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爱东的会议答辨及会后答辩

shi

【嘉宾:高丙中】我先要质疑作者的提问方式。文本与田野，我们研究的注意力应该（首先或者主要）投向谁？我想，我们并不是处在父母离婚，孩子必须择其一却又无所适从的局面。民俗学与精英文化研究的基本区别在于文本的产生方式不同。后者的原创人与文本的书写者是同一的，而前者的原创人与书写者是分开的，建立这两者的联系的是田野作业（或搜集整理）。有鉴于此，在民俗学中，文本和田野是一种神圣同盟式的联姻，是不可分割的。
【施爱东】RE:高丙中：我这篇文章不想回答一个绝对真理，文本和田野，谁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并非本文所要探讨，我只是想说明，在目前我们的学科建设历程中，我们在研究策略上，应该主要地投向文本，缺什么补什么，我们不缺资料，缺的是对资料的研究。
【嘉宾:高丙中】RE:施爱东：我也注意到，爱东的文章末尾提了作为策略的“回到文本”。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当真，我们的讨论方向是该有所调整。

shi

【安德明】RE:高丙中：强调田野作业的目的，不一定都是强调搜集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这篇文章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样一种观念：中国的文献资料实际上非常丰富，我们的研究完全可以按照对文献的研究来进行。其次，田野的研究不一定是民俗学研究的全部。第三，到田野中，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单纯的搜集资料，还是因为我们明确地知道仅靠抽象出语境的文本本身无法对文本做出准确的阐释？这样，田野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并不只是单纯搜集资料的过程，而是一个研究的过程。
施爱东：理论上说，安兄的话没有错，问题是，从我们已有的学术史来看，我们的所谓田野调查，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资料搜集的过程，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劳动。我在文章中以例说明了，在我们的学术史上，田野作业，不过是搜集整理的代名词。

【安德明】RE:安德明：如果明白了田野作业的目的不是仅仅去搜集资料，而是更好地体验我们所研究的独具特色的资料的性质，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记录资料的丰富并不能成为我们拒绝田野的理由。我们可以充分地利用三套集成的丰富资料，但在理解这些资料的时候，田野作业却也常常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段。
施爱东：大体上同意，问题是，在我们进入田野之前，我们想从田野得到什么，我们必须有问题，带着问题下去才会有收获，我不同意使用“体验”这个词，研究工作者作的是研究工作，应以考察为目的，体验？更象是五四青年的作为，甚至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嫌疑。

【安德明】RE:施爱东：作者指出，“从既有文本出发，就成了我们不得不提的策略。”但问题是，如何从既有文本出发？不是说已经采集记录的大量文本没有价值，相反，它们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材料。但是，当你在三套集成——比如某个省或某个县的谚语集成中，发现一则或几则被作为纯文本记录的谚语自己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想要全面了解某些谚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及应用情况，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告别了田野”的你，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施爱东：从既有文本出发，指的是从既有文本中发现问题，提出设想，带着问题和理论假设到实地去，也即文本－－田野，而非田野－－文本。我们常常责难三套集成的科学性，这里有一个产品质量的问题，个别永远是无法完善的，但当我们有了大量阅读的时候，个别在其中也就被淹没了，不掌握大量文本，只从个别出发，可能走向了真理，也可能走向了它的反面，我们不能去责难个别，我们要的是从大量中总结规律，寻求模式。
　　我的告别田野，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告别，我是说，可以有人告别，而且必须有人告别，比如象吕老大、陈老二、萧老三这样的一大批大内高手，他们都说不能告别，但事实上他们都已经告别了，晓春兄也早就放言要暂时告别，我最认同晓春兄的看法，作为一种策略，“暂时告别”。
　　我的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田野作业”拉下神坛，因为过度的提倡“下田野”，已经成了我们理论乏力的托词，许多不会思考的人，没有理论能力的人，往往借“田野”之名，行简单、重复劳动之实，正如陈兄所言，“重读当时发言，发现那时人们都把希望寄托在民间文学的语境（即田野作业）方面。回首10多年的摸索，田野作业竟然使民间文学变成民俗学，进而被管理层吊销了户口，真让人始料不及！”
　　我正在构思的另一篇论文《学术无法速成－－反思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短训现象》就是要在研究主体上对“田野工作”进行进一步清理，那些速成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工作者，他们能从事的工作极有限，他们不是学科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他们曾经是我们学科的主流。先从理论上清算所谓的“田野”，再从实际成果上来清算这些田野的主体，是我的目的。

