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每月一題】10月話題：在“傳統”與“發明”之間

刘宗迪

一大早上網，就看到惠萍女士每月一題的破題之作，不客氣，先搶個沙發坐。

施爱东

板凳也行。

宜家

地板。

施爱东

劉惠萍 于 2006-10-5 09:20 写道：
當學術菁英們疲於“還原”文化或歷史的“原貌”與“真相”之際，他們或可清醒地指斥哪些是所謂的“偽民俗”；哪些是所謂的“假古董”，然而，百姓日用之學所構成的“小傳統”文化卻依然故我地在民間流動著，影響著廣大的庶民大眾。

与我心有七七盐。

夏天在师大与一班弟兄吃饭时，一个兄弟提到，在广西，某些文化工作者非常热衷参与地方文化建设，这些人不学无术，尽弄一些“假传统”，大大地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我们与这些地方文化工作者根本无法合作。

以下是我当时对该兄的建议：
1，“假传统”恰恰就是“真民间”。
2，不要把这些文化工作者当作学者来看。地方文化工作者本身就是“民间”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学者，他们的工作不是“求真”，而是“求存”“求立”。
3，如果我们自认学者，那么，我们的立场就必须与他们有所分别。
4，他们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我们的合作者。因为我们的立场不一样。
5，学者不必和他们合作，也不应“干涉”他们的工作，而应“关注”他们的工作，关注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是否能够”，或者“如何”成为新传统。
6，只有当我们拉开了与“民间”的距离，只有作为旁观者，我们才不会有感情因素的介入，才不会当局者迷，也才能更真切地认识“传统”如何在民间被阐释、被利用、被创造、被传承。

权以一孔之见，顶一顶惠萍兄的帖子。


[ 本帖由 施爱东 于 2006-10-5 10:31 最后编辑 ]

宜家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关键是哪些“人”来打扮的？
民俗传统若能摆脱任人打扮的命运，惠萍老师的思考是学界必需要做的功课。

宜家

施爱东 于 2006-10-5 10:26 写道：
只有当我们拉开了与“民间”的距离，我们才不会有感情因素的介入，才能更真切地认识“传统”如何在民间被阐释、被利用、被创造、被传承。

师兄高见！

说的有距离的关注，是最理想的状态吧。虽然多数学者不甘于“学得权与术，货与帝王家”，倾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是，要研究这些“真民间”，就必须面对这些文化人，把他们做为研究的对象，“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了。怎样有效地摘除情感的介入呢？有的学者关注地方文化很久，日久生情，为这一地方神话传说溯源正名便成了肩头的责任了。

饿得我头昏眼花，抓住一个话题就乱弹。莫怪我。:shy:先去填饱肚子再说。

[ 本帖由 宜家 于 2006-10-5 10:45 最后编辑 ]

宣炳善

施爱东 于 2006-10-5 10:26 写道：
与我心有七七盐。

夏天在师大与一班弟兄吃饭时，一个兄弟提到，在广西，某些文化工作者非常热衷参与地方文化建设，这些人不学无术，尽弄一些“假传统”，大大地破坏了原有的文化生态，我们与这些地方文化工作者根 ......

爱东兄的几句话说得很好，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的工作，也很难展开合作工作。不过，有一点小弟略申己意，就是对于学界的“伪民俗”一词要慎用。如果到处以这个眼光看去，那么民俗就太纯粹了，但民俗恰恰是不太纯粹的，会混合许多内容。因为许多对传统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想象，关键是这种后人的想象有多少被社会认同。
正如刘惠萍女士也提到要在传统与发明、真实与建构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这是最难的。历史上许多事情都是将错就错的，所以顾颉刚先生的民间故事研究的一个思路才会是不求其真，力求其变。因为真的什么都要从“真”字入手，就很难展开了。因为到处都是附会，到处都是民众的丰富的想象，到处都是地方上的民众情感，所以民俗学者也要对地方情感有一个同情的理解。民俗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许多假的东西也变成大家传承的民俗了，如鹊桥相会，我的研究则认为也有鸦桥相会的，但是现在民众并不认同，这是真还是假？所以关键不在真与假的问题，关键在于对民众的感情与想象的认同与否问题，不认同那就不认同。可问题是学者不认同，但民众却认同，所以，要慎言“伪民俗”一词，有些事情弄假成真，慢慢就会成为地方的民俗的。如果老是否认，那么真是对地方情感的伤害了，当然，有几个民间文化工作者代民众说话，但如果地方民众也认同，这就复杂了。
林继富、王丹先生的《阐释民俗学》一书第十章专章讨论这个“伪民俗”问题，分析很深入。

