马灯作为一种集体祈福仪式，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

　　广东：地道的广东人家的屋门下角，几乎都有一块贴墙供奉的土地财神小石碑；门口总有几个釉子桔子或者芒果，还有两三柱香。广东商人还会把财神爷请到祭桌上，要么放到挂墙的木架上。有些广东人还喜欢把邓小平的画像挂在屋子里，他是现实版的财神爷。餐桌上放一盘水仙花，沙发旁的落地瓶里插一株小桃树，阳台上则摆满了桔子树和菊花，接下来的时来运转是广东人的愿景。澄海市的农村里，每年的正月二十一、二十二两天，村里的青年男子都会参加 “抢神像”活动，抢得神像的男子被预示着当年吉星高照。潮汕人出门拜年都要带潮州柑去，因为柑比桔大，是大桔，谐音大吉。

　　山东：曲阜是孔子的故乡。每年都有祭奠圣人的重大仪式在曲阜举行，官方祭拜祈福国运昌盛，而民间祭拜祈福门第书香。潍纺国际风筝节已经举办多年，风筝上的图案多是蝙蝠、燕子、云彩等等，都是中国传统的吉祥象征。微山县红鸡蛋习俗很特别：在新娘送入洞房后，由搀扶下轿的妇女为她开脸，用染了红色的鸡蛋在她脸上滚几趟，边滚边念吉语：“红鸡蛋，满脸串，今年吃你的喜馍馍，明年吃你的喜鸡蛋。”以祈求子嗣。

　　辽宁：大连海边的渔民在出海之前，会在海神庙里张挂红布帆，他们想通过这个举动来表示对海的尊敬，以此祈祷每回出海作业都能平平归来。

　　湖北：。相传农历九月初九是真武大帝在武当山修炼42年后得道升天的日子，每年武当山道教设坛建醮，举行 “九月九大法会”，通往武当山金顶的百里神道上人流如织。祈福法会期间，还有武当功夫表演、拜龙头香、信物开光、撞吉祥钟、祈福转运等活动。在黄冈，每年大年初一，农民们都会煮糍粑吃，借糍粑的粘性，祈祷新的一年田埂牢固，收成饱满。武汉有一个更搞怪的习俗：正月初四新女婿要回岳家，而且必须忍受岳家人的戏弄而不得动怒。人们认为惟有如此，家庭才能和谐幸福。

　　广西：壮族人喜欢唱歌，但更愿意用舞蹈来祈福。有一种壮族舞蹈，形状是两臂张开弯肘上举，两腿蹲成弓步，动作粗犷有力，赋有特色，被称为蛙形舞姿。如今，这种壮族舞蹈被视为一种很嗨的祈福方式。

　　四川：在成都，许多人在大年初一不吃饭，因为饭与犯同音。为了避讳，成都人吃汤圆或者挂面以祈求合家团圆，福寿绵长。竹在四川的装饰绘画上被作为平安吉祥的象征，而竹子本身也是中国十大吉祥植物之一。

　　云南：云南民族多，祈福方式不胜枚举。彝族人在火把节上“举火烧天，祈求丰收”，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希望用圣洁的水冲走疾病和灾难。云南的地方戏种傩戏，那些古怪的长脸面具意义并不在于表演，而在于祈福驱邪，并表达敬重肃穆之意。

　　贵州：黔东南的苗寨里，每年农历二月二的”祭桥节“，在鞭炮声中，每户人家都要在自家的桥上杀鸡宰鸭举行祭祀仪式，以此来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台湾：农历三月二十三和九月初九，分别是生于公元960年的海神妈祖的诞生日和忌日。每到这两日，数以万计的台胞和当地民众都来福建莆田湄州岛朝圣妈祖。原住居民高山族人会在八月十五的“丰年祭”举行庆祝活动祈福，围着祭台组成许多圈跳拉手舞。

　　澳门：澳门是个旅游博彩业城市，但置身澳门的人会觉得教堂比赌场更显眼。在一个西化程度比香港更高的中国城市里，许多澳门市民都成了基督教或者天主教的信徒。做礼拜，向神父告解，是澳门人最普遍的祈福方式之一。

