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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思考中最痛苦的，莫过于眼看着学术命题的破产，又难以立刻找到补救的新路；这一两年来关于节日民俗的思索，便是处在这种状况里。每到年头节下，总不断有人宣布文化保护的各式消息与微言大义；我看不懂，所以很着急，着急了就烦躁，从过年清明到端午，眼下看来还消歇不了；这里的文字，便是写给自己的一剂泻火药，也许尚未对症；但若能止住某些恶性蔓延的野火，也不算无聊罢。
保卫春节的伪命题
保卫春节的话题又让民俗学火了一次。过年期间时候看了北京电视台组织的那次辩论，与会者不乏当今文化研究名流。大家伙群儒舌战，看得我在屏幕前也躁动的很、憋闷得很。
年也早过完了，这个话题就凉些了，没想到这会备课备到岁时节日，又想起那躁动的气氛，有些话即使不学术，也不想再憋了。
直接说我的看法吧，保卫春节（以及保卫非物质遗产）等等思路，根本就是伪命题，逻辑上荒谬，价值上荒唐。
试打个比方来分析。譬如一对男女，黏黏乎乎地热恋时，不免勾肩搭背，耳鬓厮磨，琼瑶木桃；后来成了老夫老妻，或者发生情变，于是不再“勾肩搭背，耳鬓厮磨，琼瑶木桃”。本来正常不过的事体，可是有一多事的上帝，不知为何怀恋上了前尘往事，出了个主意，要“保卫爱情”，办法是让二人重新牵手勾肩搭背厮磨，且唤作“非物质情感保护”。结果会如何呢？上帝说，爱情就来了，不然他不敢大声嚷嚷。（不过如今上帝真可怜，还需要运动运动来保卫爱情；想想太初有词，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啊。）
真正的结果会如何呢？你我当然都知道。
可是如今的上帝就是不知道。葫芦里拿出的治疗文化的偏方，就是什么给父母磕一个头，孝文化就来了；你一庙会，民俗就来了；你一汉服，民族文化就来了。
（太麻烦了。何必这么神神道道，还不如太初有词的巫术呢。）
保卫春节运动的逻辑就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上——一牵手，爱情就来了。
可是这样振振有词的宣言，至少没有解决如下问题：
1.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春节？
2.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中国文化（或民俗）”？
3.为什么我们要“文化（或民俗）”？
我没见过有人给出实在的论证，否则我就不躁动了。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第一个，而是最后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文化，或者文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就是说，一定要搞清楚“文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般的民俗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当它把文化、民俗理解成我们需要遵循的规范，而且当它并不明了为什么会遵循规范，为什么规范会突然失效的问题。这样的思路在一个坚硬的客体和同样坚硬的主体间跳来跳去，一会说我们遵循规范，一会说我们选择规范。这个主体或者太自由，或者太被动，或者同时又自由又被动，全看民俗学家的兴趣，仿佛他们右手持矛左手执盾，矛盾相攻，厮杀得不亦乐乎，连纳闷的心思都没有。
而一个需要回答“为什么我们要文化”的主体，就不是坚硬的主体，因为他有疑惑，于是有选择，于是有价值。
我们的“文化研究”遗忘“价值”太久了！“文化人类”学尤其不可不任其责。当一个虚构的实证主义或客观论者，假装能站在生活之外来研究生活，并把生活拆卸成一堆因果论的零件时，荒谬、荒诞就理直气壮地开始了。在一个坚硬的“我”和另一个坚硬的文化之间，不再有应然的价值联结，而是或者沦为种族主义的镣铐（或种种其他的实在论，如所谓普世主义，现代化等），或者沦为虚无主义凌空蹈虚的虹桥。前者将“我”安装到历史与传统的实在当中，不容得丝毫的质疑，否则不是文化汉奸就犯了反人类罪；后者之典型，就是那些在飘飘然中学贯中西，左拥魔鬼又抱天使，忙着“搞”“科研”者流。不过他应该读读王家新的诗，“需要怎样抑制自己，我们才能平静地走向阳台，并在那里观看历史？”
现而今，由后者发起了一个运动，决定去犯前者的错误，于是保卫春节运动兴焉！。悲哉，原来二者站得这么近。而他们本来站得就很近。
但是，至此，第2个问题，已经不攻自破了。
第1个问题，虽说已经暴露了文化保卫者的逻辑困境，倒可能真流露了一点“文化焦虑”。我也觉得过年挺好的，小时候过年更好。我想如果能过个以前那么红火的年，总之没什么不好吧；再说我现在这样的生活，自己也觉得幸福指数不高；但话说回来，我今天的生活如何，与过年又有什么关系？以为过个年就能让我幸福，还不如拿块糖来安慰我呢。
于是，我的例子就可以说明了，过不过春节对我们，没有“创世纪”那么重要的意义。或者更明白地说，春节如今对我，没有无上的价值、意义，既不会令我重生，也就不值得让我去舍身保卫。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价值上来了。我的无动于衷，以及更多的人的漠不关心是最为正常的（符合我做为人的本质）：春节和我之间，如果以前有过极大的意义的话，如今没有了，或者说，那些产生了春节价值的主、客观条件，现在没有了。
