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让学会走出社科院的阴影

土生金

让学会走出社科院的阴影

郑也夫
2008-04-27 20:02:41
(载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7日)


笔者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在上届年会上抛出 (后载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 。虽死水微澜，但笔者相信：中国在变，事在人为，言论一旦得享天时地利人和便势不可挡。于是乎，“前度刘郎今又来”。
先说个段子。诸君以为当年袁项城为何称帝未遂？有道是“天下大势，逆之者亡”。我却以为此说大而无当。袁项城过世（1916年）半个世纪后万岁声响彻中国，朝鲜的金家王朝似有持续三代的可能，他们都身处天下大势之外？复盘需拆到细部，论事要说到微妙。袁某失败的直接原因，不是什么天下大势，而是他的几位嫡系阳奉阴违。何以如此？何以不如此？如果袁某作总统，他死后冯国璋、段祺瑞也有当总统的份；如果他作了皇上，接替的只能是他亲儿子。巨变的时代给了冯段不甘终身为臣的雄心。人心不古，水能覆舟。
小小社会学会长的任期，竟与堂堂大总统的命运同理。社会学界诸侯们的内心明镜一般——5年制将断送他们的期许，一年制会成全他们的美梦。无论看大势所归，还是察具体而微，长任制都将寿终正寝。我敢说，这是人心所向。不是天下人都关心社会学弹丸之地，而是业内关心且利益与此相关的人，心理上必是如此倾向。我相信，需要细致讨论的将不是会长的任期是五年还是一年，而是任期是二年还是一年。笔者力主一年。名誉资源惠及多人，要比集中于少数人好。社会学界能任会长的人才充足吗？一年任期是不是轮转太快了。美国社会学会从1906年开张伊始就是会长一年制。他们那时的社会学难称人才荟萃。他们轮转起来也没有手忙脚乱。特一级学者如费孝通先生任会长，学会的工作就真的出彩了？且占用一个大学者的一年工夫可以说恰到好处。时间再长，必是顾此失彼，要么耽误了学会的工作，要么耽误了他自己的学术以及他的其他工作。长任期所垄断的其实不是工作而是荣誉。笔者呼吁，共识者们一同坚挺“一年制”。它是可持续的，不需再次更改的。让我们一步到位。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学会的另一件大事。
会长频繁换马，秘书处是不是依旧固定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我以为秘书处继续留在该地是荒诞的，除非会长只从那里产生。秘书处设在社会学所，该所的新老领导必然与它有千丝万缕的准血缘关系。如果会长不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人，往轻了说，秘书处与会长分离，给会长的工作造成诸多不便：往重了说，有架空会长的可能，社科院社会学则有扮演曹孟德把戏之虞。为方便会长的工作，为造就一种健康的局面，学会秘书处必须立刻离开社会学所。那么上挂和栖身那个单位？“上挂”系本朝制度规定，不容置疑，但上挂单位尚有选择空间。应该挑选一个与社会学专业无涉的单位，比如民政部。栖身于某写字楼、某公共图书馆，乃至某个居民楼的一个房间里，都可以。它应该独立，不依附任何单位。只需一个房间就够了。从目前的社会学单位在全国的分布看，秘书处设在北京，可能道理更多些。秘书则至少要有两个。一个是“常任秘书”，不管会长如何走马灯一般，驻守秘书处的这位秘书是相对持久的。由他来协助每一任会长，给学会工作注入连贯性。与此同时，会长还应该有一位地理距离极近、联系起来极为便利的秘书，特别是当会长不是北京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该秘书为“本届秘书”。他可以由会长所在单位的人员兼职。这位秘书不是常任秘书，只作一届。常任秘书由学会常务们物色，本届秘书则由本届会长指定。常任秘书负责建设和维护学会的网站。本届秘书直接服务于会长。
两个秘书，一个房间，一套办公设备，其工资和运行经费的来源在哪里？可以由全国各地加入社会学会的单位缴纳会费来解决。全国加入学会的单位不下150个，如果每个单位每年缴纳2000元，总计就是30万元。两个秘书年工资共10万元。一间房子年租金3万元，余下17万元的办公费用。
完成这一步，是产生一个不受制于任何一家社会学单位的独立学会，以及每一任独立自主的会长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社会学同仁完成了会长一年一任的认识，该做的事情就是，将学会与社会学所脱钩，责成各入会单位缴纳会费，雇用一个常任秘书，一个本届秘书，租下一个房间。
在完成第一步之后，还有一项工作可以徐徐图之。就是学会应该有自己的刊物。虽然搞到刊号难乎其难，但是假全国社会学同仁的财力和社会资本，还是有望实现的。办成一家刊物后，学会秘书处可以设在刊物编辑部中。学会就有了自己坚实、独立和固定的场所。此为后话。



附录：
中国社会学会长任期刍议——写给社会学界全体同仁

郑也夫
(载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7月29日)


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社会学同仁们打扫天下的意愿是否还在，这里姑且不论。我们自己庭院的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