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谁能救救她，我的爱人
王善民
当我写下这题目的最后四个字时，我已忍不住泣不成声。结婚三十二年了，向别人作介绍时总是说“这是我家属”，或者说“这是我妻子”。只是到了此刻，她卧床三个多月，重病垂危时，我才痛彻肺腑地感到她是我的爱人，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女人，也是我这一生中最爱我的女人。
她嫁给我前一年，我二十五岁，在那个小山村中早已过了“说媳妇”的年龄。我父亲是当地知名的老中医，一生耿直善良，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却因说了几句今天看来不能再真实的实话被打成右派，全家被赶到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备受迫害。而我，本来是要被母校保送上一类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梦想被粉碎，回到山村，作为“黑五类子女”，被打入了莫言所说的“第十九层地狱”。那年月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儿子是很难娶上媳妇的，哪个女孩子愿意眼睁睁往火坑里跳呢？就在我对找媳妇已经绝望的时候，一个好心的媒人给我介绍了她。
她那年二十一岁，正是一个女人春花般娇艳的时候，而她又是她那个村子出名的俊女孩，就是现在，看过她当时的照片的人，也没有不说她漂亮的。这样的条件，在当时的农村常常能嫁一个“吃公家饭的”，至少也能嫁个当兵的。周围的人自然没有一个赞成她朝火坑里跳，可她却不顾几乎所有人的反对选择了我。结婚后我曾问她为什么，她开始时微笑着不说，后来才说她从小没机会上学，就想嫁一个有文化的，并且一见面就觉得我是个好人。
记得结婚那天是1974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一，天上飘着小雪，木头大门上那副“喜有香车迎淑女，愧无旨酒宴佳宾”的对联和“白首如新”的横批在雪的映照下分外红艳。天很冷，就在寒风和飞雪中我们跪在山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拜了天地，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面，可就是这一跪，她把一生交给了我。
婚后的日子自然是甜美的。
因母亲去世早，我学会了缝纫。婚后，我用聘礼中最贵重的一块布料——浅红花“的确良”布给妻做了一件上衣，妻的眼神里溢满幸福，常常穿在身上。不久，我到三十里外的母校“代课”，每周六回家，绕过山头就会用眼睛在家乡那片黄土地上寻找那件浅红上衣，寻找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子。早晨，我喜欢和她在一个盆里洗脸，握着那双一天到晚干活仍然柔嫩的小手，我心中满是感动。
婚后的日子也是苦不堪言的。
1958父亲被划成右派，眼看着父亲备受打骂和侮辱，母亲忍受不了患上心脏病，46岁就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时我的小妹妹还不记事。妻嫁我那年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学。80多岁的奶奶要人照顾，60岁的父亲在文革中被打伤又长期卧病在床。21岁的妻子一进这个家门就成了七口之家的主妇，一天两次下地劳作，回家来洗衣做饭，还要照顾两个躺在床上的老人。我一周五天在外，家里就她一个人撑着。一年后我的白发祖母辞世，之后103天我受尽折磨的父亲又含冤而去。而就在父亲去世的当天我儿子出生，相隔一年多又生了个女儿。不久，分田到户，七口人的责任田她一个人种。还要供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上学。“嫂子”、“妻子”、“母亲”三重角色压在一个仅仅二十多岁的女子身上。两个弟弟上学都要带煎饼，妻起五更抱着磨棍推磨，到天明要烙好一大摞煎饼。白天，怀里抱着一个、身后背着一个孩子下地干活。那时我虽已正式成了“公家人”，每月工资29块5，除去吃盐买火还要给弟弟妹妹交学费。妻干一天活回家来，长远的饭食是地瓜干煎饼加咸菜，一个人带着俩孩子躺在床上有苦没人诉说。这样的日子里，流过多少泪水和汗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而我，起初每周六、周日还能回家帮她干一点活，后来又患上严重的肺结核，大口吐血；后来又患上鲁南独有的地方病“乳糜尿”，骨瘦如柴，长期住院。
