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钟敬文先生逝世四周年！

吉国秀

今年的1月10日是钟敬文先生逝世四周年的日子！谨以为念！
[ 本帖由 吉国秀 于 2006-1-9 16:53 最后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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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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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21日，钟敬文教授(左三)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代表们争相与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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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在他的书斋“天问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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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文学著作目录：

诗歌散文类：
《荔枝小品》(散文集) 1927，北新
《西湖漫话》(散文集) 1929，北新
《海滨的二月》(新诗集) 1929，北新
《湖上散记》(散文集) 1930，上海明日书店
《未来的春》(诗集) 1940，上海言行社
《钟敬文散文选》 1989，百花


学术理论著作及其他：

《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 钟敬文 中华书局 96-11-1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册)1982-1985，上海文艺
《民俗学概论》 钟敬文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98-12-1
《民俗学通史》 钟敬文主编 上海文艺 (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民间文学概论》 钟敬文 409页1980年7月第1版
《民间文学基础理论》 钟敬文主编，1985年6月第1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的驿程》(民间文学、民俗学论集) 1987，民间
《民间文艺谈薮》(论文集) 1981，湖南人民
《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理论) 1930，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诗心》(诗论)1942，桂林诗创作社
《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1951，师大
《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想》 1982，陕西人民
《民间文艺丛话》(短论集) 1928，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
《柳花集》(文艺短论集) 1929，群众图书公司
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50万字
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 (《世纪学人文丛》季羡林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2000，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新著《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是钟先生晚年的一部代表作，该书精要而又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和钟敬文民俗学理论的完整体系。
《民间文艺学及历史》
《中国民谣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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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俗学之父、民间文艺学家、诗人、散文家、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因患老年性综合症，医治无效，于1月10日凌晨0时1分在北京友谊医院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钟敬文生于1903年3月20日，广东海丰人。1922年毕业于陆安师范学校，1927年到中山大学任教，与顾颉刚等组织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丛书。1928年到浙江大学任教，编辑《民间月刊》、《民俗学集镌》等。193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研究民间文艺和民俗，1936年回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从事救亡工作。1949年5月至今，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钟敬文是我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辛勤耕耘了80年。

　　早在20世纪40年代，钟敬文就提出了民间文艺学的理论，在1950年参与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民俗学结构体系的学说，并于90年代提出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等新学说，其代表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新的驿程》、《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民俗学论集》等。钟敬文从1953年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他领导的学科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点，并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五十年来，先后为我国培养了近百名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专门人才。他由此被国内外学者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在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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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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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手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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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手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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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手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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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手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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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手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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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民俗学教育七十年

作者：董 晓 萍

原文载董晓萍编：《钟敬文教育及文化文存》，海口：南海出版社1991年版，第235～258页。


钟敬文，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03年3月20日生。广东省海丰县公平圩人。原名谭宗，入小学时更名敬文。后曾用笔各静闻、静君、粟等。1922年秋舌广东陆安师范毕业。1926年秋至1927年夏入岭南大学半工半读深造。1934年春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研究部，专攻民间文学及民俗学。1936年夏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国。



产生于现代中国急剧变革背景下的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两个特征：即发轫于大学，同时面向社会活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同时肩负起唤醒民众民族意识，提高国民素质的使命。这两个历史特征，形成了早期投身运动、并始终建设着这两门学科的钟敬文先生的两种学术特质：既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又是资深的教育家；既是领导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运动的泰斗，又是“开创我国民间文化教育学科的一代宗师。由此决定的他的学术活动，宛如两行足印，清晰地记录了他的富有特色的治学执教生涯。



20年代参预北大歌谣学运动，后参加广州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组建；同时曾任故乡小学教师、岭南大学中文系文牍员兼附中教师，中山大学中文系助教兼预科国文教师等。



30年代参预创建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后投身抗战，任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上校视察专员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曲江分会常务理事；同时曾任杭州高级商业学校教师兼浙江大学文理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国文系讲师、西湖国立艺术院文艺导师、江苏无锡教育学院讲师兼北京香山幼儿教育师范学校国文教师〈时两校南迁桂林〉，并两度出任浙江省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教师，主讲民间文学。



40年代参预发起、领导华南方言文学运动，任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同时于1941年应聘至中山大学文学院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兼文化学院教授〈校址先在坪石、后迁连县，1945年日军投降后回广州〉。1947年被校方以思想“左倾”为由解聘，遂抵香港。在香港达德学院文哲系任教授。1949年5月，响应党的号召，由香港到北京。自1949年秋起，执教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



