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必读书的讨论

太极拳

巴莫老师和木兰(??)提到的这些英文书目,一般收藏在哪里啊?国内容易找到么?
或者告诉我们检索的途径.
后学英语实在是有点那什么,所以多问两句.

空山新雨

个人认为，读英文原版书是一件非常费时费力的事情，而且其中还有很多内容
不知所云。最好老师们能够给出重点章节。或者象施大侠一样，给出简短的
“导读”。否则象我这样全力以赴（就是啥都不干只吃饭睡觉读书）可能一个月
也读不完一本啊。

刘宗迪

    干脆开一个“读书板”，既交流读书心得，又发布民间文化研究文献信息。施爱东捣弄了这许久民俗学史，翻遍了故纸堆，干这差使正好。
   同意的鼓掌。
   
   

stanza

刘宗迪 于 2003-9-7 20:18 写道：
干脆开一个“读书板”，既交流读书心得，又发布民间文化研究文献信息。施爱东捣弄了这许久民俗学史，翻遍了故纸堆，干这差使正好。
   同意的鼓掌。

鼓着掌，掴着手，叫着好，走进“读书时间”？

Sylvie

中国人类学阅读书单
Anthropology of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巫达 (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研究生）

人类学课程博士学位资格考试应试书单之一（2002年1月）

目录Contents

1. 通论
General Works
2. 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与现状
History and Status of the Anthropology of China
3. 宗族与亲属制度
Lineage and Kinship
4. 区域研究
Regional Analysis
5. 人类学的华人宗教研究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Religion
6. 社会关系
Social Relations
7. 少数民族
Ethnic Minority
8. 政治、都市社区和其它
Politics, Urban Communities, and Others



引 言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直接引进欧美人类学理论的，早在1925年Daniel H. Kulp就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二）（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II）一书。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有李济、吴定良、田汝康、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史国禄、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林惠祥、芮逸夫、凌纯声等人类学者积极用欧美人类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6）、林耀华的《金翼》（1947）、许烺光的《祖荫下》（1948）、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改变了人类学的角色，在前苏联的影响下，倡导民族学研究，服务于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的制订工作。1958年到1978年之间，人类学学科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个阶段的中国人类学工作主要是国外的一些学者继续进行，最有影响的人物有Maurice
Freedman, William Skinner, Porter, C.K Yang(杨庆坤)以及后来的James Watson, Burton
Pasternak,等，他们因为不能到中国大陆去做田野研究，就以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社区作为基地进行研究。其中Freedman的宗族范式和Skinner的区域研究理论的影响深远。中国在1978年进行改革开放后，逐渐有国外学者进去做田野研究，也有年轻人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人类学新理论。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类学又呈现方兴未艾的繁荣趋势。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作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我的研究将借鉴二十世纪初欧美人类学理论传入中国以来的研究成果，如Freedman的宗族范式与华人宗教研究和Skinner的区域研究将有助于理解不同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差异。对于年轻一代所进行的研究，更能帮助我完成我的论文，比如Stevan
Herrell的族群研究、阎云翔的礼物研究，Andrew Kipnis的关系研究、晋军的历史记忆研究、王筑生的景颇族群研究等等。
本书单力求反映中国人类学研究不同时期主要研究人物和他们的理论。收录范围自1925年（Kulp的著作）开始到2001年已经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上架的书刊。这段时间发表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著作数量巨大，我尽量结合我的论文写作需要择要阅读。


1. 通论General Works
[中文部分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下同]


Chen YL
1998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nology.” In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Ethnological Studies, pp. 1-47. Taipei: Hong-Yih.
Fei, Xiaotong (Fei Hsiao Tung)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G. Routledge.
1981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Harrell, Stevan
2001 “The Anthropology of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s of Recovery and Progress in China.” I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0:139-161.
Olson, James S.
1998 An Ethno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a.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otter, Sulamith Heins & Jack M. Potter
1989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an, Chee-Beng, Sidney C.H.Cheung and Yang Hui
2001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China. Bangkok : White Lotus Press.
Ward, Barbara E.
1989 Through Other Eyes: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纳日碧力戈　等着
2001 《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乔健、李沛良、马戎主编
2001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乔健、潘乃谷
1995 《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徐杰舜，主编
2001 《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徐正光, 林美容主编
1999 《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经验研究篇）》。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杨慧、陈志明、张展鸿，主编
2001 《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周星、王铭铭，主编
1996 《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上、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 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与现况
History and Status of the Anthropology of China

Fried, Morton H.
1954 “Community Studies in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1): 11-36.
Freedman, Maurice
1963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aurice Freedman (William
Skinner, ed.),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Sin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Some Reflections of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hina.” Ethnos (40): 194-211.
1979a What Social Science Can Do for Chinese Studi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b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In 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Essays, pp.380-397. Selected and introduced by G. William
Skinner.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uldin, Gregory Eliyu（顾定国）
1987 “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inds of Change.”
Social Research 54(4):757-778.
1994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Armonk, N.Y.: M.E. Sharpe.（《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周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Pasternak, Burton
1988 “A Conversation with Fei Xiaotong.” Current Anthropology 29(4): 637-662.
Skinner, G. William
1964 “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1964: 507-522.
陈国强、林加煌　主编
1996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北京：三联书店。
陈国强、孙远谋
2000 “中国文化人类学回顾”，载《民族研究》第3期。
陈永龄、王晓义
1986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民族学论文选：1951－1983》，上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陈志明 (Tan, Chee-Beng)
2001
“华人民族学文化圈——世界华人社群的人类学研究”。载乔健、李沛良、马戎主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页453-471。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费孝通
1993 《人的研究在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a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第13－49页。
1999b “青春作伴好还乡”，《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第151－167页。
1999c “读马老师遗着<文化动态论>书后”，《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 群言出版社，第343－370页。
1999d “从人类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谈起”，《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第127页。
1999e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人类学”, 《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群言出版社，第379-399页。
2001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载乔健、李沛良、马戎主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页5-34。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胡鸿保、王建民
2001 “近年来社会文化人类学若干热点透视”，载《民族研究》第1期。
胡耐安
1964 《中国民族志》。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黄应贵
1984 “光复以来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发展”，载《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总第五十五期。
李亦园
1998 “民族志学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载乔健主编《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术集刊，第十六期。
林耀华、庄孔韶
1984 “中国的民族学：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第六期。
王建民
1997 《中国民族学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乔健
1994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单行本。
乔健主编
1998 《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王铭铭
1997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其昀
1969 《中国民族志》。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3. 宗族与亲属制度
Lineage and Kinship
……

