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明论文讨论纪要(Formatted)

李扬

            安德明论文《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
讨论纪要

:shy:~安德明介绍论文~

本文的写作，缘于前一阶段写作钟敬文先生传记及另外一本关于自己田野作业经验的小书所积累的感受。我注意到，中国民俗学从开始确立到发展为今天的局面，其中一直贯穿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显着的特征，就是研究者以自己家乡的民俗为调查和研究对象的潮流，大体可以用“家乡民俗研究”一词来概括。但对于这一特点，学界向来却鲜有注意和讨论。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这一问题做了一点尝试性的工作，首先是对这一研究特征的历史与现状做了简单的梳理，然后对我国民俗学界对这一问题历来较少关注的原因做了初步的分析，最后，又结合西方民族志领域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局内人民族志”，说明了我们对中国民俗学的家乡研究之特征、得失等从学理上进行分析、总结和概括的必要性。为了要赶4月份的会议，本文写作得比较仓促，有些问题考虑得也不一定很周到。在坛子上贴出之后，参照一些学友的批评，陆续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但也没有顾得上再修改。总之，文章中问题会不少。

~论文总体评价：优长与不足~

[李扬]安文通过梳理、对比中外学术史，提出中国民俗学“家乡民俗研究”话题，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家乡学者”田野作业的有利/不利因素。这一问题，近年来有些学者有所论及，如江帆所着《民俗学田野作业研究》。但安文系统探讨归纳之并有将之上升为“具有独特属性的一种理论体系”的抱负，甚有创见，启发良多。[刘晓春] 安兄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了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家乡式民俗志的描写，并且与西方人类学回归本土的民族志描写进行对比，探讨了中国家乡式民俗志的特点及其优长之处。[巴莫曲布嫫]安德明的这篇论文可谓另辟蹊径，对现代学术史上的“家乡民俗研究”作出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并将国外“民族志”的研究理念引入到其思考之中，最后以自己的“家乡”田野经验精当地指出了作为一位“insider”的局限性所在，落笔审慎。[陈岗龙]安师兄这篇文章文如其人，没有玩从概念到概念的游戏，朴素而充实。民俗学家应该是朴实无华才对。[刘宗迪]安兄的家乡民族学的提法，小弟欣赏之极，记得钟老在讲课时说过，中国古代的民俗志（岁时记和乡土志）都是故乡人记故乡事，都是古人因兵荒马乱或天灾人祸背井离乡之后回忆家乡风俗之作，可以说，中国古典民俗学就是典型的家乡民俗学。[陈建宪]安兄此文，提出了一个与西方相反的田野方法，不是强调在异文化中观察，而是对熟悉的文化进行再观察。此论非常符合中国国情，毕竟中国文化是一种特别重视关系的文化。[锺宗宪]安公子说：“民俗学实际上就是关于我们自己身边的生活的学问，而不是追逐奇风异俗的猎奇行为。”我非常赞成。

[刘晓春] 家乡民俗志，除了描述之外，还有别的吗？总体而言，由于文章属于探索阶段，对于学术史的梳理比较粗糙，比如山东田传江的《红山峪民俗志》（？）都没有列入考察对象，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施爱东]家乡民俗志的传统由来已久，钟老提到过，而且多是变故之后的回忆性的民俗志，这一点，是早期民俗学家不自觉地继承着的传统，安兄好象没在这个方面深入探讨。

~具体问题·回应~

@关于家乡的概念
[赵世瑜]“家乡”的概念有没有空间上的限制？如果从老家出来的时间超过了在家乡的时间，那幺家乡对自己的意义和别的地方有何区别？此外，无论是异乡还是家乡，对研究者来说，都是他者，只不过有点特别，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便利，也会有一些局限，但很难说立场以及问题意识等等应该有根本不同。[朝戈金]我对家乡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内蒙赤峰是我的家乡，我并不在那里做田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那里，我倒是去了不止一次。两个地方，远隔何止千万里？家乡是什幺呢？是哪个具体成长的村落，还是另外更大的地域？在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蒙古人那里（苏联境内），我也感到某种家乡的情怀。对我而言，语言相通，心意相通，就能很方便地做调查，这是否算“家乡”，倒是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施爱东]小安应该对家乡的概念更明确一点，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是不是回到中国就算家乡呢？还是回到江西才算，抑或是回到他们县、他们村才算？[巴莫曲布嫫]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家乡可以等同于你熟悉的任何一个地方，比如北大，比如咱们这个论坛，都可以做“家乡田野”。这是盗用吕老大的田野观念了。

