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俗学的三大部门(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比尔•艾伟（Bill Ivey）

kxj2005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文化馆站，文化馆站所做的工作似乎对于我们并非那么重要，而民俗学会的特别是大学机构的这个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的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主要关注的主要是在社区当中如何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那么在丰富生活的过程当中，自然他们也就需要不断的到民间那里去学习，去把这些有益的成分加以某种修饰，然后在社区当中进行推广，用过去常用的一句话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对于学者来说，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后一半，好像并不是很感兴趣，那么这个可能在当时一些人当中，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群众艺术工作者，他们的心目里面对于学院派是略有微词的，从过去发表的文章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到。但是在社会生活里，大家并没有把他们分为两个派别，彼此很尊重，但是并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工作。”

萧放

去年艾伟应中国民俗学会之邀在北师大的报告，虽然有点晚了，但我觉得还有针对性，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有启示意义，我们论坛会也试图总结当代公众民俗问题，可惜针对性文章不太多，但有好文章。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生邵凤丽同学的整理，现将整理稿发表出来，供同仁阅读，如果有杂志愿意公开发表，也特别感谢。如引用请注明出处。——萧放附记



美国民俗学的三大部门
The Three Sectors of U.S. Folklore

演讲人简介：比尔•艾伟（Bill Ivey）教授，前美国民俗学会会长；美国克林顿政府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
翻  译：张举文 博士，美国崴莱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时  间：2007年12月5日上午9：00－11：00
地  点：北京师范大学主楼7层励耘学术报告厅

讲座录音整理（邵凤丽）：

一、主持人萧放教授介绍外国来宾和各位与会学者
二、中国民俗学会会长刘魁立先生致辞
非常高兴今天能在北京师范大学接待从美国来的这几位先生，这几位教授应该说是我们非常尊贵的客人，当然尊贵不为因为，例如比尔先生他曾经是克林顿政府的整个主管文化的一位非常有权威的一个官员，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们一个在我们两个国家交流方面有非常好的贡献，也有非常好的意愿，这样一位先生率领东亚的一个分部的主席——张先生，还加上一个非常能干的美国民俗学会的干事，一位负责人到我们这里来，本来应该是常务副会长Tim先生来的，但是因为家里面有些变故，因此就没有能够来，我相信他将来还会作为我们的客人到这里来的。前不久美国民俗学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了他们的代表大会，有七百多人参加会议，当时中国的代表团，包括在座的高丙中先生，包括在座的萧放教授，大家都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本来应该是叶涛先生同时出席的，但是因为当时叶涛先生有事没有能及时赶到。在美国这个期间呢，我们受到美国民俗学会非常热烈的欢迎，而且始终有几位，包括会长、包括常务副会长，就在陪同我们从加拿大的魁北克到芝加哥，再到华盛顿，给了我们很多学习的机会，而且应该说和美国的有关方面建立了很好的来联系，这一次这几位先生但这里来要展开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大概，可以这样说，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大概这几位先生要做一系列的报告，今天是报告的头一次，回头在今天下午，张举文教授还要在北大做第二次论坛的讲演。接下来要到山东去做第三次的学术报告，是由我们的Mable女士去做报告。回过头来又要到武汉，然后又到云南，然后这样一路下来会有五个到六个报告，回头呢要在中山大学进行一次学术座谈。这样一个非常丰满的一次学术活动，我想对于两国的今后合作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应该说在美国期间和在中国期间，我们将已经做过了，还将来继续准备一些友好的、涉及到两国学界合作的一些计划。就中国而言，应该说我们实际上是经历了几件比较大的事情，对于我们民俗学会来说，这几件事情也是参与其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无论是在各个省区，还是在全国的范围里面，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参与其中，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应该说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我们大家都共同的为我们的文化建设作了许多有益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而且从民俗学会的角度来说做出了许多努力的，关于民族传统节日如何成为国家法定假日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我们所做的工作，包括我们给党中央、中央精神文明办做的课题，包括给国务院办公厅所作关于节日法定化的这样一个报告，这些都会在今年的晚些时候，或是在明年的我们整个国家的日历当中会有所体现的，那么这一次在总的背景之下，我们欢迎美国民俗学会的代表团到中国这里来和我们大家进行交流，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于我们将来的合作会产生很大影响的事情，好像今天重要的报告不在这里，应该是由比尔先生来做，下面我们就欢迎比尔先生做报告。