给我来信wuda18@sinatowm.com

超过3000字，从略，后文请浏览：

http://ihome.cuhk.edu.hk/~s000356/theories/China-ant-bio.htm

Sylvie

中国人类学史

http://jw.nju.edu.cn/Courseware/whrlx/text/chap1/1-3.htm

顾定国将中国人类学史分为四个阶段，即引入阶段，苏联模式，毛化阶段，中国模式。[1]

1898——1949，引入阶段

1、        引入时期

顾定国指出，在人类学引入的初期，日本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大量引入的外来词汇有一半是来自日本。但最早的人类学出版物却不是从日本传入，1892年英国学者John Fryer的文章被译，古典进化论第一次被传入。在早期传入的作品中，体质人类学的主题占据了主导。1901年，有贺长雄的《家族制度进化论》（以斯宾塞和摩尔根的研究为基础）中译本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人类学进化论的著作。林纾与魏易合作，由魏将罗维英译的德文《民族学》口译，再改写成文言文，1903年由京师大学堂书局以《民种学》出版，反映了当时种族思想和种族分类在20世纪初进化论学派中的主导地位。1903年，西方的考古学理论也经过日本传入中国。张寿祺（《社会科学战线》，1992，第三期，319-327 ）指出，留学日本的湖南籍学生中有一些是有革命倾向的，他们认为人类学的进化论理论和考古学证据，能够证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论断。1902-1903年冬，他们将威尔逊爵士1885年出版的《人类学》的日译本翻译成中文，是政治行动。

1916年，孙学悟才将anthopology译成“人类学”，1918年陈映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类学著作《人类学》。进化论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样本，它对中国社会科学以后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民族学和人类学也是以进化论的名义引入的。其他理论如传播论、法国民族学、功能主义、美国的历史具体主义在后来进入，其中只有功能主义能和进化论抗衡。49年前的中国人类学受功能主义影响大，而49年后，恩格斯的进化论又占了上峰。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进入到学科建制的阶段。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早进入中国的。1925年，陈映璜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人类学和民族学”课程。20年代，法国的民族学传入中国，涂尔干、莫斯、列维-布吕尔的东西有一定影响，德奥的传播论也在这时引入，影响小。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也进入中国，李大钊1920年写了关于原始社会的文章，瞿秋白1924年写的《社会科学概论》中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讨论了民族学问题，蔡和森同年出版的《社会进化史》在介绍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方面超过了其他人，他称赞摩尔根是发现人类演进进程的第一人，恩格斯将摩尔根理论与马克思学说结合到一起。同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试图运用恩格斯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

20年代初，北京大学才第一次开设考古学课程，1923年，北大的考古学会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调查，当时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经历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

2、         外国人的作用

外国人在早期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中国最早的古生物学工作是由瑞典人完成的，地质学家安特生（Johann Gunnar Anderson）于1914年受邀到中国政府农商部工作，以后参加了周口店发掘工作。耶稣会的桑志华（Emile Licent）1914年来华，1923年耶稣会的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也来到中国。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成立了中西混合团，加拿大籍的协和医院解剖科负责人步达生（Davision Black）争取到这一项目，他根据一颗臼齿命名“中国猿人&#903;北京人”。裴中文、杨钟健随后加入，发现了第一块完整的头盖骨，1929年12月2日发现头盖骨的日子定为纪念日，标志着该领域中国人地位的上升。

3、         蔡元培的作用

1926年，上海的《一般》的12月号上发表了蔡元培的《说民族学》，被认为是第一次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探讨自己的民族学问题。这篇文章反映了欧洲的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之间的分野，为全面、整体论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提供了基本原理。由于这篇文章更由于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高等教育以及社科研究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卓著的工作业绩和人品，他的人类学、民族学奠基人的地位没有任何争议。蔡首倡将民族学应用于少数民族研究，1924年11月至1926年2月，蔡赴德国专攻民族学。1928年，他在南京创建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学组。他本人很少做田野，但却要求研究员必须做，1928年派凌纯声史禄国去云南研究罗罗，1929年派凌纯声到台湾去研究高山族，1930年派凌纯声和商承祚到东北研究赫哲族，1932年凌纯声和芮逸夫到湘西苗区，1933年两人又去了闽浙调查畲族，1934年凌纯声又去云南调查彝族。

语言学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赵元任负责，成员有傅斯年、罗常培、李方桂等，李方桂受萨皮尔影响很大。考古学方面，李济是负责人，他以安阳为基地培养了大量人才。1934年，蔡元培创建了人类学组，专门搞古生物和人类进化研究，请吴定良（吴汝康的老师）担任组长。