　　香港：香港黑帮片里少不了关二哥的镜头，云长以其忠义的化身，成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祭拜的对象。陶瓷做的关公在香港的小商铺里很容易看到，几盏烛火把关公映得更红。一个仅靠“义”字就能流传千古的人，成了正义的化身。小商户们祈祷关二爷能保护自己生意兴隆，而各色帮派们则祈祷关二爷能团结组织稳定队伍。

　　重庆：守岁在重庆是一种非常普及的过年风俗，如今人到中年的重庆人都会记得，小时侯吃完团圆饭后会被长辈催促老老实实小睡一觉，因为到了晚上守岁才会不打瞌睡。在重庆市云阳县的山麓上，有一座张飞庙。祭客络绎不绝，外地人怀着敬仰去看望，而本地人则通过祭拜张飞来祈祷他能保一方水土的平安。

　　北京：正月初八称为“顺星”。据说一个人每年的运道如何，完全操在个人值年星宿的手里，而每年正月初八正是诸星下界的日子，所以老北京人会在这天到庙里烧香祭星，以求获得星宿的垂佑。至于如今已经流遍全国的冰糖糖葫芦，也是发源于北京城，它的寓意简单明了，就是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

　　陕西：在陈凯歌的《黄土地》里，一群农民赤裸上身头戴叶帽集体跪拜求雨的情景感染了无数人。而陕西最热闹的民俗活动是放社，人和牲畜担当表演者。他们被人们乔装打扮，扮演着各类角色在台上表演或者在街道上游行。有人甚至把自己打扮得血肉模糊让人触目惊心，目的就是以恶治恶，驱除邪气，迎接福份的降临。

　　内蒙古：敖包是人工堆积的石碓，在小丘陵上作为道路标志。蒙古族人习惯祭祀敖包。参加祭祀仪式的人要围绕敖包顺时针转三圈，并将牛奶、酒、奶油、点心、糖块等祭品撒向敖包。在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上，人们庆祝丰收，载歌载舞，被看作草原上快乐感最强烈的祈福仪式。

nanwan

2008年我们只想快乐一点点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5日14:15 新周刊

　　文/肖锋

　　新年倒数之际，凤凰卫视切分出四个画面：在三个港台画面中礼花绽放、人群狂欢，而在那个大陆画面上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在高声朗诵。大陆画面是最国家的，港台画面是最个人的。新年在这种拧巴对比中降临了。

　　中华民族一大优良传统就是祈福。祈福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工具。文化本身就是工具，只是看被谁在用、怎么用、用来干什么。就我们个人而言，新的一年是不确定的，世道是不规矩的，那么心理的压力通过祈福就交付出去了，心里就踏实了，生活有奔头了，走起路来也格外轻松。

　　喧嚣的口号与热闹的盛事绑架了你我的注意力。世界的喧嚣其实与你我个人生活无关。祈福只关乎个人和家庭。

　　中华民族都是乐活派，多少战祸都不曾损伤

　　但也许那个西装革履的朗诵者是对的。国家，国家，国中有家，家中有国。国运关乎个人命运，想躲都躲不开。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是3000年，有心者统计出真正和平的日子不过250年，就是说二十五史以战祸史、内患史为主。中国人民还是酷爱和平的。战乱如女人的周期性，主导着王朝的兴亡更替。所以中华文化属阴性，阴性文化讲求柔韧性，善于灵活变通。

　　中华民族是一个修复能力极强的种群。比如，从隋末战乱到大唐盛世不过数十年间的事。或者，回想一下30年前中国是什么样子吧。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那时，它刚刚结束了摧毁大学、中小学和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有4亿人民脱离了贫困，大约占上个世纪这个星球减轻贫困成果的75%。这个国家启动了人类史上最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令西方建筑设计师为其服务，并且声称将举办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西方人很难想象30年时间能将一个国家改变到这个程度。

　　中华民族修复能力之强的另一表征就是包容性强，包容今古、融汇东西，无论多么强悍的外敌都能“含而化之”，使其倾倒于中华柔性文化怀中。

　　中华民族凭什么拥有强大的修复能力？祈福文化是周而复始的一项原动力。一句话，是中华民族的乐活精神使中国人坚持到了今天，等来了这个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国人的乐活精神还有望感染世界人民，“和”行天下。