【巴莫曲布嫫】RE:安德明：的确如此，不能将“搜集整理”当作“田野”的全部。“田野”作为一种特定的学术空间为多个学科所共享，其方法论在积累了不少专门的经验之后，也在逐步的检讨过程中开始走向学理性的建构与抽绎。在国际民俗学的圈子里，以往多用fieldwork （田野作业），而近年来在参考平行学科或其支学（比如家乡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民族志诗学等）方法论的同时，更多地吸纳民族志访谈、文化写作等相关的学术经验之后，民俗学者也渐渐地达成了某种共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是，fieldwork （田野作业）已经逐步被并置到了field study（田野研究）之中。这一经并置，就为过往的田野作业法输入了某些新鲜而深刻的理念。
施爱东：从理论上，我同意巴莫兄的说法，但从学术史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不曾有过“田野研究fieldstudy”，我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否定“田野作业”的神圣地位，不是从学理上来否定田野，实事上，所有的文本，最终指向，还是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田野”。

【嘉宾:秦燕春】RE:高丙中：施先生“策略”二字值得关注。是所谓“引起辽救的注意”，就其心可悯了。何况凡“策略”者，必针对当下的“弊病”，要求“济世"而非“永久”。
施爱东：知音

【巴莫曲布嫫】RE:巴莫曲布嫫：我们在思考以往“田野工作”得失的同时，应该考虑更新“田野”观念，建立新的田野研究范式，而不是以“文本研究”冲抵“田野研究。”
【淇园之竹】RE:巴莫曲布嫫：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我们在思考以往“田野工作”得失的同时，应该考虑更新“田野”观念，建立新的田野研究范式，而不是以“文本研究”冲抵“田野研究。”
施爱东： “更新田野观念”，那是以后的事，我要清算的，是“以前”，我的工作是破，立的工作我胜任不了。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5 10:24 最后编辑 ]

shi

【安德明】RE:高丙中：作者问得好：我们向田野索要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命题，但可惜的是，全文似乎并没有对此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我们感觉到，作者一方面想要为田野作业指出一条具有指导意义的路子，也就是所谓“带着问题去田野”，同时又忍不住对田野工作的价值予以否定，感觉得到的，似乎是一种悖论。
施爱东：否定的是对待田野工作的态度和价值观，在这里，田野工作是定语。

shi

【安德明】RE:施爱东：如果按照某一种严格的理论规范来说，三套集成的确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这并不影响已有的三套集成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记得有人说，俄罗斯的李福清教授在搜集资料时，就并不以某一资料可能是文人臆造或所谓“科学性”不强而拒绝它，相反却是但凡所有相关资料都一概拿来，然后再做细致的分析。其实，就三套集成来说，即使其中可能存在文人加工的部分，这些部分也可以成为我们探索作为某一文化氛围中的一员的文人在民间文学的再创造过程中的参与等问题的重要资料。但问题是，三套集成的出现以及相关文本资料的丰富，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我们否定田野工作的理由？
施爱东：同意安兄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资料已经足够展开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干点高层次的活，别成天喊着“走进田野”，有人可以告别田野。田野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现在该是我们享用前人“田野”成果的时候了，是有条件进行深加工的时候了。

