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儒家历史编纂学的“创世纪”
刘宗迪
《尚书》是五经之一,历来为儒家奉为圣书,其首篇《尧典》,因标榜尧、舜选贤禅让、任德使能、教化天下的德政故事,因此更受历代读书人的推崇,其中所记故事也历来被视为唐、虞盛世的真实史实。不过,自有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出,《尧典》的伪史和神话底蕴已经暴露无遗,顾颉刚的一系列著述,从这篇文献的思想渊源、历史背景、成书年代、材料来源等等多个方面,点破了它的造伪痕迹,揭示了其神话实质,为后人摆脱儒家思想的局限、正确理解这篇文献的历史内涵奠定了基础。这里只是想沿着顾颉刚相关研究所开启的话头,进一步就《尧典》叙事的神话结构略作钩稽,借此说明《尧典》一文在儒家历史编纂学中的“创世记”地位和神话底蕴。
顾颉刚指出,中国古代关于华夏古史的记载,其说越是晚出,其所追溯的古史年代越是久远,其中的先王辈分也就越高,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就是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譬如说,在西周文献中(《诗经》、《周书》等)提到的最早的帝王是禹,到了春秋文献中(《论语》等),禹之前就有了尧、舜,而到了战国文献中,伏羲、炎帝、炎帝、祝融、颛顼、少昊等等古圣先王就更加层出不穷了。不同时代的学者,都根据他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现实需要、知识水平和现成的材料重编故事,其历史编纂学中的开辟篇章也就因时而异。《尚书》列儒家五经,其中的首篇,即虞书《尧典》,并非像同书中《周书》诸诰、诸谟那样可能源自原始的朝廷典章文献,实为春秋战国之交的儒家知识分子根据他们的历史知识和政治理想所编造的“古史”,由于这一篇被作为《尚书》这部“上古之书”的开篇,因此,可以将它视为春秋战国之交儒家历史编纂学中的“创世记”(正如《史记•五帝本纪》只能视为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受到了黄老学派和儒家学派双重影响的华夏历史“创世记”一样。)
人类总是对世界的来历和各种事物、制度的起源充满了好奇和疑惑,因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记,用以解释天地宇宙、世间万物、人间制度等等的起源和意义,比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希伯来圣书《旧约全书•创世记》、中国彝族的《彝族源流》、纳西族的《创世纪》等等。由于世界万物的来历远非人类有限的智慧所能及,由于古史岁月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渺茫难知,因此,此种追本溯源的话头往往充满了大胆的揣测和狂放的想象,荒诞无稽,虚妄不实,因而才成其为“神话”。各民族的创世记尽管风致各异,但其基本内容和结构却大同小异,就内容而言,都对天地的开辟、日月星辰和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的起源、人类的诞生、自然和社会秩序的来历等等源头性问题津津乐道,就其结构而言,各民族史诗基本上都具备下面几个顺序展开的关目:创世:混沌初开,创建宇宙秩序——崩溃:因为种种原因,宇宙秩序造到破坏,初步建立的宇宙秩序陷入崩溃——二度创世:被破坏的宇宙秩序得以重建——建立人间秩序:在自然秩序重建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社会、家庭等人间秩序(这些秩序往往就是为各个社会所实施和维护的一些基本的传统制度,这些制度借此神话得以辩护,神话因此得以与现实生活实现了“超时空穿越”)。
对于本文所论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各民族创世神话中,世界往往都要经过两度创造,即最初开辟的世界因为某种原因(洪水、人类堕落或莫名其妙的原因)而毁灭或陷入混乱,复有神明或英雄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重新缔造世界,恢复一度陷入混乱的世界秩序和人间秩序,从此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这个天地各居其位、诸神各司其职、万物各安其命、制度井然有序的现实世界,是谓神话学所谓“二度创世”。
二度创世往往涉及前后相及或不相及的两代神,前一代神是开辟者,从混沌鸿蒙中开辟天地,比如《吉尔伽美什》中的恩利尔、《旧约全书》中的耶和华、希腊神话中的乌诺洛斯、长沙子弹库帛书中的伏羲和女娲(?),后一代神是重建者,致力于重建被破坏的世界,如《吉尔伽美什》中的马杜克、《旧约全书》中的诺亚及其后代摩西,希腊神话中的宙斯,长沙子弹库帛书中的共工、四子等神。
