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泳超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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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由于打字速度太差，加上有些情绪化，只记得光是忙得没头没脑，好象都没有回复多少话。散会后，忙于应酬种种事务。一直到深夜，才独自静静地重新翻看了会议记录，原来竟还有那么多人说了那么多话，而且还有很多对我的发问我未及作答。这些应该已经风烟散尽的文字，却还留着“折戟沉沙”的印记，引发了我很多思考和遐想。但是请允许我暂时不作答复，一来需要更冷静周密地想清楚，二来也不愿意过分沉浸于这一场争辩，影响到后面几场的讨论。所以还是等全部会议结束后，我再把我的想法公布出来，请大家指正。
另外，主持人叶涛从今天开始的四、五天里要出门公干，所以他的总结也将晚几天张贴，请大家原谅。

cyc

关于钟老学术业绩的评判辩论会，我在综合整理、消化会议记录的基础上，概括成为三个大问题来回答。

一、钟老的学术实绩薄弱吗？

1、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是以什么为标准？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各种研究的判断标准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又不难明白，因为大家心目中都有这种衡量的大致分寸，至少绝好与绝差是有感受和公论的。
这里假如一定要针对问题来勉强设立评判标准的话，那么我以为，所谓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必须在材料上充沛可信、论证过程严密合理、得出的结论既可靠又有开创性；该学术成果包含了作者丰富而专深的知识和判断，不是普通学者轻易可以达到的。在此基础上，它在当时同类研究中即使不是第一声巨响至少也要处于领先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典范，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在当时是风标高举的，而且对于当下的研究，依然起着相当大的示范意义。
正是以这个衡量标准，我认为钟老没有“掷地有声”的扛鼎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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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杨利慧】RE:cyc：“虽然钟敬文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但除了那些学科建设方面的文章之外，他竟然没有留下什么掷地有声、风标高举的学术范例。”不知泳超先生能否对此做具体的解释？所谓“学术范例”究竟是什么样的？“掷地有声”又是指何时掷，掷何地？ 21:24 [ 回复·短信 ]
【嘉宾:杨利慧】RE:cyc：德国的艾伯华曾经这样评价钟老：他的主要的成就都在解放前；但钟老自己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解放后的建树更高。两人的评价各有依据。但我想要说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人物及其著作放在具体的时代放在中国民俗学整体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民俗学不是钟老一人的民俗学，而是包括了诸如我等辈的众多成员的学科）去加以评价，也许会有更加客观的结论。也就是我前面问的：泳超兄所谓“掷地有声”中的“地”是指什么地，“掷”又是指何时掷？
【主持:cyc】RE:杨利慧：我上来就已经表述，在了解之同情之后，要强调当下立场，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时候的成绩，我们都要看他对当今学术研究还有多少价值，这也许苛责前辈，但是却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事，学术史研究，我的理解是以过去为资源而为了将来！ 22:05 [ 回复·短信 ]
【嘉宾:杨利慧】RE:cyc：我还是想问泳超兄：你所说的高水平的论著，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大作中，你提到日本学者对顾先生赞许有加，但实际上日本学者对钟先生的称赞也是俯拾皆是。 21:43 [ 回复·短信 ]
【主持:cyc】RE:杨利慧：顾先生的学术业绩不是靠日本人吹出来的，是大家公认的，不光是他擅长的领域！钟老的学术成就，却主要在自己的领域里被承认，而且现在很多人说了，表面和私下反差很大呢！
【嘉宾:杨利慧】RE:刘晓春：我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指泳超兄所谓“顾先生的学问不是吹出来的”之类的话。其中似乎是在说日本人对钟先生的称赞是吹出来的，所以希望他能有充分的证据。并不是指他的这篇文章本身。 22:23 [ 回复·短信 ]
——不能够这样反推，我决没有说钟老的学问是日本人吹出来的意思，相反，在我的文章里，我倒是列举了好几处日本人对钟老的批评意见。归根到底，中国学者学问的好不好关日本人什么事？这个问题实在没什么严重的！