shi

【虎彬】我想问问大家什么叫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我们是否真正做过地道的田野作业？
施爱东：一针见血。我在博士论文的写作中，就提出一个问题：民间文学，或说民俗学，能不能象人类学、民族学那样进行田野作业？
　　从现有的民俗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形式上的区别来看，人类学研究倾向于对特定社区或特定族群的全景式调查研究，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凉山夷家》等，以至于在社会学上常把这一派称作“社区学派”。而民俗学则多进行非特定区域的专题研究，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董作宾的《看见她》，茅盾、闻一多的神话研究，都是如此，即使是对特定地区或族群的民俗现象的研究，一样倾向于专题而不是全景，如钟敬文的《金华斗牛的风俗》、《盘瓠神话的考察》等等。
　　研究形式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到对调查方式的要求：人类学因为需要对特定区域有全面的总体的把握，因而多采取定点定居的方式进行深入调查。而民俗学的专题研究则更可能要求对多个地区的同一民俗文化现象作单项把握。民俗学最有效的调查方式，既不能是社会学的问卷式，也不必是人类学的定居调查。这就是为什么杨成志的全景式的田野作业方式在民俗学界没有得到可持续使用的主要原因。
　　那么，民俗学专题研究如何有效地展开其调查？这是民俗学界一直无法解决的一大难题。我们知道，推动事物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是事物的内在要求。本文斗胆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田野调查在民俗学界长期得不到发展，或者说，一度被发展，而没有被沿用，究其根本原因，是不是因为民俗学对田野作业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如我们想象般强烈？
　　一直以来，民间文学、民俗学都被当作是为兄弟学科输送材料的资讯库。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本中，关于民众生活的记录材料极度缺乏，而民俗学不仅是首先着力搜集民众生活资讯的学科，而且从一开始就宣称以此为已任。搜集、整理工作无疑是重要的，民俗学也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与重视，但是，与过分地重视材料搜集相伴而生的缺憾是，必然地忽视对研究进程的推进。
【陈建宪】RE:巴莫曲布嫫：请问巴莫：民间文学家的田野与人类学家的田野有什么根本区别？他们的理论预设、调查对象、调查方法及要达到的目的有什么根本不同？ 是不是人类学家要专门划出民间文化这一块来留给民俗学家？
施爱东：与我上面谈到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处。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5 11:05 最后编辑 ]

shi

【txq】RE:安德明：请问在你们的实际研究工作中，“三套集成”提供的文本是否好用？“回到文本”除了古代文献资料以外，还有哪些内容？
【施爱东】RE:txq：参考刘魁立先生所作的《民间故事的生命树》，从我自已拟定的故事研究策略来看，我认为我能用得上，而且好用
【人参娃娃】RE:施爱东：请教施大侠，您所说的好用是指什么呢？是材料够丰富？可是我看那些东西的时候怎么老是有些不安？老想着谁支援点盘缠再回访一回？您使用的时候没有过这样的担忧吗？
施爱东：你不安是因为你对文本的期望值太高。回访？不可能，只有使用了既有材料，有了好的发现，而且还认为有必要，才需要回访。我个人从未产生过回访的欲望，因为我从许多文本出发，不从个别出发，我做的是在量的基础上的把握，我不对具体的质提出要求。如果将来研究水平提高了，会不会产生这种要求，现在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现在，我只讲策略，不讲学理。
【txq】RE:施爱东：除了纯文本的研究之外呢？
施爱东：我做过一年纯田野调查，而且是定点居住式的，失败了。我确定的今后的方向是文本，但是，我是肯定别人田野基础上的文本。别人的田野，就是我的文本，比如，39部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就许多作者来说，是他们的田野成果，对我来说，就是文本，我从文本中理解、窥视别人的田野。
【施爱东】RE:人参娃娃：很简单，使用统计手法，从统计分析中寻找规律
【元無有】RE:施爱东：學過統計學的人都知道數字迷障!此乃嚴重陷阱!
施爱东：同样的工具，在不同的人手里，可能使用方法不一样吧？所谓数字迷障，不知何出？我说过，我做学术史做不过CYC、赵大侠，我放弃还不行吗？我做统计学，我设边界建模型，可能是我理科出身的优势所在。这是我为自己制定的研究策略，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研究策略，以免重复劳动，CYC把他的顾颉刚研究成果发给我，我又高兴又沮丧，高兴看到一篇美文，沮丧“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有诗在上头”。C兄论述过的，只要不是必须，我就不想再论述，省却重复。这也是为什么我“田野”了一年出不了东西的原因之一。
【人参娃娃】RE:施爱东：具体统计些什么？某个讲述人真诚地说了多少故事？还是一个县有多少故事是“讲述”出来的？或者有“某个”故事被多次讲述？
【施爱东】RE:人参娃娃：这是另一个话题了，下次讨论。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4 10:56 最后编辑 ]