50年代受命筹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副主席，同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校副教务长、科学研究部主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70年代学科恢复建设至今，联名顾颉刚等七教授倡议建立了中国民俗学会，任理事长，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以及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华谜语学会主席、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等多种学术团体的顾问和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同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和历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文系主任、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以及国务员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



作为自己学科领域中的行家，又具有长期的教学实践，钟敬文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大量撰述，成为他开创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教育事业的理论基石，它们包括《民间文艺读薮》、《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下〉》、《新的驿程》、《话说民间文化》等专著和所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民间文艺学探索》等著作20余部。其中，《民间文学概论》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87〉及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发表论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等二三百篇。其中包括《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高等学校应设置“人民口头文学创作课”》和《注意研究生培养的方向》等颇有影响的教育篇章。此外，钟先生作为著名诗人、散文家，他的诗集《海滨的二月》和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等，也是解放前后多次被选编入文科教材的佳制。



70年来，钟敬文先生怀着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热爱，对于追求真理、捍卫真理的执着热情和对于所从事的师范教育及民族民间文化事业的强烈责任感，无私奉献，勤奋耕耘，以科研带教学、用教学促科研，为我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的设置和教学体系的创建，作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重大贡献。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系统的教育思想，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和独特的教学风格，以及他所培养的大批专业人才，作为宝贵的财富和不可靡灭的劳绩，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赞扬。




一、民艺教育思想的形成与特点
从广东五坡岭的陆安师范到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教授以自己70年的经历，向人们显示了一个始终不渝的目标──发挥民间文化自身的功能教育民众，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而奋斗。这一目标的最初确立，是在“五四”春雷震撼了五坡岭的陆安师范时期。当时学校的部分师生部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冲击，开始转变了看待传统文化的眼光。钟敬文在陆安师范的收获主要有两点：一是和大多师生一样，萌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由此产生的对平民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兴趣；二是在此获得的对早期师范教育的认识和所得到的教师职业训练。这两者的结合，从根本上促成了他不久把民间文化教育作为终生事业的选择。数十年后，他还记得当年跟随师生一起上街游行，做白话诗的情景。他强调说：“师范教育在中国教育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如同工业中的重工业一样。……教师的工作对象是人，是富有活力和希望的青年一代。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人类的青春。培养他们的工作，不但具有高贵的意义，同时也悬富于内容和兴兴味[1]。”



陆安师范毕业后，他那个并不十分宽裕的中产家庭，已无力供他进入当时风行的理工科院校专业继续深造，他便就近在故乡小学教书。但差不多就存同时，另一股来自北方的强大风潮使他的心灵鼓翼了──北大的歌谣学运动的影响，使他成了一个热心采集歌谣故事的青年民间文学爱好者。家族的亲人、故乡的邻里、学校的师生都成了他的采访对象。四五年间，他辑录了民间文学作品七八十篇，陆续为国内的学术刊物所登载。他在此基础上，吸收当时国际先进民间文学理论撰写了十数篇理论文章，也相继在北大《国学门月刊》和《歌谣》周刊上发表。胡适后来在《白话文学史》中评价：“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的平民文学是什么样子[2]。”当时年仅23岁的钟敬文，在收集整理和理论探索双方面，开始发挥了他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中的影响。



1926年秋，他有机会来到了华南的大城市广州。他先入岭南大学，后到中山大学，跟傅斯年先生作助教。傅是“五四”文化前驱、北大歌谣学运动的支持者，当时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的新文学思想和精干的教学作风，引起了钟敬文的敬佩。但对加速钟敬文的思想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北大教授顾颉刚等人的到来。



1927年春，顾因不满北平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他把北大时期开创的民间文学活动同时带到了中大。顾先生当时已在国内历史学界享有相当声誉。但他却怀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出于对民族内忧外患的切肤之痛和对水深火热中的亿万农民的深切同情，力图从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中，找到一条变革现实社会的出路。同样，前此孤军奋战在南国的青年学者钟敬文，也正是出于对民间文化改善国情的功能的深信不疑。忘年的共鸣，加上对顾先生学识、人品的由衷仰慕，使钟敬文暗下决心，毕生转向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事业。他们共同创立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把北大时期的歌谣运动深化为民俗学运动。同时，他们举办了由地方民俗活动骨干参加的第一个民俗学传习班，开始了把大学教育与民俗学理论干部培训相结合的最早实践。



