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县和邹县人为什么忌讳称作“神仙”

虎夷

在滕州当地的方言中，存在着许多因传说故事而形成的讳语。有本地的“土产”，也有从外地引进的“广货”。关于“神仙”的讳语，便是近年引进的一例。
前两年，有位在某单位当办公室主任的朋友登门造访，询问：为什么滕州人忌讳称神仙。我知道他不是研究方言的，也不是民俗学的爱好者，猜想肯定是事出有因。就反问他：怎么想起来探讨起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便讲了前几天闹出的一个笑话。
原来，他们局长请客，这位身为主任的仁兄伺候局儿。在酒过三巡的时候，局长大人乘着酒力，便又向客人胡吹海谤，夸口自己怎么怎么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这位主任随意捧了一句，说：“局长算得跟神仙一样。”在座有位好事的主儿，是局长的同学，成心要出东道主的洋相，便故意问了一句：“谁跟神仙一样？”他随口答曰：“俺局长”。话音未落，惹得哄堂大笑，四座喷饭。局长当时就把脸一撂，骂了一句：“混帐，谁是神仙？”至此，他才知道说错了话，犯了忌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局长忌讳称神仙。
原先滕县人并不忌讳夸赞为“神仙”，真正忌讳的是邹县人，特别是凫山周围的乡人尤其忌讳。因为，这与发生在当地的一个传说有关。
相传，在凫山北面的某一个集镇上，有一个多情的风流娘们。有一天，这个女人在家中与情夫约会，丈夫突然从田间回来了。她急中生智，在丈夫推门进屋的时候，她便从后面把男人的眼睛捂住了，要他猜猜家里做了什么饭。他不知是计，便辣椒、茄子的数说了一遍。就在这个当口，那位偷嘴的汉子便溜之乎也。见人跑远了，那媳妇才松开手，十分满意地夸了他一句：“你真是神仙！”后来，这个笑话在当地流传开来，“神仙”成了“绿帽子”的代名词，于是人们讳之莫深。
以上的传闻究竟是逸事还是杜撰的故事，外人不得而知。当地民间实实在在存在着这种忌讳和俗语，在上世纪60年代编修的“新志”方言部分中，就清清楚楚地记录下了这则讳语。在70年代和80年代，滕县的方言中，关于“神仙”的忌讳，尚未形成普遍的现象。有关的传说和禁忌，也只是限定在靠近凫山的几个公社（或乡镇）。近年，随着自然经济交流圈的瓦解，与其相应的自然文化圈也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加之社会上笑话盛行，这种故事的引入推广和禁忌的发生，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听完这个关于“神仙”的故事，那位仁兄茅塞顿开，说：“怪不得，俺领导的家就是西乡的，原来他怕有‘戴绿帽子’的嫌疑”。

宜家

   中世纪法国的一出闹剧也讲述了同类型的故事：又瘸又独眼的卢卡斯回到家里，村子里的人告诉他妻子给他戴上了绿帽子，他不相信：“要是她欺骗我，我早就知道了，我的独眼比两只眼睛还好使。”他一进门，妻子就惊呼着迎上来：“好消息！好消息！村子里的人都说你不再是独眼了，你的瞎眼和好眼一样能看清楚。”卢卡斯不信，妻子说：“我真高兴，让我给你示范一下。”于是用小手捂住了他的独眼，问他能不能看见碗橱关着门……情夫趁机溜走。（[法]让·诺安《笑的历史》，第176-17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宜家

约定俗成的隐喻性的话语，作为一种符号，源自群体内部的共同体验。局外人自然懵懂。这种表达群体价值标准的、简化的模本，在传播中还强化着、再生产着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的权力旨趣。局长的反映以及当地人们普遍认同的故事中的道德意义，也许就是话语在传播中文化变形而突出权力阶层利益的结果。难道故事中的女人不聪明吗？让·诺安就这样认为。

施爱东

类似的笑话以前我也曾听过（或看过），我关心的是：
1，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笑话，为什么同是这种笑话，在别的地方没有成为公众笑谈，而单单在邹县得到如此待遇？
2，如果实有其事，为什么发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小插曲会成为全社会的笑谈？
3，让一个名词的显性意义迅速得以改变的内在、外在机制各是什么？这一机制在什么样的条件会由可能变为现实？

宜家

施师兄问得好！第一个问题恐怕只有地方文化的内部持有者才能回答；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就只得专门研究了。它显示的是：民俗在百姓日常生活的使用中获得的现实生命动力。