txq

几点想法：

汤晓青：你提到的“民俗学”为其他学科提供资料库的问题，是否与该学科起步相对较晚有关，一般在学科建设阶段，资料的搜集也就被更多的人所重视。比如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现状。那么从学科发展的阶段来说，目前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急需的是本学科的理论的建设。民俗学学科的独立，恐怕绝不只是在研究领地的“开荒”，为已经苦于找不到新论题的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提供学术资源，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无法解决本学科赖以生存的理论根基，那么在重新整合资源的周期被大大加快的今天，学者们为此而担忧也就可以理解了。
施爱东：其实民俗学起步并不晚，当今许多显学都比民俗学更晚起步，现在都比民俗学发展更好。我认为，把民俗学定为年青学科也是学科理论不成熟的一种托词，就象研究搞不来就声称自己的主要方法是田野一个样。一个老头七八十岁还在读小学，只好在人前说自己入学晚。当年我们被人重视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新的学术领地，具有您说的“开荒”性质，但现在，这些东西早不是新领地了。
　　我很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没有自己赖以生存的理论根基，我们就很可能被别的学科整合掉，事实上，你看那个几青年才俊如高丙中、赵世瑜之流，其实也都只有半边屁股坐在民俗学的板凳上，学科一垮，他们随时都能把屁股挪到另一条凳子上去做大佬。依我看，只有叶涛是最铁杆的民俗学的守卫者，因为他为《民俗研究》投入太多了，民俗学要是垮了，《民俗研究》自然跟着要改嫁，谁想看着女儿改嫁呀？
　　最为难是那班学民俗学的研究生，还处于对象阶段，“嫁还是不嫁，这是一个问题”。

汤晓青：提到理论建设，我的问题时，如何解决“想象力”和“求真”之间的关系。拿神话学的研究来说，当研究者从美学的角度介入时，一些有想象力的研究者，对于远古文化的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解读方式。还有一些大师级的研究者，即使有深厚的古典文献的功底，也要发挥奇特的想象力。从我们今天“求真”的基础出发，我们可以指出他们在运用资料或者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时的不当之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发挥“想象力”有可操作性吗？
施爱东：有可操作性。从物理学上说，当今的许多前沿学科，本质上都是寻求解释的想像，相对论、量子力学、夸克理论、宇称守恒……都是想象前提之下推论出来的结果，因为有了想象，所以要验证，杨振宁、李政道，不就是因为证明了宇称不守恒而得诺奖的吗？如果没人提宇称守恒，有什么必要去证它不守恒？陈景润毕生不就为了证明一个哥德巴赫的猜想吗？无论最终证明这种猜想是or不是，在数学上都是一次大的进步。一个假设就是一次想象，肯定一种想象是进步，否定一种想象也是进步。盲人摸象，虽然没有摸到全象，但总是摸到了一部分，总比不去摸好，起码，摸过之后，我们可以肯定象不是一种液体，也不是一种气体，虽然它身上有骚味。
　　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对我们的理论建设，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求证，瞎猜想的“学术”行为，正如那个什么“殷地安否”的笑话。

汤晓青：“三套集成”为民俗学研究提供了足够数量的“文本”，是否也算是“普查”的积极成果？你提出“告别田野”，认为一些富有理论思辨能力的学者们应该将研究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科的理论建设中来。（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陈建宪的文章也持同样的看法）我在想，你们考虑“告别田野”时，是否正因为“集成”的文本没有“语境”的规定性？现在即将到来的轰轰烈烈的“抢救工程”对于民俗学的理论建设还有意义吗？
施爱东：您的理解正是我想说的。语境问题，确实很重要，但它不可能是一种复杂行为，我个人认为，语境也是有类型的，民间文学的演述语境，肯定能归纳出若干典型类型，只是没人去做，我认为现在回到文本，是为了从文本中找到问题，如果没有问题，你的语境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又如何去展开你的研究呢？我们天天谈语境，谁给出了有力的成果吗？语境终归是境，而我们要研究的是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的研究应该是从语出发，而不是从境出发。也就是说，应该从文本出发。
　　抢救工程、文化保护行动都是值得赞赏的，它对于民俗学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文化工作者的工作，不是学者的工作，学者参与其中，就是媚俗。学科发展初期，我们没有材料，所以要下手自己去搜集，那无可厚非。现在什么时代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学者，成天跟一班投机分子混在一起，干一些简单的、弱智的工作，有什么好得意的？正如一个年青人，创业时他可能干泥水工，挑担子，奋斗了几十年，他还跟一些下等人在一起干泥水活，挑砖头，那他是一个有出息的人吗？当然不是，他应该上一个档次，做不了房屋设计师，至少也是个质量检测者吧？任何一个成功的专业工作者，只有当他从事那些别人做不了的工作的时候，他才是受人尊敬的。我们崇拜爱因斯坦，是因为他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我们不会崇拜一个清洁工，是因为那是谁都能干的活。我认为清洁工的工作很重要，但我不会去做清洁工。
　　我们过去的那种田野工作，现在的抢救工程，不就是谁都能干的活吗？我至多赞赏他们的精神，要我崇敬他们？很难！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4 14:46 最后编辑 ]