@关于家乡民俗研究在学界的地位/意义
[李扬] 文题中的“支点”，是什幺意义上的——是煤气灶上的五个“支点”之一，还是阿基米德撬动地球杠杆的“支点”，如果是后者，是否高估了“家乡民俗研究”的重要性。 [安德明] 除了也有点自卖自夸的意思，也还是比较认真地觉得，家乡研究在中国民俗学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份量。去除了了那些关于家乡的调查和研究，中国民俗学中已有的成绩可能会减少大半——但愿我不是危言耸听。[锺宗宪]家乡研究是民俗学的“起点”，当然也就不必然是终点。这是一种研究的现象，并非理论或必要途径。从家乡民俗研究如何能“进一步反思中国民俗学的发展道路、完善中国民俗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安德明]也许是我的表述不大清楚。主要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角度来发现中国民俗学自身的某些特征问题。这几天的讨论中，或多或少也都涉及到了一个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问题，我想，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也潜在地包含了这样的一种愿望，就是为诸位同仁正在着力进行的宏伟事业添上一砖半瓦。[巴莫曲布嫫]我想“支点”应该是视角的不断调整与校验：家乡民俗研究需要“自观”（emic）与“他观”（etic）两种视角，因为学者本身既是insider ，同时也是outsider。这两种视角的把握诚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小安的博士论文本身或许也是一种学术努力的实践过程。[陈连山]民俗学整体上就倾向于母文化研究（另一方面是下层文化研究），是对研究者自身文化的反思，是一种自我心灵对话，因此很自然会出现“家乡民俗学”。 [秦燕春]从您文章中推论、并综合群侠主张回归“身边民俗”的意见，您是否认为，今后“家乡民俗”还是民俗学科的一个主要建构方向？[安德明] 是的，我认为家乡民俗学的研究还会是今后中国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方向。且不说各地以自己家乡为研究对象的地方民俗学者，就是诸多接受了系统训练的研究者，在愈来愈多地接触了西方“局内人民族志”的理念之后，也会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关注的 。

@关于家乡民俗田野作业/研究的利弊
* 有利方面
[陈建宪] 除了安兄总结的四个优势外，我在实践中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不怎么避讳。例如我们家乡有许多的荤歌荤故事，这些东西他们是不会唱给“外人”听的。还有一点是历史纵深感，在家乡，我对许多人祖宗几代的情况都很了解，所以可以理解他们对同一民俗的不同接受程度与评价。并不是同一地区的人，都完全地平均分享一种风俗，他们对民俗的遵从有时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常常要从他们的家庭史去解释，而“他者”很难做到这一点。不知安兄认为如何？[陈岗龙]我们过去对他文化学者的田野作业的看法几乎就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但是从学术的角度讲，他文化学者有很多困难。而本土学者的优势就明显多了，比如一些内部知识是只有安兄和巴莫他们才能掌握和获得的。[田园将芜]那幺在时间上家乡学者要占点便宜喽？异乡学者为了解、进入某种文化要花不少精力，而且在获得基本印象后其理解还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修正吧？[陈建宪]还有一点似乎也值得考虑，那就是研究者对于家乡的情感问题。一方面，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有时限制了我们的行动，如文中提到的求雨时照相，或者减弱甚至消解了我们观察时的敏感程度。但另一方面，对家乡的深情，也使研究者具有某种使命感、责任感，促使他克服各种困难去把研究做到底。[巴莫曲布嫫]我对自己的“家乡田野”有过一些感想，但惭愧的是还没像小安那样进行一番总结。仅从这次史诗田野来说，从研究者角色与身份的定位来看，关系到自己的学术立场问题，应当有所交待。作为研究主体，我们都具有多重身份。首先，我是个受到现代教育的民俗学学者。科学工作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理性精神和伦理原则，构成了我学术行为的基本框架，这使得我能够以学者的身份和学术的取态“从外部”从事观察和分析，避免本身文化价值观与主观规范的制约。其次，我还是一个彝族学者，本民族的交际语言、地方性知识、风俗信仰、生活习惯等方面，在我都不“隔”。再者，我在美姑还有自己的血缘、亲缘等社会关系，这缩短了我进入田野的过程，缩短了我与研究对象的距离，同时也成为研究得以推进的一种助力。简言之，我又不是本土文化的“他者”，因而能够切近地“从内部”看待这些文化事象，感受、体验和理解本民族的生活世界。这种来自两个维度的眼光，就为本文之所以能够建立在一项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不同寻常的优势——立体地多角度地描述对象、阐释对象。