现在想起来都后怕的那种苦日子熬了近十年，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终于都成家立业，她也总算“沾我的光”离开那片黄土地当上了“城里人”。可我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自始至终没能帮她找一份正式工作。靠我一人工资吃不上饭，开始，她在一家糖果厂，工作是把一粒粒糖块手工包上外面的纸，包一斤挣二分钱。后来，在炎热的夏天坐在街头卖“灭蝇纸”。再后来，我成了作家和一家杂志的编辑，她才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被照顾进我所在的单位看传达。看传达要收发报纸信件，没上过学的妻子硬是记下了常用的报刊名和人名。而当单位工作人员工资都升到了一千五六的时候，她一月才能挣120元钱。就是这样一份工作，她也很满足了，她认真地工作，永远善良而真诚地笑着和我的同事们相处。除此之外，依然是承担着全部家务和接送孩子上学。不管家里的事再多再苦再累，她从不让我分心，只让我全心地工作和创作。她对我怀着极大的信任和希望，总认为我一定会写出好的作品，特别希望能看到我写的电视剧上演。可是我先是办杂志从单位到家里，一天到晚接待者；后来又发动和领导了我们地区的民间文学抢救和研究工作，很少能静下来从事文学创作。只有一次让她高兴的，就是一部中篇小说在台北《联合文学》获了首奖，那是1993年，奖金汇来后，她支持我买了部当时算是最好的电脑，让我成为同事中用电脑最早的一个。她不识字，但只要我写过的片纸只字，她都会整理好，仔细保存着，唯恐丢失。我是生活中的低能者，不仅日常生活全靠她照顾，甚至文具稿纸放下就忘了地方，用的时候都是她为我找来。
我患有心脏、肾脏、脑动脉、肝胆等多种疾病，没有一年不住院，而且躺在医院仍在工作，这时更忙坏了我的爱人，她要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还要一天三顿给我送饭。可她再苦再累从没有心烦过，只是加倍地心疼我、关爱我。
我的爱人天性善良、宽厚，而我却不仅多愁善感且易于冲动，在外碰到不顺心的事忧伤和生气是常有的，每逢这时，她总是劝慰我想开一点，多站在别人的角度上想想。“人家也不容易”，“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这是她劝我时常说的话。
我的爱人乐观、豁达，她虽很少同人家说笑，但一个微笑，一句理解的话语常常给别人带来快乐。
她虽没文化，却异常地聪明，生活中许多小小的难题，她总会很快想出办法，比如去年在京时新租的一家房子里缺少家具，我正发愁，下班回来一看，她找来看来没有任何用处的木板、纸箱等，做出了我非常实用的书架与电脑桌。“愁什么，这样不就行了吗！”常常会听到她解决一个小难题后快乐地这样说。
就这样在前十年的饥寒交迫之后，简单而忙碌的日子穿梭般地又流走了十年，妻的鬃角上过早地出现了几丝白发，而我还是很少去关心过她，更没有帮她做过一次家务，只顾忙自己的工作。
2001年，我应邀参加中国民协领导的“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先是到省城电视台做一个大型纪录片的民俗策划，后来又到北京帮助复刊了一本中国唯一的民间文化研究的纯学术杂志，任主编。一眨眼又是五年，其中三年的时间我独自在外，把家整个地扔给了她。这期间儿子结婚、女儿出嫁大多事务都是她操办的。等到儿女各自成家后，她的头发已白了一半。其实儿女成家后的两年，她完全可以跟着我到外地生活的。可那两年在济南，因电视纪录片资金不到位，没有给我生活补助，全从家里带钱，妻不忍心丢掉她那份每月120元的“传达”工作。所以后来在这场重病中她才告诉我“一个人在家时几乎没有好好地吃过一顿饭，每天都是凑和着过”，我听后心如刀搅，愧悔交加。