2、钟老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之外有重大学术成果吗？
这个问题问的人很少，似乎大家默认除学科建设外没有太重大的成果，只有——
【嘉宾:杨利慧】RE:杨利慧：在这里，单纯地列举钟先生有哪些文章掷地有声，堪称范例，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钟先生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诸多领地，都曾经看似轻描淡写地刨了几锄头，我们今天不知有多少人都是在沿着他所刨开的印迹继续深耕着，有的甚至是终其一生！对于这些人来说，不知钟先生的工作是不是算学术范例呢？
——这个我觉得不算学术范例，因为没有钟老“看似轻描淡写地刨了几锄头”，也有别人“看似轻描淡写地刨了几锄头”过，即便谁都没有“看似轻描淡写地刨了几锄头”过，后人也会去刨、去深耕的。不能因为先做了什么事情，就认为那几下子无比重要。

3、钟老的学科建设算不算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这是被普遍提及的问难。我个人认为——不算！理由如下：
（1）        学术成绩本质上并不以学科归类为必要前提，学科只是学术作为一个“产业”所进行的人为规划，多少传统学人或现代学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学问该归入哪一个学科，但是丝毫不影响其学术价值的高迈。
（2）        学科建设不是有一定理由的跑马圈地，它必须以深厚的具体研究的成绩为其依托，否则只是在搭架子。当然在一定时期，搭个架子也是必须，至少可以逐渐将同类问题归并起来并一定程度上引导某些学术共识，但是不能把搭架子当作一个多么崇高的学术任务，而且必须与丰富多彩的具体研究相结合。就拿社会学、民族学之类相关学科为例，像费孝通先生也可以说创立了社会学学科吧，但是他难道以什么“社会学概论”之类名世的吗？如果他没有《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之类的有世界影响的成果搁那里，他以及他带动的学科能获得如此声誉吗？再进一步说，当你面对其他学科的人的质问：“你们学科的顶尖作品是什么？”你这样回答：“就是我们学科本身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而且我们正准备而且大有希望成立一个什么学派呢。”我们好意思吗？
（3）        再进一步质问：我们的学科建设得究竟如何？长期以来，我们出了多少本“民间文学概论”或“民俗学概论”之类的著作了？尤其是前者，在上世纪80、90年代至少出了20多本了吧，我非常吃惊地看到，很多学者好象都有这种我称之为“概论式”研究的冲动，而这些概论又没有任何本质推进，只是大同小异的重复生产，我非常怀疑这是不是民间文学学科特有的奇观。问题的关键是，即便有这么多“概论”，到头来却发现这个学科在现行学科体制内越来越身份尴尬，这难道只是因为遭受了学科体制不公正待遇吗？为什么不公正待遇偏偏落到我们头上？其实，就拿我个人来说，民俗学是否能成为学科，至今依然不敢同意，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认识，比如建宪兄是写《民俗学概论》第一章的主要作者，他也坦承自己对民俗学依然很有疑惑。从这些方面综合来看，我们有什么理由说，钟老的这些学科建设的言论可以算是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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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萧放】RE:cyc：读罢陈文，似乎颇为钟先生惋惜，惋惜的理由是钟先生没有一部砥柱中流的代表著作。