20年代末，钟敬文通过接触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初步了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开阔了认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功能的眼界。他体会到发掘优秀民间文学作品与提高劳动人民的地位、以及反映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体现祖国的尊严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因此对当时日本、西欧的某些学者诬蔑中国人的思维缺少创造力，嘲讽中国神话不发达的论调十分愤慨。他认为中国创造了与希腊、罗马一样丰富的文化，只是没有整理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项工作才显得无比光荣和义不容辞。他说：“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受到一种强烈的振兴民族文化的心情的驱使。”他从此在注重学科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学科研究的社会责任感。



真正使钟敬文在民间文化教育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的，还应该说是30年代初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为他提供的舞台。他在这里终于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可能，将自己的民间文化功能思想与师范教育思想直接挂钩。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是一所设立在杭州西子湖畔、专职培养民众教育工作干部和师资的学校。学校设民众教育专修科与民众教育师范科两个专业。这期间钟敬文与浙江同人所从事的另一重大学术活动，是创建了中国民俗学会，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他同时展开了正规的民间文化学校教育的独立探索。他在民教实校的工作贯穿了一种崭新的特色，即社会学术活动中迫切需要的研究意识，与教学活动中迫切需要的教材系统意识的互促共进。他在这一阶段主要做了3方面的工作：



第一，认真思考发生民间文学功能的内涵，或说民间文学的对象、范畴、类型特点和表现手法等等。他撰写了一批诸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国民谭型式》〈1933年译成日文在日本《民俗学》月刊上发表〉等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
第二，首创《民间文学》课程的讲授和撰写了我国第一本这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教材《民间文学纲要》〈铅印本〉。
第三，兼事国文教学。反对以宣传下层文化而全盘否定上层文化，主张在彼此借鉴中创建下层文化的新理论。



1933年，钟敬文关于《民间文学和民众教育》的论文发表，首次提出了他的民间文学教育思想。他认为，民众口头创作与民众教育存在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从研究者的角度看，民间文学是“镜子”，从中可观察到民众的情感、生活和环境；从民众的角度看，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则是民间固有的传统教育方式。采用了民间文学，便是使用了民众教育的最佳工具[3]。



接着，在1934年发表的《前奏曲》一文中，他进一步论述了他的见解，指出，正如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的器官都不可能没有效用一样，任何一门学问的存在也不可能没有用处。民俗学 (包括民间文学) 等科学，适应特定时代的大部分、或一部分人们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它一经产生便具有功能。中国民俗学在“民族束缚的解放、民众教育的提高等迫切问题”中产生和发展，所以它特别有益于农村民众教育。现实也“需要这一学问研究的结果，以为实际解决的资助”[4]。在钟敬文当时的民艺思想构成中，民间文学仍占主要地位。但他又透露出要通过加强理论研究来增进教育效果的想法，这反映了他对当时只凭有限的民间文学理论，尚不能给中国急待发展的民众教育以充分精神养料的警觉，以及他要求自己提高理论修养的潜在意识。



1934年春，他终于放下教鞭、东渡日本。他一头扎进了早稻田大学那高达九层楼的图书馆，师从著名神话学家和民俗文化学家西村真次与松村武雄博士，重新开始了阅读、写作和思考。至1936年夏回国，再度执教浙江民教实校，他已摆脱了20年代所受的北大教授们的文艺学观点和英国文化人类学派的影响，认识到国际上那些注重形式的研究法的不足，逐渐走土法国社会学派的道路。到抗战爆发前，他所撰就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民众文艺之教育的意义》、《民众生活模式和民众教育》等文章，已反映出他的几种新的教育观点：⑴教育是民俗学的功能之一。民俗教育和学校教育