也许是我真的老了，也许是一个人在外时间太长了，等妻子跟我来到京城时，我心中突然涌起了新婚时的那种感情，这是我们夫妻最甜蜜的两年，早上或中午，我常常陪她一起去买菜，晚饭后，我会紧紧拉着她的手一起散步。妻对我的变化开始感到不习惯，甚至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涩。后来好像真实地感受到了这迟来的爱，她也会在京城那川流不息的人行道上紧紧挎着我的胳膊，叫我一声“亲爱的”。也就是在这两年中，女儿家和儿子家先后生了孩子。一年的时间，她做上了姥娘又做上了奶奶。下一代的出生更加深了我们俩的恩爱，我们会常常在一起谈论关于外孙和孙子的话题，偎在一起看电脑上传来的两个小家伙的照片和录像。可同时，她的劳累又开始了，先是去照顾女儿生孩子，后来又去照顾儿媳妇坐月子。
就是孙子出生前后的两个月，从来很少说累的我的爱人，常常说“我很累”、“我为什么这么累呀？”可她依然十分疼爱儿媳，忍着疲劳极力给儿媳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好吃的。只是在电话中告诉我说她太累。
2005年9月初，我出差去四川，返回时绕道上海把我的爱人接回北京。一是我真的想她，这种思念只是新婚时有过，而后来的三十年中很少再有的；二是趁着儿媳产假未满，我想接她回来休息几天；三是三十年中我对出差在外自己生活已成习惯，可近一年夫妻俩在一起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惯坏了我，离开她我吃不好睡不好简直苦不堪言。
在北京，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快乐的日子。我们一起去慕田峪长城，看着眼前的千山万壑，她高兴得像个孩子。虽然苦日子过惯了，对买她认为我需要的东西，比如电脑、数码像机她一点都不心疼，可对她自己仍十分节俭，一百元以上的衣服舍不得买一件。我们一起外出，她总是背着凉开水，说花几元买矿泉水不值得。我们一起游植物园那天，她已经感到疲乏，可仍背着水。植物园里有曹雪芹故居，相对于少得可怜而且真伪难辨的展品，门票确实不菲，可我的爱人知道这里对我的职业和爱好的意义，她极力劝我看看，而她为了省一张门票说什么也不肯进去。
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儿媳妇产假满了要去上班，她必须过去看孙子。10月21日晚，我送我的爱人去上海。我心中涌起只有热恋中的情侣才有那种离愁别绪，竟然不敢等到看列车启动就匆匆离开了月台。
爱人到上海后不久，告诉我嗓子痛、口腔发炎，我只是以为她太累，上火，让她自己买些药吃。十一月底因发烧不止才去东方医院诊治，没想大夫连血象也不查就诊断为牙周炎，此后几天便躺倒在床。12月1号打电话，她说话已很费力，却还执意不让我去，怕我长途坐车劳累，说她不要紧的。当晚我坐上南下的火车，12月3号，这隐藏着巨大灾难的一天来到了，我的爱人在上海瑞金医院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并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要求赶快进急诊室抢救，然后第一个月准备10万元争取尽早办理住院。
我只觉得是一场噩梦，天和地骤然都改变了颜色。我的妻，我的善良宽厚、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爱人，怎么会得上这种病呀！
我该怎么办？一个穷了一辈子的书生，虽然目前头顶的名誉已经很多，可是工资却依然很少，并且刚刚还清几十年欠下的债务，哪里可能有积蓄？10万元对来我说已不亚是天文数字，更何况医生说仅仅是头一个月，如果有幸能得到缓解，此后要连续进行三到五年不断的化疗，或者进行骨髓移植，不管怎么说，再少也需要四五十万。这些钱哪里去筹？
虽然医生告诉诊断结果时避开了我的爱人，可她从我的神色上还是猜出了她的病。她从电视上知道这种病的难治和花费的惊人，就平静地告诉我：“我知道我得了白血病了，不要给我治了，咱家刚刚还清账，我不能再让你背上一身债。”我再也控制不自己，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只好骗她说：“你不是白血病，是败血病，医生避开你是因为你现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抢救。但这个病是能够治好的，只要你坚强。你要是不治，我也活不下去了，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山东，哪个家我也进不去，因为到处都是你的影子，那我们就只能一块儿走了！”