shi

【施爱东】RE:安德明：我并不在理论上否定田野，而是在策略上提倡回归文本，不从文本出发，我们无法在理论上提升自己
【cyc】RE:施爱东：这个就很难说，为什么就不可以从田野里获得灵感、再与文本研究呼应而获得理论提升呢？这两个方面就像鸡与蛋的关系一样，没必要分主次、先后，它们是互动的。
【嘉宾:秦燕春】RE:cyc：Me too.
【田园将芜】RE:cyc：如此讲来道理甚是清楚。大概学者们都是在具体做的时候又添困惑？
【施爱东】RE:cyc：即使是来自于田野的灵感，也是与你心目中的原有模式产生碰撞才有的灵感，所谓灵感不可能是无源之水，生活中万万千千的人，为什么天天沉浸于生活（田野）而没有灵感，就因为他们不懂理论，没有来自文本的基础。如果没有来自文本的素养，我们就会将许多陈芝麻烂谷子当灵感。这种自以为有灵感的人想必我们见得一定不少。
【淇园之竹】RE:施爱东：为什么天天沉浸于生活（田野）而没有灵感，就因为他们不懂理论，没有来自文本的基础——他们不是做研究，本身是在生活。怎么能以个别的偏差来否定整个田野研究。以文本研究为中心，做一位图书馆里或安乐椅上的学者也未尝不可，可是从曾是一代著名学者弗雷泽的著作在当代西方备受遗弃、无人问津的例子，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吗
施爱东：被部分否定就叫“无人问津”？如果这样的话，你如何解释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的否定？又如何解释量子力学对爱因斯坦的否定？又如何解释量子力学在今天遇到的挑战？谁的理论没有缺点？有缺点就叫无人问津？我们要避免象弗雷泽？我们只要能出一个有弗氏一半影响的人，我就马上闭嘴。
【cyc】RE:施爱东：这样说的话，我可以推论，只要有学术训练的人，走到田野都是已经在做你说的有了理论预设的田野验证了，那么你又何必批评别人去做田野而呼号回归文本呢。反正天然身上就附带了嘛。
施爱东：首先，你所谓的学术训练来自哪里？不就是文本吗？有谁是田野中长大的学者？只有毛主席才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决裂》思想。其次，假设你所说的“理论预设”是别人的“预设”？这种预设是不是来自于文本？所以我认为田野只是一个实验场，去检验、修正、推翻别人预设的“实验场”。再次，就算你想有个自己的预设，你同样需要先从文本中获取灵感。你别老把我的告别田野与实验场理论放在一起，前面说到，我并不从学理上来否定田野，告别田野是一种当下策略，是有部分人可以而且必须告别田野，当今学术才可能取得更多的理论突破。一味田野，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4 11:58 最后编辑 ]