共同执行着民族的社会与家庭教材的任务，而民俗尽着更广大、更实际的教育职能。(2) 民众教育的手段不止民间文学，还应扩大到民间各种制度、民间科学、伦理工民，民间艺术、民俗语言等等，即包括精神习俗、物质习俗和社会组织三方面。(3) 不再坚持对民众教育的浪漫、热情的估计。根据对中国民众生活模式的冷静估价，指出民众教育对这种模式的改造，不可能起决定作用，但起重要作用。钟敬文概括他这一时期观点的核心，“第一是关于学术的，第二是关于教育的[5]”他认为首先是学术的，才能把握民情的本质和国情的特点，争取民众教育的效果，同时又必须是教育的，这样中国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工作者才有为社会进步服务的牢固根基和发展学术的现实士壤。
在中国现代民艺学史上，钟敬文《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撰就，是他在抗战前夕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文章提出了他把民众教育纳入民间文艺学体系总规划的构想，标志着他在学科意识成熟的同时，教育在其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抗战八年，钟敬文曾投笔从戎。后应聘到粤北中山大学，继续讲授民间文学。尽管当时国统区的环境，不容许他作深入的学理探究，但曾身临其境的现实战斗生活，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思想情绪，整个时代动员、教育民众的普通要求，以及民间文艺在抗日宣传教育、特别是在解放区政治工作中所直接发挥的巨大作用，无疑震动了一直在书斋教育中摸索的钟敬文。他的社会实践观念在抗战中大大增强了。



这种新思想因素发展的结果，是他又跳出了法国社会学派的窠臼，转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治学从教的指导思想。40年代中期，他有机会看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关民族形式的论述，使他如坐春风。稍后，他按照《讲话》的精神，参预发起了华南方言文学运动。这场运动针对该地区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与方言表达之间联系紧密的特点，通过民间口头文学教育的实践，把文艺大众化与民众的民主文化传统相融合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他在努力学习和认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的基础上，撰写了《民间讽刺诗》、《读〈王贵与李香香〉》和《关于方言文学运动理论断片》等文章，反映了他的民众教育思想所达到的新高度，民众文艺具有教育工具的功能，但它不仅是教育民众的工具，而且也是教育知识分子自身的工具。教育者只有认识到民众智慧的伟大，才能放下架子，克服自身弱点，虚心向民众学习，充分认识民间文艺在攻击敌人和揭发错误倾向、歌颂人民和鼓舞正义事业方面的特殊作用，找到民众所乐于接受、且效果显著的教育手段。钟敬文这种教育与被教育的辩证观点，在此后他的教育思想中，也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大力挟持人民文化教育事业，钟敬文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学术季节。他的民间文艺功能思想和民众教育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达到了新的和谐统一。他的民众教育思想过渡成为师范教育思想。他满怀热望地献身于自己挚爱的事业，在民间文学课程设置和学科体系探索双方面，都取得了迅速进展。1952年，他在北师大建起了全国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与此同时，他也为促进全国高校的民间文学教学呼吁奔走，直到各地大多院校这方面的工作都有了起色。至50年代中期，他还挑起了北师大科学研究部主任和副教务长等一系列重担。这一时期，为抓好全校师范教育而统筹教学、规模建制，丰富了他在高等师范教育整体布局方面的经验，也明显深化了他的民间文学教育思想。他不满足于过去对教育性质的一般论断，进一步提出高等师范教育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文化修养和思想情趣的神圣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高等师范教育，又应该分为政治教育与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两类。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好比农夫手中的种子和工具的关系。种子和工具，决定了农民的收获。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与政治教育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政治工作者只有具备了高度的科学文化修养，才可能增进领导艺术和工作效果。因此，高等师范教育对于这两者皆不可偏废。从这一认识出发，他还指出，民间文学的教育意义，也应该从三方面来把握，即它对于认识社会历史的作用，对于培养新的道德品质的作用，以及对于艺术教养的作用。但民间文学也有区别于一般文学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些直接作用于民众生活的功能，如一些伴随劳动产生的口头创作往往是生产习俗的组成部分，某些民间文学作品是年节习俗或人生礼仪的相关内容，或者它们还是民间文化知识、经验、法律的继承教材等等[6]。高校缺少民间文学教育，便缺少了一种重要营养，难以全面培养学生热爱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情感，完成一个泱泱大国的教育重任。



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粉碎“四人帮”，钟先生虽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几度离开讲坛，但他对于民艺教育事业的挚爱，使他仍对这项工作真情依依、童心难泯。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晚清时期民间文艺学史试探》等系列论文，填补了我国这方面教学研究的空白。更可贵的是，这20年的冷峻思索和笔耕不辍，为他后来重返课堂，总结了难得的经验和积累了更成熟的学科构建方案。
70年代后期，钟先生恢复了正常工作。他为这个迟来的历史机会激动得忘我工作。短短10年，他同时运转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师大教学与个人科研著述这四条战线的工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力、惊人的才智和超常的节奏，取得了新的成绩。晚年的钟敬文，攀上了他一生民艺教育思想的峰巅。