* 不利方面
[陈岗龙]安兄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家乡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但是对文化的认识上存在着他者和本土的区别，其中，他者虽然对本土文化的底蕴可能没有本土学者深厚，但是可能看出问题来。而本土学者因为习惯于或者苛刻一点说麻木于本土文化传统和日常生活有可能看出来的问题不及他文化来的学者敏锐。因此，家乡民俗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可能是观察问题的角度和积极调动本土学者的潜力。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比我接触民俗学更早，是对张承志的《黑骏马》的思考。[李扬]印象中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田野作业，“异乡”学者取得的实绩远胜“家乡”学者，马林诺夫斯基，潘乃迪，米德，凌纯声，乔健……李亦园用“终身难忘”、“刻骨铭心”来形容面对异族文化的“CULTURAL SHOCK”，对异质文化的敏感性和客观性（当然后者受到质疑）恐怕不能一概否认。同时如果较起真来，“纯粹的客观和科学”不管家乡的还是异乡的，都难以达到。[锺宗宪]换一个角度，如果认真反省“家乡民俗研究”，确实会有些问题存在。例如：研究者难以超然于家乡习俗之外；研究者对于习以为常的事物，通常很难有问题意识；“家乡民俗研究”会不会变成只是记录、陈述，而非真正研究？或许安公子又会说“其实，只要在田野当中经常保持一种不断反省的习惯，随时发现自己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调整，这些消极影响，还是可以避免的。”[朝戈金]“总是发现在许多细节问题上，自己根本不了解。这种似是而非的了解，虽然也曾对我理解一些相关的民俗学理论起到了直接经验上的参照和帮助，但在田野作业过程中，却往往会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那就是常常因为自以为可能了解某种事象的全部内容，而放过了不少进行深入调查的机会。此外，有的时候，在调查中，我还会不知不觉处在被家乡的民俗所左右、所引导的状态，以至于忘记或放弃了自己的目的和任务……其实，只要在田野当中经常保持一种不断反省的习惯，随时发现自己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调整，这些消极影响，还是可以避免的。” 从我的个人经验和理解，我感到家乡民俗研究的不利因素应当不只这些。另外，仅靠不断反省，发现问题并加以调整，便可以避免这些消极影响，似乎也轻松了一点。[安德明]朝兄说得是。这也正是本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高丙中]德明说到一些家乡民俗学的优势，但不是知识论上的，主要是技术上的。这些优势别人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具备其中的大多数。而回乡人在知识论上的弱势是难以克服的。新鲜感、兴趣，比较的维度，都影响想象力。回乡人在这些方面是弱势的。如果知识论定位于正确的理解，或许回乡人有较多的优势；如果定位于有意思的理解，有新义的理解，或者说，强调理解的可交流价值，回乡人并不一定有优势。这就涉及到什么是人文学科的知识的问题。所谓规律、普遍性，那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现在普遍被接受的说法是理解。那么，评价理解的标准是什么？常常被提到的有“准确”、“正确”，谦虚一点的说法是“更接近真实”。我认为，在权重上“有意思的理解”大于“正确的理解”。
[巴莫曲布嫫]1)由于生于斯，长于斯，对一些民俗文化现象有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之嫌，忽略了进一步追踪的深度描写和分析；2）由于与被研究对象与“乡亲”共享一些基本的价值认同，因此往往会缺乏outsider对“他者”文化的那种洞察力；3）母族文化多少会是一种感性的束缚（在情感层面），从而成为理性判断的客观性障碍；4）在某种意义上说，有时很难保持“中立”。小安的田野经历我也深有同感：去年11月31日回到美姑合姑洛乡曲涅参加姑姑和姑父的送灵大典，我在很多时候都与表姐妹们同声饮泣，举不起摄像机，也打不开录音机，漏掉了许多重要的仪式过程。还有就毕摩们跟我由多年的“交情”，所以任何一个仪式开始或转接时他们都要停下来等我准备好手中的一切电子设备，让我特别尴尬，不知所措。[赵世瑜]在这个时候，你什么调查的事都干不了、在那里悲痛的过程和情感就成为你的家乡民族志的重要内容，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东西，而不是仪式或念经。
[安德明]我曾经看过一些关于家乡研究的学位论文，我发现，包括我自己的学位论文在内，大家在写作时都极力地表现出一种客观的立场，甚至在提到自己的家人时，也丝毫不显出任何的亲情关系。我想，学科的训练、以及把自己家乡对象化的一种态势，还是有可能让我们对自己熟悉的文化保持某种客观的立场的。而且，假如我们把民族志的写作看作一种以某种学科训练为基础而进行的个性化的心灵表达，那幺，客观与否有何关系——且不说是不是有“客观”。有时，反而是你“感动得一塌糊涂”时得到的感受、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更具有丙中师兄所要求的“新义”。[高丙中]主观、情感、成见本身都不一定是问题。关键是有怎样的主观、怎样的情感、怎样的成见，并且同样重要的是有没有对它们的反思、自觉。吕微提了几次，这些在今天的知识论里已经被置于不同的地位了。[吕微]在成见中有情感因素，如朝大人所言，而情感对于科学来说是大敌，但我们今天要做的正重新估价情感，是否要像康德那样将其排除于判断力之外。
[安德明]对于家乡研究的优劣问题，部分地因为时间限制，我在文中只是非常粗略地列举了几点。深入、全面的总结，还有待诸位大侠的提点。