shi

【陈建宪】RE:施爱东：很高兴与施兄想法不谋而合。施兄“通过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史上‘搜集整理’及‘田野作业’的提倡及理论探讨的回顾”，从对学术史纵向反思的角度，与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退而结网恐怕是最好的选择，于是，从既有文本出发，就成了我们不得不提的策略。”有老兄同行，咱上刑场也有个伴了。
施爱东：如果能把那种“惟田野论”拉下神坛，促进更多的同行意思到并从事于“非劳动密集型工作”、“非简单劳作”，那就“死得伟大，死得光荣”。
【cyc】RE:施爱东：爱动兄狡猾得很，在“告别田野”的大口号下，今天偷偷加上了“普查模式”的限制词！
施爱东：“告别田野”是另一篇文章的另一个命题，拿我的多篇文章来要我同时答辩，还想不想让我活？
【萧放】RE:施爱东：应该有人来做专门的研究，不要过多的重复劳动，学问的进步过程是积累的过程，前人的工作积累为我们奠定了基础，应该好好利用。
【萧放】RE:施爱东：施文对一向“奉若神明”的田野工作，提出自己的批评，认为中国目前的现实是缺乏对民间文学的规律认识。正如牛津汉学家杜德桥先生对我们的忠告：“下一阶段的工作，若仍仅仅是制造上千个零碎的例证，未来值得忧虑。”施文虽然有些剑走偏锋，但也不是没有道理。根据民俗学的性质，田野无疑非作不可，但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知道自己为何下田野，田野不是标签，田野的经验也有它的限制，田野不是万能的，没有田野对于一些研究方向来说，如古代民俗学，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你研究当代社会民俗，那就非有不可。另外，在重视用脚在田野行走的时候，我们预备要作的关键工作是研究室的案头工作。
施爱东：萧兄此言，极具概括性，鄙意正是如此。
【萧放】RE:施爱东：对于现代历史上的搜集整理工作，我认为不疑作过低的估计，特别是三套集成工作，是无数同志的心血的结晶，虽然有一些缺陷，但毕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很多故事的讲述人已经离开人世，如果没有这样的抢救性搜集，那真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损失。
【萧放】RE:陈建宪：陈兄与施兄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惺惺相惜。这恐怕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学问方法各人有一定的选择运用的自由，不必强求一律，要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方法。
【陈连山】RE:陈建宪：建宪兄和爱东兄都强调从策略上“回到文本”，看来对于“田野”原则是接受的。我看，当前的问题并不是田野原则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对于田野原则的理解不充分——田野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所在地，而是我们理解文本的基本语境。
【陈连山】RE:施爱东：只强调田野原则，可以强化本学科的特殊性,有利于民俗学地位的确立；但是，不顾临时策略，不顾个人长短，一味原则，恐怕会影响学科的全面发展，并导致矛盾。不过，策略的使用是不能以违背原则为限度的。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6 12:01 最后编辑 ]

shi

【小人家】RE:施爱东：师兄在上，小可不耻（不以自己为耻）上问一句，这形而上的“科学性”要求又如何说呢？ 20:10
施爱东：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有形有质，道者，无形之谓。所谓形而上也就是指那些未成形质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形而上的科学性要求”就是理想想主义的、很难落实的要求。

shi

【主持:刘晓春】RE:施爱东：我觉得爱东兄在打倒田野乌托邦的同时，又祭起了自己对文字乌托邦的崇拜！
【cyc】RE:施爱东：所以我觉得你的言论更多具有现实针对的纠偏意思，但是这个意思过强，转移到学理层面上说，就会给人产生只要文本、否定田野的印象。
施爱东：事务发展，不就是螺旋式上升的吗？话要说到重处才会有人听，不痛不痒，不如不说。
【隔水观音】RE:cyc：施先生反对“普查运动”式的“田野”，也当心某种”理论”过于“旗帜鲜明”，又有“学术革新运动”之嫌疑。
施爱东：我等小人物，革不成命的。能让人左耳进去，右耳只出来99%，那就很成功了。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5 10:45 最后编辑 ]

