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赵丽生——史家最重是风骨

多问多思

[转载］    赵俪生——史家最重是风骨

                           《光明日报》 2008年04月23日

      他是“老一代清华精英”，曾创办清华文学会，编过《清华周刊》和《副刊》；他曾站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最前列；《左联辞典》里编有他的词条；他是光明日报《学术》周刊两位创办者之一；他是山东大学史学“八大金刚”之最年轻者；他还是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就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
2007年11月27日，这颗“仍然非常好用”的大脑停止了思考，而他带走的，绝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九十年春秋。

投笔请缨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赵俪生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两年后，未等毕业，清华大学大三学生赵俪生，就主动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了。
赵俪生，1917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他高中时就开始读鲁迅的《呐喊》、《彷徨》，周作人的《雨人的书》，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并逐渐走上新文艺的道路。1932年，赵俪生在《胶济日报》上以“枕秋”笔名发表白话诗《小羊》、《小小的白帆》；次年，与另外六名同学组织“浪花文学社”，在《胶济日报》上每周出半版文艺专版，人称“浪花七君子”。
18岁时赵俪生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同班同学中有王遥、韦君宜等人。“当时同学已经分派，即所谓左、中、右。”赵俪生在《篱槿堂自叙》中回忆道。作为接受过“五四”熏陶、具有进步思想的新青年，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在清华时，除了学习本专业课程，赵俪生还旁听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课，受闻一多影响最深。在中学读书时，赵俪生就在伯父的书斋里见过闻一多。他在文章里回忆说，闻先生“搞考据、搞训诂……在沉潜之余，还有见解、有议论，这些议论对我们学生来说，启发很大。”1946年，闻一多在昆明遇害后，赵俪生发表《混着血丝的记忆》，登载在上海《文艺复兴》上，深情哀悼，并谴责反动者的罪行。
清华三年，赵俪生继续他高中开始的翻译爱好，第一篇译作是华兹华斯的诗《我们是七个》。1935年和1936年，赵俪生翻译了苏联长篇小说《孤独》，并发表了几篇小说。
倘若国家太平，赵俪生或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翻译家或作家。然而，日本侵华使得“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为了早日驱赶敌人，赵俪生把“新文艺”梦想藏于心底，毅然投身山西抗日队伍。
在山西，赵俪生是第二战区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士，曾任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教导员。期间，他结识了同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下属的“西北青年工作团”工作的高昭一，不久结为伉俪，从此相濡以沫68个春秋。
打游击期间时有凶险发生。婚后，赵俪生到山西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工作。有一次，他和高昭一等人奉命赶往碛口，途中在一个叫骆驼局的小山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中午，尖兵报告：“敌人已超过我们前头五里，也往碛口进军。”部队不得不取消碛口之行，迅速转入山区。就这样，他们被敌人围困在王老婆山上三角地带，许久才转危为安。
1938年3月初，为保全实力，离石县动员实施委员会计划遣散非战斗人员，把赵俪生、高昭一等五个知识分子介绍去延安进修。在孟门古渡口渡黄河时，赵俪生乘坐的筏子被水冲散，护送他们过河的一个侦察连长一手拉着赵俪生，一手拉着高昭一，在岸边接应的老乡指挥之下，幸得脱险。

卸甲治史

赵俪生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半路出家”。
1939年，赵俪生因病离开部队，为了生计，先后到陕西几所中学讲授英语。因周围有特务，赵俪生与叶圣陶、郑振铎等人的通信被特务查看。赵俪生觉得“新文艺看来是弄不成了”，于是开始了从新文艺向史学“跳槽”的过程。
为了研究史学，赵俪生开始“追补”史学基础。
说起追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31年7月，赵俪生初中毕业，名列全班第七，但数学只考了45分，这让自尊心强的他很难堪。于是，他开始“追补”数学。“我跑到中山路劈柴院门洞里一次买了十本很厚的数学练习簿，下决心把小代数、平面几何、大代数、解析几何‘一锅下’。别人晚自习最多算30道题，我至少要算90道，算不完不睡觉。”这样不到一年，赵俪生的数学已经经常考90多分了，有时甚至考满分。
从此，赵俪生养成了追补的习惯，在学习二十四史和《十三经》的过程中，以及“文革”后期学习法语，他都用了“追补”的方法。
赵俪生白天要教书，就选择晚上搞研究。在陕西蔡家坡雍兴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他要讲授英语、国文两门课程。当时教员宿舍电灯只亮到晚上10点，10点以后，赵俪生就点起蜡烛，窗上挂起黑布帘，将书桌抬到墙角，偷偷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赵俪生对史学研究极其投入。三女儿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