世界的毁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由于人类的繁殖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世界的崩溃,或者是由于人类狂妄自大不把诸神放在眼中导致了诸神的震怒,或者是人类道德堕落引来了神的惩罚……,但在很多民族的神话中,导致世界毁灭的最直接原因,或者造物者用来毁灭世界的最常用手段,往往是洪水泛滥,因此,洪水神话以及洪水后人类再造故事就成为一个流传极为广泛的神话母题,成为很多民族的创世记中引出二度创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叙事环节。
基于以上所述,再来看《尧典》在儒家历史编纂学中作为创世神话的意义也就昭然若揭了。
下面,我们不妨按照《尧典》的叙事顺序,对其中的各环节与创世神话的构成一一对比分析,以呈现出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1.尧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东、南、西、北四方,各司春、夏、秋、冬四时,钦顺昊天,敬守民时。
——四方和四时,这是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最基本环节,而时间和空间又是世界的基本秩序,因此,这一节实谓天地秩序的建立,亦即宇宙的开辟。
2.不知因为何故,尧的世界突然洪水泛滥,“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四岳先后向尧推举共工和鲧治水,均以失败告终。
——这是创世神话中典型的环节,即洪水毁灭世界。
3.洪水未平,四岳向尧推举出自民间的舜。尧对舜进行了一系列的考验,如“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之类,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作贴身考察。
——在神话中,一个力挽狂澜的英雄要出世,首先是要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考验的,而尧下嫁二女于舜并出各种难题对舜进行考验的故事,又隐隐可见民间故事中常见的天女下嫁母题和难题求婚母题的影子(参见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创世神话中的二度创世之神也往往首先要经受一系列艰苦的考验,以证明他在道德上或能力上能够胜任这一重造天地的重任(如《吉尔伽美什》中的马杜克,《旧约全书》中的诺亚。)
4.舜通过考验,选吉日良辰,承受大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而舜上任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巡守四岳,每至一岳,即“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我在《失落的天书》一书中指出,舜巡守一段,与前述羲和观象授时一段相比,尽管乍看之下在字面上大相径庭,但两者在结构和内涵上却如出一辙:羲和分别在四时分赴四方,舜也分别在四时分赴四方;羲和的任务是观象授时,舜之巡守,所做的主要的事情,其实也是观象授时:“肆觐东后”是观察太阳(“东后”不是东方诸侯,而是东君,亦即太阳),据其方位以确定时节;观察太阳的方位需要根据地面参照物,上一句“望秩于山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观察太阳的目的是为确定季节,协调历法,下一句“协时月、正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舜之巡守四岳,其实也就意味着四方和四时秩序的重建,也就是重建被破坏了的世界秩序。舜,就是二度创世的神或英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巡守四岳”的记述之后,有一句“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显得很突兀,尤其是“浚川”一句,尤其显得好没来由,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本来长篇大论地说着巡守的旷世大典,何以突然转到了水利工程(“浚川”即疏浚河流)?如果说“肇州”(划分各州的疆界),“封山”(选择几座大山作为地望)跟巡守还沾点边的话,“浚川”(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则无论如何也无法跟“巡守”挂上钩。