就为我这句话，妻子决定接受治疗，她哭着说“为了你再受罪我也一定要活下去。”但她不同意在上海，说花钱太多。儿女也同样没钱，在陌生的大上海，我也没办法筹出10万元钱来。只好在连续抢救性治疗四天后转回了山东老家。
病中的妻依然时时关心着他人。她的脸上挂着比平常更多的微笑。微笑着对每一个来到她面前的医生、护士说“谢谢”；微笑着对来看望她被挡在玻璃门外的亲友们点头致意；就在高烧到四十多度的时候，她依然微笑着对守在她身边的人说：“别着急，我不难受，烧烧退退是很正常的，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去麻烦医生。”看着强忍病痛硬撑出来的微笑，看着她咬着牙强忍剧痛一声不吭，我时时刻刻如乱箭穿心。我心中堆满悔恨，恨我自己平时只顾工作很少关注过她的身心。我的心被悔恨与心疼双重折磨着，回到山东不久就开始大口大口吐血，看着殷红的血我的心生出绝望。我一遍遍在心中祷告，祈求上帝把这病转到我的身上，只要让我的爱人好起来，我宁愿去死。
惨无人道的化疗开始了。那些或者鲜红或者暗蓝的药水看着都让人浑身发冷。那些药在滴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渗漏到血管外，附近的肌肉很快就会烂到骨头。不知是什么人发明了这种疗法，这样剧毒的药物流进心脏、流遍全身，血液中所有的细胞不管好坏一律杀死。一个疗程下来，血中几乎只剩下血浆，抽血化验时看到的只是淡红的血水。红细胞是负责运送氧气和能量的，白细胞是抵抗病毒细菌侵入的卫士，血小板是负责在出血时凝固止血的。化疗之后，这三项指标都接近于零的时候，空气中任何一种菌毒都可以造成致命性感染，任何一个地方出血都将无法止住，整个人更没有了丝毫力气。直到这种时候，直到看到这时的病人，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奄奄一息”，什么叫“命悬一线”。
从各项指标被杀下去再恢复起来，这一个疗程不到一个月。这一个月陪在她身边的我也等于被杀死了一次。看着只剩下微弱的呼吸、抬抬手都没有力气的爱人，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助，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无助”啊，只觉得我的心碎成了一片一片。整个心脏部位撕裂般的痛。
第一个疗程结束了，检查结果完全无效，医生决定提前进入第二次化疗。这次化疗使用的药物更毒，七天的针刚打完，白细胞就降到了0.37，血小板降到了零。
我的爱人始终是坚强的，即使从昏迷中醒过来，她的第一句话还是：“我不要紧，不难受，你们不要紧张，要好好吃饭。”为了能好起来，她只要不是高烧昏迷，就坚持吃些饭。看到她最虚弱时放到嘴里一小口馒头却没了咀嚼的力气，只好再抠出来时，我再也忍不住，跑到一边全身抽动无声地哭了一场。
第二个疗程的血象上升期到了，这次白细胞上升得很慢，而病人的力气恢复的很快。妻爱干净，对躺在床上大小便无法接受可又无可奈何，当力气恢复到能被两个人架着上卫生间时，她高兴得不得了。那有限的几天里，每天早上醒来，第一句话她总是快乐地对我说：“早上好！亲爱的！”仿佛她没有病，马上就要起来为我去做早餐了。晚上，听到不远处的广场上传来的音乐，她会快乐地说：“亲爱的，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到时候你拉着我的手到那里去散步。”
医生从各种迹象上也估计说，这次即使不是完全缓解也会部分缓解了。近十天的上升期对我来说比十年都漫长。我的心被希望和恐惧交替切割着，害怕又希望化验结果早一天出来。这期间先是她的生日，后是春节，接着是我的生日，这三个节日对我来讲都是百感交集。这三天，儿子、女儿两家带着孩子都来了，一家八口聚在病房里，虚弱的妻子依然带着甜甜的充满爱的笑容，我们也尽力地围着她说笑，让孩子叫姥姥，叫奶奶。可我的心里只觉地满满的都是恐惧和泪水。
