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杨海文先生找到“钟敬文”得名之出处

施爱东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卷8《高祖本纪》）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册第393~394页。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08-10-30 11:08 编辑 ]

刘宗迪

有好事者观此贴后，为中国民俗学会戏题一联。
上联曰：夏商周三代通吃顾颉刚
下联曰：天地人三德兼备钟敬文
是联一出，观者如堵。但横批尚缺，好事者执笔踟蹰。时有观者赞曰：中国民俗学，德才兼备，刚柔相济，郁郁乎文哉，怎一个牛字了得！
好事者遂灵机一动，增横批曰：
二牛抬杠

另，强烈建议吸收杨海文先生为中国神话学会吹牛协会（简称神吹协）注册会员：）

[ 本帖最后由 刘宗迪 于 2008-10-31 13:32 编辑 ]

施爱东

关于“钟敬文”得名《史记》的猜测

杨海文

　　2008年10月26日，吾友施爱东莅临广州，发布新书《金庸江湖手册》。是晚，出书单位——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张辉先生设宴晓港公园旁边的“花香鸟语”，吾等忝陪末座。
　　吃饭就得神聊，有几个缘由使得话题接到了钟敬文先生那里。其一，钟敬文先生是中国民俗学的泰斗，曾在中山大学执教，其在中大的民俗学研究可谓深刻影响了现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其二，爱东本科、硕士、博士出身中大，更做过中大教师，后负笈北上，在钟敬文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后，对钟敬文先生多有研究，目前正受命撰著《钟敬文》一书。其三，在下虽治中国哲学史，然亦是中大一员，更有过写作《中山大学文化校史》的冲动，加之最近刚好在写一篇司马迁论“孟荀齐号”的文章，算是对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多翻阅了几下。
　　以上三个因素一碰撞，我就不知不觉地把钟敬文先生的得名与《史记》勾连了起来，当时即对爱东说了，饭局回家就把《史记》的材料E给了爱东，电子邮件的主题为“传施爱东：‘钟敬文’之由来”。
　　爱东不“掠人之美”，将我的这一“发见”公诸同好，于是有了“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上的这个帖子：

中山大学杨海文先生找到“钟敬文”得名之出处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卷8《高祖本纪》）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册第393~394页。
[本帖最后由施爱东于 2008-10-30 11:08编辑]

　　上述帖子得到了下列回应：

　　有好事者观此贴后，为中国民俗学会戏题一联。
　　上联曰：夏商周三代通吃顾颉刚
　　下联曰：天地人三德兼备钟敬文
　　是联一出，观者如堵。但横批尚缺，好事者执笔踟蹰。时有观者赞曰：中国民俗学，德才兼备，刚柔相济，郁郁乎文哉，怎一个牛字了得！
　　好事者遂灵机一动，增横批曰：
　　二牛抬杠
　　另，强烈建议吸收杨海文先生为中国神话学会吹牛协会（简称神吹协）注册会员）
　　[本帖最后由刘宗迪于 2008-10-31 13:32编辑 ]

　　跟帖的对联做得真不错，而其“强烈建议吸收杨海文先生为中国神话学会吹牛协会（简称神吹协）注册会员”，此一美意却让我觉得有必要对“钟敬文”之得名《史记》的问题再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猜测而已，诸君千万不可当真啊！我这么说，完全因为我对钟敬文先生的传记材料缺乏全部的乃至必要的阅读，所以不过猜想罢了。当然，假定以后出现了支持或者反对这一猜想的史料，那很好办，就不猜想了啊。
　　于钟敬文先生之身世，诸君之中，有的可能学识广博，有的也可能像我一样存在未知领域。猜测者，自然是后者的专利吧。不过，老辈人读《史记》，不同于我们现代人，也是值得注意的。恰好昨天抄到这样一条材料，兹奉献如下：