三、讲座正文录音整理
（比尔先生用英文作报告，由张举文教授翻译，下面录音整理以张举文先生翻译为主。）
    非常感谢能有这个机会和尊贵的客人们一起交流，我们之前商量一下，为了更好的达到交流目的，他们尽可能少讲，我做一些小解性的解释，不必每句都翻译，然后留出更多时间请大家提问。
首先要感谢刘老师、丙中教授，还有萧放教授，还有我的同事举文。因为在座的都是民俗学家、民俗学工作者，大家可以以讨论形式进行。我同意刚才刘老师所说的，这为中美民俗学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机会，特别是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多可交流的地方。希望今天的交流有成效、有建设性，在我简单报告之后呢，希望有更多的问答交流。
首先我介绍美国民俗学的研究情况。首先，简单的结构有这么三个分支，或取向。在座的每一位可能都熟悉这个学术派，或者叫学院派（academic folklore）的取向，主要是通过正式教育的一些人，但是现在从小学开始到高中，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教育体制，主要是在大学教。加拿大和美国一共有11个提供博士点的学校，其中有的叫系，有的叫program的，有的叫中心，另外有16所学校、机构提供民俗硕士点，有11个学校有本科的民俗学专业。因为学校很少，所以得到博士学位的人大部分都在文学系、人类学系教课，那么近年越来越多的人在地域研究系，比如亚洲研究、非洲研究这样的系里教课。当然大家的研究兴趣是多方面的，比方说诗歌、民歌、木雕等等。近年来大家的共同兴趣似乎在转向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社区——community的概念，另外就是移民，特别是从其它国家来的，这些人在美国都叫Migrants study。美国民俗学会成立在1881年，目前有1000多注册会员，其中八分之一是不在美国的，也就是说在国际上，还有一千多个刊物的订阅者，因为学会出版美国民俗学刊，有一千多订阅的。
现在我再简单说一下第二个学派或者取向，公众民俗学（public folklore）研究。美国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就是说没有一个文化部或局司来负责这个问题，那么有关公共民俗的研究都是由不同政府部分的不同级别上来处理的。我曾经是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负责人，那是一个联邦机构，作为国家联邦机构的艺术基金会的所有基金，紧紧和纽约州的艺术基金相近似。这里有一个概念就是“culture authority ”——“文化权威”，这个问题，比方从美国情况可以看出，在版权、知识产权方面，专门有一个机构，另外国务院也有一个机构负责文化交往，因此同样的问题由不同的机构来处理。这些从事公众民俗的人在为不同机构服务，有些叫NGO非政府组织，也有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州级的或者是地区级的，比如像图书馆。一般得到博士学位的人从事教学，那么从事公众民俗的人大多是得到硕士学位，可是那些从事教学的人呢，从事研究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又通过这些机构展示。公众民俗这个分支或取向形成于七十年代初，当时，我可以坦率地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尤其是在学院派学者之间。学院派的人主张这些从事公众民俗学的人出版的东西在质量上不会和学院派一样高。九十年代，联邦政府制定了一些政策，强迫各州在州级水平上雇佣这些公众民俗学的工作人员。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公众民俗学研究或者这些人员反到成了美国民俗学研究的主流了。目前美国民俗学会的成员中，百分之四十五是公众民俗学者，五十五是学院派的，我们简单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过去有的争议，在这些年中多少得到了缓解、妥协，或者说由于公众民俗学的权力影响越来越大，问题被压制下来了。双方的合作也很有成效，比方说最新的路易斯安那的飓风，这个有许多独立的或公众的民俗学者与学院派学者一起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被迁徙到其他地区了。目前有四个主要的机构，一个是国会图书馆，一个是史密森博物馆，另外是国家人文基金会和国家艺术基金会。目前有34个州级的公众民俗研究机构，还有75个郡县级的，这些郡县级的机构也大部分坐落于政府机构之内，或者是非营利性机构之内。比方说现在有一个西部民间生活中心，这个机构是在1985年成立的，当时是借助于国家人文基金成立的，这个机构主要是从事牛仔文化的研究，所以通过这个事例就可以看出，起始于一个独立的或者是个人的研究项目，后来成为一个非政府机构，后来又得到了政府的资助。我很感兴趣想知道的是在中国非政府机构与学院派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天衣无缝，还是说有什么问题。
下面我要介绍的是第三个分支，也就是流行民俗。传统来讲，我们说的传说、神话故事有它的定义，那么现在变成了流行的民俗，又有了新的定义。在美国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很多东西是大家相信的，但并不是真实的，因此把它称之为一种神话，成为流行的民俗。比方说吉他歌手，他演唱的可能是传统歌，因此他被称为传统的或是民间的歌手，那是不是这样呢？已经引出问题了。很多传统音乐，也就是民间音乐，成了流行音乐，例如凯萨琳和鲍勃•迪伦，这些人演唱的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民间音乐，可是又成为了流行歌曲。总而言之，这些人的东西和学院派的研究兴趣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学院派一直认为这些流行民俗没有真实性，不是正宗的，他们的故事、人物并非是原封不动，都是经过他们加工改造的。这些流行民俗的实践者或者研究者，他们的组织结构是很松散的，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年会，还有一个组织——民间联盟。他们参加的大多数都是地方的节庆活动。
随着我们双方交流的深入，我们很感兴趣了解中国的情况，这几个组成部分是什么样子，关系怎么样，我们有什么可以通比的。比方说美国的研究兴趣从以前的对印第安部落的研究转向了对目前少数民族、移民族群的关心。中国人口的转变，从乡村到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是不是也因此改变了兴趣？我想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是不是有这三个分支的划分，或者是你们能不能做一些划分。在美国民俗学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他的“本真性”，也就是说所表现的事物、人物是不是真实的。我很感兴趣你们是不是也把“本真性”作为民俗研究的一个价值衡量标准，就是我们说的正宗不正宗，本真不本真。我之前说到我希望这次的谈话交流能更深入、更广泛，注意到在座的各位对这个学科很感兴趣、很敬业，所以可以更广泛的交流意见。在我接受大家的提问之前，我想请我的这位同事（张举文）做些评论，因为他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另外也想请刘老师谈一谈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有关问题。