农历正月十六，公历2月13，刚刚吃过我的生日蛋糕，骨穿的结果出来了，病情依然没有丝毫缓解。而就在前两天，病房里接连“走”了两个同样的病人。巨大的恐惧撕咬着我的心，再也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我无法承受我的爱人同样从这里“走”出，我必须送她到全国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为她治疗。可钱呢？钱从哪里来呀！从上海回家后亲友们或借或赠的十几万元马上就花光了，而上北京治疗最起码也要先带十几万呀。但我下定了决心，倾家荡产、磕头求告也要为我的爱人治下去。亲友们应该说对我很好了，可靠工资吃饭甚至家中还有下岗待业的，又能帮我多少呢。就这样五百、一千地又借了几万。出于我是“国家级学术杂志《民间文化论坛》主编”、“第六次全国文代会代表”、“市级拔尖人才”、“行业带头人”、“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为抢救地方民间文化和全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做出了突出贡献”等等，市民政局破例救济了几千元。中国民协的领导送来了一万元，还有一位市领导对此十分关心，带着电视台摄制人员到病房看望，并且动情地说：“你为我们市、为国家所做的这些贡献都是靠了你爱人的支持，如今她病倒了，我们都十分关心。”试图通过节目播出得到企业界或者有钱人的一点支持。可节目制作好了，却有人说“病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爱人”，结果没有播出。
2月15日，我只好带着东求西借得来的不到十万元把爱人转到北京。可由于沿途颠簸，再加上据北京医生说是在家乡误用激素太多造成肠胃粘膜受损和掩盖了已被感染的病情。入院当天晚上大便大量出血，第二天因停了激素早就应该出现的高烧骤起，第三天做CT显示大面积肺部感染。再用激素必然继续出血并且加重感染病灶，不用激素由于已形成的激素依赖，别的药已退不下烧来。我可怜的爱人一边因出血被禁食，一边连续承受着20多天39度以上的高烧，生命真的垂危了。可她在高烧之中依然念叨着：“我不要紧，会好起来的，你们要好好吃饭，尽量休息，别累倒了。”
看着她那双善良而充满希望的眼睛，我的心前区每天都在撕裂般的疼痛之中。
当医生知道我钱都是借来的，并且再借十分困难时，劝我放弃治疗。可面对把一生交给了我，为我受了一辈子苦的爱人，面对危在旦夕还时时关爱着别人的坚强的妻子，我能放弃治疗任凭病魔把她夺走吗？不！我流着泪对医生说，只要我还活着，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我绝不放弃治疗。
可钱呢？由于对出血和感染的抢救，使用了大量比较昂贵的药物，带来的不到十万元很快就用尽了，继续治疗下去怎么着也得四十万元，这些钱哪里去借？而我自己的脑血管病、肝病、胆病也一齐开始发作，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我的爱人一辈子善良宽厚为别人做了那么多付出，我一生拼命工作，尽力帮助别人，为什么偏偏遇到这场大难！难道我只能和我的爱人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了吗！！谁能救救她，我的爱人？谁能救救我！！
（作者王善民，笔名山民，原为山东省枣庄市文联一级作家，现借调北京任《民间文化论坛》主编，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联系电话：13141393069）
（小竹子按）王老师的银行卡号：
中国农业银行
户主名：王善民
卡号：62284 8001 00045 04519
[ 本帖由 小竹子 于 2006-4-15 23:48 最后编辑 ]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6-4-15 14:10:13
提升卡
沉默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06-4-15 14:3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