　　敬十五六岁时读《史记》，以孟子、荀卿与诸子同传，不得其说，问之舅氏清如先生。先生曰：“此法，史家亡之久矣。太史公传孟子，曰受业子思之门人，曰道既通。盖太史公于孔子之后，推孟子一人而已。而世主卒不能用，所用者孙子、田忌，战攻之徒耳，次则三邹子、淳于髡诸人。其术皆足以动世主，传中所谓牛鼎之意也。而孟子独陈先王之道，岂有幸邪？荀卿者非孟子匹也，然以谈儒墨道德废，况孟子邪？盖罪世主之辞也。其行文如大海，泛荡不出于厓，如龙登玄云，远视而有悠然之迹而已。孟坚、蔚宗不能至也。然世主所以不用孟子者，何也？陷于利也，而不知即所以亡故。以梁惠王言利发端，又引孔子罕言利，以明孟子之所祖。是以荀卿形孟子，以诸子形孟子、荀卿，故题曰《孟子荀卿列传》。若孟坚、蔚宗，当题《孟二邹淳于髡传》矣。此《史记》所以可贵也。”后见敬读《文选》，曰：“汝知从横之道乎？言相并必有左右，意相附必有阴阳，错综用之即从横也。”敬思之竟日，仍于先生之言《史记》，得之。于是读天下之书，皆释然矣。

　　文中的“敬”，即清代学者恽敬（1757~1817）。上面这段话出自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2“孟子荀卿列传书后”条，可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4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114页上栏。
　　钟敬文年轻时该读过《史记》吧？其长辈可能也读过吧？假如这些成立，“钟敬文”之得名于《史记·高祖本纪》中的“忠—敬—文”，似乎就是一个不赖的猜测。用王国维的话说，它未必“可信”，但也许还有点“可爱”！
　　学术在“可爱”的猜测中前行，大概亦是自身达致“可信”之定论的必然途径。

（2008年11月1日凌晨4：41写于中山大学陋室）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08-11-1 10:17 编辑 ]

施爱东

　　宗迪兄真是好牛！牛B坏了，猜得一点不差。这则信息确实是在广州的一张饭桌上，由杨海文兄一顿“神吹”扒拉出来的。
　　参与神吹的“神吹协会”成员，除了我和海文兄，还有中山大学的刘晓春兄、蒋明智兄、朱钢兄、李青果兄，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张辉兄。
　　摘取古代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以为名字，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比如，蒋介石一名即是取自《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样的例子在近现代文化名人中，不胜枚举。相反，取名没有出处的，反倒极少。因此，“钟敬文”取自“忠敬文”的可能性极大，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我支持海文兄的吹测。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08-11-1 10:51 编辑 ]

刘宗迪

哈哈。牛人应分两种，一种是牛人，一种是吹牛人。
吹牛也分两种，一种是神吹，一种是有学问的吹。
神吹也分两种，一种是北京神吹，一种是广州神吹。
一般来说，人才皆有所偏，能够把两种牛人（牛人和吹牛人）都占全的唯有中国民俗学。
能够把两种神吹（北京和广州）都占全的是品三（你以为品字三张口只是为了吃饭的？）
中山大学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之一，神吹传统源远流长，令人神往。
杨海文兄应该属于那种有学问的吹，一般来说，这种风格俺比较喜欢。
不过关于钟敬文先生取名之立意，我仍觉得不必如此深文周纳，“敬文”一名，文完意足，何必“忠”字画蛇添足？
中国人取名，多有立意，但除了单字名常常同时考虑姓、名之外，双名一般是不会把姓氏考虑在内的，因为如此取名，过于雕琢，并非名号之上品。
当年俺曾经纂过一本书，就叫《姓氏名号面面观》。记得钟先生就是这书的挂名主编，当年做学生，胆子小，没敢向先生咨询其名字的出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另外，关于夏忠、商敬、周文的话头，若考其出处，其实还不是司马迁《史记》，而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董氏主三统论，将三代夏商周与三德忠敬文、三才天地人相比附，建立循环论的历史哲学。而司马迁曾经从董生问学，故马迁之说实出董生。

[ 本帖最后由 刘宗迪 于 2008-11-1 18:49 编辑 ]

施爱东

原帖由 刘宗迪 于 2008-11-1 11:50 发表
不过关于钟敬文先生取名之立意，我仍觉得不必如此深文周纳，“敬文”一名，文完意足，何必“忠”字画蛇添足？
中国人取名，多有立意，但除了单字名常常同时考虑姓、名之外，双名一般是不会把姓氏考虑在内的，因为如此取名，过于雕琢，并非名号之上品。