　　中华民族都是实用派，什么文化都敢拿来用

　　中华民族还是一个实用至上的种群。一切为我所用。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尤其表现在对洋节的改造上。外国人不解购物加狂欢的中式“圣诞节”，将他们神圣的耶稣生日当作“更像是狂欢节、元旦前夜和万圣节的混合体”。中国人什么都敢拿来“实用”一下。

　　祈福更是这个实用主义的具体体现。北京人去雍和宫许个愿，上海人到城隍庙烧个香，广州人到华林寺捐块瓦，杭州人到灵隐寺算个卦……无不关乎升官发财、身体安康之类。过年是个结束，是个开始，是个结束的开始。为了这个年，必须做点什么仪式性的，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一个交待。

　　挑选祈福化煞的风水吉祥物能用于镇宅。年画中福、禄、寿、喜、财以蝙蝠、梅花鹿、南极仙翁等隐晦祈福形象来代表。祈福祈求的各方神圣均有来头，福神为赐福天官，禄神是功名总管，寿星为南极仙翁，喜神是月下老人，还有财神赵公明或关公，等等。相比西方人的祈福，“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马太福音》)，我们祈求的内容具体得不能再具体，实用得不能再实用。中国人祈福绝少讲精神层面的东西，工具性明显，过年放炮竹就是为了嘣小人，卜吉问凶是为趋吉避祸，算命也是为婚配找辙，等等。

　　可曾经，中华文化也是神传文化，现在踏踏实实地沦为实用派。

　　曾经高呼拥抱“海洋文明”的先锋派，到一定岁数后统统都回归了。独生子女的80后正一茬一茬出来，他们任性了、摔东西了、耍脾气了，父母辈方知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之重要。同理，当世界越发变幻莫测，你会用西方的占星术还是中国传统的祈福方式？可能你会选择都拿来试试，反正都是临时抱佛脚。

　　北欧小国的幸福路径，令所谓的大国们惭愧

　　幸福才是硬道理。幸福是祈求来的还是争取来的，划分出祈福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

　　曾经作为抑郁国度的北欧现在是全球最幸福的区域。是上帝格外眷顾他们吗？我们看看北欧小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评的“幸福国家”排名前三的都是北欧小国。北欧诸国找到了他们的幸福路径，是这个星球上最幸运的国度。在全球幸福排行榜，我们要问，中国在哪里？

　　比如以三个E立国的芬兰：Equality(平等)，Education(教育)，Environment(环境可持续)。芬兰的国际竞争力与幸福感排名均列世界前位。芬兰的国际竞争力排美德之后列第三，这个已进入福利2.0时代的小国，完美地解决了高税收与创造力的矛盾。在这个国家，“大家都生活在一个既有创意又有照顾的世界”；穷人不低贱，富人不跋扈，总统跟普通人一样排队等飞机，翻翻报纸鲜见有关富豪名媛的新闻。芬兰、丹麦分获政府清廉评比全球第一、第二。

　　不久前，芬兰16岁小子打通了美国总统小布什的电话。他是如何以芬兰总统之名、搜索到美国总统电话并连过白宫三关不重要，芬兰人的英语水平及国际化程度也不在话下了，我想提的是，第一，这是扁平世界的胆量和勇气，小个子敢于挑逗大个子；第二，芬兰社会的反应，这位少年被尊为民族英雄，虽然免不了被警察带走“教导”一番。这或许归于那三个E造就的和谐社会吧。

　　每次看罢新浪新闻的焦点版块，一般都不会令人有好心情，鸡飞狗跳、纷纷扰扰。传媒在时时喷出毒气，损伤着我们的幸福感。新浪会辩解，这是八卦，这是娱乐，这是民主，这是建设公民社会必需的。“如果你一辈子捣鼓那些土，你最终也就变成了一堆土。”如果你一辈子捣鼓那些粪，你最终也就变成了一堆粪。所以，不要让不洁的东西玷污我们相对纯白的生活吧。我们只想活得简单点，朴实点，快乐点。普通人对生活的期望其实很简单，环境美、教育好、福利优，政府不贪污，知道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就这些吧。