4、        外国学者来访

当时中国大学里讲授的全是西方的东西，但吴文藻改变了这种情况。1923年，他在清华校友潘光旦劝说下，到美国留学，一开始学习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1925年到哥伦比亚选博厄斯的人类学概论，本尼迪克特经常代课。吴文藻还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聆听了戈登威瑟的演讲。回国后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1-1932年，派克来访，1948年雷德菲尔德来访，特别是1935年R-布朗的访问，标志着功能学派系统传入中国。吴文藻请布朗做林耀华和李有义的硕士论文导师，林还担任其助教。年底，吴文藻写了一篇关于功能主义的文章，声称这是最先进的理论。1936年，吴文藻访问欧美，会见了莫斯，在哈佛300年校庆时遇见马林诺夫斯基，邀请他到燕大访问，由于战争没有成行，同时也邀请了萨皮尔和阿伦斯伯格（即启发怀特做街角社会研究的的人）。吴文藻回国后，大力倡导社区研究。林耀华和费孝通是最出名的。

传播论的创始人施密特也在燕大和清华讲学，但其基地却在辅仁大学。雷德菲尔德1948年到燕京大学任教，在北平解放前夜离开。史禄国是一个特别人物，1912-1913年是沙皇中国东北考察团的带队人物，到过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清华，杨成志受其影响很大，另一个是费孝通，许烺光则对他的印象不好。史禄国的人缘似乎不好，费孝通称史禄国看不起克鲁伯，1935年底，施密特、R-布朗都在北京，但没人能说服三个人聚会。由于史禄国比较尊重马林诺夫斯基，所以费孝通的英国之行是比较顺利的。

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当时在社会上也有职务，博厄斯派的孙本文1930年-1932年任教育部长，燕大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30年代中期担任过“银价和物价委员会”主席。1936年，国内事物部计划进行一次民俗调查，由卫惠林、凌纯声、徐益棠主持，1937年夏，调查表格准备就绪，抗战爆发，否则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大。1934年12月16日，民族学会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成立，与会者不足50人，中大社会学系的孙本文和黄文山是博厄斯学派的。

5、        抗战时期

抗战时期，相对来说，隶属教会的学校去了成都地区、中研院、中央大学、复旦到了重庆、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在昆明。日本人迫使所有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来到西北和西南地区，投身民族志研究，打破了学科界限。由于大学的关闭、搬迁、合并，以大学为基础的理论学派的分化也被打破。西迁的国民政府鼓励资助学者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研究，这里巩固国防的用意很明显，而学者们也十分配合。顾定国指出，学者们已经对由政府督导和支持的田野工作不陌生了，言下之意是为五十年代民族大调查做了历史铺垫。

这个时期外国学派的影响继续加大，归国的留学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吴文藻提携后进是出了名的，但有一个重要的疏漏，那就是许烺光。对许求教，吴十分冷淡，先是说许级别低，后来指责许动机不纯，否则许不会在协和打工。许受到的刺激很大，当时他与东北的父母失去联系，必须靠打工自养。后来许考上庚子赔款奖学金（击败了吴最优秀的学生不知指的是谁）到美国留学。1945年吴到纽约请徐回国，许旧恨难忘，让吴滚开。吴文藻后来可能更欣赏林耀华，总之林是接掌了吴的燕京大学的位置。

杨堃对传播法国民族学的贡献颇大，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在法国学习，1930年-1949年写了

百万字介绍法国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他还是组织云南大学民族学的关键人物。与他同时的卫惠林、杨成志、凌纯声则满足于田野工作，不大重视介绍法国民族学的东西。

6、        抗战后期的繁荣

1947年，刘咸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人类学系。1948年，清华、中山、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其中吴泽霖任清华人类学系主任。这些系的特点的设立在大学的文学院，与历史学和哲学为伍，而不是设立在自然科学院或法学院。

评价：

首先，这个阶段西方科学的东西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秋浦指责说，在中国流行的人类学理论学派的情况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有关，哪个势力大，哪个国家的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就大，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去该国的留学的人相应就多。美英法依次。

其次是中国特色的人类学问题，这是吴文藻第一个提出。但1937年爆发的抗战使得本土化的任务很难完成，学生们必须到外国攻读博士学位。只有在机构建设完成，本土化才可能开始。可以说，抗战后最初的几年只是出现苗头，但随着革命的胜利，吴文藻等人所设想的本土化进程被打断了。

1949-1960，苏联模式

1、        新社会

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选择去留对学者是个重大的问题，南方的大学人员流失的情况比北方严重。新社会使得学术界走向封闭，学者们发现其才能和爱好都要服从新中国的需要。更为严峻的是，学术界受到清洗，每个人都必须经历改造和运动的考验。新国家根据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功利主义的需要，重新审查了各个学科的合法性，也审查了学者的忠诚。49-50年度后，人类学和语言学停止招生，这伴随着批判人类学和民族学为殖民主义服务，秋浦代表的共产党民族学批判了大汉族主义。[应该说，排除僵化过激的教条主义说教，这种批判的问题意识还是相当领先的，如今反思人类学的批判也不外乎这些东西。只是过分的政治背景掩盖或扭曲了学术意义上的反思。秋浦这样的共产党知识分子还扮演了党代表——党在学术界的代理人角色，他们的批判高调还有否定国统区学者的学术权威，争夺话语领导权。这在文艺界更明显，斗争也更残酷。]

48-49学年度，9月清华人类学系招收了4名本科生，随后12月北平解放，第一批本科生成了最后一批。当年该系撤消，师生们主要转入社会学系。据称，费孝通等人在1950年的高教会议上表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为新中国服务，社会学被暂时保留。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社会学被撤消。据说，费孝通曾利用开会之便，面乞毛泽东，请求给社会学留几个种子，毛表示就是要社会学断子绝孙。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51年，系里的社会工作组成了劳动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组改成民族学系。林耀华参加了西藏科学工作队，1952年10月返回时，赶上院系调整，派到中央民族学院。中山大学的党小组组长刘渠（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地下党），拥护党对人类学不信任的态度，另外他与杨成志有私人积怨，49年11月7日撤消了人类学系。