嘿嘿，宗迪兄这次有点吹过头了。
把姓氏考虑在名号的意义范围之内，是不是上品我不敢说，因为我没读过《姓氏名字面面观》（若有库存，周二带一本来学习学习），但并不排斥这种现象的存在。
比如，夫子某日曾叹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千百年后，毛润之同志找亲家时，找来找去，偏要找那个名字叫做“孔从周”的人。你可以说这个名字不是上品，但不能否认这个名字本身。

刘宗迪

赫赫。孔从周的名字固然出自论语，而且此话确是孔子所讲，但论语原文并无孔字，所以这个名字并未失于拘泥。
另有沈从周一名，显然就比孔从周好得多。
起名字有出处，显得有学问，但如果过于拘泥，无一字无来历，那就是掉书袋了。
又另， 我说的是一般情况，对于人间的事情，比不得自然科学，反例永远存在，所以个例不足以证伪通例。
又又另，俺那本书正准备再版涅，等你拿金庸浆糊手纸来换。
这究竟谁跟谁二牛抬杠？

[ 本帖最后由 刘宗迪 于 2008-11-1 19:18 编辑 ]

施爱东

迪迪兄这话说得也太霸道了。
个例不足以证伪通例，没错。可是，难道你的通例就可以用来否定所有的个例吗？
你又凭了哪张手纸认为“钟敬文”三字据的是你的通例，而不是海文兄的个例泥？
西西

静女

看过，路过!

刘宗迪

不抬杠鸟，继续神吹。

刘宗迪

关于夏忠、商敬、周文三德循环之说，应出自《礼记·表记》：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上面说是出自董仲舒，错了，向董仲舒和杨海文两先生道歉，顺便鄙视一下自己。

[ 本帖最后由 刘宗迪 于 2008-11-2 00:19 编辑 ]

施爱东

哈哈，宗迪真是聪明，不愧为民俗学界难得的才子兼佳人，能知错就改，实在是善莫大焉。
其实这个问题海文兄昨天一看到你的帖子时就去查董仲舒了，并且马上写了一段辩词，我一直压着没贴上来，就是等着你自首泥。
既然你已知罪，我就把海文兄的文字贴给你看。

再说“钟敬文”得名于汉儒的“吹测”

杨海文

2008年11月1日凌晨4：41写毕《关于“钟敬文”得名〈史记〉的猜测》，即E给了施爱东。承蒙爱东一上午就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上贴了出来，还另写了一个帖子：


宗迪兄真是好牛！牛B坏了，猜得一点不差。这则信息确实是在广州的一张饭桌上，由杨海文兄一顿“神吹”扒拉出来的。
参与神吹的“神吹协会”成员，除了我和海文兄，还有中山大学的刘晓春兄、蒋明智兄、朱钢兄、李青果兄，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张辉兄。
摘取古代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以为名字，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比如，蒋介石一名即是取自《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样的例子在近现代文化名人中，不胜枚举。相反，取名没有出处的，反倒极少。因此，“钟敬文”取自“忠敬文”的可能性极大，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我支持海文兄的吹测。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于 2008-11-1 10:51 编辑]

爱东的帖子交待了我之所以臆测“钟敬文”得名于《史记》的背景。这个交待告诉刘宗迪兄，在下不过一时兴起，故有此说而已，一顿鱼肉美餐，能不来点精神的佐料么？爱东美之为“神吹”，极洽其时之“语境”，令我佩叹爱东之遣词造句的能耐。


刘宗迪兄的跟帖真快，以下文字完全是复制粘贴过来的（只添加了个别漏掉的句号）：


哈哈。牛人应分两种，一种是牛人，一种是吹牛人。
吹牛也分两种，一种是神吹，一种是有学问的吹。
神吹也分两种，一种是北京神吹，一种是广州神吹。
一般来说，人才皆有所偏，能够把两种牛人（牛人和吹牛人）都占全的唯有中国民俗学。
能够把两种神吹（北京和广州）都占全的是品三（你以为品字三张口只是为了吃饭的？）。
中山大学是中国民俗学的发祥地之一，神吹传统源远流长，令人神往。
杨海文兄应该属于那种有学问的吹，一般来说，这种风格俺比较喜欢。
不过关于钟敬文先生取名之立意，我仍觉得不必如此深文周纳，“敬文”一名，文完意足，何必“忠”字画蛇添足？
中国人取名，多有立意，但除了单字名常常同时考虑姓、名之外，双名一般是不会把姓氏考虑在内的，因为如此取名，过于雕琢，并非名号之上品。
别忘了，俺曾经纂过一本书，就叫《姓氏名号面面观》。记得钟先生就是这书的挂名主编，当年做学生，胆子小，没敢向先生咨询其名字的出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另外，关于夏忠、商敬、周文的话头，若考其出处，其实还不是司马迁《史记》，而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董氏主三统论，将三代夏商周与三德忠敬文、三才天地人相比附，建立循环论的历史哲学。而司马迁曾经从董生问学，故马迁之说实出董生。
[本帖最后由 刘宗迪 于 2008-11-1 11:59 编辑]