钟敬文这一阶段的教育论述是非常丰富的，综合起来，特色有三：
一是在总体框架上，强调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指出加强研究队伍的学养教育是实现这一构想的关键。
二是在理论开拓中，提出探索民间文化的层次研究与整体研究的新领域的科学设想。
三是在组织上，强调以高校专业师资为核心、以社会各级民协和民俗学会组织为骨干的两条腿教育方针，以利推动我国民艺教育的发展，尽早赶上国际学界的先进学术水平。



钟敬文的这些思想，体现在他近年出版的《新的驿程》、《话说民间文化》等著作中。



作为一位创立了自己学科的教育家，钟敬文的教育思想，在纵向上，有个人孜孜以求的发展历程；在横向上，也有自己别具一格的内容特色。那就是教授所有的课程，都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了该领域的发展史和研究方法。



当然，从宏观角度说，钟敬文的科学史思想，也是一种认识意义上的方法论；而方法论，也有被科学使用的历史过程，他对这两者的重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他的民间文化教育思想不断深化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凡抱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从事某种学术研究的人，都特别注意这门学科的用途、方法，以及它们过去与未来。他们都期待这门学科能够对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二、丰富的教学管理经验



钟老认为，一门学科的领导者或学术带头人，应当通盘思考和努力抓好以下四项管理工作：教材编编纂、教学法研究、师资培养与专题科研。



钟老在几十年教学工作中总结出一条体会，那就是编写教材的过程是锻炼人才的过程。50年代初，国内大学能开设民间文学课的很少，钟老在北大、辅仁和北师大给学生讲课，并没有可资借鉴的现成教学计划和大纲，他就在30年代自编讲义的基础上，结合以后多年实践的艰苦摸索，渐渐把课程的内容结构确定下来。它包括：民间文学的一般理论；各类民间文学作家分论；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和搜集整理等。1979年春，钟老受教育部委托，主持高校民间文学教师进修班，为期一年。他抓住这个教师集中的专业讲习的好机会，征得教育部同意，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讲稿无私奉献出来作为底本，请大家边学边提高；同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奋战一年，编成了《民间文学概论》与《民间文学作品选》的成套全国文科高校统一教材。参加这次编纂的全体教师，成为80年代以后的第一批各地高校民艺教学骨干。当年秋季，钟老招收了6名硕士研究生，这次教材编写的成果，奠定了他们的专业课理论基础。



注重教学法，是钟老教学管理的另一方面。他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思维规则与操作规程，他也用这些规则和规程，严格要求教研室的全体同志。



备课务求认真。钟老虽然对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科的理论与作品烂熟于心，但他每次讲课前，仍要重新构思提纲，翻检典型作品，然后一丝不苟地写在教案上。有的还要把讲授要点打印出来事先发给同学。凡遇到一时搞不清的学术问题或文章出处，他也可停下来翻书架、去图书馆，也决不放过。他见不得马虎，就像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讲课要感情充沛、提纲挈领。钟老把讲课比作大写的毛笔字，要让学生字字入耳入心，脉络清楚，而不能像写蝇头文章那样密密麻麻，让学生觉得茫然一片，不得要领。问题在于为人师者、不可好为人师，孤芳自赏，要从对象出发，替学生着想。当年香港达德学院的学生杨济安回忆说，钟先生讲课极富情感，内容吸引人；“他把南北各地的民间文学，讲给我们听，例如说到抗战时期不少城市流传着讽刺国民党的歌谣：‘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生下娃〈男孩〉是老蒋的〈指抓壮丁〉，织下布是保长的’，……同学们都极受感动。加上他语言生动，旁听的人很多，教室门口坐满了人。校医韩劲风〈解放旨改名韩雪谷〉先生每课必到，自带椅子坐在门口，并且很用心地做笔记。[7]”他的记叙反映了钟老一贯的讲课特点。钟老的时间观念很强，从不误时缺堂，只要上课***一响，他便激情饱满，侃侃而谈，钟老和蔼可亲又挥洒自如，总是让学生听得心悦诚服，兴阑而归。1983年，钟老已经80高龄，当时全国举办民俗学讲习班，参加学习的除高校教师外，还有文科研究所、地方出版社的有关人员。教研室的同志们考虑到盛夏酷暑，怕他身体吃不消，劝他不讲课或少讲课，他却不肯，坚持要满足学员们的要求。有的在限定的时间内讲不完，他就要求另外安排时间。钟老常常感叹自己面对求教者无法关上感情的闸门。熟悉他的人都半开玩笑地说：“这是先生改不了的职业病。”