2、        做新人

总的来说，49年初的改造还是比较顺利，反共的死硬分子都逃到国外，留下来的人反应积极。林耀华便是热烈响应者之一，解放后不久他出版了《从猿到人的研究》，将恩格斯的理论吸收进来。52-53年，思想改造运动由重点几个人扩大到全体教员。每个人必须反复交代历史问题，自我批判，同时面对其他人的揭发。通过运动，很多人学会了管住自己的嘴巴，突出的例子是杨成志，这个人是急性子，由于解放前在学校担任秘书长时压制过左派成了重点对象，从此谨言慎行。记性不好的人在反右中得到永世难忘的教训。杨庆堃则采取了走为上的策略，1951年离开中国。

3、        新模式

整个国家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等教育是重灾区，直到今天，高等教育仍然是这个国家旧体制保留最多的领域。院系调整的目的是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巩固新政权，强化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占了上风，与经济（重工业为核心）军事国防国民生计没有直接关系的学科受到裁撤，包括在新体制下不能发挥作用的知识（法律、金融等）。综合性大学受到严格的控制，工专、农专、医专、师范专科（提高识字率）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学科和大学的合并裁撤外，国家也考虑到大学地域上的分布均衡。教学大纲和课程安排也专业化，学生一进校就到具体系，以尽快学习专业技能。跨学科听课不仅不受到鼓励，还要受到批判。南京的解放军工程兵学院有个老教师，90年代初在南大开设科学社会学选修课，他讲当时他在大学是学理科的，但对文科感兴趣，偷偷旁听文科课程，被同学批判是听黑课。国家招你进大学，不是满足你的兴趣，而是培养国家需要的技术人员。高等教育的宗旨是多快好省。

一个关键的变化是党在高校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党组织渗透到高校组织中，党员控制了关键岗位。党甚至对知识分子党员也不放心，大量非知识分子党员派驻学校，掌握了权利。在某种意义上，现在高校里，党务系统几乎是党和国家的代理人，也是高校里非教师群体的利益代表。政治标准取代了学术标准，以至于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还在高呼建立学术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奢谈国际一流大学是可笑的。这种建设一流国际大学的口号，其实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好象大学就是个水坝或钢铁厂，学科带头人宛如青年突击队，大会战式的红旗飘飘就能成就我们。

4、        人类学重组

斯大林对语言学的批判殃及中国语言学的发展，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语言研究所，但到54年，所有的语言学课程都停止了。49年后，考古学被划入历史学，为求生存与人类学隔离。考古学积极利用考古学资料支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史解释。由于苏联重视体质人类学，1951年，隶属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室，1957年成为古脊椎动物研究所，1960年更名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1952年，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吴定良和暨南大学的刘咸调入复旦，在生物系建立一个人类学教研组和研究所，文革后基本陷于停顿。清华的吴泽霖、费孝通、胡庆钧、潘光旦等调入中央民族学院，陈达、吴景超、袁方、全慰天等下放到劳动部和中国人民大学管辖的劳动干部学校。中央民族学院相对集中了全国优秀的民族学家，最初只有干训部，培养从事民族政策和理论研究的干部。以后成立了11所地方民族学院。中山大学迁至岭南大学，杨成志调到北京，梁钊韬调到历史系，王力于1954年到了北大中文系。厦门大学的林惠祥转到历史系，云南大学的方国瑜1954年主持民族史研究室，江应樑进入历史系。

5、       苏联人的影响

1955年，第一批苏联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到达中国，列文科做了关于斯大林民族及语言问题研究方法讲座，1956年切博克萨罗夫应邀从莫斯科大学来中央民族大学给研究生开课，全面讲授了苏联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他还开办了第一个研究生田野方法培训班。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谢尔裘琴科和妻子托塔耶娃来访期间（4年），帮助发展了约14种少数民族语言。中国派往苏联的民族学留学生很少，阮西湖是其中之一。华北受苏联的影响最大。

1949-1955年，中国出版了3000部苏联书籍，共发行了2000万册，中国的教科书要按照苏联的资料列出提纲，和苏联同行讨论，才能编写出版，1954年，大学里有2700人可以翻译俄语。大批民族学书籍和刊物进入中国。苏联人教给中国人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结合的模式，提供了进化五阶段论，经济文化类型说，还有斯大林式的论文写作方式，即论文开头要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然后切入正题。批判资产阶级人类学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也是重要的内容，另外，民族识别和民族定义也是苏联民族学的特色。苏联人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方面影响要小一点，古人类学家一方面接受了“劳动创造了人”的教条，另一方面坚持两足直立行走是人类进化的关键阶段。

中苏论战导致两国关系破裂，苏联由于否定斯大林带来的解冻气象没有影响到中国，中国错过了恢复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机会。但中国也没有否定已经接受的苏联模式，而且是比苏联更僵化的模式，就连苏联人也不能忍受中国的教条主义。最先质疑摩尔根理论的文字还是翻译1978年谢苗诺夫写的文章。中国人对待苏联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保留了苏联模式，一方面又极力否认苏联的影响力的程度。受过西方教育的老学者一直对苏联的东西有所保留，但苏联民族学培养的一代学者情况有所不同。