宗迪兄所谓“牛人”、“吹牛”、“神吹”的若干类型，我就不跟着附和了，他是专家也。宗迪兄说“杨海文兄应该属于那种有学问的吹，一般来说，这种风格俺比较喜欢”，接着又说“关于夏忠、商敬、周文的话头，若考其出处，其实还不是司马迁《史记》，而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加上爱东说过“‘钟敬文’取自‘忠敬文’的可能性极大，在没有更好的解释之前，我支持海文兄的吹测”，如此云云，促使我得对“钟敬文”之得名问题再来个续篇。谁让我偏偏“应该属于”那种有学问的吹，而宗迪兄又“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呢？


《汉书》卷30《艺文志》云：“《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册第1727页）手头有清代学者苏舆（？~1914）的《春秋繁露义证》一书，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12月第1版。此书仅82篇，而且第39、40篇为阙文。为何要特别提示《春秋繁露》的版本流传情况呢？盖因我刚才已对《春秋繁露义证》翻阅一过，竟然没有发现宗迪兄所云董氏将三代夏商周与三德忠敬文相比附的文字依据。另，司马迁与董仲舒确有某种师承关系。董仲舒本传见《史记》卷121《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127~3129页），但司马迁在此同样没有提到董仲舒说过“夏之以忠，商之以敬，周之以文”一类的语句。


关于董仲舒文献的缺失情形，我想再举个例子。刘向（前77～前6）《孙卿书录》有言：“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此语见[清]王先谦（1842～1917）《荀子集释》，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58页。后来，清代学者胡元仪（生卒年不详）《郇卿列传考异》有云：“刘向云：‘董仲舒作书美郇卿。’案《汉书·艺文志》：‘董仲舒百二十篇。’今惟存《春秋繁露》八十二篇，复多残阙，不见美郇卿之文，其逸久矣。”此语参见王先谦《荀子集释·考证下》，第48页。其中，“孙卿”、“郇卿”皆指荀子。


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其一，假设董仲舒赞美荀子的文章得以传世，荀子的思想史命运可能要好得多；其二，《汉书·艺文志》明明说“《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胡元仪一抄却变成了“董仲舒百二十篇”，少了三篇，说明后人抄书偶尔也会出错，当然，我没有实际查询胡元仪的原著，此错可能也是王先谦造成的；其三，既然史籍传播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增加”或“减少”的情形，那么，宗迪兄以为董氏将三代夏商周与三德忠敬文相比附，其或恰有传世文献作证，只是他现在“保存”了起来而已。


宗迪兄所谓“三德”，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左栏有一条目就叫“三德”，为上海师范大学吾敬东先生撰写。全文如下：


三德
儒家指三种品德。《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大戴礼记·四代》记孔子言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谓三德。”卢辩注《卫将军文子》曰：“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周礼·地官·师氏》亦曰：“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随文而异。

还要指出的是，《关于“钟敬文”得名〈史记〉的猜测》所引《史记·高祖本纪》文字，乃“太史公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人们习惯称之为“序赞”或“论赞”，司马迁以此表明创作主旨、追溯典制源流、褒贬历史人物。“太史公曰”贯穿《史记》而自成一体，清代学者牛运震（1706～1758）《史记评注》卷1云：“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历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义远神，诚为千古绝笔。”（转引自《历代名家论〈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揭示这一点，我想表达的是：即便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他来点“创新”，也是“情理中事”。