其实对于钟先生这样的学者，以著作来衡量，未免有些轻飘。他既然以学科建设见长，事实上钟先生一人参与创建两个学科（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并在诗学（创作与评论）有着独到的见解与成绩，我们没有为他惋惜的必要。其实，钟先生用他的全部生命为学科建设培育人才，为学科在国家占一席之地呼吁奔走，这本身就是一部学术含量极高的“大著”。何况《女娲考》虽然未写出，而杨博士的数篇著作不就是先生的学术延伸？！ 21:17 [ 回复·短信 ]
——我不谈行动中的钟老
【嘉宾:萧放】RE:高丙中：同意高兄看法。无可置疑，顾先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学术大家，他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但是他没有钟先生那样始终如一，也没有为我们今人留下一个学科框架。具体的学术著作可能有不少专家可作，而学科建设的构想，非常人所能为（需要权威、知识与思想）。
——常人尽可为（已经那么多概论式研究了），大同小异而已。
【巴莫曲布嫫】RE:cyc：从今天回观这段学术史，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始终有老一代学术带头人钟老在学术上引路、在方向上掌舵。学术思维十分活跃，观察力敏锐，在学术前沿上带头指路的学者，在国外也是罕见的。正如费老在社会学界发挥的作用一样：破题、开路。而在中大时期，并不具备这个优势，只能说有代表性的学者。因为这些学者个人的学术背景迥异，也因为那时尚未形成氛围，也缺乏必要的条件。所以在重大课题的选择、课题设计的基本思路上，没有明确的共同的学科意识，往往偏于个人以往的学术经验和角度，仅在研究专题出现过表层上的呼应，在领域选择上多少是被动的。如果以一两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来评价钟老的学术业绩是否太苛求了？
——是优势还是劣势，难说。为什么一个学科都要始终由一个人引领方向？没有一个领袖大家就惶恐不安、无以为继了吗？
【嘉宾:杨利慧】RE:cyc：学术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领一时风骚的理论、流派，但它们到今天已经都成了明日黄花。实际上，又有哪一种理论、著作能够成为常春藤呢？泳超兄的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苛求古人了？而且，在中国民俗学界，当下还有不知多少人是沿着钟老的思想、路子在前进，不知泳超兄又如何看待呢？ 22:13 [ 回复·短信 ]
——没有苛求，只是说这样的理论本身并无特异之处，而且很多人都做了大同小异的工作。因此，当下很多人在做的事，我也没觉得都是在沿着钟老的思路，很多思路大家自己也可以想到的。
【嘉宾:杨利慧】RE:叶涛：“只有钟敬文，在当时的一流学者纷纷撤离之际，反而将它们当作独立学科给予全面建设，甚至在战争期间仍念念不忘，对于早已身居民俗学中心的他来说，后来能获得该领域的领袖地位，亦是天时、地利、人和诸缘凑泊的自然结果。”在许多时代、许多领域，都可能会有无数比某一个成功者更聪明的人，但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没有成功。其实，所有的历史现象，大概都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不知泳超兄这样说的具体用意是什么？ 21:33 [ 回复·短信 ]
——没有具体用意，只说事实。