张举文先生评论：我觉得大家可以想到为什么美国民俗学从学会成立到现在这么长的历史，一百多年，可是这三个分支的划分是在近二三十年的历史，并非是学会成立就有这么个分支，所以这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学院派的兴趣的改变造成的，但这个分支到底对学科有益还是无益，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想一想的，比方说多尔逊在六十年代，大家都知道他对美国民俗学之所以有今天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当时他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没有受过学院派训练的人就不能叫民俗学家，也就是说Folklorist一定是受过正规教育的，得到学位的人，那么这个概念持续了二三十年，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大家就说那可不行，这些搞公众民俗学的没有PH.D，有的也没有Master,他们在从事非常有意义的事，因此他们也应该是民俗学者。现在大家仍然在争论，可是就像刚才Bill所提到的，概念上有这些分歧，可是在实际工作上已经很难找到，大家都在合作，做一个项目，比方刚才提到的，有独立的、有公众的，还有学院的，所以我想说借他山之石，我们不一定按照他的路子来强行划分，但是我想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我记得去年是前年网上说如果一个农民都能说，还要民俗学者干什么，这句话有道理也没有道理，就是说他说的是什么，是本真的，或者是民俗很多东西，大家做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做，所以才需要民俗学者。

比尔：在请刘老师说之前我再插一句，民俗学在美国现在被视为是一个新的学科，不是说解释，像科学一样，也就是说不是去论证、去解释，而是去“听”，“听”的意义很大，我们是听民众的声音，老百姓说了些什么，把这个学科当作一个“听”的学科来操作，现在在美国是一个很有趣，大家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
下面请刘老师讲讲非物质文化保护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

