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春节，怎样才能红红火火（组文）

黄涛

春节春节，怎样才能红红火火（组文）  
　                          2008-02-01  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1、从真善美中追寻春节的意义

                                      陈连山

    古语说得好：“仓廪实，然后知礼仪。”初步摆脱了物质贫困的中国社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精神生活的“贫困”了。千百年来曾经给人们带来无穷诗意和价值满足的春节在物质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里已经严重衰败，变得无聊、乏味；而在相对落后的农村，春节依然红火热闹。同样是中国人，城乡之间对于春节的认同差别如此之大，这不能不归咎于城市所接受的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对传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这里只谈谈近100年来激进知识分子奉行的科学至上主义对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侵蚀和毒害。
    不少城市人都怀疑春节作为新年第一天的真实性。因为我国从1912年开始实行公历与农历（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夏历）两套历法，公务活动使用公历——实际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社会奉行的格里高利历。农业生产使用农历——即自西汉以来沿用的夏历。两种历法各有自己的新年，因此，习惯了公历的城市人难免会怀疑农历年春节的真实性。农历是阴阳合历，兼顾日、月的视运动周期，每年时间长度不一。所以，春节与公历日期不对应。那么，农历真的不科学吗？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与公历是一致的，完全可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指责农历不科学是对传统历法的误解。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剥夺了农历年的正名“元旦”，转赠给公历新年第一天，把农历年贬称为“春节”。这就破坏了春节新年第一天的含义。这种做法沿袭九十八年至今，也难怪城市人会怀疑春节的真实性了。在这方面，广大农民比城市人幸运。他们较少受政治家和激进知识分子影响，生活中也多使用农历，因此对春节的“新年”属性确信无疑，计算年份、计算年龄、生肖都以春节为唯一标准。因此，农村的春节比城市的春节更加深入人心。
    城市春节的衰微也表现在信仰的缺失方面。春节作为最大节日，必然要全面展示人们的信仰，借此重申人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传统民众一般信仰多神论，所以春节要祭拜的神灵很多。来自道教的玉皇大帝、土地神、城隍、龙王、财神、灶神、门神，来自佛教的佛祖、观世音，还有祖先的灵魂都在祭拜之列。人们或者在家设立香案祭拜，或者到寺庙烧香祷告，祈求保护，祈求赐福。但是，在科学至上主义者眼中，这些都是“迷信”，必须彻底扫除。发展到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尤其是城市全面消灭了宗教信仰，把这些超自然因素从春节习俗中全面扫除了。时至今日，城市里春节活动除了大鱼大肉等物质内容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仰内容。因此，春节的神圣性荡然无存。丧失了神圣性的春节如何能够使人们心安理得呢？其实，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既需要科学，也需要信仰。信仰是科学以外的领域，不能用自然科学的道理要求宗教。神的存在与否，和科学的事实无关。激进知识分子以科学的名义消灭宗教信仰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是对信众的迫害。近年来，农村民间信仰逐步复兴，城市各种庙会也有恢复。北京著名的白云观庙会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我想，参加庙会的市民与呆在家里守着电视机的市民对春节的感受一定有天壤之别。
    春节信仰也包括一些俗信，比如危害人的邪气、除夕夜会出来吃人的年兽、忌讳说不吉利的话语、忌讳摔碎盘子等等。这些在科学至上主义者眼中都是“迷信”。其实，生活中难免有一些未知的有害因素，在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通过这些俗信强迫自己保持一份谨慎是十分必要的。比如，除夕守岁是非常辛苦的，人们解释说这样可以防止年兽害人，于是也就能够坚持下来。有的地区解释说老人守岁可以长寿，孩子守岁可以为长辈延寿，这样全家上下共同努力，还能促进家庭和睦。这表达的是美好愿望，怎么能用科学判断其真假呢？
    春节放鞭炮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的爆竹习俗——烧竹子使之爆裂发声，原来的目的是驱除妖魔鬼怪或晦气。后来也有传说是为了欢迎财神。一般无神论者只把它看作制造喜庆气氛的工具。鞭炮是危险品，制造和燃放过程中多次出现伤人事件，燃放过程也有一定程度的污染。于是，放鞭炮自然成为科学至上主义者的又一个批判对象。1928年，民国政府禁止放鞭炮，没有效果。   1993年以后，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陆续禁止燃放。效果呢？只有一个，就是城市里的“年味”更加淡漠了。喜欢放鞭炮的人只好大年初一跑到乡下去放！2005年春节，北京市改为“限制燃放”，变相取消了禁放令。城市人终于享有与农村人同等的过节权利了。那么，是否让鞭炮继续伤人呢？当然不是。政府改从控制生产、销售渠道入手，禁止高危险鞭炮，保证人们买到安全鞭炮。这样，城市放鞭炮的伤人事件和伤害程度都大大降低了。这种兼顾科学目的和文化价值的做法值得肯定。
    春节是要挂灯笼、贴春联的。热热闹闹，红红火火，把新年第一天装扮得喜气洋洋。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可是，在科学至上主义的影响下，我们的城市建筑师从来不考虑房屋还要满足这些文化需要。楼房门窄到无法贴春联，白色的粉墙也不能贴。门口没有突出物，更不能挂红灯笼。于是，春节就完全混同于普通的休息日，没有了节日气氛。而广大农村依然是独门独院，不仅挂灯笼、贴春联，还有剪纸窗花，那个节日气氛实在令城市人羡慕不已。
    与农村相比，中国现代城市人在享受到更高的现代化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遭受了激进知识分子假借科学的名义对自己精神生活的更大侵蚀。要想过好春节，需要我们从春节作为农历新年的真实性、神圣性及其美丽想象等方面重新认识它。