1957-1978 毛泽东化的人类学

1、       反右

由于毛泽东错误的估计了形式，他发动知识分子提意见的运动反而提出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毛泽东和共产党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毛泽东决定将计就计反右时，得到全党的支持。费孝通是比较配合共产党唱双簧的，他写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受到周恩来的肯定。费孝通等人强调恢复社会科学，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能在政治方面没有过激言论。在1956年，周恩来这个党内最大的温和派还声称，知识分子中40%积极拥护党，40%支持党但不积极，10%是反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10%是彻底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划分的操作是荒唐可笑的，沿用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思想中的粗浅的数学知识，右派的名额由上面指定下达。右派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制造出的第一批新贱民。

胡乔木1957年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当时主管教育和文化的是康生。1949年以前的一代社会学和民族学学者中有90%被定为右派，吴文藻、吴泽霖、潘光旦、费孝通、陈达、李景汉、吴景超、赵承信等。运动还导致亲苏派与非亲苏派的公开对立，当然，有的人是为了安全而向苏联框架靠近，林耀华、陈永龄、杨堃等。费孝通对苏联的若即若离成为批判的靶子，林耀华和费孝通的矛盾借着运动这种不光彩的场合爆发了。林耀华在《工人日报》1957年8月2日发表了“阴险可恶的费孝通”。林耀华成为模范党员，林还批判了吴文藻。反右运动使得党员身份公开化，党在学校的领导加强。最后一个民族学研究班维持到1959年。

2、       大跃进

对少数民族的上层建筑的调查被指责为猎奇，经济问题和阶级状况成了重点。为了配合上层发动阶级斗争的需要，调查者不得不夸大比附阶级问题。三同原则也被贯彻到调查中，加大了调查者的生理负担。大跃进还打乱了原来的计划，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粗制滥造的现象出现。学者的研究受政治化的影响，结论雷同，套路化。师生关系恶化，但还没有文革时那么厉害。58年后，大规模的调查结束，工作重点转入编写少数民族简志和简史。1961年、1962年，陈永龄和林耀华组织了“资产阶级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的大批判。

3、       文革，人类学解体

林耀华认为，文革直到华国锋下台后才结束。

1978-现在  民族国家的人类学，中国模式

1、       恢复

相对于过去严酷的政治环境，学者们一致认为78年以后，情况大大好转。1983年，邓小平发动反精神污染，胡乔木支持。胡耀邦、赵紫阳反对，很快运动不了了之。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也很快收场。于是中国的自由化进程受到激励，终于在89年遭到武力镇压。

1979年昆明召开全国民族工作规划会议，倡议恢复人类学。1980年5月成立筹备会，1981年5月在厦门召开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人类学学会，其中团体会员有上海人类学学会、东北人类学学会、野人考察组、中国少数民族体质调查组。1981年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所，同年成立系，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人类学所。

但由于社会学强调其应用性而发展较快，八十年代还是以公派出国留学为主，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人类学的作品翻译出版也得到发展，但90年国家限制出版，直到95年以后才恢复繁荣，但期刊仍未解冻。

50、60年代接受教育的学者最为保守。

2、       本土化

A叶启政提出边陲理论，说明边陲社会的学术体系注定是依附性的。

B马列主义能否继续发挥作用，1989年初，童恩正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非摩尔根学派，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文化人类学教材。

C中国特色。与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一样，中国的人类学田野也限制在国家内部，资金和政治的限制使得在国外的研究无法展开。林耀华认为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认为东南亚应当成为中国人的田野调查场所。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对当地民族的研究多少填补了一些空白。

关于人类学是什么，在中国还是个争论话题。梁钊韬主持的中山大学主张美国式的四学科统一，而陈国强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则坚持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结合。古人类学被放在自然科学里，考古学则放到历史学里。



副论：台湾民族学的发展。

台湾民族学继承了两个传统，一是日据时期台北大学（现台湾大学）“土俗人种学及语言学研究室”形成的传统，二是1949年随中央研究院迁台的大陆民族学南派的传统。这两个传统构成了1949-1965年的民族学研究。1965年前后，以英美功能学派理论为主的兼顾西方汉学人类学兴趣的研究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80年代，随着台湾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台湾民族学界开始反思，提出中国化或本土化，后来得到大陆的响应。

1）        台湾民族学传统的形成。

日本对台湾的民族学的研究始于《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之后，最初是由东京人类学会和台湾总督府推动。鸟居龙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移川子之藏、宫本延人等。1895-1896年，多名日本人类学家赴台调查。日本殖民政府于1905年也开始对台展开调查，成果多以报告形式在东京人类学会和台湾总督府出版。这个时期日本人从异文化的角度调查台湾民俗，采用的技术为准民族学式，记录详实，参考价值高。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土俗人种研究室”，研究由材料收集转入理论探索。突出的有岗田谦1938年在台北士林做农村村落研究时提出的祭祀圈概念。

中国人类学发展检讨：

美国的依阿华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黄树民在1993年7月29日-8月4日，墨西哥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宣读了题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发展有三个难题：一是派系纷争，解放前就有南方、北方之争，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承袭北方传统，南派则以广州、厦门为依据，据说南派指责北派尤其是费孝通阻挠了人类学的发展。黄评价说费所受的教育经历使得他对人类学所属系科倾向于社会学，其次他可能基于民族主义立场拒绝西方人的分系原则，再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学上。总之，人类学会成立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不理会。第二个问题是教材不足，首先是国外书籍和期刊严重订阅不全，其次是教科书不足，自解放以来没有出过人类学教材，黄特别提到“创收”之风不利与资讯流通。三是师资不足，代际断层，缺乏专业任课教师，黄认为培训是个救急的办法，但阻碍有二：一是论资排辈，资深教员由于语言和学习能力使得培训成果大打折扣；二是出国人员不肯回国。黄认为国内学术和政治边界不清，社会科学被理解为解释政策的手段或宣传工具。黄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三阶段论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在研究取向上，重点放在判断研究对象属于哪个阶段，被外国同行视为种族中心主义，客观上突出了汉族优越的文化中心地位；二是在比较方法上，得出简单的意识形态结论。