shi

【安德明】RE:施爱东：“普查”、“抢救”一类的运动的发起，既有政府行为的引导，但也同学者自己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对于民间文化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相关。也就是说，学者们在高唱民主口号的同时，不自觉地把自己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在为他们设定某种最真、最原始、最淳朴可爱的“民间文化”，并一次作为抢救的对象。
【之农】RE:萧放：将现代学术史上的民间文学资料采录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归结于宝贵资料的抢救，符合学术史实，也具有“田野与文本”对立论的中介者价值。
【巴莫曲布嫫】RE:隔水观音：自上而下的“普查”或“运动”式的“抢救”、“保护”的确有种种弊端，关键是政府行为如何与学术行为协调起来，而学者仅仅只是“反对”则于事无补。这种“大规模”的决策通常都由行政部门在资源分配上强行独占而排除了学术的真正参与。
【之农】RE:巴莫曲布嫫：这是诚实的学术建造者的肺腑之言，也是田野实践者的经典之论！
【虎彬】RE:巴莫曲布嫫：抢救民俗学是过时的东西。
【刘宗迪】RE:巴莫曲布嫫：前两此会议热吵的意识形态问题，在这里讨论倒很合适，运动式的普查总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能不能淡化，就看学者自己的良心了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5 10:49 最后编辑 ]

shi

【巴莫曲布嫫】RE:刘宗迪：我总认为大家从认识论层面上还没有理解“田野研究”，这是要害。据自己对史诗田野研究的初步理解，在此对“田野研究”有如下感想，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田野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含括着田野作业，并将之整合为田野研究中的基础环节，同时提倡个案与专题。对田野研究者而言，其案头准备工作和理论预设，就不仅包括了田野日程的计划和步骤、资料搜集的手段和技术、记录采访的专题和内容，以及进入社区的角色和方式等等具体操作层次与技术路线，还应当包括对田野问题的有效视界，田野关系的主动建立，地方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乃至田野笔记与田野访谈的规范化，田野中的跨文化经历与主动体验，田野写作中的文化发现等等更为丰富的理性思考。
　　　第二，田野研究意味着田野中的研究，一俟田野开始，研究也就开始，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其工作方向是从桌面到田野，而非仅仅是从田野到桌面。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仅仅针对业已设计完毕的“问卷”，或以“表格式”的预设框架为发现问题的禁锢。换言之，田野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定学术目标，或为了印证某种学术预设去调查、参与、观察和搜集资料。
　　　第三，田野研究强调研究者主体在田野关系中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主动认知，对自身学术背景和“文化眼镜”可能形成的影像失真甚或倒置的敏锐体察，能够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观察距离来切近对象，并适时地、主动地作出精细的调整。
　　　第四，田野研究要求我们要从田野与文本两个维度来高度关注民俗学的“证据提供”（documentation），也就是说要从田野研究的一系列环节如，田野作业（fieldwork）、访谈（interview）、田野笔记（fieldnotes）、田野记录（transcribing）、田野报告（reporting）、田野迻译（translating）、田野的文本化（textulizing）到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田野档案（archiving，包括田野文献识别、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等），才能最终支撑起被阐释的文本，而在史诗田野中，只有经过这一完整的、有步骤的、充满细节的田野研究流程，才能最终提供并支撑一种能够反映口头史诗传统本质的，以表演为中心的民俗学文本及其文本化制作流程。
　　　第五，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第六，在置身田野的过程中，理论和预想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换句话说，在实地表演的场域中，对材料的透彻理解与语境关联的动态分析，会反过来对理论框架的搭建、分析模型的推演，乃至具体操作规程的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田野研究，一方面就意味着，它绝不仅仅是特定理论或学术预设的简单验证过程，而毋宁说是检验、修正，乃至颠覆预设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田野研究不是一种走向田野的姿态，而是一种学术主体能动性的激活装置，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对象本质、去提炼出更切近对象、更符合对象本真，同时又能烛照其社会文化语境和史诗传统规定性的学理性阐释，因此，也为我们通过史诗田野的实际展开，而最终在史诗理论的思考中有所建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嘉宾:高丙中】RE:巴莫曲布嫫：这六大点回答了我们今天讨论涉及的许多问题。
【巴莫曲布嫫】RE:巴莫曲布嫫：总之，我不反对学者的“策略”抉择，文本研究也好，田野研究也罢，个人的学术路线与学科的发展，皆离不开二者；实现田野与文本的互动则更好。反对“二元对立”的解析性观照是我的主要意见。
【萧放】RE:巴莫曲布嫫：是的，田野与文本二者的互动、互补，是民俗学研究的正途。就目前情况看，两者的合理兼顾，不是一般人所能实现的。当然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5 11:02 最后编辑 ]