　　2008年，无论这个星球发生什么事，我们只希望快乐一点点，哪怕以远离新闻的方式。孩子希望作业少一点点、玩乐多一点点，员工希望工作少一点点、工资多一点点，老板希望税收少一点点、利润多一点点，官员希望负面新闻少一点点、GDP多一点点。

　　当全广州市儿童都规定要念《弟子规》时，我教会儿子一个英文词组：freedom of choice(选择的自由)，虽然他们理解起来难了一点点。

nanwan

从祈福文化到幸福指数：我看见了幸福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5日14:15 新周刊


我看见了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福文化传承千年，福禄喜寿祥瑞，构成中华民族的祈福六字真言。今天，幸福仍是个人追求，幸福指数仍是安居指标，人民福祉仍是国家使命。“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福到了

　　文/谭山山

　　“新年快到了，福田来了，也就是‘福’来了。”这是2007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开场白。岁末之时说“福来了”，福田此举非常讨喜。

　　对中国人而言，经过几千年的浸淫，“福”已经成为一切美好事物和谐的集合，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必须面对的东西：健康是福，平安是福，长寿是福，食得是福，甚至吃亏也是福。好消息是福音，好居所是福地，好相貌是福相，走桃花运是艳福，连发胖也是发福。在中国人的逻辑中，自身要惜福，对他人则要不吝祝福。汉民族喜欢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哈萨克民族的即兴祝福则感性得多：“春天来临，人间有了繁荣；春雨飘洒，人间五谷丰登。穷汉乐也无穷。如今是母鸡孵出小鸡的日子，心头的忧郁也无影无踪。”不管何类祝福，可以说，古往今来中国人对福的追求、企盼都是一致的。

　　“福”是一种美好愿望

　　古代人靠天吃饭，所以特重祈福，风调雨顺才能五谷丰登，才能生存下去。在此基础上，祈福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符号体系。祈天是帝王的事，三跪九拜，祭天祀地，以求江山永福；簪缨世家如《红楼梦》中的贾家，在自家宗祠祭拜祖宗，祈求合家团圆、家业繁盛；升斗小民没那么多讲究，但也要循例拜拜灶神，给点甜头塞住他的嘴，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

　　《说文解字》解“福”字：“福，佑也。”只要有神灵保佑，就能逢凶化吉。所以祈福看重的是心意，祈福的对象、形式倒在其次。除夕撞钟108下是祈福，放风筝也能祈福，大观园中的小姐们放风筝，最后把风筝放走了，祈愿去了林姑娘的病根儿。再比如在湖南常德桃花源景区“摸福”，祈福者闭上眼睛去摸福寿碑上的“福”字，摸没摸到都有说道：两手摸到福，叫“洪福齐天”；一手触及，叫“福如东海”；触到石边，叫“福星高照”；如果触不到，没关系，叫“福在身边”。

　　而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五福”说法，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长寿、富贵、身体健康且心灵安宁、有美德、不遭横祸而善终，这是中国人对“福”最早的具体阐释。至于后来演化为“福、禄、寿、财、喜”，则更符合世俗的要求，心灵安宁、有美德属于对精神层面的更高要求。

　　“福”是一种生存状态

　　正如《中国福文化》系列书的作者殷伟所说，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人们孜孜追求福禄寿喜财的历史。也因此，祈福作为中国人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频频在各种文字记载中出现。

　　比如拜月祈福。最著名的当然是唐明皇和杨贵妃，“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西厢记》中，崔莺莺在后花园烧香祈愿道：“此一柱香，愿化去仙人，早生天界。此一柱香，愿堂中老母身安无事。此一柱香……”没说出口的那句话被红娘一语道破：“愿姐姐早寻个姐夫。”而在《三国演义》中，因为貂蝉的月下一拜，祷告上天愿为国家分忧，由此有了后面一大段精彩文字。