乔健则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民族学实际上是一门专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有矛盾。意识形态的干预也很大，他特别指出斯大林模式比古典进化论还僵化。另外，人类学也面临功利主义的压力，学科的实用性总是受到盘问。乔健无法回答，他引用了潘光旦的例子，由于潘写了一篇“湘西北‘土家’与古代巴人”的长文，国务院因此确定了土家人为单一民族，改变了五百多万土家人的命运。最后，他认为现有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他认为这需要通过学科的本土化来实现。

王铭铭则发表长文检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问题。他十分重视从民族-国家的维度来讨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王指出章太炎率先突破了维新派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强调要以社会的主体族群（汉族）的立场出发，打破旧的统治格局（满族特权）才可能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于是，一场实质上是反帝、反殖的民族革命首先以反满的国内战争面目出现。]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将之提升为社会政治革命。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王所称谓的“汉语社会科学”就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方革命派已提出设立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27年中央研究院筹备时，社会科学研究所就是其中机构之一，民族学是该所下属四个分组之一。1927年共同构建民族-国家的国共两党转入对抗，使得1927-1949年的学术空间的竞争变成归属于党派和主义的斗争，但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还没有完全主宰学术空间。

此时的人类学也是夹缝中左右应付，“在党派和主义的一端，人类学知识通过蔡和森式的社会进化论、农村社会阶层分析和延安精神中平民文化的关怀而在此一话语中被融入一个社会理想主义的理论体系中，不作为独立是社会科学学科而存在”。（王铭铭，1999，44）在这个阵营之外的人类学学术活动和学科建设也很活跃，然而这批自由知识分子的旨趣也在“学以致用”，王铭铭断定这必然说明这些人的知识关注无法规避“民族-国家的秩序维持和内部治理的紧密关系，无法象西方人类学那样在非西方的场景中实现一个反思计划。于是，一直刀0年代后期，族群文化研究之发展为‘边政研究’，汉人社区研究之发展成为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革研究，都是这种本土人类学的必然结晶”。（51）所以，在这种工业救国、教育救国和主义救国的氛围里谈什么价值中立，在支持者而言，有曲高和寡、阳春白雪之感，在反对者而言，则是帮闲买办或糊涂话。

王铭铭引用安德森的观点说，“不仅欧洲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象依赖于印刷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糅合，任何新兴民族-国家也需要同样的手段。新兴民族-国家的‘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不仅依靠军事，也依靠普遍的民族主义热情。在这些国家中，通过传媒、教育系统和行政制度来灌输民族主义意识，是其国家建构的必由之路”。（53）新兴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从宗主国那里学习建设民族-国家，并以来统计、地图、博物馆等来构建共同体。王铭铭举例说，“当时兴起的‘国粹’和‘通史’研究，应当更具典型性，因为正是这两种形态的研究促进了国家认同的扩展。但是，专注于境内民族和社区研究的人类学，应当可以说也是这种国家认同的主要构想手法之一”。（54）

王铭铭分析说，在1937年到1945年抗战期间，存在三种人类学，在国统区，以国家建设目标为中心；在沦陷区，分两类，一是教会、外国机构创办的没有内迁的大学，仍旧强调原有的中立性质取向，另一是日本加强了深入调查，满铁调查部在1932年整编为“经济研究所”，为日伪及军事机构收集情报，还有一部分学者在台北帝国大学工作；在延安地区，新知识分子注意收集民间文化资料，其目的是将民间文化的“平民主义意识”改造为革命所需要的新文化形式，在文化改造中也积累了不少东西。（54-55）

王铭铭指出，1949年后，人类学还能以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在台湾发展。在大陆，“自由知识分子显然一直是1979年以前政党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所密切关注的威胁之一。为了使言论界符合理想中的新秩序，在苏联实现得到发展的新社会科学体制早已于1952年的院系和学科调整得以确立”，（59）人类学被苏式的体质人类学和古人类化石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被历史学式考古、语言和民族研究所代替。建国以前的各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被整编，历史学派的一部分成员被归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各省的文管会、博物馆及相关单位的配合下，取得许多考古发现；另一部分成员归入考古学，考古所和 考古专业。偏向语言学研究的传播、历史学派的人被纳入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研究。其他的重要任务都归入苏式的民族学学科体系里。

50年代中期，费孝通一度提出使用社会学派和功能主义方法，但很快被“反右”打断。“对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基本的理论模式完全回到了19世纪社会进化论的基础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与‘少数民族语言’一起被当成处理民族关系的知识手段来作配置”。（61）党国操纵的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本身，而是出于政策的需要。政府安排撰写的特殊民族志，其基本框架是摩尔根-恩格斯-斯大林的社会发展史，“其目的既在于确认‘被抢救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定位，又在于为新确立的国家营造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62）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国民党的“五族共和”虽然过于狭隘，但这么多民族确实也是个问题，给建设新民族-国家带来困难，民族大调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王铭铭指出，虽然国家对人类学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的摘除和肢解，知识分子在国家系统的洗脑运动中，出于“学以致用”和效命新朝的心态，既是被动又是主动的接受了改造。

文革后，一度受到摧残的苏式民族学得到恢复，王铭铭指出，50年代从事少数民族研究的学者的地位得到重新肯定，这些人对8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发展起着关键的影响。由于国家的政策，少数民族“本土”学者成长起来，王评价说，“少数民族现代化和经济开发的研究，以现代化关怀重新恢复了‘社会改造’对于社会进化论的某种坚持”。（69）

