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告别田野》之提要

小人家

赫赫，做田野要是做到张承志那样也太可怕了。他老人家已经成了教主了，恐怕也就说不出心平气和的话来了。
掌握了话语权的教主是非常可怕的。

淇园之竹

张承志早就被回族穆斯林的哲合忍耶驱逐出去了，他又如何成了教主？我欣赏他的自我放逐精神，虽然一直寻找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而不得，但他敢于放弃一切已得的物质享受并单枪匹马闯过了一阵又一阵，他不停地蜕变、不停地获得新生……所有这些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张承志有自己的信仰，而我们好像什么也没有……

小人家

直解字面呀，小竹子？
信徒和学者总该有所不同的，这点张先生有时候好像并不清楚。如果你因为拿张承志这个“有信仰”的人和自己对比过，发现自己似乎“什么都没有”的话，还是再想想到底是参照系出了问题还是你的参照过程出了问题的好。也可能是两者都有问题。
在新疆，有个老穆斯林听说我没有信仰的时候，很认真地说：要有信仰啊，不管信什么，回去信一个吧。在我看来，这位老穆斯林比起张先生可爱多了，因为他的话里都是担心，而不是鄙视。

书呆子

施前辈，在下久仰先生大名，未曾相见，未曾想有此良机。幸甚！先生说法我不敢苟同，告别田野，我们应当告别那些低级的为职称而搞的田野，相反，对于一些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民俗事项要好好保存，因为我们还要给后代留下一些先人的足迹，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的民俗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从学科建设来说，一百年来的民俗学研究的中心地带，大都是民俗资料收集比较丰富的地区，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民俗学研究才几十年，这其中几十年的中断自不必说，因此如果考察中西民俗学路程来说，田野这一步必不可少！这是我们研究的基础！
     田野考察的意义，我觉得的，不应仅仅定位于“断涌现的是一本本可当旅游产品出售的《某山传说集》、《某水故事选》、《某地风俗趣谈》……”我想应该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位置，在田野考察时带着研究的目的，或者，将民俗研究的新理论新发现带如田野考察中去印证——这应该成为下一步田野的一个方向！

施爱东

　　　陈守仁先生指出：“尽管很多香港、台湾及国内的人类学、语言学或民族音乐学学者把‘fiedwork’一字译作‘田野工作’，然而，若了解到学者进行‘fieldwork’的地方并非定属‘田野’；以及英文‘field’一字除解‘田野’之外尚有包括‘场地’及‘领域’的意思，则可知‘田野工作’一词自不能反映‘fieldwork’的真实内容。”（《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P3）
　　　我们现在的民间文学的“田野作业”，完全是从传统的“搜集整理”进化而来的，关于搜集整理的问题，早在1957年就曾有过刘魁立先生与董均伦先生的激烈论争，可惜在左倾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这一论争最后又回到了意识形态。80年代始，民间文学界也从人类学、民族学借来“田野作业”一词，但在很长时间里是换汤不换药。
　　　象宣兄、庞兄、小人家兄、呆子兄所说的作业方式都很在理，但你们所说的更多的象是民俗学的课题的方法，民间文学学界是否能照搬这套方法还是个未知数。我所知道的社科院少文所的一班人用史诗诗学理论结合田野做得不错。但在汉民族地区呢？刘守华老师是坚守民间文学阵地最坚决的一位了，但他的田野作业方式也还很大程度上停留在“搜集整理”上，田野对于民间文学来说是一块鸡肋。从学理上来说，田野作业自然是抛弃不得的，但从策略上来说，我觉得自从四套集成编成之后，是到了告别田野的时候了。不远离田野，深入研究，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想要从实地得到什么，不知道我们如何回归田野。
　　　我们说，记录文本时要记录讲述者的种种背景、形态、语态，听众的许多资料，等等。现在我想问，讲述者或听众是什么性别什么年龄什么文化程度对我们的研究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了这许多的资料后，有谁用过这些资料吗？得出了什么规律性的认识吗？没有！如果没有，为什么不去用呢？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用！
　　　认真回顾一下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史，哪篇传世的高质量的民间文学论文是田野作业做出来的？谁能给出一篇吗？哪怕是一篇？
　　　钟先生什么时候做的田野作业？他只在做小学老师的时候才做田野作业。他的代表性的论文是田野作业出来的吗？他只说过他年青时的论文“很幼稚”。再看看顾先生、常先生、赵先生，即使是当今的刘魁立先生、刘守华先生，看看这些民间文学的大家们，谁是田野作业的高手？都不是。
　　　现在谁告诉我，哪个人因为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的田野高手而成了民间文学的大家（再次强调，不涉泛民俗学界）？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2-12-15 22:29 最后编辑 ]