检查教学效果，教学相长。钟老教学有一个习惯，就是召开师生读书报告会。他一方面藉此检查教学计划的落实情况，一方面督促师生扩大知识领域，增进学术交流，对于由他主编的教材、书籍，他更要亲自规划，定期组织讨论，认真看稿，动手写作序跋文，与参加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审定。由于他的率先垂范，教研室的各项教学工作，也因此形成了集体参预、彼此合作的优良传统。



钟老认为，抓好教学管理的重要条件，是有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他为此在几十年的教学领导工作中，始终积极制定师资培养计划和具体措施，抓紧新老教学骨干的梯队建设。根据近10年来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中讲师和硕士生导师两头集中的现象，他强调以老带新。他首先要面对本科先教学，抓好讲师这个基础层次。他宁可割舍自己的工作任务，也要给年轻人员腾时间，让他们遵守预定的安排，边干边学，提高素质。他经常过问讲师们的理论学习和工作进展，随时解答他们提出的疑难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具体教学法和专业知识的传授，使身边的年轻人成长为学风扎实，专业过硬的教学后备力量。面对日益发展的研究生教学工作，钟老则强调抓好研究生导师这个关键环节，民间文学教研室的研究生导师，基本都是钟老50年代的弟子。他诚恳地告诫他们，学术在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过去我们熟识的东西，有的现在已经不熟识了，有的已经很老了，退到时代的后而去了……指导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更新知识，充实知识，才能担负起培养新时代人才的严肃任务。“作为导师，应当对所指导的学科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应当有为社会主义文教事业献身的精神，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进行认真的指导。”“学业包括传授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这个担子是不轻的”。“培养研究能力，是学业指导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要求导师自己必须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并对这种工作有较高的认识和教学贡任心[8]。”他为室内的硕士生导师制定了一个标准：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掌握现代科学方法和具有较高的科研学术水平。他要求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举足轻重位置，决不可滥竽充数。现在，这些导师正在按照这个标准，为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而努力工作。



钟老的教学管理，还注意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用科研带教学，用教学促科研。仅近十几年来，他就带领全室同志，承担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和“中国古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国家教委重点科研攻关项目。他自己还在教学之余，撰写了《新的驿程》、《话说民间文化》等专著，以及《“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洪水后兄妹婚力殖人类神话》和《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说》等论文，共达60余万言。这些撰述，立足国内外学科发展的理论前沿，不仅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体系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成为研究生教学的必读指导书目。



三、独特的教学风格



大凡情有独钟的教育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教学风格，钟先生也如此。他在数十年的执教过程中，集真纯情感、谨严学风和高洁人格于一身，成为校内外师生由衷崇敬的楷模。



钟老爱教育，爱学生，到了可以摒弃个人一切的地步。就高等学校教师的一般经济状况而言，一位一级教授的收入不能算低。但就现实生活的高物价、高消费状况而言，一位儿孙绕膝，宾客盈门的老教授的工资又谁能说高？何况又到了年老体衰、需要进补的年龄！但熟悉钟老的人都知道，他婉谢了亲友们的好意，常年自甘清苦。吃什么，穿什么，他不在乎。唯有一件事他用钱出奇地大方，那就是买书。他改不了嗜书如命，见书就买的旧癖，甚至稿费往往一个子儿不要，全用来买书。买来的书一部分留着自己读；一部分送给学生、还有那些来自国内外的多半素昧平生的拜访者。先生送书，学生岂敢不读？于是他认为，这样钱才花到了刀刃上。



学者的时间永远是宝贵的。但他从不以此作为拒绝学生和来访者们上门的理由。50年代的同学回忆，当时钟老教学校务两头忙，常常要熬到深夜两三点才睡觉。可他仍然抽出星期天，带着学生去逛书店、爬香山，心贴心地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专业情感。哪个学生身体不舒服，哪个学生家庭有困难，他都了如指掌，与夫人陈秋帆先生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在1957年以后的不公正岁月里，这位忠厚长者也摊上了不公正的冷遇。1976年拨乱反正后，钟老多么兴奋地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然而，计算一下所余无多的时光，思索亟待恢复的学科建设，他毅然作出了献身的选择。