@“家乡民俗研究”论题的拓展和深化
[刘晓春]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从学术史的梳理探讨中，确立家乡式民俗志在学术上的地位？揭示家乡式民俗志存在的问题？描写家乡式民俗志的土著民俗学家是否比来自异文化的人类学家更为科学、客观？科学、客观是否可以成为衡量民俗志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民俗志描写除了所谓的客观、科学地描述一个地方、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是否还应该具有更大的学术抱负？比如，对于现代性的批判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民俗学其实更具有后现代的意味，人类学、历史学学界、社会学、政治学界已经开始运用所谓民俗的材料，探讨对于各自学科具有开拓性质的问题，如人类学力求使立足于现实生活的田野调查增加历史感，……因此，民俗学除了描述之外，是否还应该有别的？[朝戈金]小安子着重阐发的是民族志研究理念，而所谓的“家乡人类学”却已将Anthropology at Home扩展到了Doing Fieldwork in Familiar Places，也就是说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怎样做好田野，从“家乡”到“熟悉的地方”，民俗学是否也可以走同样的道路，这在人类学与民俗学之间是否存在着方法论乃至理论视野的共享？
[锺宗宪]中国人研究中国的民俗，算不算“家乡研究”？就中国而言，汉族的家乡研究意义与少数民族的家乡研究意义会不会一样？“家乡研究”着重的生活性与方志研究的文献性是否冲突？“家乡研究”如何能成为民族志的建立？“家乡研究”与整个民俗学科的关系，究竟为何？只是范畴与态度的问题吗？凡此，似乎都应该再重新思考，否则容易陷入“家乡研究”的价值讨论，而呈现仁智之见。再从态度上来看，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民族志都是由强势民族所建立。其间的真实性姑且不论，究竟是强势民族所建立的有价值？还是后来少数民族自己建立的有价值？两者冲突之时，是否少数民族自己建立的会成为唯一可信的？这些少数民族真的清楚他们的历史与文化吗？[朝戈金]我想反问：难道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而需要旁人代劳么？
[萧放]家乡民俗的写作是中国的民俗记述传统之一，从宗懔《荆楚岁时记》的系统记述开始，历代均有。对于家乡民俗写作的反思，需要有两方面认识：一是要保持对乡土情感的警觉，学术与情感分离开来；二是要以局外人的眼光，审视家乡民俗，发现特定空间人与物的联系，没有一定的陌生化是实现不了研究目的的；三是以家乡民俗为材料，进行学术著述时，要突破家乡视野。作大范围的相关比较，这样才能较得体的把握住研究对象。[刘宗迪] 中国古典民俗学就是典型的家乡民俗学。但是，为什么古人只有在离开家乡之后才能写出关于家乡的风俗志呢？仅仅作为家乡人并不一定能够保证你成为家乡民俗的记录者，这里有个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问题，你只有曾经在家乡生活过，才能熟稔家乡的风俗，但是，你只有后来离开了家乡，与家乡拉开了距离，才能把家乡作为一个思念和认知的对象加以记录和描述，钟老其实以诗人的敏锐民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民俗学认识论问题。[巴莫曲布嫫]其实“家乡民俗研究”对许多同仁而言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似经历。不论你以何种身份进入“家乡”，进入程度如何，都有利有弊，但我认为还是“利”大于“弊”。今天的讨论不应局限于“利弊”，关键在于怎样从方法论乃至认识论层面进行一些总结。[陈建宪]巴莫所言甚是。一般地评估一下局外调查与局内调查的各自优劣，尚在表层。如何为这种调查提供一些认识论上的规律，并对实际的家乡民俗调查以操作上起到指导作用，似乎更有意义。[朝戈金]我也赞同总结某种规律，认识论上的，方法论上的，等等。至于局内局外的优劣，反倒是不那么紧迫的话题。
[深水鱼]让家乡背景的民俗学家和非此背景的民俗学家就同一课题作一研究比较，是不是会是一有趣课题？[施爱东]这个主意很好，而且为了刨去不同个体的个性影响，应该是一组对应另一组来研究。捉对厮杀，才能显出各自特色，没有比对，特征难以显现。 [李扬]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家乡/异乡的学者对同一地方田野作业的例子？如有，谁能比较一下？[陈连山]列维-斯特劳斯讨论过外来人类学家调查的印第安神话故事集和本族学者调查的印第安神话故事集的差别。他发现：外来人类学家对于神话作品先后的排列完全按照“宇宙开辟”“人类诞生”最后是“民族起源”这种顺序；而本族人的排列顺序与此不同。[陈岗龙]这种比较研究是很有意思的。本笨虾过去曾和一位日本学者就马头琴传说的研究对话过。这种对话除了研究对象本身（如马头琴传说）外，他文化学者和本土文化学者之间的学术理念的对话和比较可能能够反映一些有趣的问题。[陈连山]有了这种比较，我们才真正有了谈论“家乡民俗学”优劣的实验性证据。