那么，什么是产生春节之价值的主、客观条件？作为一个工具性的说法，这里的主客体不是两个分割的原子；也许另一个更恰当的表述是主—客观条件。那就是说，曾经一个特定的主体与其相应客体间勾连的特定因素，这个主体曾经在那个世界里找到了他的萝卜白菜。但如今这一个主体或者早已经移情别恋，勾搭上（起）了另外的客观世界；或者即使这个新人--客观世界尚未出现，飘零的主体也不可能（愿）破镜重圆。
但是首先，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春节，作为节日，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生命需要节日。问题只在于，如何辨明节日于人的不可或缺之意义，或者简单地说，节日是什么？
概而言之，节日是一种“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通过“礼物”达致“集体情感”（涂尔干）；通过“耗费性”“祭祀”获致“消尽”（巴塔耶）；并通过与日常的竞争—平衡来实现“通过对元始时间的回归而再生”（伊利亚德）。
至此，我们可以意外地获得理解的一点是，所谓保卫春节运动背后，潜伏着的不过是对此种经验的渴望吧；或者，要说保卫运动是一种透彻的学术—实践规划，还不如说是在呈现着当代生活的某种病理。保卫运动不是药方，而是疾病。
问题还在。因为这样一种形式的、静态的理解并没有回答具体的问题，节日（春节）为什么如今不能实现其价值？什么阻碍了这种 “通过对元始时间的回归而再生”的体验到来呢？
具体问题当然要具体分析，我们看看春节是如何具体地实现节日的形式要求的。集体情感的实现，就是回家团聚，这个集体是家、家族；消尽是收获的物的耗费，年货、新衣服、饮食，等等；再生，就譬如我们再次让周身充满生活的意义，你为了家而工作，现在家把整个意义赋予了你，你完成一个时序的周期，如今完满地一元复始了。家（族）是这里的意义核心：“为”家工作，将自己的劳作成果“献”给家，在此过程里塑造着家的特定含义，也塑造着特定的自我生命样态。
当然，年并不完全包含节日的形式定义，或理想类型。一个个体的生活或许在某一个方面突出或单薄；或者生命在其他的节日里获得更大的再生。但作为中国社会，过年毕竟有上述共性。
这样，我们的任务也简单多了，现在只要辨明：
家（族）还是不是现代生活的意义核心？还有没有塑造生活的能力？现实是，家族这样一种家的含义在（不仅仅是）都市已然消逝了，而一个祖先不在场、天地不在场，只有电视在场、卧室在场的家，不再具有原有的超越性意义。
在一个集体情感得到表达的空间丧失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单位？职场？party？还是购物中心的人群？如今有谁和你的关系，具有一种超越性的含义？
对大部分人没有了。或者在寻觅。不然，诚信为什么突然这么急切？
于是，要不要保卫春节，如何保卫春节，保卫春节能否成功，倒成了次要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学术运动的背后，表达的不过是一种社会病理，社会的一种营养不良。这其实是最为根本的问题：对每一个生命极为关键的“集体情感”如何得到表述？在荒唐务虚的学术理念背后，是切实的生命呼求。
剩下的问题，似乎就是寻求解答了。但这实在超越了一介书生的能力。而且，不必等我们移风易俗，“民众”早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看看四处蔓延的基督教吧，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而且，我也没有能力阻止什么。清明就要到了，也许放一天假就能保卫一点传统文化吧；我的结论，仍然要回到务虚的学理上来：
1. 反思“文化”概念的实证主义毛病；这是虚无主义的学理根源。让我们告别那些内人外人眼光的虚假问题吧。
2. 重建文化研究的价值参与的方法论--立场；既然民俗就是生活，生活就立刻意味着如何生活的问题。无论躲到学术里还是躲到实证主义里，也躲不开生活。传统、中国、民族、民间、原生态，都不具备绝对的价值属性，也就不能成为价值论证或要求的理由。
3. 告别文化保护主义的“招魂”巫术；让我们记住，不是一牵手，爱情就来了。文化可能再生，但不是通过复制或雕塑，而是种植（culture）。保护者的任务是施肥浇水，而不是拔苗助长。
最后，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刘小枫在二十年前的写的这句话：
“走出思想的民族解放事业，回到个人生活信念问题”，虽然不一定要走向十字架。
[ 本帖由 词语的黑暗 于 2008-6-9 01:42 最后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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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6-9 01: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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