刘老师：本来是艾伟教授的报告，艾伟教授提了些问题，就变成了一种对话，我想说说中国民俗学会的一些情况。从八十年代成立到现在是二十几年的时光，这一段时间，经过了非常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如何参与整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我觉得这条道路应该说是越走越宽。在钟老倡议恢复或是叫重建民俗学会之后，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局限在学者当中。其中有些活动，比如说我们也参与其中了，比如说在学会成立之前的58年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似乎大家也都在参与，但是真正把它变为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仍然还并不很热衷，还是比较冷淡的，大家回忆起那一段过程，还会有这种感受。那么后来到了民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参与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是民间文化十套集成的编著、搜集，整个这一套工作，应该说民俗学会一些主要的会员都参与了这件事情，包括搜集、包括最后的编定、审定、出版。在这个过程中间，民俗学会的许多学者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这一时间也应该说仍然还局限在我们自己学术研究这个层面上。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就像刚才艾伟教授所谈到的，所谓公众的民俗，或者是公众学派，和学院学派之间的分野，虽然这种分野并不明显，比如说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文化馆站，文化馆站所做的工作似乎对于我们并非那么重要，而民俗学会的特别是大学机构的这个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的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主要关注的主要是在社区当中如何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那么在丰富生活的过程当中，自然他们也就需要不断的到民间那里去学习，去把这些有益的成分加以某种修饰，然后在社区当中进行推广，用过去常用的一句话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对于学者来说，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后一半，好像并不是很感兴趣，那么这个可能在当时一些人当中，特别是我们所说的群众艺术工作者，他们的心目里面对于学院派是略有微词的，从过去发表的文章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到。但是在社会生活里，大家并没有把他们分为两个派别，彼此很尊重，但是并没有携起手来共同工作。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刚才艾伟先生所谈到的这样两个派别、两个部门，这两个学术类型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至于说到流行民俗，或者流行文化，他们像民间文化学习的过程中间，他们如何把自己打扮成为民间的文化，然后在民众中间进行推广，这是一个隐在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从将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许多民歌手走向舞台，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放羊的阿宝，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很有才华的人逐渐的走向舞台，那么再加上旅游业的发展，我们这个民俗学研究的对象，过去我们通常说的所谓原生态的文化现在逐渐在另外一种社会环境里它们将变成为一种，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变成一种流行性的文化，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会变得更加的被大家所认定为民间文化。现在的许多旅游点的青年男女被召集到一个小小剧团里，然后加以演出，这些演出当然有他们土生土长的一些成分，但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所谓时兴的一些东西，所以对于民间文化的影响以及它的演变会投入了自己主观的东西，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我想很感谢艾伟教授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或是说反过来，在民间文化迅速消失，或邻近濒危的状态下，中国民俗学会的各位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那样一些保持在民间，仍然保留着它原来的存在状态的民俗现象，所以就现在大家的论文来说，就大家研究的题目来说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更关注的是依然保存在民间的长期流传下来的文化的最基本的部分，我想这一部分应该说对于我们建设将来新的文化可能会提供非常多的思考。刚才说到我们民俗学会的一些同仁们，特别是现在和民俗学有关的部门的研究工作者，我想很清醒的看到他们现在在整个社会生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如果要说过去他们的研究仅限于书斋里，或者是在一定的范围的话，那么现在这个工作可能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了，我想这一点大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了，而且应该说在这样一个历史任务面前，大家也有勇气、有知识、有自己的热情参与到这里来，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把我们的理论基础研究好，这些应用的，或者叫对策性研究就不会有的放矢，有非常好的成效。我想做一点这样的补充，那么至于说到“本真性”当然就像刚才艾伟先生所讲到的，我们把它作为不仅是一种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同时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种科学原则。

问：“本真性”不是死的，传统不是死的，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是不是应该用现象学的一些东西去重视变化的现象，传统是活的，死了我们就无法研究了，因此我们不应该强调它是真是的，保持原汁原味的，它也是处于一个演变的过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民俗学它传统上研究少数人，我们发现社会越来越复杂，这个多数人我们也没有研究研究清楚，所以我认为是不是也应该对社会上的多数人有更多的认识，而不是因为我们好奇而去研究少数人，反而忽视了多数人。第三个问题是你在分三个层次的时候是否有这样一个问题，人的研究目的是不一样，就像流行民俗中那些人并没有这些目的，他们只是赚钱养家，他们就没有那些原则，就是为了赚钱。（北师大哲学系研究生）

答：我还是要以美国为例解答这个问题。传统一直是在持续中的进程，这一直被认为是学科的核心问题，大部分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特别提到一位学者叫Dymes，这个人当时是民俗学会的主席。这个人很特殊，他曾经是美国民俗学会的主席，也是美国人类学会的主席，也是现代语言学会的主席，只有这一个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因此他在民俗学研究里也是很重要的。他有一个概念“传统化”，使什么东西变成传统，他认为传统化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例如五个人被锁在电梯里出不来，等他们走了几层楼之后再出来就已经创造了他们的传统，因此来论证大家定义传统是把它作为活的东西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研究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群体，我个人的经验，总的来说大家的兴趣还是少数人，多数也有一个兴趣，目前大家关注多数派在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上来坚持多数人的优势，也就是说限制移民，或者是更好的管理边境，阻止非法移民问题，应该庆幸民俗学并没有转向多数派，或者主体。或者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之所以会造成目前美国民俗学对多数派没有多大兴趣，是因为他们没觉得这是一种威胁，也许这个学科或者群体受到威胁的时候，大家的兴趣就会转向这个研究。
在回答第三个问题时，应该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对布什政府做一些消极的评价。谈到意图，这应该是民俗学研究的核心词，可以这样说，如果让美国民俗学者都聚到一起谈论民俗问题，更大程度上讲是从感情层面上来讲的，而不是从知识问题上来讲的，有关意图、本真性，还有如何利用，这三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持续探讨的问题，大家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中间还有一个道义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研究什么，也就设定了我们学科的范围，应该说是道德的、伦理的问题，就像刚才所说的是研究少数民族还是多数，某种程度上说是责任感或是道义感吧。我是66年进研究生院开始学民俗学，当时和我同学的大部分都是参加和平团回来的人，因此这些人对于社区、传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吧。还有其它问题？