@其它问题
[施爱东]请教安兄一个问题：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你说西方民俗学一开始为了强调其科学真实的特性，所以主张做局外人的民族志研究，那么中国民俗学草创之时，正是高扬科学大旗的时代，却为什么会忽略了这个学科的“科学性”，而去做家乡的民俗学研究呢？[安德明]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主要大概是学者们接受了作为科学的民俗学的学科，但对于这门学科的具体方法却并没有太多的“科学”的规范，因此，他们主要强调的用这一学科来研究对象，却没有关注如何“更好地”研究。这大概也正是在相关问题上缺乏深入讨论的一个原因吧。
[小酒仙]：请教一下安老师。先说说我自己的切身经历，我的硕士论文（还没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惭愧）的也是100%的家乡民俗，调查和文献分析史料扒梳以及写作都没有遇到什么大困难，但是出国后将自己的论文翻译成他国文字就发现很多问题。在研究家乡民俗时，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现象，由于多年浸淫其中，写作时几乎可以说是顺着笔端自然流出来的，自己和具有同一文化背景的读者都不会感到有任何解释的必要。但是面对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读者时，解释就成为必需了。虽然作为历史研究的民俗学学术思想昨天被批评过时，但不能不承认，任何民俗现象都不是无本之木，扯出来下面是长长的历史的根。最后我的论文翻译完成后，注比正文要多很多，发表时限于篇幅，注被砍去一大部分而完全保留了正文，结果我相信读者是看不懂的。作为一个学者，怎样做才能在进行家乡民俗研究的时候，打破这个限制而又使自己的论文不至于过分琐碎呢？希望得到安老师的指点。[安德明]钟敬文曾经有过这样的切身感受：“记录民间文艺，以能保全本来面目为最上法。但如此，非用方言不可，而用方言记录民间故事，此刻在生长于说国语的区域之人，当然无甚问题。可是在我们方言很特别的闽广人，就觉得有点为难了。不但许多语言不容易于记录出来，就是记了出来，看的人，也不见得容易懂与有兴趣去读。所以除了韵文，只好用国语来叙述，但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应该写得明白简当点。” 在这里，就又有了一个如何让家乡的民俗普遍化的问题。也就是说，地方性的知识如何融入到更大的知识领域当中去，也是家乡民俗学者需要考虑的。事实上，家乡民俗学者所做的工作，客观上也起到了把一种民俗文化从地方化向“普及化”转换的作用。[陈岗龙]你的论文在国内做尾注或者列参考文献就可以了，而到了国外可能需要做脚注了。要一个一个解释给他文化的学者听。
[秦燕春]请教安先生一个很“俗”的问题，中国民俗学之以“家乡”民俗为重要特征，除了文中提及学科缘起、领导影响、“地大物博”等原因，是否跟中国学人的“经济”状况相关？比如学科投资和项目基金是否匮乏？[安德明]的确是事实。至少，造成今天一些研究生进行家乡研究的原因，同自己的经济状况等问题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我因为自己驾御材料的能力有限，没有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出来。当然，没有写这一点，也跟自己主要想分析作为既成事实的这种现象的特点等问题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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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大侠，此纪要文本经在下大幅度的“格式化”（巴莫语），已远非会场田野原貌。主要依照话题内容，修枝剪蔓，梳理脉络，订正文字，以求一目了然。因此未按发言时间顺序、话题顺序和应答关系进行整理。其中的切分、剪接、拼贴、重组之蒙太奇手法，若导致大侠高论原意曲解误会，敬请告知，再行改过。汗...... :李扬
[ 本帖由 李扬 于 2003-7-16 15:34 最后编辑 ]

Sylvie

“You're really something else!”
老李应该得首个FFCS伦洛特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