shi

【嘉宾:高丙中】我想提出一个反论让大家批评：田野作业在知识论上是不可逆的（这是布迪厄论教育的一个立论）。在提出田野作业这个概念之前，大家一样做了研究。但是，田野作业成为方法论上的自觉之后，要逃避、抛弃、悬置它是很难的。我已经有帖子说过，你现在即使看起来在做限于文本资料的研究，但是很多时候（我没有把握说得绝对）是应该放在一种特殊的田野作业的框架来看待的。
施爱东：完全同意，当我们在进行文本研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使用的是大量的别人的田野成果，文本研究者通过文本写作者而间接地进入了田野，而且，他间接进入的是不同时空、不同主体思维角度的多维田野，这种文本研究结果可能比一时一地的田野感受更接近“田野”模型。
【刘宗迪】RE:高丙中：俺也来斗牛了。当我们谈论田野、谈论民俗学研究告别田野时，首先要明确自己心中想的田野是什么？大家都在谈论田野，但好像并不在是同一个意义上理解田野的，田野，对一个学者来说，至少有两个意思，其一，作为研究对象的田野，其二，作为家园的、人生和理解的依托的田野。当我们（施爱东）说田野可以告别时，我们指的大概是第一义上的田野，一个学者完全有理由自己决定是不是把田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完全可以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但是，就第二义的田野而言，任谁也是无法告别的，作为家园的田野，是我们理解自我和世界的基础，它是我们栖身于其中、在背后支撑我们的东西（传统），此种意义上的田野，你想告别也告别不了。
【萧放】RE:刘宗迪：同意。
【安德明】RE:刘宗迪：温柔公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可惜回答之后却让人更加糊涂了。你所说的后一种田野，似乎是一种诗化的、比喻性的词汇，大概也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按照这样的说法，哪一个人不是在田野中呢？但大家这里讨论的，似乎只是吾兄所谓的第一种“田野”。在这里，讨论的焦点在于，田野的目的究竟什么，也就是施兄提出却并没有予以全面解答的：“向田野所要什么？”
【刘宗迪】RE:安德明：两种意义上的田野对我们都甚有干系，比如，当把一些五花八门的新理论应用于本土的田野研究而不管其是否会水土不服时，我们其实就忘记了第二义的田野的存在，我们以如此这般的理论为依托理解田野、理解我们面对的生活，却忘记了听取生活自身的传统和脉络的引导。
【安德明】RE:刘宗迪：非常同意。我们现在所作的，大概正有如何给外来者上本地户口的目的。但愿情况会更好一些！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16 14:09 最后编辑 ]

shi

【锺宗憲】RE:高丙中：「田野」有的時候並不代表「真相」。從一些經驗可以了解，「田野」有的時候是被虛構出來的：包括採錄者的引導與虛構，以及被採錄者自己的虛構。其中有很多原因造成「田野」的失真。
【嘉宾:高丙中】RE:锺宗憲：对。田野作为对象会有失真的时候。田野（工作）作为研究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求真（纠错）的机制。
【元無有】RE:锺宗憲：依兄此論.研究者憑藉經由採錄者記錄下來的文本為研究依據.不是更不可信?如此"田野"還是有需要啊!
【小人家】RE:锺宗憲：田野的“失真”似乎是技术问题吧？好像师兄并不是为了这个写这篇论文的。
【主持:刘晓春】RE:高丙中：我不太同意田野作业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即便是我们亲临某一场景，比如道士的打醮仪式，最后通过我们的笔描述出来的，我认为只是事实的某个方面，即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事实，还是很多我的五官感觉、心灵无法感知的事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盲点，我只能通过我所看到的事实来阐述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看法。
【陈建宪】RE:锺宗憲：同意钟兄。任何知识都是一种经过选择的东西。田野的东西也是由不同的眼睛去看、去想的，并且还会由人选择，正如我们在大街只是注意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我们注意一样。此外，对田野得来的东西，我们在重述时，也必然会进行选择，它只是我们重组过的“田野”，所以“田野”并不等于“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眼见”也可以是虚假的。康德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把只是感觉中的东西称为主观，而将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思想内容称为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