王铭铭同时指出，以30-40年代初步得到发展的社会科学体系框架为基础，逐步恢复重建人类学，绕开受意识形态控制的民族学。80年代出现的走出少数民族研究转向汉族本土社会研究的趋势，固然有与西方社会人类学接轨的期望，但跟重要的是对受国家控制的“民族问题研究的”规避。王铭铭认为自己对华东、华南的村落社区研究，阎云翔对东北村落的研究和景军对西北村落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研究。

王铭铭认为，80年代以来人类学发展有三个约束，一是学科定位不明，国家教育科研部门仍部分沿用了50年代的学科体系，没有给人类学明确的身份。原属“南派”的单位主张以古典式或美式的定位，“北派”则强调英式定位，而受益于中国化的苏式民族学体系的单位则主张民族学即人类学。二是人类学尚未构成一个专门的教学研究职业，社会对人类学是干什么的还存有疑惑。三是人类学学科自身建设。

费孝通在1998年的社会学研讨班的讲话中谈到自己对社会学和人类学近二十年发展的反思，首先是学科恢复的“速成”性导致学科发展出现了缺乏学科基本知识体系而偏离学科本位的倾向，致使某些社会学研究与教学机构出现了社会学调查研究中丧失社会学学科特性的普遍现象。（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办保险学专业更是奇谈）其次，相关的专家和学者在此条件下，未专注于学科基础理论的研究，到90年代后期依然存在需要补课的现象。王铭铭认为费号召大家重读基本理论，其用心是深刻的，目的是要绕开现存的制度性约束。

由于制度性约束，其后果有四：一是社会科学研究缺乏学术特性，停留于记者式的社会调查报告水平；二，近二十年来，许多学术机构和制度在实践中显示出与学术研究和知识传播关系不大。王铭铭抨击说，“许多学术机构甚至以非学术活动来标榜学术活动，而更严重的是，所谓‘制度内’的学术专业从业者是非学术与学术单位空间之间人员流动的产物”。三，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大大依赖于非学术的考虑因素。四，社会科学缺乏自己的知识-话语特征，而附从于一般常识和非学术话语制度的支配。（77-78）

事实上，苏式民族学也在发生变化，其治学规范也在向国际标准靠拢。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在接受上海文汇报的采访时，坦言自己是背弃了民族学投向人类学的。他说，“无须讳言，我们这一代民族学者是在苏联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我个人的研究过去受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很深，这在我撰写的《汉民族发展史略》和《从原始群到民族》以及《中国民族史新编》中都留下很深的烙印。这种受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刻板性，人们不是从社会实际中去提炼、概括和升华理论，而是把民族学当作一个公式去套用。这一点在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上特别突出，所以尽管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有近20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但除了体例上的不同外，大多是你抄我，我抄你，都是一样的‘麻子哥’。所以90年代以后，民族问题理论的发展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很难进行创新了”。

徐杰舜进一步指出他个人弃暗投明的原因，他所说的原因也具有代表性，说明了民族学这一板块在新形势下承受的压力和发生的变化。他说，“我感到，由于受斯大林民族理论刻板性和停滞性的长期影响，使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陷于困境：一是中国民族理论无法建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二是中国的民族理论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交流和沟通，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使中国民族理论陷入一种与国际学术界无共同话语的孤立地位；三是中国民族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使复杂而生动的中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公式化而使人乏味，或往往容易造成误区而影响中国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四是是中国的民族理论面对中国从古到今生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无从下手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升华出规律性的东西”。他最后说，“面临这样的学术困境，我下决心进行学术转型，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汉民族研究”。

参考文献：

顾定国，2000，《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胡鸿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乔健主编，1998，《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施宜圆，1999，“人类学本土化的必由之路—访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中心主任徐杰舜教授”，上海：《文汇报》，1999，10，30，第八版。

王铭铭，1999，“汉学人类学-西学‘中国化’的历史问题”，吴江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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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陈国强的观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光绪末年有人就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中文；1895年严复译出赫胥黎的《天演论》；1903年京师大学堂开设了有关课程，同年在《奏定大学堂章程》里将人种学列为选修课。1904年，梁启超办的《新民晚报》上刊登《中国人种学考》一文。1912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制及学科中，有《人类及人种学》课程，北京大学是当时唯一设人类学的高校。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大学文科哲学门、历史学门、地理学门设人类学及人种学课程，在文科文学门及理科动物学门设人种学课程。

1916年，孙学悟在中国科学社的《科学》上发表《人类学之概略》，首先正式使用了“人类学”一词。1918年，陈映潢教授的《人类学》（关于体质人类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从此“民族学”一词也正式被使用。

这一时期的译作有，1912年，吴敬恒译麦开柏的《荒古原人史》（文明书局）；1927年，任冬译房龙的《上古的人》（上海东亚图书馆）；1929年，陶孟和等人译米勒利尔的〈社会进化论〉（商务印书馆），杨东荪、张栗原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上海昆仑书店）。

民俗学的研究也在这时得以展开，1920年，周作人、刘半农发起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第一份民俗学刊〈歌谣〉周刊创立；30年代，胡适主持〈歌谣〉，刘半农、罗常培、顾颉刚等人参与其事。

第二阶段，30年至40年代

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设立人类学组，聘请史禄国。1928年，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研究组，兼任主任，又添设人类学组。同年，清华大学将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人类学系。1933年，清华研究生院设立社会学、人类学部，聘请史禄国担任导师，费孝通成为其第一个研究生。1934年，伦敦召开第一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中国的杨成志、吴定良、欧阳翥出席大会，同年冬成立中国民族学会。1936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创办《民族学研究集刊》。1938-1939年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与选修科目表，规定文学院历史系、法学院社会学系、理学院地理系、生物系必/选修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学或民族志课程。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西安、西北大学创办了边政学系，以人类学、民族学为主要必修课。1947年，上海暨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48年，清华、中山、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其中吴泽霖任清华人类学系主任。