淇园之竹

施爱东 于 2002-12-15 21:32 写道：认真回顾一下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史，哪篇高质量的民间文学论文是田野作业出来的？谁能给出一篇吗？哪怕是一篇？

为什么只提到“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呢？放眼全球不行吗？著名的帕里－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的形成不就是文本研究与实证考察（田野作业）相辅相成的结果吗？相信这一点朝戈金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

宣炳善

　　施兄所言极有理，以前小弟我不太能明白“告别田野”这一概念提出是出于什么学术考虑，所以也有一些误解。现在看了施兄的文章，才知道施兄的意思大致是说搜集必须上升到研究的高度，才对一个学科的发展有提升作用。正如30年代钟老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一文，他老先生并没有去田野调查，但是视野广阔，是没有田野经历但写出好论文的一个代表。而过去一般的调查总是匠气十足 ，且有完成任务的特点。民间文学的三套集成，里面收的相同故事的异文很少，所以三套集成并不是很科学性的民间文学的搜集。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点低水平。施兄有一点说的极好，大意是说面对堆积如山的民间文学 资料，我们到底利用了多少。搜集到了以后，并不是任务完成了，主要是进一步研究，所以施兄质问哪个人因为是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的田野高手而成了民间文学的大家，这话问得很有力量，小弟完全赞成。我们接下去的主要工作确实应该如施兄所说是要在研究上强化，从而提升学科的品位，而不是反复强调田野调查。
　　　施兄点出的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大方向，功德无量。

淇园之竹

！！！
[ 本帖由 淇园之竹 于 2002-12-19 19:39 最后编辑 ]

施爱东

　　　竹竹：你又犯了唯洋论了，我上面说的这么多，并不是一个由谁提出来的“观点”，它是一个谁都明白的“道理”。“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道理”是公认的，我只不过是大声呐喊着在此给大家提个醒，把大家都明白的道理用激烈的语言复重一次。
　　　为什么要提这个醒呢，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成天在喊着“田野作业！”有的高校甚至在研究生招生专业介绍中都只提“以田野作业为基本的研究方法”。把田野作业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一个无上的高度，当一句谁都知道并非真理的话重复了一千遍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已经相信它是真理了。比如小人家妹妹就曾这样说：“研究死民俗的民俗学也只能是死的”，按这个观点，古代文学和历史学已经不知死了多少回了，但它们非但没有死，反而活得比我们整天有新材料的人好多了，而且还有越活越好的趋势。民俗也有它的历史过程，如果我研究的是古代的婚姻礼仪，我有什么必要去了解现代的青年如何表达他们的爱情呢？当然，有时田野作业可以作参证，但谁又能保证作为参证的田野资料就是古代的未经变化的遗留呢？何况很多时候根本就无法参证。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
　　　一，田野作业是部分课题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所有课题的必要条件。
      二，田野作业永远不可能是学术研究的充分条件。
　　　田野作业并不是我们的必需。我认为，在目前这种学科整体（或说平均）学术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回归文本才是当务之急。因为一旦我们把文本确定为我们的基本（或说主要）对象，你就只剩下“研究”一条路了，总不成大家都摊开书本剪刀加浆糊吧？
　　　事实上，如果你去参加一下我们学科内的所谓的学术会议，你就会发现，经常的场面是，大家都在自言自语说自己的故事。因为你的东西是田野调查来的，所谓的第一手资料，无论你如何的胡说八道，总是没有人质疑你，因为别人和你一样都在说自家的事，此一地的田野与彼一地的田野相去是如此之远，大家无法找到一个共同点来进行学术层面上的对话，开会已经不能促进学术交流和进步了，各种名目的研讨会实际上成了老朋友见面的嘉年华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就是因为大家的认识没有上升到逻辑研究、规律认识的层面上，所谓的论文多是调查报告。也就是说，大家在零碎的材料之上，没有找到一个共同的话语平台。
　　　如果我们继续停留在对“田野作业”的寄托和崇拜上，我们将永远被学界的同行看轻。
　　　因为我目前做学术史，我在清理过往的学术遗产和参加几次所谓的学术会议之后，逐渐发现了这些潜在的问题，如果我不说出来，就如骨梗在喉，良心不安。
　　　我当然知道我们学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靠“田野作业”（说搜集整理可能更恰当）吃饭，我的呐喊不知会让多少人心中怀恨，但我觉得不如此说不足以醒世，因而选择了刘兄茶余的“告别”一词来做我文章的标题。
　　　我想质疑的问题其实主要有三点：
　　　一，田野作业到底有多重要？
　　　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田野考察？
　　　三，在现阶段，提高田野作业的水平的动力是来自于田野还是来自于文本？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2-12-18 12:03 最后编辑 ]

chynahenry

菜鸟向施大侠请教：

1．        我想，施大侠的题目《民间文学：告别田野》的意思不是说民间文学本身要告别田野，而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要告别田野，对吧？所以，是不是最好直接点出《民间文学研究：告别田野》更好？因为我想，民间文学是不可能告别田野的，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才是可以选择告别田野的，对吗？