问：关于公众民俗学，我们都知道过多的干涉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如何处理学者与政府对他们的支持，以及他们自由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从事流行民俗的人是怎么定义他们自己的，是民俗学者还是艺术家？（北大民俗学学生）

答：现在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也考虑或建议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学者参与，特别是像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上，政策制定需要有学者参与。过去的情况大部分都是关注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这些问题，并没有在政策制定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在文化保护，或者保存问题上有一种紧张的关系，我们一方面在强调发展的同时，又不要破坏传统，要如何把关系处理好，这个一直是大家思考的问题，找一个平衡点吧。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些流行民俗的工作者是怎么自我定义的，是不是简单的把自己当作是艺术家或民俗家？不是的，他们不这样自己认为，比如他一个朋友以前参加比赛，作CD，得奖励是作为乡村音乐的女性表演者，可是最近得奖把她分类为传统音乐，她觉得这是降低了她的身份，感觉很反感。或者总的来说，做这些工作的人都不愿意被称为艺术家或自称为艺术家。这里有个重要问题就是这些流行民俗工作者他们的意图、出发点不一样，他们并不像我们所说的学院派或者公众派出发点是去保护民俗传统，而他们是去利用民俗传统来达到自己生存或者其他的目的。

问：美国民俗学者对非物质文化保护总的态度？因为在美国民俗学界，美国公共民俗学者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公共民俗学者的做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和倡议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我不知道公共民俗学者是不是就自动地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去，还是他们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里第一个。第二个，2003年前后美国民俗学会给科教文组织提交了一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书，中间提到很多非常有创意的建议，但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起太大的作用。第三个就是早年芬兰著名的民俗学家劳里•杭柯早年就参加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的起草和相关的工作当中去，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劳里•杭柯当年创立的这种积极工作和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个工作事实上还是有很大不同，我想请问教授的看法。（社科院安德明研究员）

答：首先我可能不会对劳里•杭柯做一些评价，特别是他早期的作用。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这样说美国始终没有参与科教文组织制定这些公约的工作中，就是没有加入这个组织，也就没有在这个公约上发挥作用，尽管如此，但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有的。总的来说大家感兴趣的是美国国内的问题，觉得国内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因此对国际问题兴趣不大，没有参与科教文组织，特别是在制定公约上，特别还要提到过去七年，布什政府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也可以说是对他的批评吧。应该说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在制定公众政策的时候，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考虑到这个政策是不是控制了权力的行使，或者说对传统发展有了限制作用，有事先开药方的感觉，就是说政府让他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不是按事实去做了，因此说对这个政策本身的形成提出疑问是健康的、有益的，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因为这个政策一旦制定了，就成为了一种规则、法则，那么是不是就能阻止传统的发展。谈到公众民俗，可以说我多年从事的就是这个行业，早期我成立了一个非政府机构就叫乡村音乐联合会，坐落在田纳西州。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说美国缺少一个像文化部这样一个权威机构，因为美国政府都是在起一种顾问作用，没有说像中国文化部这样是一个权力机构制定政策，因为制定了政策，有了权力，才能行使有效的保护，光靠顾问可能还不够，所以在美国还缺少这种权力机构。

问：一个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一般能够展示出这个学科现在的发展趋势和状态，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研究生的选题一般都是以一个地方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题目，这种研究有它的好处和弊端，好处就是能够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不利的就是涉及到理论的时候我们总是借用西方的理论，但是正如很多学科和领域一样，中国总是一个例外，我觉得民俗学也是。这种研究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太地方了，以至于评论和交流很少，所以我想问在美国民俗学的学生会选择什么样的选题，他们的交流是不是很多。第二个问题是教授认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有哪些自己的优势？（北师大民俗硕士）