吕微

前些日子,孙正国兄来约稿,题目是"传统资源转换",实在没有什么想法,却又碍于情面,只得随意写了几句意见,至今想来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但此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就是现在再问我,也仍然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刘惠萍先生又提出来了,而爱东也给出了一个答案,我想爱东的回答有充分的科学立场的理由,我深表赞同.但我又想,还会有其他的答案,其他的立场,其他的理由.
这两天,乘着十一长假,埋头读<纯批>.多年了,下了一次又一次决心,要把这本书啃下了,每次都半途而废,实在太难了.但这次是铁了心,再不拿下是不行了.不说<判断力>,单说<纯批>和<实批>,康德构造了两个世界,我自己关于"事物性质"和"事情意义"两个世界的说法,康德早就说了.康德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两个世界应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如果说性质世界的判断标准是"真",那么意义世界的判断标准则是"善",因此,用性质世界的标准"真"来判断意义世界,那一定摸不着头脑,而用"善"来判断意义,则意义之高下自见.
所以我想,如何面对当前"发明传统"的热潮,重要的还不是民间如何?地方如何?而是我们自己如何?我们首先要对我们自己的判断力进行一次批判的检验: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如何做?

summer

xuanbingshan 于 2006-10-5 11:33 写道：
爱东兄的几句话说得很好，地方民间文化工作者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不要去干涉他们的工作，也很难展开合作工作 ......民俗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许多假的东西也变成大家传承的民俗了，如鹊桥相会，我的研究则认为也有鸦桥相会的，但是现在民众并不认同，这是真还是假？所以关键不在真与假的问题，关键在于对民众的感情与想象的认同与否问题，不认同那就不认同。可问题是学者不认同，但民众却认同，所以，要慎言“伪民俗”一词，有些事情弄假成真，慢慢就会成为地方的民俗的。

以上的見解可說是鞭策入裡
也為我們指出了一條研究的路徑：
以觀察其演變的眼光來看待民俗信仰的發展
而不以真與偽的探尋來作為研究的終極目的

子曰诗云

   陈泳超在《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神话复原”的学理分析——以伏羲女娲与“洪水后兄妹配偶再殖人类”神话为例》的论文，对这个问题有所“破题”。
  

雪村友梅

吕微 于 2006-10-5 13:43 写道：
前些日子,孙正国兄来约稿,题目是"传统资源转换",实在没有什么想法,却又碍于情面,只得随意写了几句意见,至今想来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但此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就是现在再问我,也仍然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刘惠萍先生又提出 ......

      友梅以为，老大所言甚是。说来这甚至是一个关乎文明自身两种力量的话题。也是一个完全不可能找到终极结论的话题。
     从历史发展经验来说，在经学世界，“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都是出过大家的，并且都推动了文化的演进。
    说到个人的立场，天下滔滔，天下嚷嚷。我想在浮躁的现实社会，能有一番坚持已经难得。
    其实没有人能挽狂澜于既倒，“发明”也因为社会本身的需要自有必然的逻辑展开。它不会因为部分学者的呼吁而完全止步于“传统”。我们的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汉代是伟大的时代。而当年叔孙通制礼作乐，他的工作不仅影响两汉朝仪，并且由此对后来中国古代礼仪文化发展留下了厚重的影子。所以司马迁也赞美他“知时变”，为一代礼仪之师。但是，作为另一极的鲁两生的价值同样也是一种标准。
    重要的是，你选择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更看重什么？
    还有要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如此选择，如此判断？
   