虎夷

;)与这个笑话相伴的有句俗语：“+++的神仙”。+++是邹县西部比较大的集镇地名。之所以在这个地区流传，是这里的人们都熟悉这个地名。

cocotan

    这是否与“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传播效应有关？
        

虎夷

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过去，乡里人鄙视集镇上的人，认为他们为人处世不厚道，所以称呼集镇上的人为“街猾子”。民间流行许多相互漫骂的笑话。这里不排除乡里人有“糟蹋”街猾子的故意。

施爱东

不能简单地以一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是因为乡里人鄙视镇上人的原因。
乡里人没有这种传播能量，能将一个普通故事化为公众话语的能量，应该是来自某一特殊的公众事件，如会议、戏曲表演之类，或是某一具有话语权力的特殊群体。
话语权力显然要有其它权力的支撑才能得以实现。能寻找这样一个支撑点，才是成功的田野作业。

宜家

    我自己有过类似的亲身经历，那是关于绰号的。不过，很好地说明了普通的词语特殊化和公众化生产的过程。
    小学时写一篇动物的作文，我写的是自己家的猪，其中有一句：“它长长的鼻子……”。结果，班主任大笑，立刻以此作为修改的范例，当着同学的面说，应该是长长的“嘴巴”，因为长长鼻子的是大象，于是，又引起同学们的一片笑声。老实说过可能就忘记了，可是，同学们，一般是男生都开始叫我“长鼻猪”，而且一看见我气愤的样子就喊得更凶。后来，我不在乎了，他们再逗我，我就笑呵呵的，该做什么做什么，就当没这回事。结果呢，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他们不再拿这个外号开我的心了。
   在这个经历中，我觉得可能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样的过程：一个普通的词语如何在某一群体中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并激起群体兴趣而迅速传播的。
1、权威阶层代表权力旨趣的判断具有合法性，确立了群体认同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标准。
2、在人际传播中曾激起强烈情绪的事件，形成了群体在类似情境中作出相同反应的共享经验的基础。
3、通过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相作用，不断反复产生和再现与这种事件相关的行为。

宜家

上面的“老实”改为"老师"。
另外，故事（也包括其他一切民俗）提供了公众化话语的资源，继而就和公众化的话语结合，增强了彼此在民间流传的能量。

虎夷

我不同意施爱东朋友的说法，即：乡里人没有这种传播能量，能将一个普通故事化为公众话语的能量，应该是来自某一特殊的公众事件，如会议、戏曲表演之类，或是某一具有话语权力的特殊群体。
单就此事看来，所列以上“应该是来自某一特殊的公众事件，如会议、戏曲表演之类，或是某一具有话语权力的特殊群体。”的因素。均不存在。
在这类小区域的民俗现象产生的过程，行政的干预是苍白的，形不成这末大的能量。语言忌讳源于荤笑话的事例很多，均无公众事件的影子。

淇园之竹

宜家老兄是否深受E·Said的《东方学》之影响？老兄在这里的发言似乎是所谓的意识形态批评，看得小竹子晕头转向，一句话绕了一圈又一圈，到现在小竹子才发现自己弱智之程度。特恳请各位大侠的语言能否通俗一点、平实一点？比如像温柔老师一样……
话说十里不同俗，可以单单研究这个地方独特民俗的内涵（如宜家老兄），也可以研究这个地方独特民俗的形成（如施大侠），等等。这些都不是所谓的话语、权力等可以解释清楚的。依小竹子看来，那个传说浓缩了很多相似的故事，只是一种观念的解释，其可读性是很强的。相信“绿帽子”之类的称呼在各地都有，滕州则形成了“神仙”这一含蓄、温婉、俏皮的说法，是不是与当地的其它一些风俗、观念等等是相互关联的？按马林诺夫斯基的分析，“神仙”这一种称呼不直接伤人，但又起到了讽刺作用，明褒实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好的功用。按弗洛伊德的分析，人总是无意识地在设法满足自身的欲望，即使是通过梦等。女人满足了欲望，男人就戴上了“绿帽子”，为了安慰男人使其心理平衡，女人说他是“神仙”。后来，周围的人都以“神仙”安慰戴“绿帽子”的人。说不定这个男人又给其它的男人戴上了“绿帽子”，如此说来，大家不都成了“神仙”，彼此彼此嘛！但家丑不可外扬，只能在这一块地方使用这一称呼……
呵呵，大家看看小竹子最近学习弗洛伊德学得怎么样？

宜家

淇园之竹教训的是。宜家最近在读几本理论书，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呢！ 害得你也跟着转来转去，实在不该。

虎夷

纠正淇园之竹上面的说法，关于“神仙”这一事象的形成，与“滕州”并不搭界。它形成流行的中心区域在邹西一带，只是后来波及滕州。更正这一点，免得滕州的哥们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