实际上,所谓“浚川”,就是治水,治水虽非巡守题内应有之义,却是创世叙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尧典》在此点出“浚川”一语,正是为了照应上面的洪水故事,但《尧典》于此对于治水仅仅用“浚川”二字一笔带过,与上文对于洪水泛滥的极力渲染又颇不相称,则流露出了《尧典》作者在历史编纂学上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尧典》于上文既已言洪水,即意味着天地秩序之毁坏是因洪水所致,根据上下文关系,四岳之推举舜,显然是承上文洪水泛滥和共、鲧先后治水无功而来,所以按照这一文本脉络,舜上台后显然必先有治水之举,然后才能谈到天地秩序的重建。舜不治水,不但无法向尧和四岳交待,更无法向读者诸君交待!但《尧典》此处却又不敢大肆标榜舜治水,因为水为禹所治,地是禹所平,这一故事在《诗经》、《山海经》中就已经付诸歌咏和记载,可见其说早已广为流行,妇孺皆知,因此谁也不可能再把治水之功加在舜的头上,舜不可能窃禹之功为己有。但是,若舜不治水,则四岳之推举舜、尧之任命舜,全是白忙活,上文所述将无所着落。《尧典》所面临的历史编纂学的困境是一种逻辑和史料的矛盾:就史料而言,治水者是禹而不是舜;就逻辑而言,天地秩序既然是洪水所败,则要恢复天地秩序就必须治水,治水大业对于舜而言就是“义不容辞”!面对这一两难困境,两千多年前的这位《尧典》作者和我们平常人在遇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况时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就是闪烁其词,欲说还休,他用“浚川”一语,轻轻带过,把一个大大的破绽潦草而巧妙地弥缝一番就算完事,如此一来,既使上文的记述有了着落,照顾了创世神话的固有套路,又不至于因为大张旗鼓地宣扬舜治水而得罪真正的治水功臣大禹。——《尧典》的作者在既有的史料基础上和既定的历史编纂逻辑约束下重述古史时所面临的这番不得不左推右挡、捉襟见肘的困境,就像一个用一堆颜色各异、形状参差的旧布片缝制一件百衲衣的老和尚一样,为了让衣服看起来像样,不得不费尽弥缝拼贴的心思。
5.舜先德(巡守)后刑(制定刑法),依法惩罚、流放了兴风作浪、捣乱秩序的共工、鲧等四凶,重整山河、重建秩序的大功告成,众望所归,因此,在尧死之后受禅为王。舜登基后,重整朝纲,设官分职,任命禹为负责治理水土的司空、弃为负责播时百谷的后稷、契为负责教化百姓的司徒,皋陶为负责刑法的士,垂为负责手工业的共工,益为负责管理草木鸟兽的虞,伯夷为负责宗族事务的秩宗,夔典乐,龙纳言。舜廷之上众贤毕集,众臣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庶绩咸熙”,天下和平。舜在重建了天地自然的秩序之后又确立了政治和人文的秩序。
——在各民族的创世神话中,人间政治秩序和文化制度的建立,大多被归功于二度创世者,如在希腊神话中,创建奥林匹斯山神殿的是宙斯,而奥林匹斯万神殿的秩序无非就是人间社会秩序的投影。先天地秩序,而后人间制度,这大概正好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自然(天地万物)先于社会而存在,自然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因此,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自然秩序也必定是在社会秩序之前就已确立,实际上,所有所谓自然秩序,比如时间、空间、万物的类别和用途,都是人文化成的结果,都是人类所建立,都是人类从其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出发对自然的安排和想象。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尧典》的创世神话底蕴可谓昭然,可以说,《尧典》就是儒家历史编纂学中最早的创世神话版本,而前人之所以一直对《尧典》的神话性视而不见,相反却对其历史性深信不疑,除了被因为流传了两千多年而根深蒂固的儒家历史观麻痹了判断力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由于《尧典》的作者在运用既有的史料编造这个华夏历史开篇时上下其手,遵循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诲,将其所用材料原本具有的神话色彩涤除殆尽。《尧典》一文貌似平实的历史叙事表象,不仅蒙住了人们的双眼,也跟历史打了一个大大的马虎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