简介：陈连山，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民俗学与神话学研究。著作有《列维—斯特劳斯与神话学问题》、《游戏》。


                                   2、说年味儿
                                        廖奔
    常听人提起：现在城市里过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感觉确实如此，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车水马龙、钢筋水泥，搅乱了年的声音、色彩和味道。加之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平时也都能像过年一样享受，进入超市看到过去叫做“年货”的东西常年堆积如山，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什么是物质富裕。于是一些民俗专家出来呼吁，要恢复那些久已湮灭的仪式习俗，以增添过年时的热闹红火。
    什么是“年味儿”呢？
    年味儿来自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记忆。过去过春节有一整套习俗：挂桃符，贴门神，贴年画，贴窗花，贴春联，贴挂签，祭祖宗，祭神灵，吃春卷，吃春饼。除夕夜家家张灯结彩，吃年夜饭，饮屠苏酒（也叫辞岁酒），晚辈磕头，长辈赠压岁钱，全家围炉而坐守岁，半夜子时放鞭炮驱邪、除旧迎新。大年初一一大早要先放一挂鞭以清除秽气，然后拜贺长辈。大街上到处结彩搭棚，人们熙熙攘攘游赏。初三后开始四处拜年、串亲戚，人们穿着新衣服、提着花花绿绿的贺节物品，骑马坐轿走路，逢人道喜，四处一片欢庆。有条件的地方还要耍社火、唱大戏。这套习俗流传了几千年，其中的具体内容可能随时间和地域不同而变化，但喜庆的氛围却永远不变。
    年味儿来自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和对阖家团圆的憧憬。“过年”是和农业耕作的季节韵律联系着的。“年”的最早意思就是“五谷熟也”，收完庄稼，凉风起了，大雪落了，旧的一年就结束了。这时候，家里人出去谋生不管走到多么远的地方，都该赶回来，一家人平平安安聚齐了，了结了老人的悬想和挂牵。一年的节俭，这时候该享受一下了，家家变着法子炸煮烹调，做出一堆一堆的食品。再穷的人家，一年里吃糠咽菜，过年也要吃上像样的饭食。
    年味儿来自生活节奏的放松和内容的变更。终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辛劳，到了“冬闲”全部变成了休息和游乐。俗话说的“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贴春联，年三十吃饺子……”只是最简单的描述，正式的年仪有着更多的内容。一般来说进入腊月年就开始了，腊月初八吃腊八粥。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家家宴饮放炮。腊月二十四是“扫尘日”打扫卫生，户户备酒果送灶王爷上天，晚上在床脚处点灯“照虚耗”。腊月二十五煮“人口粥”敬食神，然后就是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等着庆贺除夕了。初一是新年，初二祭财神，初五有“破五节”，初七是“人胜节”（“人日”），初八是“八仙节”，然后隆重推出正月十五元宵节，届时村村镇镇闹花灯，把过年推向最后一个高潮。