综上所述，关于“钟敬文”之得名于《史记》，至今为止，尤其是在我的经验视域中，依然还是成立的。当然，为保险计，说其得名于汉儒，更深文周纳一些。毕竟话一说死了，有时只是给自己找麻烦。而且，假定“钟敬文”之得名问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那么，从汉儒那里找，仅是“末”，其“本”则当从钟敬文先生的传记资料中找。于钟敬文研究，在下乃外行，此项工作自然得托付行家里手了。


有两本人名辞典：一是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上海书店1981年版（据光明书店1934年版复印），钟氏有15位；一是钱仲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钟氏有3位。至少在这两本辞典里，均未有人取名“钟敬文”，其或印证了钟敬文先生之长辈的识见高深么？宗迪兄当年参与钟敬文先生主编的《姓氏名号面面观》，却没有当面问问其名之由来，真是倍感遗憾之事。由此亦见“口述史学”之重要，要是宗迪兄多年前胆子“大”一点，又何用在下这个外行今天来“吹测”呢？

（2008年11月1日下午3：29写于中山大学陋室）





[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08-11-2 09:27 编辑 ]

雪村友梅

敬文”一名，文完意足，何必“忠”字画蛇添足？

这是很好的问题。

施爱东

钟敬文三字名讳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惹二牛抬杠不止不休，引雪村友梅抓耳挠腮。
这边厢是温柔兄咄咄逼人，那边厢海文兄步步为营，各位看官好生福气，今日又遇上一出大戏。

三聊“钟敬文”得名于“汉儒”的推测

杨海文

2008年11月1日上午，刘宗迪兄在“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的贴子里认为，关于夏忠、商敬、周文的话头，若考其出处，其实还不是司马迁《史记》，而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不过，他很快就“纠正”了自己的“说法”，且看以下帖子（笔者已将其中的《礼记》引文转化为简体）：


关于夏忠、商敬、周文三德循环之说，应出自《礼记·表记》：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上面说是出自董仲舒，错了，向董仲舒和杨海文两先生道歉，顺便鄙视一下自己。
[本帖最后由刘宗迪于 2008-11-2 00:19 编辑]


查清代学者阮元（1754~1849）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版），宗迪兄所引出自[汉]郑玄（127~200）注、[唐]孔颖达（574~648）等正义《礼记正义》卷54《表记第三十二》，见该书下册第1641页下栏~1642页上栏。

众所周知，《礼记》的成书问题历来是个很说不清的问题。湖南大学陈戌国先生是著名的《礼记》研究专家，其《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之《序》第1页有个脚注：“说二《礼记》为二戴所辑，始于郑玄《六艺论》。这个说法，有学者否认，我们这里姑依旧说。”郑玄的《六艺论》，我时下尚未去翻检。至于“二戴”，一为大戴戴德，二为小戴戴圣。大戴有《大戴礼记》，小戴有《小戴礼记》，后人收入《十三经注疏》的是《小戴礼记》。


以四角号码43850，查询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并由其1990年出版的《二十五史纪传人名索引》第721~723页，无“戴德”、“戴圣”条目。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的黄开国先生当年主编《经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此略有绍介。为便于讨论，姑且抄下：


【大戴】
汉宣帝时的戴德。字延君，汉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西汉经学家，为信都王（刘嚣）太傅，与兄子戴圣同受学于后仓。曾根据当时所存论礼的文献，选定85篇，号《大戴礼》。后亡佚46篇，今存39篇，为13卷。戴德在宣帝时为经学博士，与戴圣、庆普为《礼》学立于学官的三家。大戴之学到东汉为十四经学博士之一。（第31页左栏）
【小戴】
即戴圣。字次君，梁（郡治在今河南商丘）人。西汉今文经学家，任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共师事后仓，成为《礼》学小戴派的开创者。宣帝时，被立于学官，为《礼》经学博士，并参与石渠阁议。他选集古代以来有关论述礼（主要是论礼仪）的作品共为49篇，号《小戴礼记》。其后广泛流行，一般直称为《礼记》，即今存《十三经》中的《礼记》。（第44页右栏~45页左栏）


戴圣在年代上晚于司马迁，自不用说。假定《礼记·表记》的的确确显豁了“忠—敬—文”的思想脉络，而且《礼记·表记》在原始文献意义上又确实早于司马迁时代，宗迪兄所言——“关于夏忠、商敬、周文三德循环之说，应出自《礼记·表记》”——方能成立。但是，有几个疑惑，不能不正视之。