戈兰

想起一句“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我认为，夫子此言，已经把学者该做的事一言以蔽之了，学者的使命就是“述”，因为文化传统及其意义会因着时代的变化而被遗忘的，因此需要不同时代的学者不断地“绍述”，以免传统失坠，斯文扫地。
“造作”和“发明”，是生活的需要，因此也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每一个人出于自己的天赋本能和具体情境，都知道该做什么不该作什么。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情况常常并不是这样简单，太多的造作，比如说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大部分造作，并非是出于天赋的生活权利，而是出于既得利益者的专横权力，是他们为了个人私利打着传统和民俗的旗号而恣意造作，巧取豪夺，这种制作的目的初非为了人民谋福利，也非为了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其制作的结果也往往是导致有限资源的浪费和自然、社会环境的恶化乃至传统的歪曲和丑化，而学者参与这样的造作，就难免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嫌疑了，结果是既害了学术，又无益于社会，所谓学术，成了为虎作伥的勾当。
因此，真伪民俗的判断其实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与民主有关的问题。判断一种所谓新民俗算不算是真正的民俗，或者只是伪民俗，关键是看它是不是表现了“民众”的生活愿望，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民俗学家的意见，而是人民的意见。问题是在我们这个民主议决机制和社区政治尚不健全的国家中，人民的意见通常是听不到的，总是被官府的意见所“代表”的。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在我们民俗学的范畴内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在现行的体制下，民俗学这样一个小小学科的声音终究是无力的，即使你的声音经过各种渠道被社会的决策者听见了，发挥了效益，也往往早已被扭曲了，最后事与愿违，一片好心可能酿成恶果，成了权贵者独断专行的幌子。当此之际，我们能够做的也许只是安分守己，守住自家的门户，守住学术求真的底线，保持学术的清静和纯洁。在举世滔滔、沧海横流之际，能够站稳脚跟而“无所作为”，其实也不失是一种英雄本色。我想这其实就是孔子告诫“述而不作”的本意吧。





[ 本帖由 戈兰 于 2006-10-6 09:19 最后编辑 ]

宜家

接着上面诸位高手们的讨论：

有个关于裁判的故事讲到，三个裁判对判坏球和好球的说法意见不同。第一个裁判说：“他们怎样做，我就怎样判。”第二个裁判说：“我看到了什么，就判成什么。”第三个裁判，也被认为是最聪明的裁判说：“在我裁判之前，什么都不算。”

有的学者就开始分析了：第三个裁判之所以高明，因为他认识到社会现实的主体间的本质，而且意识到这一现实本质上就是语言的，社会现象是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存在的，只有当人们的行为被社会行为者所质询或对话的时候才成为有意义的人类事件。我想，我们的民俗学者就像裁判一样，当学者判定“好民俗”时，他是在确认固定在民间文化中的整个制度化的意义体系。故而，每个民俗学者都可能有成为最聪明的那个“裁判”的责任。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现实最终是由参与文化生产的所有成员的话语塑造而成的，而且在这一话语中，潜藏或明显地表达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统治权力的旨趣。我们要做的也正是反思民俗话语何以在民间依赖这种意识形态意义结构发生作用，或者说，民俗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如何形成互惠（或共谋）形态而满足彼此的发展需求的。

祝各位中秋愉快！

[ 本帖由 宜家 于 2006-10-6 23:45 最后编辑 ]

宣炳善

戈兰 于 2006-10-6 09:17 写道：
想起一句“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我认为，夫子此言，已经把学者该做的事一言以蔽之了，学者的使命就是“述”，因为文化传统及其意义会因着时代的变化而被遗忘的，因此需要不同时代 ......

戈兰兄说“判断一种所谓新民俗算不算是真正的民俗，或者只是伪民俗，关键是看它是不是表现了“民众”的生活愿望，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民俗学家的意见，而是人民的意见。”其言甚确，不过也有一个问题，可能戈兰兄不太意识到，就是对于真伪民俗判断的话语权，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是民众往往没有这个判定的权力，有这个权力的是学者与知识分子。因为民众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目前他们只能被人表达。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对苏童小说《妻妾成群》的改编，意象变成了象征宠幸与性生活的红灯笼，所以，许多文艺学的学者写了无数的文章批评张艺谋的这个电影的这个红灯笼的象征是伪民俗，这就是学者的话语权，而民众对这个电影的声音我们却听不到。当然，张艺谋的这个红灯笼的运用确实是“伪民俗”，因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红灯笼不是宠幸与性生活的象征。由于学者们有话语权，因此说这个是“伪民俗”，那个也是“伪民俗”时，就要特别小心，否则弄真成假，那就是造孽了。
    另外， 戈兰兄说“真伪民俗的判断其实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与民主有关的问题。”这话与我心有戚戚焉。在民俗研究中求真是一个大的路向，我们每个研究者都要做的，但同时民俗学者也要有民俗学学科的文化政治学意识，也就是对民俗与政治的关系不可不察，也要展开研究。因为民俗研究不是自然科学研究，后者可以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民俗不是地下的矿物，它是社会的产物，所以很难完全做纯而纯的研究主体无动于衷的研究。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明后天再说吧。