    年味儿来自每一个人对自己儿时感觉的回忆。童年时对过年是一种期盼，只有过年才可以穿新衣新鞋，只有过年可以逮着好吃的吃个够，还可以和小伙伴一起，欢天喜地满世界去放鞭炮。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能得到压岁钱，可以去买自己一直渴望而没钱买的东西了……回忆总是温馨的，时光的陶冶就像涓涓流水，会把心底的折皱拂平，只留下光滑的色彩。
    眼下的都市生活，消除了许多酿造年味儿的条件。有了法定假日的限定（过去三天，现在有七天），年关的脚步不再幽雅闲适。为了赶回老家团圆，许多人大年三十还在铁路上拥挤。现代人过年有不少烦心事：回到老家，走亲戚看朋友时间太紧；给孩子压岁钱、孝敬老人、请客送礼，开销太重；独生子女小两口年夜饭在哪边父母处吃也会发生争执。年关年关，各有各的难处，使人觉得过年忙、过年累。在这种情形下，年的兴味儿自然变淡了。
    于是只剩下了看“春晚”。三十年来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由于吻合了传统的守岁习俗和给人提供欢乐，成了全国人民过年的必修课。每个除夕夜，数亿人的眼睛聚焦在同一个荧屏上，春晚成了新的年味儿聚集点，一个春晚负载了多少期盼！于是春晚节目的准备年年成了重大攻关项目。由于阖家聚会的热闹，人们看电视的精力并不集中，节目必须喜庆红火又得能够迅速抓取注意力，因而逗、闹、贫成了刺激点。过去靠相声，后来靠小品。但是，要人人满意谈何容易！再加上有了去年、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好节目的记忆和比较，创新绝难。于是中央电视台从领导到导演到主持人上上下下都患上了春晚综合症！每年播出前的备战时间越拉越长，节目挑选越来越不易。节目播出后战战兢兢等待公众的评判——这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一道突出的文化风景线。
    年味儿，在上述种种都市生活情形的挤榨下如何变浓呢？
    其实，过年是生活本身的结晶，因而它也应该在生活中随缘。城市有城市的庆贺，农村有农村的期盼。许多东西，你不去刻意强求它，它也还是存在，年味儿同样如此，重要的是用心去品味。过年是一种休憩。忙碌地走了一年，需要暂时歇息一下，开春了再走。过年是一种企盼。子女求学求职在外，过年就是回家，长辈盼望见到子孙，过年就成了愿望。过年是一种乡愁。浪迹天涯、绝少归期的海外游子，在客乡复制了传统的春节，西方国家唐人街的庆贺倒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庆典仪式，以满足游子对家乡和故土的怀念，年节的欢乐中夹杂着淡淡的乡愁。过年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身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让我们体贴细心地守护着她。
    简介：　廖奔，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研究员、博士，戏剧理论家、戏曲史家，有著作20余种，论文及评论文章400余篇。主要专著有《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戏剧时评》等。