其一，硬说《礼记·表记》在原始文献意义上早于司马迁，未必恰当。更何况，一般认为十三经本《礼记》乃晚于司马迁的戴圣所编呢？古之云“编”，尤其是在汉代，情形很复杂，“述而不作”者有之，“以述为作”者亦有之。戴圣之编《礼记》，仅仅只是“述而不作”，就毫无“以述为作”吗？


其二，即便我们承认《礼记·表记》在原始文献意义上早于《史记·高祖本纪》，但“忠—敬—文”三个关键词究竟出自何处，诸君只要再对照一下笔者所引和宗迪兄所引，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既然《礼记·表记》并未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忠—敬—文”三个关键词，那么，笔者所言“钟敬文”之得名于《史记》的猜测，至今还是成立的。


宗迪兄能够就“钟敬文”之得名问题上下求索，令我感动。其言得名于《礼记·表记》，笔者刚才已经呈交辩词。其言得名于董仲舒，一则有宗迪兄本人的“顺便鄙视一下自己”了，一则笔者写毕于2008年11月1日下午3：29的《再说“钟敬文”得名于汉儒的“吹测”》也已先行证伪。

爱东已将《再说“钟敬文”得名于汉儒的“吹测”》贴之于“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并贴曰（其“自首泥”改为“自首呢”）：

哈哈，宗迪真是聪明，不愧为民俗学界难得的才子兼佳人，能知错就改，实在是善莫大焉。
其实这个问题海文兄昨天一看到你的帖子时就去查董仲舒了，并且马上写了一段辩词，我一直压着没贴上来，就是等着你自首呢。
既然你已知罪，我就把海文兄的文字贴给你看。
[本帖最后由 施爱东 于 2008-11-2 09:27 编辑]

说了这么多，现在我倒疑惑起来了：“钟敬文”之得名于“汉儒”的问题，究竟是否真的有意义？笔者的讨论，显然建立在有意义的前提下。因此，讨论要深入下去，不能不两条腿走路：其一是考查古籍，其二是对勘今典。后者要做的工作就是读钟敬文的书，读当代人关于钟敬文的回忆和研究，看看这个猜测是否可以获得相关文献的支持。

手头有钟敬文先生的《沧海潮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亦是爱东当年所赠。书中有钟先生1978年5月初稿、1994年2月改订的《自传》，开篇说道：


我诞生在本世纪初——1903年3月21日。那正是清政府向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条约的稍后岁月。
我出生的地点是广东海丰县北部一个靠近山区的市镇：公平镇。它是个山货集散的地方。
我原名谭宗，敬文是入小学时起的名。后来发表诗文，曾署静闻、静君、金粟一类的名字。
我的祖父是那镇上一家大商店的工人。父亲是一个开生果行的商人。他以自学，达到大略能看懂旧医书的程度。当我青少年时，家里是一个中产人家。有几个兄弟和叔嫂侄儿等，人口颇多，俭俭省省，算是过得日子。
我幼年进过私塾，背过《三字经》、《幼学琼林》一类的兔园册子。辛亥革命后，跟剪去小辫子的同时，我进了当地的新式学堂（两级小学）。那些教师，大都进过短期师范学校，但骨子里仍然不脱旧日秀才、童生的那种气味。他们熟悉一些旧学，也大都能写几首近体诗。当时上海文艺界又正流行着徐枕亚《玉梨魂》一类的小说。因此，当时我也和某些同学一样读读《随园诗话》，哼哼旧诗，还学写过文言小说——一种模仿的、空想的作品。（第3页）

原来，先生“原名谭宗，敬文是入小学时起的名”。为什么要取这个学名呢？是钟敬文先生的先辈所取，还是私塾老师所取，抑或其他人所取呢？如果把这些问题也纳入视野，那在“钟敬文”之得名猜想上，至少笔者相信有可能得出一个“可爱”但未必“可信”的推测。

（2008年11月2日下午3：41写于中山大学陋室）

匪兵N

按说这事都是老师辈的人在谈，轮不到后辈插嘴。我冒着挨板子的危险，插一句，等着各位掌嘴。
上述钟老的名号问题，或许酒桌上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可是，基本上不是个学术问题。
我们对钟老的尊敬，应该体现在继承他的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