二、钟老学术实绩薄弱的原因何在？

【主持:叶涛】刘晓春因上课无法到会，他的意见如下： 学术史写作与皇帝的新衣 我对陈兄的学术史研究翘首以待，希望能够看到超越以往学术史研究的深层次的探索，但就这篇文章来看，我没有看到我所希望看到的东西。如何看待钟敬文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学术成果之间的反差，学术界各有看法，即便是钟老的弟子，私下都有讨论。说实话，陈兄的论文只不过通过大量的材料梳理，说了一个大家心知肚明，想说而不敢说或不便说的问题，就好比点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一样。我想，深刻的学术史写作，不仅仅是梳理、概括、归纳学者的学术思想，更重要的应该探讨一个时代的学术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揭示支配钟老一代学者学术研究、学术局限的背后的个人因素、宏大背景等等，当然，这些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隐秘的，需要学术史的撰写者洞察其中的勾联。或许可能这篇文章只是陈兄研究的第一步？ 21:15 [ 回复·短信 ]
  【主持:cyc】RE:叶涛：非常感谢晓春兄的知人之言，其实类似的说法还有别的许多人这样跟我说。我现在想 说的是，先走这一步吧，深入的研究或许马上就可以展开了，当然不一定是我去做。 21:19 [ 回复·短信 ]
【shi】RE:cyc：我应该是最早读C文的读者之一，当时我本人还沉浸在对先生的怀念之中，只是觉得C兄对钟老研究实绩的责难有所不公。现在我想到了另外一点，我觉得C兄对钟老研究实绩的责难根本就是本文最大的失败。如晓春兄所言，钟老的研究成绩本来就是皇帝的新衣，C兄只是说了大家都不敢说的话而已，但是，对钟老在学科建设上的成绩与失误，C兄几乎没有多少分析，只说如果没有实际成绩的支撑，学科建设可能落空。事实上，舵手会不会划船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钟老在学科建设上的舵把得准不准，C兄没有深入分析。也就是说，C兄落入了一个就钟敬文论钟敬文的怪圈，而不能通过钟敬文来论民俗学。 21:21 [ 回复·短信 ]
【shi】RE:陈建宪：我总是很同意建宪兄的意见，C兄文章的误区是，以先生研究成绩来责难其学科建设，而不是从其学科建设思想本身出发，谈他的得和失。就比如说多民族一国民俗学这个思路本身，我就越来越觉得有讨论的必要。当然，可提出商榷的思想还很多，比如我在前一场提到过的，对民俗学的定位问题，对民俗学的功能的界定等。
【shi】RE:杨利慧：我觉得钟老是不是只搭架子没有关系，关键是，C兄没能指出钟老搭的架子能不能用，是多快好省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呢，还是花架子，费料不讨好？ 21:42 [ 回复·短信 ]
——这些责难的确是我这一篇文章的弱点。这里有几点需要解释（1）我这篇文章其实是写于2001年5月，当时钟老尚健在，我只想初步记录下我通读钟老所有著作的感想并加以文本之间的联系，基本停留在说事的平面上，并不愿意再进行深层次的剖析，这在当时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现在为什么又不进行这一步的改进，是因为这两年来我已经对学术史研究失去了兴趣，觉得与其这样老检讨别人，不如自己具体去做些什么来接受别人的检讨。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2）正如上文所言，对于钟老的学科建设本身，我也觉得并无特异之处，好象也没有专门进行学理分析的必要。如果深入进行这方面的探讨，其实就要直接面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的大问题，这已经在本人兴趣和能力之外了。（3）真正应该探讨的倒是晓春兄所言：“更重要的应该探讨一个时代的学术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揭示支配钟老一代学者学术研究、学术局限的背后的个人因素、宏大背景等等，当然，这些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隐秘的，需要学术史的撰写者洞察其中的勾联。”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想会有别人去做，我已经没有兴趣了，这里只说一个方面，即宗迪兄的概括：
   【刘宗迪】RE:杨利慧：前两天大家热谈意识形态，我认为太过分，在讨论吕微的文章时，陈泳超说过，不能过高估计意识形态对于学者的关系，我赞同这个说法，因为什么都归于意识形态或社会局限，对学术就没有评价的必要了，对于自己敬仰的学者，不能在肯定其成就是就说是他自己的功劳，在谈到其局限时就归结于意识形态或现实局限性。 22:10 [ 回复·短信 ]
【主持:cyc】RE:刘宗迪：非常赞同，正是我想说的。关于钟老的局限性，为什么不能从他自己的知识结构、时间分配等方面去考虑呢？ 22:16 [ 回复·短信 ]
——这里依然有几点感想贡献（1）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钩连阐发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迷人的话题，我们民间文学界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像洪长泰、吕微、赵世瑜等都做了一些尝试，我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兴趣和能力；（2）我在前面的讨论中曾经对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对于学者作用的思路表示异议（当时我说得不清晰，反是宗迪兄这简单的概括得其要领），我还是认为学术本身是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的（尽管不是封闭的），从意识形态到学者具体的学术成果之间，还有很长的路途，比如学科传统、学术典范、学理建构，以及个人性格能力、知识结构、机会因缘、精力分配……否则都从意识形态着眼，那么很多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们面临的是同样的境遇，为什么却出现了不同的成果呢？反过来说，为什么有的（比如王国维与顾颉刚）所受意识形态差异极大，但是依然有各自的学术价值存留呢？（3）总的来说，我只愿意局限在学理范围内讨论，而钟老的业绩，按照我的看法，恰恰是学理上比较缺陷的。所以我也不想深入地做什么了。要说原因，按照我现在的理解，跟钟老个人的知识储备有欠缺以及后来精力不集中于自身学术研究有关系，等到80年代后，他虽然热情洋溢，毕竟年事已高，当然不可能去做具体的研究，于是主要只能做总体的构架了。