当时大体分四个中心，北方有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南开、辅仁；东南有中央大学、金陵、复旦、厦门；南方有中山、岭南；西南有四川、云南大学。

这一时期，进化论、传播论、法国社会学派、美国历史学派、英国功能学派在中国均有影响，其中功能学派后来居上。有关期刊近30余种，专著百余部。

第三阶段，50至70年代

台湾大学1949年设立考古人类学系，由李济主持，此外凌纯声等人在中研院的民族学所坚持工作；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设立人类学组，1980年设立系。大陆则基本限于停顿，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复旦保留了人类学教研室。学者们基本被调整到少数民族调查领域，成为执行民族政策的工具，而对汉族的人类学调查则被忽视了。

第四阶段，恢复与发展

1979年昆明召开全国民族工作规划会议，倡议恢复人类学。1980年5月成立筹备会，1981年5月在厦门召开首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人类学学会，其中团体会员有上海人类学学会、东北人类学学会、野人考察组、中国少数民族体质调查组。1981年中山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所，同年成立系，1985年北京大学成立社会学人类学所。（这部分资料来自《建设中国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架构》、《世界民族学史》。）

施爱东

　　　南京大学教学网上这份摘要显然是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原摘少了个“逸”字，差之毫厘，……）的摘要。
　　　但是，光从所谓“分期”来看，摘要显然不能代表顾定国的原著的意思。

　　　我把顾氏原著的篇目列一下，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章目差别更大，读者可自读之）：
第一部：人类学业绩长存
第二部：引进的学科（1898－1949）
第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1949－1960）
第四部：“毛泽东化”的人类学学科体系（1957－1978）
第五部：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学科：中国模式？

　　　这部书基本上是以梁钊韬，也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兴衰曲折为主线来结构的，作者本人也强调本书“并不是要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类学的历史，也不是要局限于这一历史。”“全书以人类学领域的老前辈，中山大学已故的梁钊韬先生的生平为线索来叙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这本学术著作少一些深究气，多一点趣味性。”因此才定名为“逸史”，并一再说明这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看的介绍中国人类学状况的小书。

　　　但是，这篇摘要却完全阉割了作者的结构原则和主要意图。
　　　首先，主要人物梁钊韬先生不见了，或者说基本隐退了。这样一来，原作中的许多论点就失去了支撑，只能靠读者想当然去完成。
　　　其次，把顾氏的写作思考变换成“分期”。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顾氏的最后一个部分甚至根本没有要划分为一个“时期”的意思，如果要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算一种分期的话，那所谓的“毛泽东化”时代，算不算“中国模式”，当然算！那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是不是又要划出许多不同类别的模式？又，事实上，同一时期中，南北人类学的模式也有很大差别，这不是用“分期”能解决的问题。

　　　这种简单的“分期思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上的一个死结。以已之平庸思维套用顾定国的《中国人类学逸史》，把人家一本好端端的书也给摘平庸了。
　　　治中国民俗学史者，也尽落俗套，总喜欢用什么发生时期、发展时期、成熟时期……，或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之类来给民俗学史进行分期研究，并由此得出现在是“成年期”的结论。这些所谓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的“历史”（比如所谓的中大时期，就与杭州时期基本属于同一时间段，只不过前长后短）。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3-9-8 15:56 最后编辑 ]

林强

施兄，我是民俗学的门外汉，但今日读董晓萍教授《田野民俗志》似乎颇有启发。不知兄长有何高见？

施爱东

惭愧，我还没有读过这本著作，不敢妄加评论。

吕微

出门十几天，转回论坛，已是一番新光景，书目之事有赖施兄代庖，竟初见成效，积少成多，来日定成正果。文学所一向疏于教学，师傅带徒弟，作坊式的，难以提供一份象样的正规书目，所以书目之事，还得靠连山、萧放、建宪、爱东、宗宪等教学火线上的众教头多费神了，不知各校的书目是否属于机密文件？

中原阵风

推荐一本老书：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很少读这么好读的书。初学者不可不早读。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对作田野的人可能会有用。

shi

我读硕士的时候，叶春生老师给我们开的首批书目中有《文化论》，［英］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
最近的版本有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马氏是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氏在半个世纪以前翻译的该著，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影响很大，民俗学者也多受其影响。最关键的是，该著对今天的我们，还很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理论还没过时。
[ 本帖由 shi 于 2003-9-19 18:45 最后编辑 ]

shi

《结构神话学》，陈连山著，外文出版社。
本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探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的专著。从斯特劳斯的精神气质，到结构主义理论的渊源、原则和方法，都做了系统的评述，并结合中国神话的实际，做了深入浅出的解释。

《人民日报》　(1999年02月05日第11版)

流萤

shi 于 2003-9-19 18:25 写道：
我读硕士的时候，叶春生老师给我们开的首批书目中有《文化论》，［英］马凌诺斯基著，费孝通译。
最近的版本有华夏出版社，2002年1月版。
马氏是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费氏在半个世纪以前翻译的该著，对中国社?......

最近偶们几个又听叶老师讲到这本书呢，只是时间仓促，一带而过。

说起来偶对此书可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呢。想前年面试之时，竟然向叶师、施师主动提起《文化论》。唉，真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想吃后悔药都没地方买，555。天知道，偶那时只不过在课堂上听说此书，略略翻一下而已。惭愧啊。。。 :shy:

小小小小草

嘻嘻，想不到流萤姐姐还有这么好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