                           3、对春节的期盼
                               陶方宣     

    中国人过年一向隆重热烈，再寒素人家过年也得备上大鱼大肉，从前《白毛女》中的喜儿，一无所有还得准备着二尺红头绳。春节那十天半个月，无论内地还是海外，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到处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这个春天的节日像一团亲情黏合剂，把中国人的心牢牢黏贴在一起。可如今生活在都市里，年的味道好像越来越淡了。我没有询问别人家如何过年，就我们家来说，过年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人在外地他乡，没有亲戚朋友走动，年夜饭就炒个青菜，蒸个鱼头、煲个鸡汤——好在还有中央台的春节晚会，让我们感受到春节的喜庆。

    当然，像我们家这样清水寡淡地过春节还是比较少见。不过年味逐年淡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上海人家过年，就是一家三口邀上父母叔婶、七姑八姨去饭店吃一顿，吃完各自回家看春节晚会。第二天大年初一，一家人就外出度假，近的去三亚，远的到地中海，有车的去杭州，讲情调的去丽江。过年上海街头看不到多少行人，路上车辆也比平时少了很多。要说年味越来越淡似乎也是好事，从物质层面来说，是富裕的象征，连我们小区门口卖麻辣烫的阿姨都说：现在的生活是天天过年——天天都过年当然就没必要那么翘首以待，那么大张旗鼓地备年货了。

    在农耕时代，或者说在物质生活贫困的岁月里，春节的功能被无限放大，那无非就是放开肚皮吃，由着性子玩。在我的记忆里，中国人过年就是吃喝玩乐，这其实也符合人们劳逸结合的心理需求——辛苦了一年，总得美美地吃它十天半月，好好地玩它十天半月，要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把无法拥有的、把企盼得到的一切全部补偿——所有与春节有关的美食、民俗、娱乐就这么产生了，慢慢沉淀在一代一代人的记忆里，成为传统，成为文化。我们常说：回老家过年——似乎只有在乡村，才能真切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从炸油果、舂年糕，到扎灯笼、剪窗花，再到闹社火、扭秧歌，再偏僻的村落也会因为年的到来而变得生机勃勃。我对过年的温暖记忆也都属于乡村：木门木窗贴上春联与年画，村姑乡妹穿上红袄花裤，雪花洁白，窗花鲜红，大红鞭炮在半空炸响，大红灯笼高挂门楣……

    现在乡村若很“现代”春节便很少这样过了。生活不再需要通过春节来满足吃喝之欲、玩乐之心。人们对春节的期盼更多的体现在精神层面，这便是对温暖与亲情的期盼。春节好比人生旅途中小歇的一个一个小站，让亲人和朋友有一个亲近的机会，有一个欢聚的理由。每年到春节，成千上万人流像暴涨的洪水一样从城市各个角落汇集到火车站，这一年一度的滚滚人潮，在中国拥有一个专用词：春运——潮水滚滚涌向一个方向，那是家园的方位，那是春天的方向。

    因这滚滚涌动的春运大潮，我想，中国的年味不会淡化，也不可能淡化。现在过年不是为了吃，只为了在新春伊始回家看看，看看父母，看看故乡的山水，只为了姊妹兄弟团圆在大年三十，共同度过那辞旧迎新的时刻。中国人其实最重亲情，为了这一夜的团圆相聚，约定俗成了一个特定的节日。

    简介：陶方宣，笔名黑白，作家、剧作家。安徽省芜湖市人，现居上海。曾在《太原晚报》、《济南时报》、《青年报》等十多家报刊开设个人专栏，作品散见于全国各地报纸杂志，多次收入各类选刊、选集、年鉴出版，创作有电视剧六十多集，均已拍摄播出。有个人专著《张爱玲美食》、《张爱玲霓裳》等。