有人得知他酝酿已久的著作《女娲考》就差动笔了，就劝他还是去写书，他的回答是：“我愿做培花的泥土。”有人劝他抓紧写个人传记、或者出国讲学，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奋笔写下了”“要将秾华饰暮春”、“掂斤论两是庸儿”的言志诗句。他倾尽晚年的心血，克尽厥职，甘为人梯，为着一个志而弥坚的信念：“子女是我们肉体的继承人，学生是精神的继承人。我觉得精神的继承人甚至比肉体的继承更加重要。为着培养精神的继承人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完全值得的。[9]”



宽人克己，是钟老的一贯品格。学生们感到钟老的道德文华如泪泪清泉，取之不竭，则来自钟老本人的异常丰富的内心涵养、高尚的精神境界和严谨勤奋的传统作风。论为人论学，钟老最恨追名逐利，弄虚作假，摆地摊儿，当商贩。他说，做学问不同其它行业，要坐得住冷板凳，自甘寂寞。许多人生诱惑都要摒弃，就好像当和尚。他还幽默地把学者比做冬天的松树，靠着脱落满身的青枝绿叶来保证主干的生长，这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信条。夫人陈秋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追述，他们30年代留学东京时，遇到一次强台风，到钟老晚上从学校回家时，满街的电线杆和树木都被刮倒，他进门便问：“白天出了什么事？”原来他只顾专心地在图书馆里看书，竟然对外面发生的台风灾难一点也不知道。



禀性难移啊。钟老这种个性到晚年也改不了。1979年唐山大地震，北京受其影响余震不绝。钟老晚上跟别人一样钻地震棚，白天照样独自爬上六楼的教研室去看他的书，摇他的笔。一篇文稿写罢，必交同事弟子传看。凡有合理意见，一定修改。作家秦牧因此感叹：“一个人参加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活动，从青春时代到80高龄，60年如一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在风和日丽的时候这样做，在艰难竭蹶的日子里奋发如常，那是很不简单的。能够这样做的人……他在某一学艺领域，终然会卓然有所建树，这是不言而喻的。钟敬文教授，就是在我们的时代里，具有这种卓越精神的学人中的一位。[10] ”



老友启功教授，一向达观诙谐。他不无爱惜地送了钟老一个雅号：“伟大的书呆子”。作为同样饱经沧桑的莫逆知交，他了解钟老事业的痴醉，了解钟老在精神追求上的认真与执着。



如果说，身正为范、学高为师，是钟老从事教育事业的突出特点；那么，他的治学态度与教学态度的统一，尤其是他对执行教学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强调正规训练，更加完整地体现了他教学风格的独特风貌。



钟老自40年代起的主要教学对象是研究生，当时半个多世纪，他亲手带出的研究生己为数可观。他因此对培养研究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经常说，研究生是高校教育中的高层次人才。研究生的培养，是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一翼。就某一学科专业来讲，它有益于提高学科的地位，扩大文科的影响；就整体情况来讲，它关系到全民族科学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他对自己的研究生是“严”得出了名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坚持把德育培养与专业教育相结合，让研究生们一丝不苟地接受正规训练。



〈一〉读书训练。要求系统学习，掌握学科体系。传统治学，讲究全读书目为第一门径，钟老认为这是对的。入学伊始，为研究生开列书目和指定参考资料，是他事必躬亲的事。与传统不同的是，他要求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与方法，掌握学科体系出发，按照学科的系统，通过选书、读书和用书3个步骤，来完成这项基本的科学训练。钟老也要求研究生树立方法论的意识。他经常当着研究生的面，引用苏东坡的比喻，说方法好比丝绳，铜钱好比材料。古人用丝绳穿铜钱，铜钱就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成串拎起来；否则，没有丝绳，那铜钱就散成一片。这好像看书写文章，只是堆砌材料而缺乏逻辑的概括。他指出方法论有三个层次，即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方法，一般文艺学的方法和适用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特殊方法。他告诉大家只有在脑子里刻上了方法论杠杠，读书治学才能有出息。他同时提醒大家留神那盯着一本书的人，指出对重要的理论著作和典范作品，就是读上二三十遍也不为过。读过书，还要会讲书。他定期组织研究生汇报读书心得，彼此切磋观点，启发他们消化书籍内容，提出个人独立思解，学会六经论我，提练思想，增强概括能力，将读书意识转化为研究意识。