三、|关于批评机制的建立

说实在的，我的这篇文章在我自己看来，也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始终只是停留在一个层面上叙述阐发（这正是上面很多人批评的地方）。但是我敢于拿出来的理由是，我的确是在看了几乎所有的钟老的著作，并且尽量通过细读原作而勾勒出钟老的学术面目的，而且我自信是抱持了公心的。虽然我或许只是说出了很多人的私下的共识，但是，总算把私下摆到了桌面，如果像晓春兄说的那样做了“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我觉得已经是对我的赞扬了。这里便牵涉到我的一个写作目的——如何在我们的学科里建设正常的批评机制！我记得在我们论坛上，昆仑奴先生就曾经很不客气地说：“民俗学界内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批评机制，有的只是互相越份的吹捧，所以许多所谓的学人，早已丢弃了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这样的批评，我们扪心自问是不是应该惭愧？再比如说到钟老，在他生前生后，有那么多关于他的介绍和研究的文章，我们可曾看见一篇严肃地说到他的不足之处的？充斥的只是或无限崇敬或挖空心思的赞誉文字（有的人我明明私下听见他也有非议，但是一落实到文字就只剩下赞美之词了），难道钟老真的如叶涛兄所说已经是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都近乎“完人”了？我相信钟老绝不是这样的心思（如果是，他将部分地失去我的尊敬），他绝不会希望做一个丁春秋这样的星宿派领袖，可是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别的学科的人这样嘲讽我们。我想这更多的应该是后学们自己没把态度放端正的缘故！正如元无有所说——
【元無有】RE:叶涛：点破国王新衣的小孩，是无知的纯真；学术史的写作，是有意识的省思。C兄所用之策略，该是「说大人则藐之」吧！ 21:25 [ 回复·短信 ]
——对的，我们为什么只能无比景仰（且不论是真是假）地面对钟老？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大人则藐之」（这里是评说的“说”shuo，不是说服的“说”shui）？如果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能贯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
所以说，我的文章容或有很多个人的偏见，甚至有厚诬钟老的地方，或者从另一方面说毫无价值，但是整个学科的反思和批评机制的建设却是不容回避的，这决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这方面的掌故尽多，说实话我毫无兴趣）。我只想先揭开钟老的一层纸，或许以后很多人物、很多事情，就都可以接受“无情的”批评了。如果真的这样，我们的批评机制才能够更好地建立起来，我们的学科才会更有希望。这是我的一点心思，也是最要紧的心思！我甚至对于本次会议，也有一些怏怏的感觉，因为在我们会议的进程中，多次或隐或现地冒出了一些不太节制的赞颂之词，我们难道不应该悚然自惕吗？
我在那场讨论的开场白里说：“钟老是我们民间文化界所有人士衷心爱戴的世纪老人，我愿意以本文以及本场讨论作为对钟老在天之灵的薄奠。”这是我的真心话，既表达了我对钟老的崇敬之情，其实也隐藏着我的底气——哪怕真的面对钟老之灵，我自觉也是问心无愧的！

shi

【元無有】：学科大旗被质疑其存在价值时，滋味不好受的，但是否凤凰浴火才能得到新生？
【shi】：说得好，不浴火怕不得新生。墨子弟子过于“墨守成规”，以至墨家一派无以传续香火；孟子略改夫子之道，儒学得以大盛，前车可为一鉴。先生再世，当不爱我等墨守成规。为先生事业计，当不避良药苦口。
[ 本帖由 shi 于 2003-7-21 20:47 最后编辑 ]

小酒仙

嗯。每人一碗仙草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