                          4、春节在现代社会的流变
                                   陈勤建

    中国一年一度的传统年节，即将来临。全国上下都已沉浸在过年的热潮中，然而这传统的年究竟怎么过呢？现在我们有了五星级酒店提供的山珍海味“全家宴”套餐，却没有了除夕年夜饭家人团聚、热气腾腾、忙忙碌碌的氛围；有了“春节联欢晚会”，却没有了除夕守岁，爆竹烟火的绚烂场景；有了电话拜年，短信祝福，却没有了面对面迎送揖拜、杯觞交酬时的亲切和温馨；有了守卫家中钱财的防盗门、密码锁，却没有了守护我们心灵安宁的古老门神；有了不夜城通宵达旦的万家灯火，却没有了元宵火树银花，灯火阑珊处那惊鸿一瞥。物质的富裕永远替代不了精神的缺憾，难怪人们要抱怨如今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年的味道何以变淡？是因为固有的年节精神旨趣的缺失。在那些逐渐被我们抛弃的传统年俗中，有我们过去生活中存在的生活相、生活场、生活流。现在，有些生活相比如“年画”“飞帖”，已经淡出历史；有些生活场如祭灶王、跳钟馗几乎绝迹；有的生活流出现了过去与现在的断流，有的虽还存留但也已经堵塞了。想让中国年红火，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疏通整理：从历史中挖掘年俗生活相、在当地营造年俗生活场、在现代恢复年俗生活流。传统年俗继承和传递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生活理念和精神诉求，而我们在现代发展中，却不加分析，随意抛弃。

    当然，对过去生活场景的恢复并不是风俗画似的年俗恢复，不是一时一地的恢复，而是真正做到过去与现在相延续，历史典籍与当地风俗相衔接，在再现、还原年俗生活风貌的同时，塑造可持续发展的年俗生活样式，原汁原味的春节，是否正属你意呢？

    新年，一年的初始。《说文解字》曰：“年，谷熟也。”年是谷穗成熟的象征，中国人的年曾经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年复一年。而新年正是在这样一个劳作与休憩的节点上，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渴望在这样一个“行春之仪”的节日里，纵情欢娱，同时也是祈愿来年五谷丰登，人丁兴旺。

    历史上，中国传统的过年不像现在那么单调，从腊月初八腊八节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这段时间，称为“年节”，其间有一系列传统年俗活动，又有多日可单独成节。我们从清代吴中人士顾禄撰写的《清嘉录》看到，从腊月一日扮灶公、灶婆，行古傩“跳灶王”始，至正月十五灯节止，各种民俗祭祀仪式活动有62项之多。人们似乎天天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活动里。我们现在只要恢复其中一部分传统的年节活动，那肯定要比西方的圣诞节热闹得多。

    其实，传统年节的一些祭祀活动，不能因为其间有一些迷信色彩而加以全盘否定。因为这些祭祀活动，不仅增加了节日的欢乐场景，而且是维系一个民族或族群成长发展的文化记忆，展示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比如年节祭祖，明代的《嘉定县志》便有：“除夕，祀先祖及群神。”江浙沪一些地区民间俗称为“拜太太”。据我所知，每年除夕上海浦东等地民间，“拜太太”的祭祖活动，至今仍在悄然进行。祭祖是纪念延绵个人、族人、国人血肉之躯的祖先。我们称国家为祖国，祖国者，祖先居住的国土。我们说要热爱祖国，就是热爱养育我们并开创国土的祖先。我们为什么不堂而皇之地继承春节祭祖的传统，纪念我们的家祖、族祖、国祖？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就没有遗弃这些传统。庆幸的是，近年来，我国一些传统的国祖祭祀活动，如黄帝陵、大禹陵等的祭祀仪式已得到恢复，这对我们国人进一步加强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十分有益的。

    所以，现代的春节年俗，可以结合当代地方实际，挖掘年俗生活相，营造年俗生活场，恢复年俗生活流，在整个年节系统中组合传统年俗因素，恢复年节生活场景，还原中国传统节俗，让国人在浓浓的年节氛围中追忆逝去的文化，在游览和体验的同时得到吉祥和顺的休闲享受。


[ 本帖由 黄涛 于 2008-2-26 23:53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