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成见”

fieldworker

首先说明一下，我是新手上路，而且是匆匆路过，零碎的看了几个帖子，难免断章取义，所以如果帖子有不妥之处，请多原谅。因为这个讨论涉及到两个原帖子，不知道怎么用版面引文和跟贴，所以只好拷贝转贴到这里来了[见帖子末尾]。

引用了这么多，其实我要说的很简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吕老师频繁使用的关键词“成见”是由胡塞尔在Cartesian Meditations中的“prejudice”翻译而来，更确切的说是[勉强翻译成]“自然态度的成见”（prejudice of natural attitude），它的本意是人们日常（mundane）经验、理解和行动的方式和框架。根据Schutz的解释，这种成见从根本上受到人们的实用需要的制约，从而对自己的过去经验在指导当前或未来经验上的有效性不轻易表述怀疑。请允许我把这种日常态度称之为“惰性”吧。我个人认为这种“惰性”揭示了在日常经验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某种共性。我只称它是“某种”而未具体说明，是因为这种惰性未必就隐含了同一种认识论趋势。用洛克的话讲，它不是一个单一概念。

如何避免这种“成见”或“惰性”呢？笛卡尔式的怀疑（Cartesian doubt）是一种极端的方法，它企图对所有可疑的主观感觉加以否定。所以，从这样的实证主义角度说，“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至少自以为）是摒弃了所谓的日常“成见”的。

吕老师谈到：‘此处关键的问题是，在“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的命题中，我们对于自己可能抱有的成见没有丝毫警觉，误以为我们最终能够客观地把握对象”'。鉴于前一段文字所述，吕老师的话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实证主义已经是抛弃“成见”，十分“警觉”了。哪里还有什么吕老师说的什么没有丝毫觉察的成见呢？

然而，从民间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角度讲，吕老师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民间方法论认为，所谓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理性跟日常经验一样受到实际需要的制约，因而只是日常生活前提下的并不十分有效的理想化（见Harold Garfinkel，1967）。简言之，所谓主客体分离，无论在方法论还是认识论上不仅不可避免的带有日常“成见”，而且这种“成见”自笛卡尔以来变得显而易见、自然而然。

胡塞尔提出了悬置这种日常“惰性”的方法，这就是现象学的简约（reduction）和反思（reflection）。它要求现象学家摒弃这样的日常成见：这种成见假设客体存在，假设有意识的主体以及他的心智状态已经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存在。然而，我个人认为，正如民间方法论对科学方法的批评一样，现象学简约也只能从方法论上保证了对主客体二元对立问题的避免，而并没有真正取消－也没有必要取消－这一问题。

由此，一方面，吕老师说，“成见”的中间作用使“我们和历史文本……的主体间关系”成为可能。但是如果我们按照现象学的界定进一步问：这种成见是出于怎么样的实际需要，是出于怎么样的社会和心理意义上的惰性，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成见的中介作用”并不能保证吕老师要求的主体间对话。因为，正如柏拉图早在Phaedrus篇中就指出的，文字和文本往往象孤儿一样无法自我辩驳：这，才似乎是我们和文本之间历来以久的“成见”。

出于什么样的实际需要的成见才能保证吕老师要求的主体间的对话呢？答案似乎顺理成章的是“出于对话的实际需要”。当然，这只是纯粹的逻辑推论。一方面，它和社会学、心理学上的论据也许并不一致。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吕老师把现象学意义上的日常经验范畴同[生活在]“传统”等同起来，令人费解。我们和文本同处在传统中，甚至是传统的一部分，就导致了“先天的、本体的关系”，就导致了“主体间的关系”？从本体论跳到主体性，这一步也似乎有问题。[补充，上述跳跃似乎是从胡塞尔跳到了海德格尔，但是正如下文所述，这里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传播交流的问题。]

由此，另一方面，下面的引文中提到的“反省”，似乎又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难道是要求人们从沉浸于现象世界的自然态度和框架中超越出来？然而这种超越正是要求人们完全脱离“成见”的束缚，从而不带成见得去描述和反思主体的*经验的*方式以及主体*经验中*的客体。如果说引文中从“成见”到“传统”的跳跃使后者具有了传递对话的遥感（telepathy）能力的话，那么引文中的现象学的企图却又容易陷入胡塞尔所意识到的绝对主体性的自我论（solipsism）。



[引文如下]
NO.4404

历史文本真的就不曾像主体那样在对我们说些什么吗？我们不是一直也在悉心地倾听其实是主体的文本在我们的耳边喋喋不休吗？我们的成见，再加上文本的絮叨不也就构成了一次次的对谈吗？此处关键的问题是，在“主体客观地反映客体”的命题中，我们对于自己可能抱有的成见没有丝毫警觉，误以为我们最终能够客观地把握对象；相反。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成见有所警觉了，我们就不会再得意忘形，我们反而会谦虚地说，这只是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解释，而且肯定会是存在着偏差的理解和解释，因而需要文本主体来及时地予以纠正。当然，历史文本不会像活人那样站出来向我们质疑，但是，在我们对待文本的态度中，由于既有尊重同时也有反省，这就有可能改变传统认识论、反映论那种名为客观实为居高临下的状态。话说得多，我想，与其我们在这里冥思苦索，不若直接请教大师的经典著作，同时也希望网上有仗义者能够就其所知给予我们以知识上的“人际援助”。吕微，5月11日

NO.4426 我们与历史文本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是主体间的关系，“成见”的中介作用十分重要，有成见说明我们生活在传统当中，传统制约着我们。而历史文本恰恰也属于传统，或者就是传统的一个部分，甚至就是传统本身，因此，我们和传统的关系不是像主、客体关系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后天的、认识的关系，而实在是先天的、本体的关系，是成见把我们和历史文本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成见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成见遗传到我们手中，由于我们所处身的新的历史环境，成见也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既用成见阅读历史文本，同时也用已经变化了的成见——“新见”阅读历史文本（“了解之同情”认为古今人同此心，于是了解之同情才有可能，其实非也，古今人心既同又不同）。以历史文本为代表的传统既内在地、先天地影响了今人，同时，历史文本中所蕴涵的意义又只有在今人的新、旧相兼的眼光中才能获得显现（阐释），这不正同于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吗？主、客体关系模式下的传统认识论以为知识不是粗暴的主观解释就是小心翼翼的客观反映，都没有接近“认识”实为对话的真实状态。感谢槐下先生的提问让我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思路。吕微，5月12日，又及
[ 本帖由 fieldworker 于 2003-7-18 01:48 最后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