答：(Mable)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博士论文选题上有极少一部分是在海外做的，大部分都是在美国其他地区做的，在这个地方上学可以到别的地方做论文，也有在本地的，可是硕士论文几乎都是在本地，因为这样很经济。很多人，博士、硕士做了一年、半年调查就成了有一年研究经验的专家了，然后成为这个文化的代言人。总的来说大家还是倾向于眼前的事、身边的事。美国的硕士是两年，因此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调查，一般都是做一个学期的项目再发展一下就成了论文。早上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关于两方面理论发展的兴趣，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有很多研究题目、研究项目是很新颖的，而且很有想法，只是外界不知道，没有交流。刚才已经说了，外面的研究基本上是少数族群。他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权利、权威的问题，你在什么场合下能够成为这个文化的代言人，你了解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做的工作深浅不一样，代言的权威程度也不一样。现在还有一个现象，现在美国有一个高等教育报，全国性的很权威的一个报纸，据它统计报道，过去得到PH.D恐怕要七八年、八九年，而现在已经缩短了，这种时间的压缩也使得这些学生尽可能选容易做的题目。

问：在美国有一些新出现的传说，我了解的这些传说当中有一部分叫做“都市传说”，比如说出租车后座上失踪的乘客阿，类似的有些神秘，就像一些惊悚的电影。这个从学术上来说，它和传统的印第安传说和牛仔传说是不一样的，但是从生活实用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不断的产生、不断的更新，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想请问教授给我们讲讲这些新产生的传说的社会功能，以及一名作为在学术领域的民俗学家如何判断这些新产生的传说的“本真性”。（北师大民俗博士）

答：这个问题的核心就说如何定义传统的民俗体裁，虽然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不断出现新体裁，所以还在不断的争论。刚才你提到的问题，特别是举的例子，这个想象一般都被称为都市传说，差不多三十年前，就是六七十年代，布鲁范德，他一直在这方面走在前头，有一般书叫做《消失的搭车客》，最近李扬已经翻译成中文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叙事，它和其他体裁有共性，但是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真实的，但并非是真实的，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问题是民俗体裁的界定问题。比方说在田纳西就有一个每年举行的故事会，大家讲故事，讲的基本都是这一类故事，他们讲的这些故事学院派是没有兴趣的，大家的共识基础是认为这些都是个人的艺术创作，而非是社区的传承。

问：现代美国学会对印第安的研究现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有什么区别？人类学的民族志和民俗学的民俗志之间有什么关联？（社科院）
答：如果看一下1881年美国民俗学会成立时确定的研究方向你就会发现，那时候对土著人、印第安的人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可以说对土著印第安人的研究是许多人步入民俗学的窗口。近年来学院派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兴趣是越来越少，更多的兴趣都转到了公众民俗学这个分支上，也就是说搞公众民俗学的人开始研究土著印第安人。如果概括一点讲，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更强调表现性的生活，能够表现生活的方式、方法，而人类学更多的是侧重更广泛的文化研究，他只把表现性的生活作为一个组成部分。七十年代，在艺术基金会成立的时候主要注意力是在学者从事的文化保护的领域。近年来大家都对语言问题开始忽视了，不强调语言问题了，我加一句，就是说印第安部落中，或者是保留地里，他们几乎已经不说过去的语言了。都转移到公共庆祝、节日表演上了，这些还是由公众民俗学家来研究的。
对于印第安人的研究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学，也就是说现在也有许多其他机构、组织研究印第安。说一句笑话，以前印第安人家要是有四个人、五个人或者六个人，那里面肯定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再加上一个人类学者。

问：我对他说的“听”的学科感兴趣，涉及到很多问题，我们大家也练这个东西，理论的实践的，希望他多说两句。（北大高丙中教授）
答：这个问题可能从三十年前来考虑了，我个人认为可以用这个词来表示——计数学科，计数就是说多少人从事这个学科、收入如何、就业情况如何等等，属于数数的。大约两年前我们在田纳西开过一次会议，会议有民族音乐学会、口头学会还有民俗学会，大家达到的共识就是说搞民俗应该去倾听，倾听Community，使用了一个词就是说巧妙的制定政策，不是强行的制定政策，也就是说通过其他渠道绕着弯来制定政策，这个政策并且不要急于数字，因为过去我们都是强调量性，就是学科有点量性学科了。我们达成共识就是说不要把它达成量性学科，强调它的质量，强调它的经历，强调它对社区的服务这些方面，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对量性学科的权威越来越小，对质量性质的研究权威有所增加了。谢谢。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