〈二〉科研训练。钟老把培养研究生的重点，放在训练他们的科研能力上。首先，他要求研究生们树立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那种“为人类而工作”的高远理想和科学工作精神。其次，是指导研究生学会在学科的科学史中选题，即通过了解对象的历史形态，总结以往的理论遗产得失之后，来确定个人研究的起点。以保证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体系价值、或具有推进学科事业发展的现实作用。选题还要视所掌握材料的数量、质量及个人能力结构而定，宜小不立大，宜精不宜泛。再次，是对研究生进行使用材料的训练，告诉学生，研究的过程与表述的过程不完全是一回事。一篇论文没有必要把研究阶段看过的所有书籍材料和思考过的全部问题都写出来。它只能按照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顺序，运用典型材料，将自己的结论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最后得鱼而忘筌，形成个人独立的科研成果。



〈三〉田野调查训练。田野作业能力，是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者所必备的专业素质。钟老一向不赞成研究生只做书斋学问，主张他们深入社会实际生活，通过实证观察、采风，来认识学科的性质、范畴以及自身的使命。1982年春节，钟老79岁高龄，仍带领研究生和教研室全体教师到北京远郊延庆县，参加民间花会调查。在当时尚未大规模开展普查搜集工作的情况下，这次远行，即使大家采录了生动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第一手材料，也训练了大家的田野调查基本功。这两年，钟老年事克高，不益远足，就带着研究生时常到学校附近的集贸市场去转转，让他们观察这里的商幌市声，体验这里的风土人情。逢年过节，放风筝、赶庙会，他也提醒学生适当安排时间去走一趟。教研室的师生们都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专业没有寒暑假和节假日，越是放假、过节越忙。钟老为了搞好这项事业，真是到了呕心沥血的程度。”



四、一代宗师 天下桃李



历尽70年的寒暑春秋、风风雨雨，钟敬文先生终于为祖国的民艺教育事业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园丁之路。



如今，他的学生巳遍布祖国的四面八方，多数人成为活跃在各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专业骨干。许多人被晋升为副教授、副研究员或教授、研究员，有的还成长为中年一代的博士生导师。



著名的民间故事学家许钰教授，著名当代民俗学家张紫晨教授，翻译家、特级教师连树声先生，中原神话研究专家张振犁教授，民间文艺学家屈育德副教授，民歌研究专家陈子艾副教授等，都是他在今天学界已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及门弟子。他近十几年来培养的青年一代硕士、博士研究生，目前也都活跃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为巩固和发展老一辈专家学者所开创的民艺教育科研成果而努力奋斗。



钟老所培养的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及访问学者，也已带着对钟先生的深深崇敬和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传播着中国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影响。



1983年，在为“庆贺钟老从事民间文学教育事业60周年”举行的纪念会上，周扬同志曾代表中国文联领导高度评价钟老：“中国是个大国，是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这个历史和地理的条件，就赋予了民间文学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但是，“在我们中国搞文艺工作，特别是民间文学工作，能坚持下来的不多，钟敬文同志在这方面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作出了显著成绩。”“所以，像钟敬文同志这样搞民间文学的，在中国是‘稀有金属’”。“钟敬文同志是毕生坚持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像他这样的人，中国能有几个？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应该向钟老学习。[11]”多年来，钟老多次荣获教育战线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受到了党和国家的一再表彰。



钟老现在在想什么？他为自已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知难而进”，下联是：“除死方休”。他说，他还要奋力向前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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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读升学》，刊载于《光明日报》，1954年6月27日。
[2]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出版。
[3] 见《民众教育》季刊2卷1号，1933年。
[4]《前奏曲》，见《艺风》第2卷第12期，1934年10月。
[5]《民间艺术专号》序言、《民众教育》月刊5卷4、5期，1937年。
[6]参见《略谈民间故事》、《民间文学》1955年10月，《人民口头创作在民众生活中的位置和作用》1958年，收入《民间文艺读薮》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7]杨济安《香港达德学院时期的钟敬文教授》，《达德学院建校四十周年纪念专刊》，1980年出版。
[8]《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群言》1987年第8期。
[9]《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群言》1987年第8期。
[10] 《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
[11] 周扬《继续发展民间文学事业》，《民间文学论坛》1983年第3期。



(转自口头及非物质遗产博客http://oral_tradition.blogercn.com )

nanwan

敬文讲堂：谣俗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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