2．        还有我觉得大侠还应该为我们界定一下两个主要的概念：（1）什么是民间文学的研究者？（2）什么是田野作业？我觉得您心目中的这两个概念是有特别所指的，不是吗？

     

施爱东

非常感谢，我一定会把你的意见体现在我的文章中。把文章公示的好处真是多，无数的脑袋在帮你想问题。

书呆子

施大狭，我知道您恨铁不成钢的迫切心情，可是在当下这个田野作业还不完善的条件下，还必须有一定的田野调查来扩充我们的研究资料，当然这也要加强考察者自身的理论素养，我想能不能将民俗学更细的分为理论民俗学和实践民俗学，以期学业有专攻，各尽其能。
   3）提高田野作业的水平的动力是来自于田野还是来自于文本？——如果仅仅是田野作业的水平看来是不是更应倾向与理论构建，而不是但但田野或文本。当然，田野调查必不可少，但纯粹的田野报告并不是民俗学的研究，如果田野报告是研究成果的话，那我就要扛着摄象机，做一个摄象民俗专家了

童言

民俗学需要的是向列维斯特劳斯那样把人类学导向理性的人。但是不能像他那样脱离田野。不过施大侠，纯粹的田野调查虽然还没有明显减少，但已经在减少了。理性思维开始得到强调了。请教！

东北大汉(R)

     昨天在下卤莽，没有见到施大侠的“告别田野”原文便乱发议论。今天在“聚义厅”得睹大作全貌，颇感快意。施大侠快像我们东北人了，豪言仗义，为学科两肋插刀，佩服。
    无论是民俗学，还是民间文学，正如大侠所言，现在最需要的是真正的“研究”和“研究人员”（如今的教授和研究员太多，我等山野之人已经无法辨明他们是不是搞研究的）。对此，在下完全赞同。只有做出高水平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学科才能够在学科建设方面上层次，才能够有资格与其他学科对话，才会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自己的位置。
    不过，施大侠“告别”一词有些意气用事了，容易引起歧义。民俗学（含民间文学）需要研究，应该重视研究，但是，田野绝对不可告别，即使是在四套集成（四套？）大面积丰收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提倡田野，尤其是不可对已有的集成的成果抱过高的期望。想想我们集成的生产过程吧，到底有多少集成是可以被用作进行科学分析的呢？建立在这种不科学的搜集手段所得来的资料基础上的研究，其可信度值得怀疑（或许此说有些绝对，但事实不容乐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研究者还必须对现在广泛应用的材料进行甄别，甚至需要就材料的可信度问题重回田野。

Juwen

年前一同行传来有关此论坛的信息，游览之后，心情为之一震。确有“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无奈飘游外国江湖几载，大有不知从何接话之感。走过聚义厅，姑且就施爱东“《民间文学：告别田野》论文提要”略表浅见。

1． 施爱东所谈之命题极对—不走出田野搜集这一步，不迈到整理和释义的阶段，也就谈不上民俗学学科建设，固然也就没什么成就。 虽不至于“忧虑”，但足以令人“失望”。 然而，每完成一个题目（项目）的三部曲，要再带著问题进入一个新的三部曲。依此往复，方谓进步。这是方法步骤问题，每一步都同样重要，不是“层次”的问题（爪哇堂不必担心，没有你的这步工作，就没有这个学科了）。 我理解这也是认识问题。（似乎施爱东力图统一认识？ 倘如此，举双手赞同。）

2． 正如所引，也许中文的“田野调查”该以“实地考察”来正名了。名不正，言不顺。“田野”原是翻译“field”一词。可该词意义早已延伸到城市的家庭，大学的宿舍了。所以，“实地考察”似乎可以矫正一下“望文生义”的麻烦。

3．施爱东所谈“到田野寻找课题的田野方式”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从‘实地’得到什么”，确实是个极重要的方法论的问题，也是世界观的问题。如果做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此意便明显了。

恕所在“田野”中文软件落後，暂歇一程。本人由衷的感想：此论坛该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新起点！诸位同仁扎实的“实地考察”已为迈向第二步，第三步，或曰“腾飞”，铺出了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