黄景春

刘惠萍老师的这个题目是一个专业问题，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老大从哲学的高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尤为启发视听，拓展思路。
我们今天视作“传统”的那些，正如宣炳善所说，来路很驳杂，有些就是一些历史的误会，而学者的责任是寻求真相，哪怕是历史误会的真相。不同界面上的人，所看到的“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掌握的理论和资料使他足以看到地层下面有石油，而有的人只能看到大地上的植被。刚才恰好看到这样一篇报道，顺便引用一下：
“中新网10月6日电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美国宇航局四日宣布，天文学家通过‘哈勃’太空望远镜新近发现了16颗太阳系外行星……。”
从理论上说，仅在太阳系外的银河系，就应该有无数颗行星（天文学家推测仅大于木星的就超过60亿颗），可是人类的肉眼一颗也看不到。就连太阳系内的行星，肉眼也只能看到6颗。借助于各类天文望远镜，我们不断发现天空的奥秘（算是一种“发明”吧）。可是，我们看到的现象，跟实际的真相仍有很大距离。哈勃望远镜也只看到银河系16颗行星，它也远远没有看到全部的真相。那么，人类求“真”的路途还有多遥远？求“真”是一个有止境的征程吗？
求“真”就意味着要有所发现和发明。那么，如何的发明才是合辙的、道德的呢？老大说：“我自己关于‘事物性质’和‘事情意义’两个世界的说法，康德早就说了。康德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两个世界应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如果说性质世界的判断标准是‘真’，那么意义世界的判断标准则是‘善’，因此，用性质世界的标准‘真’来判断意义世界，那一定摸不着头脑，而用‘善’来判断意义，则意义之高下自见。”可是，求“真”无止境，求“善”则可随遇而安。当求“真”与求“善”发生矛盾对立，恰如今天传统之“真”与发明之“善”发生了矛盾，我等又如何措身其间呢？
就神话研究而言，学者们孜孜以求其真相、真源、真身、真理，捻断了一篮子髭须，“真”犹抱琵琶半遮面，其是也？其非也？尚然无有定论。而地方知识分子（爱东称其为“地方文化工作者”）却怡然自得，率然而动，秉持弘扬乡土文化、发展家乡经济之“公义”，依据当地“活态神话”，认定历史文献所载，出土文物所示，皆明乎我乡乃某神之故里、某神话之渊源。于是，地方官决策、投资、开发、建庙、文化节、旅游节……。“善”则善矣，其“真”何在？
当“善”与“真”相捍格，如何应对这个“善”？老大在给孙正国的那篇谈传统资源转换的那篇文章（其实很精彩！）中说：“在神话资源转化问题上，学者的立场也就是求真的立场。” 毫无疑问，求“真”是学者应有的基本立场，也应是学者要坚守的一个底线。可是，面对这遍地的求“善”之风，“发明”浪潮，学者们就不能有所作为吗？我们无法拨乱反正（戈兰说“这个问题在我们民俗学的范畴内是无法解决的”，甚是！），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尽一点呐喊的责任。我们应该发出一点“真”的声音，让“发明”至少不要太离谱、太过分，让“发明”沿着一定的逻辑轨道行进。
可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是相反的情况：一部分高校、研究机构的教授、研究员早已成为这场“发明”浪潮的弄潮儿，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在推波助澜，开时代之风气。甚至在一次神话学术研讨会上，一些民间知识分子面对求“真”的诉求责备道：“关起门来搞研究，不结合实际，只有死路一条！”他们要求学者“结合实际”，加入到他们的“发明”浪潮中，眼见得求“真”的阵地都受到求“善”的攻击，说不定有些学者在某些利益的驱动下还会反水，有一天学者的阵地会更多地失守沦陷。
事急矣！刘惠萍老师的问题提出的正是时候！