　　祈福的时、地不拘，形式更是五花八门。像《红楼梦》中，贾宝玉逃席拜祭金钏儿，就在尼姑庵中的井台上焚香默祝，拜是拜得不伦不类，但心意拳拳。这倒和林黛玉的拜祭观相合：“这王十朋也不通得很，不管在哪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上来做什么？俗话说：‘赌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是一源，不拘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曹雪芹还借贾宝玉之口说，最恨那些俗人不知来龙去脉就胡乱盖庙供神。这其实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祈福实用主义的一面，不管什么神什么灵，求了再说，有没有效果且两说，心理安慰作用其实更大。

　　这也是老百姓对待苦难的一种调适方式。尽管不断有学者对这种自欺欺人表示质疑，比如冯骥才在《100个人的10年》一书前言中说，“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但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的下场是不妙的，作为小百姓还是寄希望于从祈福中得到慰藉，比较现实。

　　祈福与洋节的Crossover

　　祈福既然是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自然需要传承。这些传统，在“破四旧”时毁掉一大批，老辈人死了一茬又一茬，又毁掉好些。在这种背景下生长的60年代、70年代生人，本来就对那套繁琐的祈福系统不甚了了，因而在改革开放国门开放之后，他们几乎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投向了圣诞节、情人节这些洋玩意儿。

　　以北京为例，1995年以前圣诞节对北京人来说还是很陌生，即便有高级酒店操办圣诞晚宴，参与者也是老外居多，中国人绝少参加。而到了现在，北京没有一家高级酒店会放过圣诞节，大多数酒店在五六月的时候就开始筹划圣诞活动，到12月就全面进入圣诞季，到处充斥着避都避不开的圣诞氛围。现在过洋节的风气更盛，国人不仅过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就连只有美国、加拿大人才过的感恩节也不排斥。更有些年轻人坚持，如果一定要过节，那就只过这两个节：圣诞节和情人节。

　　有些学者因此忧心忡忡，觉得西风压倒了东风。于是先是有十博士联名倡议慎对圣诞节，接着有学者提出应该将春节列为申遗对象，以抢救濒于灭亡的传统春节民俗。学者们其实错怪了洋节。洋节的风行，一方面是中国人对传统节日的自我摈弃，比如都说“冬至大如年”，但除了在广东等少数省份，又有多少人一定要过冬至？另一方面，中国人对于洋节持实用的拿来主义态度，像圣诞节在西方是一个和家人团聚的、类似于我们的春节的节日，但在中国，圣诞节成了玩乐节、血拼节，情人节同样如此。所以有评论说，世俗的中国人甩掉了洋节的文化内核，使它们成为时髦的集体狂欢的凭藉和载体。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为自己的快乐找一个出口。

　　于是，将传统的祈福形式和洋节crossover的天才尝试出现了。在广州的大学城，大学生在平安夜当天放孔明灯祈福，还引来了围观的市民，因为有市民从来没看见过孔明灯。在海南三亚的南山旅游区，专为情人节推出撞吉祥钟、系心愿带、抱佛脚、以观音为媒情定南山的活动；在杭州的万松书院，七夕花灯祈福活动被操办成了一次单身女性Party，参与的女孩把QQ号写在花灯所附的心愿卡上，祈祷早日遇到意中人。而受到圣诞老人从烟囱里冒出来的启发，有江苏的民俗学者建议把传统的灶王爷打造成中国版的圣诞老人，重过“灶王节”。归根结底，中国人已经把洋节当成自己的节日来过了。

　　如何量化幸福

　　和“福文化”一样，“幸福学”、“幸福指数”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名词，不过中国人理解起来并无障碍：不就是传统的“福”嘛。可以说，人的终极目标就在于追求幸福，以往人们是通过祈福的方式去获得，是被动的；现在则通过经济学的、计量的方式去把握和创造幸福，是主动的。

　　在幸福学(Hedonomics)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看来，幸福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将幸福长期最大化的学问，他发现，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但这个道理，中国人早就懂了，那就是“福”应该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结合。《尚书·洪范》所描述的五福，一方面是物质层面的富贵、长寿，一方面则是精神层面的心灵安宁、有美德，而二者的和谐集合才是“福”。即便在后来五福被世俗化为“福、禄、寿、财、喜”，“财”的位置也排得很后，并不是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

　　奚恺元教授的贡献在于，他是最早将“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简称GNH)”的衡量方法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从2004年开始，他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